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天宝战争与疟疾

滇史 202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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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天宝战争中，唐朝对南诏发动的两次大规模的征讨都遭到惨败。历史上云南瘴气肆虐，被称为瘴疠之区，是疟疾的主要流行区之一。夏季为疟疾多发季节，唐军选择此时进入云南境内征讨南诏，不论在进军途中，还是在交战地域，都有可能罹患疟疾，导致大批士兵损失，从而使唐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受到严重削弱。南诏士兵由于适应当地环境，自身产生了一定的免疫力，因而大大降低了感染疟疾的可能性。疟疾对天宝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决定天宝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唐朝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天宝战争；瘴气；瘴疫；疟疾

一、引言

天宝年间，南诏向东兼并西爨，与唐朝扶持南诏对抗吐蕃的战略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性情急躁，不知方略，其下属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更加放肆。南诏王阁罗凤常与妻子俱谒姚州都督，“云南太守张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征求，南诏王阁罗凤不应，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阁罗凤忿怨，于天宝九年（750年），“发兵反，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1]853。这次事件成为天宝战争的导火索。

在天宝战争中，唐朝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征讨。第一次发生于天宝十年（751年）四月，鲜于仲通率领唐军八万人讨伐南诏。面临唐军压境，阁罗凤遣使谢罪，请还其所虏掠，并称“若不许，当归命吐蕃”[2]5281。鲜于仲通拒绝了南诏的请和。阁罗凤求救于吐蕃，吐蕃派出援兵，与南诏军队联合作战，于江口（今下关）、丘迁和（今漾濞）等地大败唐军。第二次发生于天宝十三年（754年）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领唐军十万人再次攻击南诏。鉴于鲜于仲通失败的教训，李宓把中军帐设在洱海东岸，广布军威。阁罗凤令军将王乐宽偷袭唐军在海东的造船之师，又命大军将段附克与前来救援的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内外夹击进逼邆川（今邓川）的唐军，“三军溃衄，元帅沉江”[3]。唐朝对南诏发动的两次征讨，其结果都遭到惨败。

历史上内陆军队进入云南境内作战，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楚威王时，将军庄蹻率兵至滇池地区，“以兵威定属楚”。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国降。[4]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今华坪）、楪榆（今大理）、梇栋（今姚安）等地反叛，“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皆破之。[5]662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率兵南征，“进征益州，生虏孟获”，遂平四郡，改益州为建宁。[6]47-48 隋史万岁率众“入自蜻蛉川（今大姚），经弄冻（今姚安），次小勃弄、大勃弄（今祥云、弥渡）……渡西二河（今洱海），入渠滥川（今凤仪）”，破夷爨翫三十余部。[7]唐景龙元年（707年），姚巂道讨击使、监察御史唐九征击姚州蛮，破之，斩获三千余人。[1]741-742 以上内陆军队进入云南作战均取得胜利。

然而时至天宝年间，空前盛世的唐王朝却未能征服处于初期的南诏政权，这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据史料记载，征讨南诏的唐军士卒大多罹患瘴疫而死。也就是说，唐朝在天宝战争中的失败与疾病有着密切关系。苍铭《烟瘴对唐天宝战争的影响》一文，已经指出烟瘴所引发的瘴疫影响了天宝战争的胜负，但没有深入考证瘴疫为何种疾病。[8]梁炳学《李宓全军皆没与瘴疫》一文，虽然指出了唐军士卒罹患的瘴疫系疟疾，尤其是恶性疟疾，或急性血吸虫病，或鼠疫，或多种疾病兼而有之，但又失之宽泛，且没有展开论述。[9]本文将围绕唐军罹患的瘴疫为何种疾病以及这种疾病对天宝战争产生的影响进行考证和论述。

