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云南偰氏家族来源与其多元文化考论

滇史 202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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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偰氏的来源有江西南昌、江苏溧阳、赛典赤后人三种说法，始迁祖是来自溧阳的偰士忠最可信。云南偰氏的文学活动展现了这一家族主动向外开拓，参与不同宗教的文化交流，与居住地文化群体开展良性互动，拓展自身的文学能力，促进文化心态的开放，也使家族文人始终与当地文坛保持紧密联系。云南偰氏文化是明清时期姚安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造就的，是以汉文化为底蕴，边疆多元文化砥砺、交融而成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云南；偰氏家族；来源；多元文化

作者简介：杨绍固（1977—），男，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新疆大学新疆文献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从事少数民族文史、域外汉籍研究。刊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偰氏是蒙元时期从西域高昌回鹘迁入中土的色目人家族，因其祖先曾居住在偰辇杰河（今色楞格河）流域，故以偰为姓。这一家族曾兴盛于元代，元初家族成员以色目人身份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元代中期又有多人考中进士，家族以“三节六桂”【1】享誉一时。元代偰氏分化为福建建阳、江西南昌、江苏溧阳三支。元末明初，溧阳偰氏又分化出（安徽）和州、高丽庆州两个支系。大约明朝永乐年间一支偰氏迁居云南姚安，目前这支偰氏的来源有江西南昌、江苏溧阳、赛典赤后人三种说法。姚安偰氏受当地环境影响信仰了伊斯兰教，成为回族。目前，该家族分布在楚雄、大理、丽江等地。

目前学术界对偰氏家族的研究侧重于元明时期该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贡献与明丽外交，对云南偰氏研究较少。陈垣先生最早研究偰氏家族的世系和宗教信仰，其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的《摩尼教世家之儒学篇》根据《偰氏家传》《新唐书》等文献钩考了偰氏家族来源于唐时突厥贵族暾欲谷，后融入高昌回鹘族属。【2】美国学者Machael C.Brose在其博士论文《元末明初畏兀儿精英的生存策略》（Strategies of Survival Uyghur Elites in Yuan and Early-ming China）【3】和专著《臣服者和征服者：蒙古帝国的畏兀儿人》（Subjects and Masters：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4】中对明初偰氏家族的生存状况和政治、文化选择进行研究，但很少涉及云南偰氏的文学创作。偰氏后人偰映飞编撰的《偰氏宗谱考略》对云南偰氏的来源、家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考述，使用了大量家族成员保存的第一手民间文献。云南大学姚继德教授为宗谱考略所作的序，也有较高学术价值。【5】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十四）》对偰维贤及姚安偰氏来源进行了考证【6】。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利用方志、家谱文献对云南偰氏的来源及其文化进行考论，希望能对偰氏家族、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有所贡献。

一、云南偰氏的来历及其文化

对云南偰氏始祖的记载，目前笔者所见资料有三种。霍士廉等纂《民国姚安县志》记载：“（云南姚安偰氏）始迁祖为偰斯，原籍溧阳，明代迁居姚安，住北街，已历十代。有十户，著名后裔有维贤、开远、仁忠、云、汝为、文倬、必达，然无族谱。”[1]卷36，39该书又记载：“明洪武间，有偰烈篪者，率教徒移入大姚缴末，后渐入县境，居花邑村，繁殖颇速。”[1]卷55，277另外《赛典赤家谱》却记载：“（赛典赤·赡思丁家族）四十一世祖（马）三乐，姚州城内，是为姚州城内偰氏、马氏始祖。”[2]第一种说法不可能成立，因为偰斯是明朝初年的著名色目官员，曾历任户部、吏部、礼部尚书，其他文献中未见有他迁居姚安的记载，而且今天在江苏省溧阳市沙涨村还保存有偰斯的陵墓和墓碑。民国五年偰氏后人偰庚的《沙溪偰氏宗谱》也明确记载偰斯是在卸任尚书后病逝于溧阳沙溪。第二种说法也不可能成立，《新元史》记载偰烈篪在元末守御龙兴城时壮烈牺牲，【7】明代南昌城墙上的偰家楼就是为纪念他而建的，而且也未见其他文献有他信仰伊斯兰教的记载。第三种说法更不可能成立，偰姓早在元代就成为江南色目官僚世家，同一时期赛典赤家族则是蒙元统治者治理云南的支柱，也是一个著名的色目官僚世家，赛典赤后人姓偰很有可能是偰氏后人入赘马家，按照当地白族“长子立嗣，次子归宗”[3]的风俗，次子一支保留偰姓。

