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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生活》是民国时期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的一种地方性刊物，从1932年5月创刊至1933年7月停刊，共发行57期。该刊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它所载文章的内容涉及地方教育、地方文艺、地方文化、学术研究、社会风气改良等方面，对我们认识当时的云南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遗憾的是，这套期刊并未为大家所熟知。鉴于该刊对当时云南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拟对其作一系统、详细的介绍。  《民众生活》的创办，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严峻的国际形势使当时的国民政府重新思索救国的办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然而，国难当头，光靠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人民大众的觉醒及其对政府的支持。“要挽救国难，百年大计，仍不能不归于民众的觉醒、民族思想的恢复、生产的发展，以及政治社会的改造。”在这种情况下，使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政治认知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唤起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变得尤为重要。其二，国民政府宣布“训政”后采取了新的教育民众的措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考虑如何完成孙中山先生关于“唤起民众，筹备自治，完成训政”的遗愿，于1928年5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实施民众教育及确定社会教育案》，将社会教育列为“训政”的主要措施。自此，南京国民政府将社会教育以法律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于1932年2月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通令全国各省市县依照规程设立民众教育馆，推行民众教育，使民众教育“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其三，云南省遵教育部令办理民众教育事业。在其他各省市纷纷兴办民众教育事业的同时，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设立民众教育馆，兴办各项社会教育事业。1932年3月，省教育厅向云南省各市县转发了教育部颁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并于4月制定颁布了《设置改进全省民众教育馆计划》，通令全省遵照二者积极办理民众教育事业。1932年4月，云南省教育厅设立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昆华民众教育馆”），将其作为云南“全省民众教育之中心实验机关”。昆华民众教育馆因而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出版刊物来对云南的广大民众实施社会教育。《民众生活》便是基于以上三种原因应运而生的。 1932年5月10日，《民众生活》由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部创办于昆明，为周刊，至1933年7月停刊，共发行57期。其版面，以每页裁新闻纸十六开，分三台，每台二十行，每行十五字，每页九百余字。封面外页印有刊名、本期要目及出版时间，封底里页印有该刊简章、投稿规则、代售规章及编辑发行者、分售处、印刷者、定价等。至于该刊的宗旨，是阐发民众教育，指导民众生活并研究学术。昆华民众教育馆馆长陈玉科也在的发刊词中说：“本刊发行，其愿望有三点：（一）启迪民智，焕发民族意识，扫除愚昧、怯懦、散漫的恶习。（二）本刊的发行，一以作馆内施行各种试验之报告，一以供馆外热心志士之探讨。（三）作交换心得，砥砺学术之用。”《民众生活》便是以这样的宗旨和任务向普通大众介绍正确科学的生产生活技能、讨论云南及全国其他地方的民众教育问题、促进学术发展等，所以在内容上辟有“论著”、“专载”、“叙述”、“译述”、“文艺”、“调查”、“通讯”、“时评”、“民众生活谈荟”、“书报介绍”、“法规”、“民教消息”、“馆务消息”等栏目，并根据民众的实际需要发行了美术展览会、图书馆、婚姻问题、书画展览会、仇货展览会、破除迷信、天足运动、俭约运动、民教实验区九大专号，涉及面广，内容充实。