二、瘴气、瘴疫与疟疾

瘴气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神农本草经》说：“升麻，一名周麻，味甘、平，生山谷。主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温疫、瘴邪、蛊毒。”[10]瘴邪，即瘴气。说明古代瘴气是一个疾病概念。《小品方》说：“南方山岭溪源，瘴气毒作，寒热发作无时，痿黄肿满，四肢痹弱，皆山毒所为也。”[11]说明瘴气具有毒性，是使人产生疾病的病因。《诸病源候论》说：“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故岭南从仲春讫仲夏，行青草瘴。季夏讫孟冬，行黄芒瘴。”[12]说明瘴气产生于南方的山岭溪源，气候偏暖是滋生瘴气的主要原因。由于形成瘴气的季节不同，瘴气又有不同的名称。总之，瘴气作为一个古代的疾病地理概念，主要与南方的气候、植被和地貌有关。

因瘴气而产生的疾病，称为瘴病。广义的瘴病，泛指南方一切地方病。《岭外代答》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13]古代瘴病是热带病、地方病、人体寄生虫病等多种疾病的统称。大致包括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疟疾、中暑、消化不良和肠道传染病、克汀病、恙虫病、水土不服、中毒、脚气、高原反应、肿瘤、脱发等。[14]狭义的瘴病，则为疟疾，瘴疫主要指恶性疟疾。西南一带，疟疾或恶性疟疾亦称为瘴气。《辞海》说：“瘴气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能致人疾病的气。在西南一带，俗称疟疾为瘴气。”[15]流行于西南各省，如云南、贵州的恶性疟疾，当地谓之瘴气。[16]

疟疾一症，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记载，而且较其他疾病更为详细。《黄帝内经》已有疟论、刺疟等章节，专门论述疟疾的病因、症状和针刺疗法。[17]古代疟疾有瘴疫、瘴疠、瘴疟、瘴疾等多种名称。《后汉书》载：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春，马援率汉军讨伐交趾（今越南北部），“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5]178 《南史》载：“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18]《外台秘要》载：“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19]《岭外代答》载：“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13]此外，疟疾还有许多其他的名称，如痎疟、寒疟、温疟、瘅疟、风疟、牝疟等。然而，古代所称疟疾，并非都是现代所说之疟疾，有可能把发冷发热、寒热往来的其他疾病淆混在一起。[20]

疟疾产生的原因，起初以为是邪魅所致，继而以为是外感或瘴气，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后，始知是由于原虫所致。[21]现代医学认为，疟疾是由疟原虫经按蚊传播的传染病。疟原虫经血侵入肝细胞和红细胞内寄生繁殖，并使红细胞周期性成批破坏而发病。其临床特点为周期性发作，寒战、高热和大汗，以及贫血和脾肿大。恶性疟发热不规则，常侵犯内脏，较易引起凶险发作，导致病人死亡。一般以夏秋季发病最多。[22]209

疟疾是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传染病之一。在热带和亚热带，疟疾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中国疟疾几乎见于各地，分为高疟区、中疟区和低疟区。高疟区为北纬25°以南地区，主要包括南岭以南和云贵高原南部。由于终年气候温暖，传疟按蚊终年可以活动。[23]云南是疟疾主要流行区之一，尤其是北纬25°以南地区，主要流行恶性疟。[24]这与云南重瘴区的分布是一致的。历史上，云南称为瘴疠之区，瘴气不仅分布范围广，而且存在时间长。在低纬度的蛮荒地带和低海拔的河谷区域，气候湿热，草木蓊郁，瘴气肆虐。据文献记载，云南瘴区相对集中于元谋、腾冲一线以南的热带和亚热带湿润地区，重瘴区多见于北纬25°以南地区。南诏时期，云南瘴气区域主要分布于永昌节度、剑川节度、弄栋节度、拓东节度、银生节度、通海都督等地。[25]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元江、南盘江等流域，都曾发生过严重瘴患。

