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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启事｜影响我一生的好老师 
回忆义津小学二三事 小学，相对于我而言，应该是非常遥远的事了。然而，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经历，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却好像仍在眼前。学校在上街头一个叫“稻公矶”的地方，那里有许多房子，青砖小瓦，虽说不上规模宏大，但也是整齐有序，和周围的房子比起来，其品味和档次明显要高出一筹。学校大门朝西，设有六个年级。校长鲍知乙，当年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黑皮肤，长长的小鼓脸，很有特色。他的发型也让人印象深刻，头发有点卷，向上梳着，一边大，一边小，界限分明。还有那双小眼睛，总是闪动着智慧的光茫。他常喜欢在上早操时，把同学们集中在学校大门口的操场上，集体训话。训话的内容大多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时的书包，都是用黑色老布请裁缝做的，与现在漂亮大气的书包不可同日而语。书包里也只有几本书，语文，算术，还有美术。再就是一只文具盒，里面一支毛笔，一支一块钱左右的钢笔，这是最贵的东西了。那时上海的“金星”牌钢笔最好，名气最大了，有许多人喜欢把钢笔插在左侧上衣口袋里，有时并排插两支，甚致三支，以显示自己很有文化。只要上衣口袋插上钢笔，那种气势好像一下子就高出不少。还有几支铅笔、擦皮什么的。每天，当我背着这灰不溜秋的书包，走在义津街上时，倒也人模狗样，因为觉得自己在念书了，而念书是很让人向往的事。那时到学放学，没有父母接送。即使是离义津有五里多远路的五里拐村，同学们到学放学也是自己独立来往。入学年龄也参差不齐，有七八岁的，十多岁的，还有十五六岁还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有趣得很。班上有位会舞板凳花的男生，姓伍，脸上有麻子，调皮鬼们总称他“伍麻子”。久而久之，他的真名反而记不住了。他是五里拐村的，十六七岁还在二年级。一有机会大家就缠着他耍“板凳花”。他也总想露一手，那一招一式，倒也像那么回事。记得最后一个动作常常是：舞着舞着，板凳突然从半空中直劈下来，紧接着来个横扫，并就此打住，他也顺势一屁股端坐在板凳上，既显得稳如泰山，又很气定神闲。只这一下，常常赢得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和喝彩声，他似乎也觉得很自豪，很满足。他在同学中显得鹤立鸡群，但并没有觉得尴尬。还有位家在“泡桐树”的男同学，名叫“丁绍德”，也会舞板凳花，后来当了公社武装部长。街上有个张小明同学，家里开米行，父亲老来得子，娇生惯养，但念书很平常，每次背语文都卡壳。那位教语文的鲍知立老师，和校长鲍知乙只一字之差，这位是干瘦的小老头，教书极其认真负责，脾气急躁。他上课时总喜欢弹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每当张小明语文不能顺利背诵时，他急得捶胸顿足，咬牙切齿，那牙齿咬得就像吃炒蚕豆，咯嘣咯嘣乱响，大骂：你每天驮着个破书包，人五人六的，你是在哄你大大（爸爸的意思）不吃煎豆腐，哄你奶奶不吃炒豆渣（义津方言，妈妈不叫妈妈，喊奶奶）。这些话的意思不得而知，可能也就是一种发泄吧。熊得张小明耷拉着脑袋，不敢面对老师。面对鲍老师恨铁不成钢的“凶相”和张小明那种无奈的“丑相”，同学们有的同情，有的在偷偷掩面而笑。这一情景，直到现在，还好像就在昨天。后来来了一位小金老师，敦敦实实的个子，麒麟那边的人。十足的小白脸和小鲜肉，没有多长时间，就和我们班上的一位漂亮女同学，谈起了恋爱。这个女同学小学没读完就回家了，后来两人终成眷属。上课时，同学们的小动作也很多。有思想开小差的，不专心听课；有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有喜欢乱动的，坐不住。还有更损的，拿个小玻璃镜，利用从教室亮瓦或从窗户外射进来的阳光，小镜子对着阳光就会产生强烈的光束，调皮鬼就用这光束照老师的眼睛，老师的眼睛肯定不好受。一开始老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渐渐地老师就发现了。老师很生气，罚站训话肯定少不了，但不会请家长。有一次，我也被逮到一回。放学，是最开心的事。下课铃一响，小精灵们就像小蜜蜂一样飞出牢笼，作鸟兽散。更没有什么课外作业，打弹子、砸纸鳖，是我的拿手好戏；捉鱼、摸蟹，手艺也不差；爬树、掏鸟蛋，也经常干。还有放风筝，滚铁环，在田畈里疯跑，到处躲猫捉迷藏……只管尽情地玩耍。那时的小学生，哪有什么斯文，简直就是个“野”孩子。这样的学习生活，快乐了我的童年和少年。也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记忆中的小学同学有：江小龙，吴照旺，王贵印，伍秀珍，赵翠芳，盛丽珍，鲍桂梅，张永超，施小师，张友荣，杨千发，伍先国，吴成国，张小明，伍先念，王良候，还有舞板凳花的丁绍德和“伍麻子”……不知他（她）们是否还健在？过得可好？我这个老同学还想着你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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