云南偰氏后人偰映飞认为其始迁祖是偰斯的孙子偰士忠，在溧阳的家谱中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偰士权。【8】笔者认同这个说法。《云南通志》记载：“偰士忠，江南溧阳人，明学士，偰斯之裔，官于姚，有惠政，因卜居焉。”[4]《康熙姚州志》记载：“明偰士忠，进士偰斯之后，任四川崇庆州判，原籍江西南昌府□□县，……后迁于姚，因家焉。”[5]偰庚《沙溪偰氏宗谱》记载偰斯有一子偰镛，偰镛有三子：偰士权、偰士器、偰士衡，偰士权曾任崇州州判，迁徙不详。【9】偰士忠、偰士权都是偰斯之后，都曾任崇州州判，由此可以断定两者是同一个人。偰士忠的原籍怎么是南昌呢？这和偰氏定姓第一人偰文质有关。元代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偰文质）既而引年休致，家于豫章东湖之上。”[6]元代黄溍《魏郡夫人伟吾氏墓志铭》记载：“尚书（偰哲笃）出佥广东宪司事，弹劾无所避，忤大臣意，解印绶径去，与夫人至江东。时忠襄（偰文质谥号）方买地于溧阳州永成乡沙溪之上，奉忠愍（合剌普华谥号）而下六丧，以昭穆序葬。”[7]豫章是南昌的代称，偰文质晚年自南昌搬迁至溧阳，按照元代蒙古人的传统，由小儿子留祖居地守业，他的第五个儿子偰列篪留在了南昌。可见，云南偰氏始迁祖是偰士忠比较可信。云南偰氏家族的源流世系是这样的：合剌普华→偰文质→偰哲笃→偰斯→偰镛→偰士忠（权）（“→”表示生育关系）。

偰氏祖先由漠北蒙古高原迁徙到西域高昌，又从高昌几经辗转迁到江南的南昌和溧阳，几乎每一次迁徙后都能很好地融入到当地，成为迁入地的名门望族。偰氏先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民族文化环境不同，他们可能信仰过摩尼教、佛教，但从未信仰过伊斯兰教。迁到溧阳后，通过元末偰氏名人偰玉立、偰逊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兼有佛、道思想。云南偰氏宗教信仰的改变更能体现其家族强大的环境适应性。根据现有资料还无法断定云南偰氏何时信仰的伊斯兰教，但可以确定云南偰氏先祖是在迁到该地后受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信教的。从历史来源上来说，云南回族大部分是元初迁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后代。从族源上说，波斯人、阿拉伯人是云南回族的主要来源，波斯人赛典赤·瞻思丁在元世祖时任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后裔多遗留于滇中，繁衍生息，成为云南回族的一支主要族源。【10】生活在云南偰氏周围的回族都是来源于遥远西陲的色目人后裔，相比元代色目人享有的优厚待遇，相对明清时期自身的政治待遇他们普遍都有一种压抑感，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清末偰氏族人参与了杜文秀领导的起义。林则徐《审办姚州滋事匪犯》记载：“缘姚州回氏，多系偰姓，并非同宗。……”[8]偰氏祖先来自西域，元代曾享有政治、经济特权，明初迁入云南后，家族长期受周围伊斯兰文化影响，又有相同的家族经历，很能引起心理共鸣，他们改信了伊斯兰教融入到回族。偰氏虽然受姚安环境影响融入当地文化，改变了宗教信仰，但家族的读书传统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明清时期云南偰氏取得功名的族人不少，详见下表1。

表1 云南偰氏科举、教育名人

二、云南偰氏文学作品中以儒家为核心的多元文化

云南偰氏科举出仕的读书人不少，据表1，有文献记录的这14人应该都有过文学创作，有存世作品的只有偰应东、偰启祐（佑）、偰文倬3人。偰应东，姚州人，明季贡生，著有《妙峰山志》《四书颂》《开啸集》。【11】偰文倬字天章，乾隆三十三年（1768）岁贡，善吟咏，著有《醒心诗集》【12】《写心集》【13】。上述著作都未能传世。偰应东流传下来的作品是《题善住楼》一诗【14】。明末清初人偰启祐（佑）作有《赠马注》【15】。偰文倬的存诗有《夏日游白云寺与僧夜话》【16】《缅酋逆命，明制宪奉命遣将三路进征，为缅所乘，舆衬过普，为诗悼之》《初夏游慧龙寺得龙字》《慧龙庵地号梅溪得梅字》四首。【17】笔者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明清时代云南偰氏成员共存诗6首。