当然，不是每一期《民众生活》都囊括以上所有栏目，而是“每期刊行，不拘各栏均备，因稿件多寡得酌量伸缩之”。至于该刊稿件来源，据该刊的投稿规则可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昆华民众教育馆的馆员所编撰，一是外界人士的投稿。 1933年7月，《民众生活》停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该刊涉及面过广，使其无论是在民众教育事业的讨论方面，还是对民众生产生活的指导方面，或是学术的提倡方面，都不够精专，从而导致其教育对象模糊。前馆长陈玉科在赴美考察前也说：“今后我们办一种出版物，只能确定以一部分民众为对象，我们教育馆的出版物，事实上需要办三种才行。”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部在“本馆一年来工作报告专号”中也提到该刊由于担负着三大任务（即阐发民众教育、指导民众生活及研究学术）使得其内容和形式既不专门又不通俗，无法真正做到以全民为教育对象。基于此，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部乃商承继任馆长周立慈将该刊停版，另出《云南民众教育》（即后来的《昆华民众教育》）、《昆华读书杂志》及新的《民众生活》三种刊物。  一份期刊的发文量主要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考査，一是该刊的总载文量，一是该刊各栏目的载文量。通过分析发文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一份期刊的发展情况及特色。 期刊的载文量实际上就是指某一期刊在一定时段内所刊载的总的论文数，这个刊载数量能够反映出一份期刊的信息总量、信息传递和信息输出的能力。 表1《民众生活》总裁文量统计表
一份期刊各栏目的载文量可以反映出该刊物的发文重点和办刊特色，同时也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它。 表2《民众生活》各栏目载文量统计表
“时评”栏目共载文37篇，占总载文量的8.5%，其主旨紧跟政局形势，探讨重大问题，以引起人们对当时国际国内及省内时局的关注。如署名“一生”者在《华北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一文中指出华北停战协定签订后各方反应及此后该采取的措施。又如署名“微尘”者在《汪精卫赴欧养病》一文中针对汪精卫赴欧养病一事发表自己的观点。 “馆务消息”栏目主要是向各界公开近期昆华民众教育馆的部分工作情况，并根据需要宣传和介绍部分馆务内容，从而使广大民众更全面地了解昆华民众教育馆的工作进展。同时，该栏目的设置也是为了广泛征集各界人士对于昆华民众教育馆工作的一些意见。如第三十三期的馆务消息之一就是记录于前一天开展的“星期旅行团”，并指出组织“星期旅行团”的目的是“为培养身心，提倡高尚娱乐起见”。 “民众生活谈荟”栏目是昆华民众教育馆为向普通民众灌输生产生活常识而设置的。所刊文章有《地震的心理》、《科学养蜂谈》、《常识问答十五则》、《自由平等解释》及《毒气战争的防毒法》等。 “民教消息”栏目的主要任务在于及时向大家传达全国各地民众教育的情况，以供热心民教事业者参考和探讨。如第四十九期登载的民教消息之一是《介绍江西民教实验区之组织与设施》，又如第五十六期登载了《上海市立图书馆之建设及藏书统计》。 “法规”栏目主要登载昆华民众教育馆的相关规章制度。“专载”栏目则连载一些篇幅较长且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社会教育意义的文章，如夏光南的《回回与蒙族移植滇南论》及陈秉仁的《民众生活中的时间问题》等。 “叙述”栏目主要登载游记类和小说故事类的文章，而“通讯”栏目则是编者专为解答广大民众在生活、家庭、婚姻、法律、职业等方面的各种疑问而设置的。该刊还根据每期投稿的类别酌情设有“译述”、“调査”、“文艺”、“书报介绍”等栏目，以满足各界人士的阅读需要。 前述该刊的宗旨是“灌输正常启示，用作民教的理论与实施方面的讨论阐扬及砥砺学术”，所以其内容主要是对民众的生产生活的教育、政治觉悟尤其是爱国思想的教育、民教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讨论以及促进学术发展等方面。据统计，该刊在民众教育方面共发文250多篇，学术探讨方面有30多篇，促进民众高雅娱乐方面的也有数篇。 主要向大众介绍科学的生产方法及革除生活陋习的办法。如《组织青年生产消费合作社的一个建议》、《云南农村改造的道路》、《改革农村茶园刍议》、《科学养蜂谈》等都在推广科学生产；而破除迷信、天足运动、俭约运动及婚姻问题四大专号则是专门介绍封建社会各种陋习的危害及去除这些陋习的措施，从而达到启迪民智、扫除愚昧的目的。 