古代瘴气、瘴疫和疟疾等概念，既相当广泛又十分模糊，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瘴气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产生瘴疫和疟疾的病因。瘴疫和疟疾为一种病症，是由瘴气中的疟原虫引起的一种传染病。瘴气、瘴疫和疟疾之间通过传疟按蚊而发生紧密联系。由于疟疾流行区和瘴气分布区的一致性，所以，在疾病视域里，瘴气、瘴疫和疟疾（或恶性疟疾）通常可以互用。

云南夏秋季为疟疾多发季节。鲜于仲通率军讨南诏发生于天宝十年四月，李宓将兵击南诏发生于天宝十三年六月。两次征讨均发生在夏季，气候炎热，降水增多，杂草丛生，疟蚊滋长。唐军选择此时进入云南境内作战，不论是在进军途中，还是在交战地域，都有可能受到疟蚊叮咬而感染疟原虫，导致疟疾或恶性疟疾在军中流行。

三、从进军路线看唐军罹患疟疾的可能性

鲜于仲通率军征讨南诏的进军路线有两种说法。一是兵分两路：东路从戎州（今宜宾）南下，西路从巂州（今西昌）南下，经曲州（今昭阳）、靖州（今大关），向洱海地区进发。《新唐书》载：“仲通自将出戎、巂州，分二道进次曲州、靖州。”[26]6271 二是兵分三路：东路由鲜于仲通本人率领，从南溪路（今南溪）南下，经石门（今盐津）进入洱海地区；西路由李晖率领，从会同路（今会理）南下，经姚州（今姚安）直趋洱海地区；南路由王知进率领，从安南（今河内）北上，经步头路（今元江）迫近洱海地区。《南诏德化碑》载：“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溪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3]

李宓将兵征讨南诏的进军路线与鲜于仲通当年的进军路线大致相同，仍然兵分北、南两路向云南开进。其中北路由李宓率领，由戎州、巂州南下，渡过金沙江后，进入洱海地区。南路由何履光、萨道悬逊率领，从东南水陆并进。《南诏德化碑》载：“汉又命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陇坪。”[3]由于李宓率领的唐军过快地溃败，何履光率领的唐军还未到洱海地区即告撤军。[27]

总而言之，天宝年间唐朝两次征讨南诏，其进军路线都是分兵南北两路。其中北路均由戎州、巂州南下，渡过金沙江后，经姚州（今姚安）进入洱海地区；南路则由安南北上，经滇南进军洱海地区。

位于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流域属重瘴区，河谷潮湿燠热，是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内陆对云南瘴疠的认识即始于蜀汉时期金沙江瘴疠的记载。《蛮书》载：“蜀忠武侯诸葛亮伐南蛮，五月渡泸水处，在弄栋城北，今谓之南泸。”[28]8 唐时金沙江称为泸水，分为西泸、南泸和东泸。南泸即自今攀枝花市至巧家县一段金沙江，为当年诸葛亮南征渡泸处。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率军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29]850。王连劝谏说：“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29]930 关于金沙江流域的瘴疠情况，从唐代的诗歌中也可窥见一斑。如骆宾王《军中行路难》写到：“三春边地风光少，五月泸州瘴疠多。”[30]诗里的泸州指泸水。元稹《贺南诏献地图土贡》写到：“漏天走马春雨寒，泸水飞蛇瘴烟重。”[30]道出了金沙江瘴气孽生的严重状况。

金沙江流域以南今元谋、姚安等地，唐朝时期均为重瘴区。《新唐书》载：“故事，岁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险瘴，到屯辄死。”[26]4321 依唐朝旧例，朝廷每年派兵驻守姚州。姚州士兵的大量死亡，当与感染恶性疟疾有关。