偰文倬所留不多的诗中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缅酋逆命，明制宪奉命遣将三路进征，为缅所乘，舆衬过普，为诗悼之》就是这样：

滇西缅匪抗王师，檄调官兵昼夜驰。

只道将军齐馘贼，那堪明府尽舆尸。

干戈扰攘烽难靖，夫马频支力已疲。

即欲鬻田无售主，四民奔命到何时。[1]卷65，625

清末民初姚安著名文人甘伯坑评论此诗：“所谓天章先生诗，关心民间疾苦者，即此可见。”[1]卷65，625笔者认为关心民间疾苦与抒发家国情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间的疾苦不仅仅是一个个百姓家庭的生活状态，还关系着国家的安定，关心民生即关心国家。偰文倬虽是僻居西南边疆的布衣，但是他传承了儒家文化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

偰应东、偰文倬都没有仕途经历，他们的诗中体现了禅宗的思想，其实禅宗思想与陶渊明的思想是相通的，“没有对另一世界的期盼和憧憬，在现实世界即可完成对当下的超越”[9]。“为爱招提到慧龙，山门半是白云封。闲僧懒种新花木，境寂空悬旧鼓钟。台畔落花风自扫，碓中粳米水能舂。此间最好乘凉处，竹影松阴正午浓。”[1]卷65，626这首偰文倬的诗明显受到陶诗的影响。对自然山水的描写是文人消解仕途失意的重要途径，秀美的妙峰山是偰文倬失意心灵的栖息地，他把胸中的这种苦闷以诗歌为载体宣泄了出来。

偰文倬不仅写有与佛教僧人交往的诗歌，还写了《浑然和尚行实》一文。【18】偰应东、偰文倬与佛教僧人交往的这些文学活动让人感到意外。“亲近佛老并不能说明他们彻底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文化原则，背弃了自己的信仰，而是在主流文化影响下的一种文化认同意愿与行为选择。”[10]78偰氏文人与僧人的交往诗浸透着他们对佛家生活的向往，在空寂澄明的禅境中淡化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失意。“佛禅的空灵之境在明清云南回族文人的诗歌作品中屡有投射，他们善于将空寂明净的禅境，外化于疏林朗月，显现于清拔雅洁的诗行，形成了其独特的诗歌意境。”[10]80

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云南偰氏与元代江南偰氏的文学有传承关系，但从其血缘与家风来看，两者的文风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从明清偰氏存世不多的6首诗来看，有4首诗是与佛教有关，表现了禅理。佛教的禅理与淡泊的出世态度密切相关，没有淡泊的心态很难体悟出禅宗道理。甘孟贤称偰文倬“胸次洒落，足令人之淟澀龌龉者对之愧死……其轸念民依，感伤时事，且傲骨嶙峋，与寻常诗人不同”[11]卷40，86-87，只有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人才能磊落和傲岸。“此间最好乘凉处，竹影松阴正午浓。”[11]卷65，627-628这两句既有写景的清丽，又有处事的淡泊。

三、明清时期云南偰氏的多元文化交游

姚安偰氏文人交游广泛，既有当地的文化名人，也有一般的乡村文人，又有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既与佛教僧人相交往，也与伊斯兰教阿訇有往来。

