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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文史称“僰文”，是白族在历史上仿照汉字创造的一种民族文字，它形成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文文献历来为治白族历史及语言文字的学者所重视。以往学界对白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白族有无文字（白文）的讨论、白文文献的发现与刊布、白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以及白文书写符号系统研究等四个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过去白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几种历史文献，对民间仍在使用的白文关注不够，数量丰富的白文文献得不到系统搜集和整理，已成为近年来白文文献研究走向深入、取得突破的制约因素。本文在长达四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白族民间文献中仍然在使用白文，至今仍在大理白族地区流传使用。 （一）关于白族有无文字（白文）的讨论 围绕白族有无文字的讨论存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前者以凌纯声、包鹭宾、石钟健、杨堃、马曜、孙太初等为代表，后者以徐嘉瑞、张增祺等为代表。1938年，曾昭燏等人在大理进行考古发掘，先后发现南诏大理国有字残瓦二百余片，凌纯声看后认为，有部分乃僰文之借用汉字，音义与汉文有异。[1]包鹭宾认为，白文形成于大理国段氏时期，言其时有才智好奇之士假借汉字，顺其本土语法，协其语音，以记录先代流传的掌故、歌谣及韵语等。[2]石钟健认为，根据明清以来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白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僰文”（因“僰”与“白”同音通用，所以又称为“白文”），此种文字产生于12世纪中叶以前，但其确切之年代或不早于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从宋末元初到明代中叶前后的二百余年为白文的普遍使用时期，明朝以后白文逐渐被废弃，其原因是白族的上层知识分子为博取高官厚禄把精力改在学习和使用汉文上面，同时又因白文不能完全表达白族的语言，又不能完全替代鄂托克白文，因而被白族逐渐淘汰。[2]杨堃、马曜、孙太初等人均认为白族有自己的文字“白文”。[3]与此相反，徐嘉瑞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南诏大理国并无特殊的文字，因为南诏蒙氏与大理国段氏均为西北大姓，与中原文化有着最古之血缘关系，因此白族并无特殊之文字，不过是以汉字写民家语音（白语），故感觉奇异难辨而已。[4]近年来，随着白文文献的不断发现，以及人们对文字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白族有文字（白文）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当然，对于白文的范围界定，学术界也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侯冲虽然承认白族有自己的文字“僰文”，但认为大理写经中的文字不是白文。[5] （二）白文文献的发现与刊布 20世纪30年代，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等人在大理作考古发掘，于点苍山下白王冢遗址、太和故城遗址、中和遗址、史城遗址等处发现南诏大理国有字残瓦二百余片，揭开了白文研究的序幕。[1]其后，傅懋勣、肖吕南对白文《山花碑》进行了研究。[6]石钟健亦两次到大理搜集白文文献，并于1957年公布了《故善士杨宗墓志》《故善士赵公墓志》《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词记山花咏苍洱境》《邓川石窦香泉段信苴宝摩崖》《段政兴资发愿文》《丽江北岳卦》等七种白文资料，作了开创性的研究。[2]1956年，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凤仪北汤天发现古本佛经3000余册，周咏先对其中《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两卷经文进行研究后认为，其注疏为白文。[7]目前，《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已作为白文文献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外，徐嘉瑞搜集有“以汉文记录民家语音之曲本”与“汉语及民家语相间之曲本”二十种。[4]近四十余年来，白文文献又陆陆续续有新的发现。如，徐琳关注到了《大理三十七部会盟碑》《史城芜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妇预为家冢记碑》及大本曲、吹吹腔、祭文、民歌等白文手抄本。[6]杨应新关注到了《柳荫记》《赵五娘寻夫》《蓝季子会大哥》《陈世美不认前妻》《鸿雁带书》等白文曲本。[8]周祜关注到了洱源西山白族白语祭文和云龙白族白语祭文。