云南南部是高疟区，这与历史上滇南为重瘴区是一致的。《华阳国志》载：“兴古郡，建兴三年（225年）置。属县十一，户四万，去洛五千八百九十里。多鸠、獠、濮。特有瘴气。”[6]59 兴古郡，蜀汉时置，治今砚山县。说明汉晋时期人们对滇南的瘴气已有明确的认识。在云南的一些地方文献中，对此也有进一步的说明。田敬国《云南医药卫生简史》载，思茅县（今普洱市思茅区）原有居民7万多人，1919年疟疾流行，绵延30年不断，至1949年仅剩下不足2万人。[31]说明滇南地区历史上一直就是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综上所述，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流域以及今元谋、姚安等地，是疟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征讨南诏的北路唐军，其中一部分即沿当年诸葛亮的南征路线，渡过金沙江，经元谋、姚安等地进入洱海地区。云南南部的元江、南盘江等流域，是高疟区的分布区域，也是南诏时期的重瘴区之一。征讨南诏的南路唐军，即经滇南向洱海地区开进。从两次征讨南诏的进军路线看，可以确定唐军大都经过了高疟区。因此，唐军士兵在进军途中罹患疟疾或恶性疟疾的可能性极大。

四、从交战地域看唐军罹患疟疾的可能性

鲜于仲通率领唐军进入洱海地区后，在洱海南岸排兵布阵，将唐军主力陈兵江口，进行正面进攻。另遣将军王天运率领骁雄，绕道苍山西侧，欲腹背交袭。阁罗凤在洱海南岸的江口筑有龙尾关，占据着有利地形。并差首领杨利□等，至蒗穹（今洱源），参见吐蕃御史论若赞。御史通变察情，分师入救。《南诏德化碑》载：“时中丞大军出陈江口。王审孤虚，观向背，纵兵亲击，大败彼师。因命长男凤迦异、大军将段全葛等，于丘迁和拒山后赞军。”[3]在南诏和吐蕃联军的攻击下，唐军大败于今下关、漾濞等地。《资治通鉴》载：“（仲通）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1]854

李宓曾长期在云南为宦，熟悉当地的地理和民情。他把中军帐设在洱海东岸的陇坪（今大城村），乃舟楫备修，并在洱海北岸部署兵力，拟水陆俱进。阁罗凤在洱海北岸筑有龙首城，吐蕃的援军亦位于南诏北边。因此，从洱海北岸进攻南诏都城太和城，实属冒险之举。《南诏德化碑》载：“（阁罗凤）遂令军将王乐宽等潜军袭造船之师……李宓犹不量力，进逼邆川。时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3]在南诏军队与吐蕃援军的内外夹击下，唐军大败于今海东、邓川等地。《资治通鉴》载：“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1]862。

南诏时期，洱海地区作为南诏统治的中心地带，人口极为集中，开发也较为广阔，经济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虽然洱海地区的瘴气已经逐渐减弱，但在偏僻之地瘴气依然严重。《蛮书》载：“蒙舍北有蒙巂诏，即杨瓜州也，同在一川，地气有瘴，肥沃宜禾稻。”[28]24 蒙巂诏即今巍山县北及漾濞县地，唐朝设杨瓜州。说明南诏时期今洱海西南的巍山、漾濞等地多有瘴气。明景泰《云南图经志》对大理国时期洱海地区的瘴气作了记载：“传云段氏时，海东地广民稀，又炎热生瘴疠，乃于景东府移此白夷以实之。”[32]说明大理国时期，洱海东部还处于瘴气的笼罩之下。由此推断，南诏时期洱海东部的瘴气，较之大理国时期更为严重或变化不大。所以天宝年间，洱海地区周边即今巍山、漾濞、海东等地，瘴气仍然十分严重。