偰应东的《题善住楼》展现了他与佛教僧人的交往，该诗如下：

妙峰山在姚之东，安乐村头一路通。

幻出德云真法界，登临踏破太虚空。

虚空那得安楼阁，一点檀心筑根脚。

严饰浑将七宝成，无为福德真难度。

洪荒未辟此山开，古衲从中自往来。

寻访再三无觅处，宛然持赠白云堆。

大师为我标奇特，我向诸人无诳惑。

直下应成大有缘，莲开火里徧足色。[11]卷65，592

从诗的内容看，善住楼应该是座佛教建筑，这首诗充满了佛教禅理，看来他是经常到佛寺去的人。

《妙峰山志》由偰应东与陶璟等人编次，陶珽、陶珙等人裁定，晋宁唐泰、古赵张鹤塘、福建李启雄等为之序。【19】明清时期，陶氏、甘氏是姚安著名的两个科第世家。陶璟，明末恩贡，曾考中明崇祯云南乙卯科副榜，可能是姚安陶氏家族成员，陶珽、陶珙则是陶氏家族的重要成员。陶珽，字葛阆，号稚圭先生，又号天台居士，又号不退，曾投入李贽门下习业，万历十九年（1591）中举，后随师在龙湖读书，与陶石篑、袁中郎、黄慎轩、董玄宰、陶眉公诸名卿交，著有《阆园集》，钱谦益作序，并纂《说郛续》《续伯敬》《史怀》诸书。陶珽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历官七任，初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后曾任福建司员外郎、山西司郎中、大名府知府、陇右道副使、辽东兵备道、武昌兵备道等职。他一生著书立说，从事诗文写作，他的作品清新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被当时文人称为“海内之绝”。他晚年悦禅，与妙峰山开山祖师彻庸和尚有半师生的因缘，诗文唱和颇多。陶珽有诗赠彻庸禅师，诗为：“妙峰山顶德云浮，别野经行一比丘。烟水茫茫何处觅，开山鼻祖一轮秋。”[12]陶珙曾为彻庸禅师的《曹溪一滴》作序，记述他与兄长陶珽、彻庸共同编著此书的经过，还写了《彻禅师南游请藏缘起》，记述了彻庸禅师到南京请《嘉兴大藏经》的事迹。【20】偰应东很可能受陶氏家族特别是陶珽兄弟的影响与彻庸禅师有交往，深谙佛理也就不足为怪。

偰启佑，康熙三十二年（1693）岁贡，曾任宛平县知县。【21】他与马注生活在同一时期，《赠马注》一诗极有可能是他所做，只是被误写为偰启祐，该诗如下：

贤王孙子至圣裔，襟怀落落不可羁。

名高万里争投辖，曾携书剑谒天衢。[13]

马注（1640—1711）是清初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学者，云南金齿（今保山）人，字文炳，号仲修，经名郁速馥。曾在南明永历朝有过短暂仕历，清朝建立后游历各地，著书授徒，钻研伊斯兰经典，著有《樗樵录》《经权集》《清真指南》。这首诗是明清时期云南偰氏存世的惟一一首与伊斯兰教传教者有交往的文学作品。

偰文倬和偰应东一脉相承，都与僧人交往密切。偰文倬《夏日游白云寺与僧夜话》写他与僧人夏夜交谈的场景，诗中也含佛理：“良宵清六入，妙理契三乘。名利浑忘却，炉烟坐久凝。”[11]卷65，614他的《慧龙庵地号梅溪得梅字》写在佛庵中就餐的情景：“盘餐野簌僧家供，酒泛青酤客自携。兴尽言旋归路旧，峨眉新月一湾西。”[11]卷65，628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偰文倬不仅在佛庵中吃僧家饭，还饮了自带的酒。

与偰文倬交往的文人由于存世文献不多，可考者也不多。《姚安县志》存偰文倬《缅酋逆命，明制宪奉命遣将三路进征，为缅所乘，舆衬过普，为诗悼之》诗，该诗注曰：“此诗同下二首，系甘子谦送来残稿。初不知为谁作，偶暇翻阅，见与乐村先生有和韵，复检《夏氏族谱》查对，附录诗文则系偰文倬遗稿。或即《写心诗集》残本。”[11]卷65，627可见，偰文倬与乐村先生有诗歌唱和，那么乐村先生是谁呢？笔者在《姚安县志》中找到了答案：“夏诏新，字丹来，号乐村，雍正乙酉拔贡，学识淹贯，尝与刘庶埴、张瑄纂修《四川通志》，擢遂宁知县，捐助堰堤，溉田千余亩，调补成都，寻迁会理，再转酉阳州、泸州同知，三护永宁兵备篆，在蜀几十年，所致有政声。”[14]夏诏新也与僧人交往密切，他写有《白云寺》《佛陀寺》二诗。《白云寺》写道：“四面风光临曙抹，一潭波影照禅空。”[11]卷65，625《佛陀寺》写道：“楼台幽邃尘难入，境界空虚梦莫寻。”[11]卷65，625这几句诗颇具禅理。偰文倬与夏诏新在诗歌上有唱和，都常去佛寺，两人很有可能在诗艺与佛理方面有过交流切磋。