[9]王锋关注到了《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蓝若篆烛碑并序》。[10]田怀清、李学龙关注到了《渤海郡高老官人墓志》。[11] （三）白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 石钟健对《故善士杨宗墓志》《故善士赵公墓志》《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等七种白文碑刻及文本进行了分析，开启了白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的工作，其有关白文历史、特点、价值及著作的讨论，对白文文献研究有重要意义。[2]徐琳、赵衍荪则首次运用国际音标对白文标音，对《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的碑文进行了系统地解读。[12]其后，徐琳又先后译释了《黄氏女对经》[13]《故善士杨宗墓志》[14]《山花一韵》[15]《南诏王寻阁劝诗》[16]等白文文献。杨应新对《山花一韵》《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等碑刻和《王石鹏祭江》《鸿雁带书》等大本曲、本子曲进行了部分释读，同时还讨论了白文文献分类的问题。[8]周祜则对云龙白族的白语祭文进行了汉译，[9]对白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也有程度不同地贡献。近年来，张锡禄、甲斐胜二、段伶等在文献收集的基础上，按白曲、大本曲、吹吹腔戏本、祭文、宗教经文的分类，对十七种白文文献进行了部分释读，并标注国际音标，可谓再次掀起了白文研究的热潮。[17]在新一轮的研究中，有大量国外学者加入。如美国的傅京起对云龙等地的一些白文文献进行了英文、中文的释读，并标注了国际音标。[18]日本的遠藤耕太郎、岡部隆志等人对白文碑刻《山花碑》及大本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柳荫记》《月里桂花》作了日文释读，并对白曲的起源进行了研究。[19]立石谦次则对大本曲《铡美案》进行了中文、日文的释读，并标注了国际音标。[20] （四）白文书写符号系统研究 石钟健首先对白文的书写系统作了讨论，认为白文是表意文字，以汉字为基础，利用汉字作为表意和记音的符号；白族语言中由汉语借来的词汇，直接使用汉语词汇；与汉语不同的词汇，则借用汉字作为新的表意字，或借用汉字记写其音；白文表现了古代白族语言的词序，如主语在谓语之前、谓语在宾语之前、副词在谓语之前、形容词在名词之前等。[2]在此基础上，徐琳进一步研究认为，白文有音读汉字（利用汉字的字音来表达白语的意识，仅把汉字当作注音符号，不顾及汉字固有字义）、训读汉字（利用汉字固有字义，读白语同义词的音）、自造新字（利用汉字的偏旁结构自造白文）、直接借用汉字（形、音、义与所用汉字一致）4种书写方式。[6]王锋则将白文的书写符号分为汉字假借字（直接用汉字来书写白语，分为音读汉字、训读汉字、借词字、借形字四类）、汉字仿造字（仿照汉字的造字法，用汉字及其偏旁组合成新字，分为形声字、音义合体字、意义合体字、加形字四类）、汉字省略字（省去汉字的一部分，用剩下的一部分作为书写符号）、汉字变体字（有两类，一类通过增减汉字笔画造出新字，一类通过对汉字结构进行简化构成简化字）等四种类型，并认为白文属于南方型汉字系文字。[21] 历史上，白文文献的应用范围较为广泛，在典籍、碑刻、佛经、祭文、曲艺及一些节庆活动、宗教仪式、经济行为中都有使用。现代以来，白文文献的适用范围明显缩小，目前较常见的主要有大本曲、吹吹腔、经文、祭文和碑刻。下面介绍这几种常见的白文文献在民间的使用情况。 （一）大本曲 日本学者立石谦次认为，大本曲是一种将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内容翻译成为白语，并以白族传统歌谣形式歌唱的曲艺。[20]然而，这种说法略有不妥。因为，大本曲中的许多内容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戏曲与故事的翻摹，其中也有大量自己的创作。如，杨汉创作的《夺印》，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共产党员何文进来到小陈庄开展扶贫工作，与一伙落后分子坚决斗争，使小陈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故事。又如，《火烧松明楼》《孔雀胆酒》等均取自大理地区的历史故事。因此，大本曲实为流传于大理白族地区的一种讲述长篇故事的民间说唱艺术。大本曲通过歌手与三弦伴奏者相互配合进行演绎，通常情况下，一个曲本要唱三四个小时。大本曲一般由说（旁白）、唱（歌曲）两部分组成。其中，歌基本采用“三七一五”和“三五二七”的形式。“三七一五”包含三个七字句，一个五字句；“三五二七”包含三个五字句，二个七字句。大本曲流传于大理地区，在节庆活动、宗教仪式中常有演唱。演唱由歌者与弹者（三弦伴奏）共同完成。如果是私人的活动，即在其宅院中正房堂屋前的走廊上演唱，两人并排而坐，弹者位于唱者左侧，两人身前置一供桌，桌上除惊堂木、曲本之外，还摆放有香炉、糖果、香斋、花瓶等祭祀所用物品。如果是公共性质的活动，一般在寺庙大殿明间前的走廊上演唱，其形制则与在私宅的时候相仿。新发现的大本曲白文文献主要如下： 1．白洁夫人： 2000年6月，洱源县邓川镇、刘沛传抄。白绵纸、钢笔书写。