疟疾流行的程度取决于传疟按蚊的多少，而疟蚊的繁殖又受气温、雨量、湿度、地形和海拔的影响，其中以气温和湿度的影响最大。22℃～28℃是按蚊繁殖孽生最适宜的温度。[22]212 秦汉以来，洱海流域的气候演变呈现出暖干、冷湿交替的特点，与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强弱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洱海流域历来是云南省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由于人口持续增长，人类活动加强，植被遭到破坏，导致气候向偏暖干发展。[33]从大理考古出土的东汉农田模型来看，东汉时期洱海西部的农业已较为发达，能够开垦大片农田，并掌握了较先进的灌溉技术，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社会。[34]南诏立国尤其是迁都太和城后，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3]，人口大幅度增长。可以推断，南诏时期由于人类活动的增强，洱海地区的气温相对较高，导致降水增多，进而使疟蚊大量繁殖。据调查，洱海地区共有海氏疟蚊、海氏疟蚊中华变种、骚扰黑斑蚊、致乏常蚊、迷走常蚊、希氏常蚊、疑态常蚊等7种疟蚊。[35]因此，天宝年间洱海地区具备疟疾流行的客观条件。当唐军来到洱海地区时，他们面对的不仅有骁勇善战的诏蕃联军，同时还有那看不见的恶性疟疾。

综上所述，天宝年间今漾濞、凤仪、海东等地，气候温暖，开发较弱，仍然是洱海流域的重瘴区，疟疾流行的风险极高。鲜于仲通将主要兵力部署于今下关、漾濞等地，而李宓则把中军帐设在洱海东岸。从两次征讨南诏的交战地域看，都是洱海地区瘴气最为严重的区域。因此，唐军在交战地域罹患疟疾或恶性疟疾的可能性也很大。

五、疟疾对天宝战争的影响

天宝战争的结果，唐朝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南诏则成为统一云南的地方政权。南诏与吐蕃结成联盟，对唐朝造成了严重威胁。唐朝在天宝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很多，比如，边政处置失当，边官残暴，孤军深入，敌情不清，指挥不当，以及兵制衰败和吐蕃介入等。[27]但笔者认为，疟疾始终是影响天宝战争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1.疟疾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

自古以来，战争与疾病关系密切。早在东汉就有军吏感染疟疾的记载。《后汉书》说：建武二十年（44年）秋，马援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5]178。又说：“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5]180 据说，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即是为了避免瘴气。实际上，农历五月属于盛夏，正是瘴气肆虐，蚊虫滋长，疟疾多发的季节。说明古代对疟疾缺乏正确的认识。

古代战争，尤其是冷兵器时期，士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天宝战争中，唐军的伤亡情况，史料多有记载。《旧唐书》说：“自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2]3243 《新唐书》说：杨国忠以剑南节度当国，乃调天下兵，使侍御史李宓讨之，“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宓败于大和城，死者十八。”[26]6271 《资治通鉴》说：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1]862。这些记载说明，征讨南诏的唐军士卒多为感染恶性疟疾而死。所以，疟疾对天宝战争最直接的影响即表现为夺去大批士兵的生命。

唐朝为发动天宝战争，“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1]855。这些征讨南诏的士兵大多为北方人。北方士兵不习水战，加之长途奔袭，鞍马劳顿，水土不服，免疫力低下，进入云南后极易被疟蚊叮咬而感染疟原虫，造成疟疾在军中流行。毫无疑问，由于疟疾在军中流行，导致大批士兵损失，严重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

2.对疟疾的恐惧影响了唐军的士气

古代云南被称为瘴疠之区，金沙江流域是传说中的瘴气之地，令人闻而生畏。天宝战争使中原将士饱受云南的瘴疠之苦，夺去了唐军大批士兵的年轻生命，制造了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极大地消耗了唐朝的国力。唐代诗人对此有诸多描述。

李白《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写到：“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沪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30]诗人把朝廷的黑暗腐朽和个人的怀才不遇联系在一起，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和忧虑。诗中描述的金沙江毒草丛生，疟疾肆虐，唐军士兵血流成河，僵尸蔽野，表达了对唐军惨败的痛心和对士兵不幸的同情。

杜甫《兵车行》写到：“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36]这首诗的历史背景，历来有进攻南诏和用兵吐蕃两种说法。诗中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对战争的恐惧心理。

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写到：“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30]此诗谴责了唐玄宗对南诏发动的不义战争。诗中的断臂老人，宁可自残也不去云南从军，反映了内陆百姓对云南瘴疠的恐惧。