该刊“论著”和“时事述评”两栏目中所刊登的文章多是作者在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及省内各种政治形势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介绍他人对此的主张、建议、评价等，并用浅显语言向读者传达爱国情感。尤为重要的是，该刊设有“仇货展览会专号”，集中向民众灌输抵制日货、抗日救国的爱国意识，载文包括《抵制日货的方法和途径》、《仇货展览会的使命》等。 主要阐发民众教育的对象、范围、功能，并及时刊登民众教育实施的情况以供热心人士了解并提出宝贵意见。如《民众教育是什么》、《全国实施民众教育的概况》、《云南近三年来对于民众教育的规划与实施》、《如何建立民众教育的理论》等。此外，民教实验区专号专门介绍实验区推广民众教育的情况及经验教训，其中还集中介绍了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莲德实验区的施教情况。 主要刊登关于历史学、自然科学、民俗学方面的文章，以供学术界“交换心得，砥砺学术之用”。历史学方面如《元史列传中滇官与其政治生活》、《哈喇章与察罕章考》等，自然科学方面如《道光十三年云南全省大地震的研究》、《云南之气候与植物分布》、《东盟气候蠡测残稿》等，民俗学方面如《云南夷人之风俗及其生活状况》、《改良中原祭祖风俗谈》等。 主要刊登诗歌、小说、歌剧、戏剧、演讲类的文章，以引起民众对高雅娱乐方面的兴趣。如《欧洲中世纪时代浪漫文学的高度美》、《青天白日》（通俗剧）等。其中，美术展览会专号专门记录昆华民众教育馆历次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登载了多篇阐述美术理论的文章，以满足热爱美术者的需求。  《民众生活》自发行以来，一直遵循“灌输正常启示、用作民教的理论与实施方面的讨论阐扬及砥砺学术”的原则为普通民众和学术界服务，因此取得了不少成效，这主要体现在它的社会影响力及它对学术界的贡献两方面。 《民众生活》发行以后收效良好，在赢得民众的关注和支持的同时，也基本达到了编者创办该刊的目的。据《云南民众教育》记载：“如像图书馆问题、婚姻问题、破除迷信专号、天足运动专号、俭约问题等各专号，一经出版，不日即销售一空。又如通讯栏的解答，不管是婚姻方面、职业方面、日常事务方面，以至医药卫生方面，都得到各地民众的深切注意与信仰。”，另外，很多读者来信表达对该刊的喜爱，如第五十七期中，有一青年读者来信表达他对该刊的钟爱，并说明因经济拮据无力购买该刊，希望编辑部能免费赠他几期刊物；还有读者通过“通讯”栏目向编者请教生活上的问题，如第二十期有一青年读者写信向编辑请教该不该接受家里安排的婚姻；第五十七期“编者的话”中提到很多热心人士的投稿因为时间关系和篇幅的限制未能登载，而只能择其一二登在即将出版的《民众生活》的副刊《小生活》上。由此可见，很多民众对该刊都非常信赖和喜爱，这说明该刊确实起到了教育民众的作用，而这正是岀版该刊的编者们所期望的结果。 据《云南行政纪实》记载，云南省的社会教育在前清办学之初虽有宣讲所之设，但其目的在自治而非教育的设施。直到1912年，当时的教育司才增设通俗教育科，专办社会教育事务。但成效不大，遵照饬令办理者寥寥无几。1930年，云南教育厅制订《云南省全省各县实施民众教育计划》，通令全省一体遵办，“务期于六年训政期内使全省青年及失学民众均得受相当识字训练及公民训练”。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该刊严格遵循省教育厅训令，本着“对民众灌输正常启示”和“作馆内实行各种试验之报告及作民教理论与实施方面之讨论”的社会教育原则，将对普通民众的教育和启示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所以，该刊所登载的文章题目中直接有“教育”二字的就有四十多篇，其余涉及社会教育的文章也有数篇，这类文章，每期均有刊登，且紧扣本刊主题。在这一系列文章中，讨论民教理论的有蒋茂春的《怎样实施民众教育》、艾司的《怎样推进云南农村民众教育》、马梦良的《民教实验区的理论与实际》、范义田的《如何建立民众教育的理论》等，这些文章全面阐述了民众教育的对象、范围、目的、方法等，为云南省民众教育的实施提供科学的指导；而周立慈的《云南近三年来对于民众教育的规划与实施》及《全国实施民众教育的概况》、查宗藩的《昭通教育之概况》、李春伶的《外县民教状况一般》等则是注重记述云南省民众教育实践，这类文章在帮助大家了解全国及省内各地民众教育实施情况的同时，还提供了各地实施民众教育的得失经验，从而为云南省推行民众教育提供很好的借鉴。如《昭通民众教育馆现况一瞥》一文指出昭通民众教育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馆内的陈列室、棋弈室因无人管理而被社会上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占用来赌博，甚至还有一些流浪的人直接住进馆内等，通过介绍这些不良现象，给省内其他民众教育馆以警示，从而促进对民众教育馆的合理运营和科学管理，使民众教育馆真正成为“灌输常识，协助民众”，的地方；《改革农村茶园刍议》、《科学养蜂谈》、《新青年对旧式婚姻应取的态度》、《致缠足女同胞的信》等都是旨在给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予科学指导的文章；《国难与民众教育》、《人类生活与国家存在》等文章通过浅显的语言向大众传达爱国的思想，并向实施民教者说明当前民众教育的任务所在；而《欧洲中世纪时代浪漫文学的高度美》、《青天白日》（通俗剧）等文章都是旨在促进民众的高雅娱乐。