有封面，无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有标点，共26页，每页约19行，每行约12字或23字不等，总字数约8900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685字，约占全文8%。 2．白族始祖———沙壹母： 2000年8月，洱源县邓川镇、刘沛传抄。书写纸、钢笔书写。无封面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有标点，共9页，每页约15行，每行约15字，总字数约2025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240字，约占全文12%。 3．望夫云： 约2000年前后，洱源县邓川镇、刘沛传抄。白绵纸、钢笔书写。无封面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有标点，共29页，每页约20行，每行约27字，总字数约15660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212字，所占比例约为1.3%。 4．火烧松明楼： 1993年火把节，大理市喜洲镇、杨兴廷创作。白绵纸、钢笔书写。有牛皮纸封面，无封底、扉页、目录，有款识。正文直书右起，有标点，共43页，每页约10行，每行约20字，总字数约为8600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3386字，所占比例约为39%。 5．孔雀胆酒： 1993年9月23日（癸酉年中秋）、大理市喜洲镇、杨兴廷创作。黄绵纸、钢笔书写。有封面封底、款识，无扉页、目录。正文直书右起，有标点，49页，每页约10行，每行约20字，总字数约为9800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4116字，所占比例约为42%。 6．韩顺龙退亲： 1973年4月1日，大理市海东镇、李明璋传抄。白绵纸、钢笔书写。有封面封底、款识，无扉页、目录。正文横书左起，有标点，共52页，每页约14行，每行约22字，总字数约为16016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3570字，所占比例约为22%。 7．卖水记： 20世纪60年代，大理市海东镇、李明璋传抄。白绵纸、钢笔书写。有封面封底、款识，无扉页、目录。正文直书右起，有标点，共55页，每页12行，每行约20字，总字数约为13200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4704字，所占比例约为36%。 8．秦香莲： 1964年4月15日，大理市海东镇、李明璋传抄。白绵纸、钢笔书写。有封面封底、款识，无扉页、目录。正文直书右起，有标点，共50页，每页16行，共788行，每行20字，总字数约为15760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5838字，所占比例约为37%。 9．四下河南滴血珠： 1964年7月22日，大理市海东镇、李明璋传抄。白绵纸、钢笔书写。有封面封底、款识，无扉页、目录。正文横书左起，有标点，共74页，每页11行，每行约18字，总字数约为14652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6842字，所占比例约为47%。 10．火烧磨房： 1964年6月，大理市海东镇、李明璋传抄，李丽保存。白绵纸、钢笔书写。有牛皮纸封面、封底，无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有标点，共42页，每页14-15行，每行约22字，总字数约为20100字。曲文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4500字，所占比例约为23%。 11．张四姐下凡： 约20世纪70年代，大理市海东镇、李明璋传抄。白绵纸、钢笔书写，有封面封底、款识，无扉页、目录。正文直书右起，有标点，48页，每页15行，每行约18字，总字数约为12960字。曲文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3240字，所占比例约为25%。 12．张忠认亲： 1980年3月28日，大理市海东镇、李明璋传抄。白绵纸、钢笔书写，有封面封底，无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有标点，共66页，每页约14行，每行19字，总字数约为17600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3860字，所占比例约为22%。 13．夺印： 1963年8月，大理市喜洲镇、杨兴廷传抄。黄绵纸、毛笔书写，有封面封底、款识，无扉页、目录。正文直书右起，有标点，76页，每页8行，每行约19字，总字数约为11560字。以“划线”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4963字，所占比例约为43%。 14．黄氏女对金刚： 约20世纪70-80年代，剑川县沙溪镇、杨正鼎保存。书写纸、钢笔书写。无封面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无标点，49页，每页15行，每行14字，总字数约为10100字。没有标记白文。 15．孝老爱亲调： 约2000年前后，剑川县沙溪镇、杨正鼎创作。打印纸、宋体打印。无封面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无标点，8页，共532行，总字数约为3460字。没有标记白文。 16．