以上唐诗确切地反映出民众对云南瘴疠普遍的恐惧心理。“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因兵源不足，杨国忠甚至废除有勋者免征役的旧制，遣御使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1]855 民众的这种恐惧心理势必传递于唐军将士，从而严重影响了唐军的士气。

3.南诏士兵罹患疟疾的可能性

在天宝战争之前，唐朝扶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因而南诏也就自然承袭了唐朝的军制。南诏军队由世兵和乡兵两部分组成。世兵主要来自于南诏境内的各部族。[37] 比如，扑子蛮，勇悍矫捷，“善用白箕竹，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28]18，居澜沧江迤西。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矫捷，善于马上用枪铲”[28]19，南诏出兵则以望苴子为前驱。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其人多长大，负排持槊，前往无敌，“又能用木弓短箭，箭镞傅毒药，所中人立毙”[28]20。这些部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属永昌节度。世兵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极强。“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28]29 乡兵平时从事农耕，战时负担兵役。“每有征发，但下文书与村邑理人处，剋往来月日而已，其兵杖人各自赍，更无官给。”[28]41 因此，南诏兵源十分充足。

永昌节度是南诏时期的重瘴区。《蛮书》载，高黎贡山在永昌（今保山）西，下临怒江，左有平川，谓之穹赕。“草木不枯，有瘴气。”[28]7 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充（今腾冲）过宝山城（今昔马），又过金宝城（今密支那）以北大赕，周迴百余里。“地有瘴毒，河赕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28]8 穹赕即大赕，今为缅甸葡萄县，原名坎底。坎底坝子大都是未经开发的密林莽原之地，瘴气孳生，洱海一带的商贾至此多中瘴而死。

现代医学认为，人群对疟疾普遍易感。但是，感染疟原虫后人体可产生一定的免疫力。多次反复发作或重复感染后，再感染时症状较轻或无症状。在高疟区，成人发病率较低，儿童和外来人口发病率较高。[22]212 在天宝战争中，南诏士兵均为土著人，尤其是世兵大都来自于澜沧江以西的重瘴区，已经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自身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免疫力，并且以逸待劳，因而大大降低了感染疟疾的可能性。

六、结语

本文重点讨论了天宝战争中征讨南诏的唐军罹患的瘴疫为何种疾病，以及这种疾病对于天宝战争的影响。笔者认为，天宝年间征讨南诏的唐军罹患的瘴疫当是疟疾或恶性疟疾。疟疾对天宝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唐朝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历史上疾病对战争造成的影响各有不同。因此，我们不会得出疾病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

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交战双方的实力，自然因素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左右战局。实际上，只有当交战双方的实力大体相当时，自然因素的作用才会凸显出来。如果交战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对比严重失衡，那么，自然因素也就无从发挥作用了。

天宝年间，唐朝廷已经腐朽不堪，自以为强大无敌，对南诏进行难以容忍的压迫。[38]对于南诏的崛起，亦不能防患于未然，迨至其势坐大。反观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迁都太和城，兼并滇池地区，“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28]15，国力大增。因此，天宝战争前夕，唐朝和南诏双方的实力已经发生了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另外，在影响天宝战争的诸多因素中，吐蕃势力的加入，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南诏与吐蕃结成联盟，从而大大增强了南诏军队的实力，使得南诏与唐朝在天宝战争的较量中，疟疾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天宝战争中的疟疾流行，既是天灾，亦是人祸，是地理和唐军互动的结果。地理的先天因素与唐军的自身缺陷，是造成疟疾流行的主要原因。疟疾由自然界的传疟按蚊所致，是天灾。另一方面，疟疾在人群中流行又与一定的人为因素有关，比如，人口聚集、公共卫生、医疗技术等，又是人祸。古代由于人们对疟疾的致病因素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不能采取有效的防蚊措施和抗疟药物，唐军也缺乏良好的军事卫生制度和设施，因此，难以避免疟疾在军中流行。从天宝战争的疟疾流行，我们确实看到了战争与疾病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