另外，该刊每一期还插有一些国际国内新闻、生活小常识、对省外其他民众刊物的推广及历史典故等。如第四期第6页登载了一条关于“美国失业者达七百万”的新闻，而在第18页又登载了一条奇闻：“一百五十二岁的老妪”；第十五期第8页插载生活常识“洗草帽的方法”；第二十六期第12页插载“《浙江民众教育》第二号要目”；第四十三期第20页登关于“霓裳羽衣曲”的介绍。这些小短文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生活，还通过浅显的文字对人们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总之，《民众生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了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最终使广大民众在受到各种切要知识熏陶的同时，其生产生活技能也取得巨大的进步，这些关于社会教育的文章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教育也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概览》一书在介绍该刊时指出：“本刊为适应云南学界环境，提高学术空气起见，绝对公开，不拘一格。来稿不论出于何人，均尽量设法刊载，使成为云南学界喉舌，并为与国内外人士交换知识之资。”值得肯定的是，该刊鼓励各界踊跃投稿的做法不仅因此获得很多颇具学术价值的文章，也活跃了当时云南学术界的气氛，从而为当时甚至当今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时任昆华民众教育馆馆长的陈玉科也在《民众生活》的发刊词中说：“以本省情形论，今日论坛上的空疏浅薄，学术研究上的沉闷无聊，个人学识上的感觉缺乏恐慌，乃至政治上经济上种种压迫刺激，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窒息，即一种颓废、弛懈、苟安、消极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谓之'民族的慢性自杀'。若任其持续推行，影响于社会文化的衰落，必匪浅鲜。解脱这种精神上的苦闷，其道至多；而在智识上求充实，理论上寻出路，精神上求慰安，实为根本上最善的解脱法。同人除发起组织读书会，借以提高读书兴趣，促进读书效率之外，更发行本刊，以作交换心得，砥砺学术之用，区区之意，即在于斯。”，由此可见，《民众生活》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改善云南学术界环境，促进云南学术研究的发展。 在历史学方面，该刊登载的众多文章，为学术界研究云南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其中夏光南所著《元史列传中之滇官与其政治生活》在《民众生活》第二十九、三十三、三十四期上连载。此文通过对《元史·列传》中在云南任职或被贬戍云南为官的74名官员的生平、任官情形等方面的史料进行梳理、汇集，总结出几点结论，比如：“1.元于滇之统治，虽以蒙古及色目族总揽大权，然以从政之人数较，殆不及汉族之多。盖七十四人中，蒙人二十二员，藏人一员，色目人二十四员，汉人二十七员。2.按《元史·列传》所举任滇之七十四人中，属于世祖时者五十二人，成宗时者十人，仁宗英宗文宗三朝各二人，顺帝朝四人，不详何时二人。以此论之，是则任滇者成宗后即萎缩不振。”这篇文章对于学术界研究元朝对云南的政治统治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作者摘录出的各滇官的相关史料为学界研究各滇官个人生命史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作者通过整理史料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可为后人研究元代云南史提供理论依据。夏光南的其他文章如《哈喇章与察罕章考》《回回与蒙族移殖滇南论》《云南元代之宗教生活与遗物》《元代滇之寸白军》《河西路南两县残余蒙古族考》《元代滇之政治统系论》及《马可波罗与云南》均可算是较早探讨元代云南史研究问题的文章，这为后人研究元代云南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李拂一译的《车里宣慰司世系考》、雷健中的《外蒙古史地摘要》、陈秉仁的演讲稿《昭八属之历史与地理》、普剑魔的《评总理纪念歌》及扶桑的《人类婚姻之史的变革》等都是民国时期云南历史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其中的观点和史实对于今天学术界的历史研究仍具有重要价值。