满情白乡： 约2000年前后，剑川县沙溪镇、杨正鼎创作。打印纸、宋体打印。无封面封底、扉页、目录、无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无标点，8页，共416行，总字数为2660字。没有标记白文。 17．禁毒戒赌调： 约2000年前后，剑川县沙溪镇、杨正鼎创作。打印纸、宋体打印。无封面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无标点，7页，共131行，总字数为3409字。没有标记白文。 （二）吹吹腔 吹吹腔与大本曲均为白族民间曲艺，其共同特点是以歌曲演唱长篇故事，不同之处在于流传的地区不同，演唱的形式也不同。如，大本曲流传于大理、洱源一带，吹吹腔流传于云龙一带。 1．竹林拾子： 2004年2月，云龙县大达吹吹腔剧团保存、张杰兴传抄。白绵纸，钢笔书写。有封面，无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直书右起，有标点，共12页，每页8行，每行约18字，总字数约为1730字。以“括号注明”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170字，所占比例约为10%。 2．三出首： 2003年6月24日，云龙长欣文化站收集整理，赵国忠传抄。白绵纸，钢笔书写。有封面，无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有标点，共5页，每页52行，每行约19字，总字数1010字。主要内容包括财神戏台词、赐福天官台词和魁神戏台词三篇。没有标记白文。 （三）经文 1956年，由费孝通等人组成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凤仪北汤天法藏寺发现了三千余册佛经，其中包括南诏大理国写本佛经二十卷，震惊了学术界。经周咏先、李孝友等人研究，认为大理国写本佛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嘱果品第八》与《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奉持第七》中旁注、疏记之中夹杂有大量白文，统计后乃知其数量多达七千余字。对于南诏大理国写本佛经中出现的白文，李孝友曾有过解释：“唐朝天宝以后，汉人不断向南中流移，白语因受影响内容更加充实。虽然由于南诏大理政权在政治上的割据，其语言亦有它独特的发展，但始终还是保存有汉以前的古音。故在南诏大理写本佛经中，用汉文记白语作注证疏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22]正是由于《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因此被作为白文文献列入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近年新发现的白文经文文献如下： 1．白讃经： 2001年夏、宾川县茹村、杨为标传抄。书写纸，毛笔书写。有封面封底、扉页，无目录、款识。正文直书右起，有标点，共49页，每页11行，每行约18字，总字数为9702字。以“打黑点”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1846字，所占比例约为19%。 2．香山纪文：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抄写者署名“宝印斋”，封面并都有“艾记”字样，云龙县宝丰乡李振高珍藏。白绵纸，毛笔书写。有封面封底、扉页、款识，无目录。正文直书右起，有标点，共418页，每页7-8行或14-16行不等，每行20-22字或30-32字不等，总字数为61000余字，保存完好。 《香山纪文》以章回体说唱形式，宣传佛教教义和因果报应的宗教思想，规劝人们修道度世，是十分少见的白族佛教说唱文学形式。经文共5卷，每卷1册。高22厘米，宽14厘米。其中经文和唱词用大字书写，散文部分用小字书写。每页7至8行（经文及唱词）或14至16行（散文），每行20至22字（经文及唱词）或30至32字（散文）。正文为毛笔墨书楷体书写，字体严谨规整。 《香山纪文》第一卷计98页，前14页为汉文佛教《志心皈命礼》经文，其后为白文山花体唱词的章回故事第1回至20回，扉页有“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良旦，宝印斋沐手敬抄”字样，卷尾有“南无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字样；第二卷114页，内容为章回故事第21回至40回，扉页有“六月十二日抄出”字样；第三卷98页，内容为章回故事第41回至63回，扉页有“民国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起”字样，卷尾有“南无大慈大悲救苦难观世音菩萨，民国十五年七月廿二日抄出，宝印斋敬抄”字样；第四卷、第五卷都为54页，不分章回。第四卷扉页和卷尾分别有“民国十五年瓜月吉旦”和“民国十五年仲秋月谷旦”字样；第五卷扉页和卷尾分别有“民国十五年桂月朔望日吉旦”和“民国十五年桂月廿日吉旦”字样。按“瓜月”为农历七月，“仲秋月”和“桂月”同指农历八月。因此，《香山纪文》是用从五月到八月近四个月的时间一次抄写完成的，这也是其体例统一、书写一致的主要原因。而文字书写严谨规整以及“沐手敬抄”等字样，既显示了抄写者恭敬肃穆的态度，也体现了其深厚的书法功力。 （四）祭文 近年新发现的白文祭文文献如下： 1．大理沙村全体会友祭奠经母： 约2014年前后、大理市沙村、李良辰创作。白绵纸，碳素笔书写。