由上文可知，偰文倬的诗歌残稿由甘子谦送来，甘伯坑称赞了他的诗，可知偰文倬家族与姚安文学世家甘氏家族也有交往。甘氏家族的名人甘孟贤曾写有《偰母偰孺人墓志》，称“偰氏一族为吾姚世家，登贤书，成进士祠，先贤者有其人焉”【22】。明确记载云南偰氏后人与回族有关的早期文献不多。杨琼《滇中琐纪》记述了清代建水学博沙兰在咸丰九年（1859）怒斥偰光美与杜文秀，因为两人潜通煽动回民作乱，偰光美在沙兰的再三开导下“憾甚”。【23】偰光美可能是个读书人，明白儒家伦理，在同为回民的沙兰开导下才会震撼。甘伯坑的《偰上之往事述略》记述了回民偰必达（字上之）的悲惨经历，他遭遇了咸同年间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兵乱。【24】偰文翰的《偰珍富大阿訇传略》记述了偰朝贵与其子偰珍富的传教及办学经历，这父子二人不仅精通伊斯兰教法，也在儒学上颇有造诣，其弟子遍布各地。【25】

四、结论

“回族是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复杂的融合而形成的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15]云南偰氏家族的回族化过程与大部分回族家族不同，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贯穿着中原汉文化与边疆文化的综合作用，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元初偰氏家族经历了畏兀儿文化与中土汉文化的融合，明初云南偰氏又经历了江南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融合。在家族原有文化与迁入地主体文化的逐步交融过程中，偰氏对儒家文化始终持认同态度，积极主动学习之。正是偰氏家族成员在异质文化环境中主动吸纳所在地文化并借鉴、创新，不断地自我调适适应新环境，这一家族才能在不同地域生发出勃勃生机。

云南偰氏家族文化既有与溧阳偰氏一脉相承的地方，又有姚安当地的边疆、民族特色，呈现了云南边疆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内在关联性。其家族文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游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家族文化心理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穆斯林习俗，同时又受到主流文化的深刻影响。云南偰氏的文学活动展现了这一家族主动向外开拓，参与不同宗教的文化交流，与居住地文化群体开展良性互动，拓展自身的文学能力，促进文化心态的开放，也使家族文人始终与当地文坛保持紧密联系。云南偰氏文化是明清时期姚安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造就的，是以汉文化为底蕴，边疆多元文化砥砺、交融而成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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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指偰氏先祖合剌普华为元朝征交趾军运送粮草，途中遇贼，为国尽忠，其夫人希台特勒氏盛年为夫守节，其子偰文质刲股肉疗愈母疾，极尽孝心，忠、贞、孝合称“三节”。偰文质子侄偰玉立、偰直坚、偰哲笃、偰朝吾、偰列篪、善著六人考中元朝进士，合称“六桂”。

【2】参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35页。

【3】 See Machael C.Brose，Strategies of Survival Uyghur Elites in Yuan and Early-ming China，Philadelphia：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0，pp.329-343.

【4】 See Machael C.Brose，Subjects and Masters：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Washington：Western Washington Univ Center，2007，pp.244-302.

【5】参见姚继德《〈偰氏宗谱考略〉序》，《回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2-113页。

【6】参见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十四）》，《回族研究》，2008年第3期，第88页。

【7】参见柯劭忞《新元史》，余大钧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68页。

【8】参见偰映飞《偰氏宗谱考略》，新疆大学图书馆藏本，图书编号：K820.9/5，2002年，第71-72页。

【9】参见偰庚《沙溪偰氏宗谱》卷五《世系表》，南京图书馆藏永思堂1916年（民国五年）刻本，图书编号：GJ/6003106。

【10】参见杨兆钧《云南回族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绪论第2-3页。

【11】参见陶应昌《云南历代各族作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12】参见由云龙等《姚安县志》下册卷三十三《人物志》，载《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三十七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3】参见由云龙等《姚安县志》下册卷四十《学术志》，载《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三十七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14】参见由云龙等《姚安县志》下册卷六十五《金石志》，载《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三十七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92页。

【15】参见丁文庆《回回诗歌三百首》，吴建伟注评，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