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众生活》中收录的历史学方面的文章多为夏光南所著，如《哈喇章与察罕章考》《回回与蒙族移殖滇南论》《云南元代之宗教生活与遗物》《元代滇之寸白军》《元史列传中滇官与其政治生活》等，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夏氏所著的《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中，只是在收录时一些文章的名称略作了修改，将“哈喇章与察罕章考”改为“哈喇章与察罕章”；将“回回与蒙族移殖滇南论”改为“蒙族回族之移滇”；将“云南元代之宗教生活与遗物”改为“元代滇宗教之盛”；“元史列传中滇官与其政治生活”改为“元史滇官之列传”等。《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乃夏光南先生多年来通过辨析、考证相关历史典籍后汇编的一部专门探讨元代云南历史的著作，为当时的元代云南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学者金兆梓在为《元代云南史地丛考》所作的序中提到：“云南自蒙氏南诏自外中国后，文物制度，久不见于中国之史乘。元人得云南，一切就蒙古语言谐音选译，如'哈喇章’、'察罕章’之类，令人不可复究诘，不有以博稽而参证之，抑非徒治元史者障翳横生，即云南之为云南，亦几成新辟之遐荒矣。会泽夏光南先生网罗古今中外典籍，勒成《元代史地丛考》一书，取其人其地之名实分歧者一一参互而定正之，取典章文物之易滋疑误者一一爬疏而釐析之，使此久沈晦傻之重要史料一旦而昭若发蒙，非特治元史者于此更得一新汇鑰，即元前元后之云南史乘亦借以由断续而始末贯穿。'疏通知远’是书有焉。”然而，《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的价值和影响不仅限于当时，它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也有着较大的影响，这从他人的著作或文章对其的引用和强调中便可略见一斑。云南史研究或者说西南史研究方面以《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为引证史料或主要参考文献的有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续云南通志长编》与《新纂云南通志》，杨兆均主编的《云南回族史》，方铁、方慧著的《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陆韧的《云南对外交通史》，方铁主编的《西南通史》以及张豫昆所著《云南烹饪史略》等；宋史研究方面以《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为引证史料或主要参考文献的有胡忌的《宋金杂剧考》及宋史座谈会编的《宋史研究集》等；元史研究方面以《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为引证史料或主要参考文献的有刘晓的《元史研究》及杨锡禄的《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等；宗教史研究方面以《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为引证史料或主要参考文献的有纪华传的《江南古佛：中峰明本与元代禅宗》及连瑞枝的《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等；民族史研究方面以《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为引证史料或主要参考文献的有胡振华的《中国回族》及石硕主编的《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等；其他史学研究以《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为引证史料或主要参考文献的有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主编的《郑和研究资料选编》及刘叙杰编的《刘敦桢建筑史论著选集1927-1997）等。