无封面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有标点，共3页，共46行，每行约17字，总字数约为780字。没有标记白文。 2．云龙孝婿李某祭奠岳父亡灵文： 1990年1月18日、云龙县、李正高创作。书写纸，钢笔书写。无封面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横书左起，有标点，共3页，共33行，每行约20字，总字数为660字。以“圈白点汉”方式标记白文，白文汉字约有210字，所占比例约为31%。 3．全堂祭文： 2009年8月30日、云龙县、李才根创作。白绵纸，毛笔书写。无封面封底、扉页、目录、款识，正文直书右起，有标点，共1页，共28行，每行约30字，总字数为841字。没有标记白文。 （五）碑刻 目前，学界发现与刊布的白文碑刻有近二十通。其中较重要者如下：大理国有《段政兴资发愿文》《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蓝若篆烛碑并序》，元代有《邓川石窦香泉段信苴宝摩崖》，明代有《故善士杨宗墓志》《故善士赵公墓志》《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词记山花咏苍洱境》《渤海郡高老官人墓志》，清代有《史城芜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妇预为家冢记碑》。除了多数为不同时期之墓碑外，《段政兴资发愿文》为大理国第十七代国王段政兴为其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祈福许愿而立；《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蓝若篆烛碑并序》则记载了大理国第十八代国王段智兴施予佛寺田地、建盖寺庙之缘由及供养人等施舍田地与房舍的情况，《邓川石窦香泉段信苴宝摩崖》记录了元代大理第十一代总管段信苴宝施舍常住田地的情况；《词记山花咏苍洱境》为明代白族文人杨黼所撰，采用“三七一五”的山花体，描写了苍山洱海美丽的自然风光。上述碑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研究白文的重要史料。以下主要介绍《高公墓志》和《故善士赵公墓志》。 1．高公墓志： 又名《高观音禄墓志》《渤海郡高老官人墓志》。碑立于明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浪穹县（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阿吒力首领、白族文人许森撰文。该碑发现于今凤羽镇白石江畔，后被凤羽镇源胜村委会漆树村杨汝雄先生收藏，长期以来不为人知，是新近面世的一块白文碑。 《高公墓志》呈伞状形，有残，大理石汉白玉质地。通高120厘米，碑身宽41厘米，厚8厘米。碑额宽63厘米，额呈半圆形，中央方框内正中写篆书“高公墓志”四字，方框左右各雕一凤头，凤嘴衔风铃。周围五圆圈内刻五个梵文种字，代表密宗五方佛（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正中为大日如来佛）。五圆圈下各雕莲花，象征莲座。碑阴的额上雕四臂尊胜大佛母像。碑文字体为行楷，直书16行，每行3至29字不等，共计421字。 碑文全篇用白文记述了凤羽高氏家族高海第二子高观音禄的事迹。“高观音禄”即高禄。宋元以来大理白族在姓名中间夹佛号的习俗，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另据碑文，高禄为大理国高太明子孙，布燮高海第二子。本碑内容丰富，是研究凤羽白族葬俗、宗教信仰、白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 2．故善士赵公墓志： 《故善士赵公墓志》碑，简称《赵坚碑》，又名《十哀词碑》。明景泰六年（1455）赵生等立，杨安道撰，石匠杨隆刊刻。碑原在大理喜洲弘圭山，现已不存。著名历史学家石钟健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到大理辑录古碑，将此碑进行拓印并录文，碑文得以保存至今。拓片保存完好，现藏于大理市图书馆。 该碑高101厘米，宽49厘米，直行楷书，文22行，行14-39字。前有小序，正文为十首白族民歌“山花体”哀词，全文464字。本碑虽未注明“白文”，但它的小序、哀词都无法用汉语文通读，是一块典型的白文碑，文中有一些自造字。小序记述死者佛教密宗师主赵坚的家世和生平，正文以白族特有的山花体民歌形式，缅怀死者的修养学识、为人处世和过人的才艺，抒发对死者不幸去世的哀悼之情。 该碑的可贵之处是完整记录了一篇明代的白祭文。碑文前有散文格式的小序，后为一组山花体诗歌，与今天白族民间流传使用的白祭文在形式上完全一致。在内容上，碑文内容广泛涉及白族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以及文人修养情趣等，对研究白族文化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碑因岁月风雨侵蚀，文多漫灭，很多字词难以辨认。现根据石钟健《论白族的“白文”》、段金录等编《大理历代名碑》、张树芳等编《大理丛书·金石篇》、何一琪《白文哀词〈赵坚碑〉研究》、周祜《〈十哀词碑〉注译》等文献综合录出碑文。很多字词各家不一，差异较大者，以石钟健《论白族的“白文”》为准。 