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视导读: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诞生了。短短的一句历史，背后蕴藏着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精彩华章。近代的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凋敝，首批共产党人就在这风雨如磐的日子里担起救亡图存重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曙光。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的电影人再次创作出了一批革命史诗题材影视作品，其中《1921》和《革命者》已率先为建党百年华诞献礼。
这两部作品都聚焦于建党前后的中国革命历史风潮，不同于上一个十年的风格，两部头部献礼作品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进行了革新。印象中平铺直叙的宏大叙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化视角对革命史诗的生活化解读。
《1921》和《革命者》分别截取1921年与1927年作为主体时空表述，前者以中共一大代表和会议本身作为基准点，从微观视角展现人文情怀；
作为李大钊的传记式电影，《革命者》则启用了非线性叙事手法，主视角从李大钊被捕入狱的时间点开启倒叙，以主角人生中遇见的典型人物为节点进行插叙。新颖的表达形式，让两个影片向商业化方向更近一步，同时也拓宽了主旋律的打开方式。
在展开视角上，两部作品也完成了跨越时空，更贴近当下的解读。1921年，从风云际会的上海到南湖上的小船，其中发生的故事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下，观众们早已耳熟能详。随着今人对近代史的解读越发详尽，曾经的波谲云诡都成了日后时光宝石的横切面。《1921》的创新就来源于叙事重点在历史横断面上的侧重。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的个体化描绘，还是对伟人们的生活化刻画，抑或是对共产国际代表们的经历进行谍战风格的处理，都让影片成功避免了建党题材的内容重复问题。
而在主旋律新内容的挖掘上，《革命者》采取的人物传记形式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同时主创们通过刻画不同阵营、不同阶级人物眼中的李大钊，以点带面最终完成了对初代革命者精神的深度化诠释，也完成了唱响主旋律新方向的探索。
尽管两部影片在创新之余使得影片整体结构不太紧凑，叙事也略显碎片化，但其电影美学上的创新，以及对主旋律多元化表达的拓展，都是对当下“新主流”电影迈向新道路的铺垫。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旋律电影对市场化和凸显宣传属性之间都明显侧重于后者，基于主旋律本身的特性，其政治服务目的会一直存续下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的主旋律电影早已完成了市场化转型，其宣传职能也和商业化、艺术化、娱乐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新主流”类型电影诞生了。
从《建国大业》开启了全明星阵容献礼模式开始，老戏骨搭配青年流量明星吸引全年龄段观众的形式延续至今；《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主旋律影片则以展示电影工业成果铺垫主旋律商业化的道路，而这些与成熟的商业类型片相融合，摆脱政治宣教标签的大片，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也展现了影片强大的商业潜质；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系列在展现视角上回避了以往的宏观叙事，选择个体化切入点来展现人与时代的关系，加强了观众的代入感；
《中国机长》、《烈火英雄》等“新主流”电影则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拓宽了取材空间，延续了新时代主旋律的生命力。
从主旋律到“新主流”，电影行业与社会发展状态息息相关，正值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1921》、《革命者》揭开了献礼序幕，接下来的《中国医生》、《狙击手》、《长津湖》等片蓄势待发，后疫情时代的“新主流”电影将在这特殊的时间节点再次证明自己。
电影工业承载主流意识形态完成符合时代精神的视听艺术表达，是当下“新主流”电影的时代使命。而电影人作为执行者，除了进一步完善“新主流”电影体系，更重要的是把握时代精神，这样才能不断推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优质作品，实现商业性、大众性双赢，从而促进整个电影行业的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