据统计，《元代云南史地丛考》将近一半的文章都是来源于《民众生活》，故而，该刊的学术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 在自然科学方面，《民众生活》也刊登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褚守庄译的《云南气候与植物分布》、夏光南的《东蒙气象蠡测残稿》、陈秉仁的《怎么知道流星雨要出现》及《道光十三年云南全省大地震的研究》等，其中《道光十三年云南全省大地震的研究》首先介绍道光十三年阴历七月二十三日云南全省各地地震的情形及伤亡情况，紧接着分析此次地震的强弱程度、震源以及地震的原因，然后将此次地震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地震作比较，得出“此次地震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规律性”的结论，并根据得出的规律预测出下一次地震的时间，最后提出许多应对地震的措施。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篇文章在科学性方面存在稍有不妥之处，但文中列举的历史上各时期同一地区发生地震的情况以及所提出的措施确实能为我们今天研究如何应对地震、减少地震伤亡提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多为陈秉仁所写，据潘先林教授的《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一书所载内容可知，陈秉仁乃云南近代天气、气象、地震学的先驱者，曾经赴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及紫金山天文台学习，后又相继担任昆明气象测候所所长、云南气象学会主席及云南省博物馆馆长等职，所以他所撰写的论文在当时可算是云南自然科学界的权威。又据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的《昆华民众教育》记载，陈秉仁曾任昆华民众教育馆陈列部科学室指导员，这样的身份更便于他通过《民众生活》与学界探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问题。正因如此，《民众生活》逐渐成为当时云南学术界探讨、交流自然科学问题的主要媒介。 在民俗学方面，罗钟岳的《云南民族之历史及其生活状况》、《云南夷人之风俗及生活状况》及林曲的《改良中原祭祖风俗谈》等从不同角度记载了云南境内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学术界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留下了珍贵资料。其中《云南夷人之风俗及生活状况》一文主要分三部分：首先阐述云南现有民族的来源，然后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域，分别从迤东、迤西、迤南、滇中四个区域来谈云南境内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最后根据各民族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比如作者指出：“云南夷人较著者，曰苗人、曰摆夷、曰罗罗蛮、曰西番，虽然他们的种族不是一源，但他们的风俗习惯，有共同之点，如重女轻男、以牛为财产、以跳舞为婚姻媒介等。”，在今天看来，文章所存在的偏颇之处不可避免，但其内容是建立在作者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所以文中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的记载对于今天的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民众生活》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如一些文章中存在错字、别字，期刊本身更存在页码编排错乱的情况，这当是编辑的疏忽所致。另外，由于《民众生活》内容涉及面过广，不免出现内容杂乱无重点的情况，从而导致该刊的发行目的不明确。如同编者在第五十七期中说到的：“我们得大概检阅一下：本刊五十七期中，对于民教的阐发讨论的文字登载较少，为第一种缺点；对于民众生活的指导较少，为第二种缺点；对于学术的提倡没有一定范围，为第三种缺点；由这三种缺点的混合，使本刊的教育对象模糊，是为第四种缺点。”这些缺陷与不足最终导致了该刊的停版。但总的来说，《民众生活》的发行是与民国时期云南实施社会教育的情况及学术发展的情况紧密相连的，当时的省政府及教育厅通过该刊，不仅使云南普通民众得到思想上、生活上的教育和启迪，也使日益萧条的学术气氛得以改善和发展。所以，《民众生活》虽有不足之处，但其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作者简介：杨秋艳(1985-)，女，云南曲靖人，历史学硕士，昆明长城中学教师。载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55~56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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