白文文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历千年传承，至今仍在使用，是白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白文文献的使用主体分布在民间，由于抄写者和使用环境的不同，未能形成统一规范的书写标准，文献的内容及分类与宗教、仪式、曲艺等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白文的产生，是白族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其接受汉文化的结果，白文文献的发展与演变，客观反映了白族文化自南诏、大理国以来的建构过程；白文文献虽有明显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但对研究汉字文化圈的形成、特别是对南方型汉字系民族文字的发展、演变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以近年来田野调查收集到的大量新资料为基础，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白文文献的整理及编制分类目录 白文文献的抄写形态、保存形态较为复杂，但可按内容分为大本曲（主要留存于大理、邓川一带）、本子曲（主要留存于剑川一带）、吹吹腔（主要留存于云龙一带）、宗教经文、祭祀文、碑文等六类。本文根据文献的内容和形式，对搜集到的白文文献逐一进行了整理，编制了分类目录，初步厘清文献的来源、流传、内容、主题思想、文本结构等相关的情况。 （二）白文文献的释读 遵循文献的内容、流传地区和传抄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原则，从搜集到的不同类型文献中选出较有价值者，逐字逐句进行系统完整的释读，广泛和民间艺人合作，解决白语方言差异对文献释读的影响，力求译注的文献保持历史原貌和地域特征。文献中除汉语对白和汉语文辞按原文照录外，白语部分均采用国际音标进行标音，并按原义译为汉文。同时对民俗性词语和特殊性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必要的注释和说明。 （三）白文文献专题数据库建设 通过扫描、拍照等手段和方式，根据目录编制分类情况，将原始文献、标音释读后的文本以及相关信息输入电子计算机，经过图像处理和PDF转换后，实现批量上传，使之成为易检索、易复制、不受时空限制的“机读式”文献，提高白文文献资源的共享度，实现社会化利用。 （四）白文文献的传续与利用研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金石碑刻、图书典籍、科仪文书等各种历史文献，对白文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深入的分析，理清白文传续的历史脉络。对当下白文文献的“存活样态”进行深入调查，将文献、文献的使用者、文献的使用情形结合起来作系统地研究，分析其与曲艺、民歌、戏剧、仪式、民间信仰等的深层关系，把握白文文献传承与发展的规律，探讨白文书写符号系统的特点，了解白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联系与交往，从而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分析和整合白文文献。 综上，白文文献最早见于南诏时期，最晚则产生于当代。大理国时期，白文在碑刻、写本佛经中都有应用。从《段政兴资发愿文》《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蓝若篆烛碑并序》以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白文使用的相关情况可以看出，白文在大理国上层，包括王室成员、僧侣阶层、文化精英中广为流行，或与汉字同为大理国的通用文字。元明清时期，中央在大理设置府、州、县，设立科举制度，积极倡导儒家教育，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但从留存至今数量众多的碑刻及大本曲、本子曲、吹吹腔等白文文献来看，汉字在民间的普及，反而催生了白文的发展。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白文是以汉字为基础而创立的文字。其次，流传于汉族地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赵五娘寻夫》《铡美案》等故事的传入，则极大地丰富了白族曲艺的内容与内涵，并在僧侣阶层、知识分子之外形成了另外一个白文使用、传承、发展的新群体———民间说唱艺人。这一群体的出现对白文文献的传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个群体，我们今天便不可能看到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大本曲、本子曲、吹吹腔、祭祀文等白文文献，白文文献也不会有“存活的样态”，至今仍在白族地区使用。 殷群(1973—)，女（白族），云南大理人，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寸云激(1970—)，（白族），云南鹤庆人，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end） 参考文献（滑动以查看全部） 编 辑：丁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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