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说史”《古代官职那些事》（4）——初唐的侍中】
魏征是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之一，他在太宗朝的最重要官职“侍中”，相当于最高监督长，多数人印象模糊，分不清职责；本文尝试从唐朝职官制度出发，结合我国2018年新强调的监察系统，来谈谈这一古代官职。
一、初唐“侍中”（门下省长官，最高监督长），李世民给前敌人的最合适官职
魏征生于隋末乱世，命运非常坎坷，在李世民之前跟过五位主人，“元宝藏→李密→李渊→窦建德→李建成”；到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他被太宗质问，魏征毫无惧色，留下了那段名载史册的对话：
太宗质问：你离间我们兄弟（让我们骨肉相残），为什么？（'汝离间我兄弟，何也？'）
魏徵回答：太子要是听我的话先动手，必定没有今天的祸患。（'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
《旧唐书·卷七十一》
李世民见魏征临危不惧，直中要害，决定成为他的第六位主人。
可毕竟是死敌，作为李建成前谋士，这样的人该安排到什么部门，该给一个什么职务？
最了解你的，是你的敌人。
那就敞开胸怀，让他给我提意见吧。起码要给哥哥的余党做表率。
安排他在三省之二的门下省（主管监督、监察）。往“侍中”方向吧（最高监督长。在唐代群相中，掌封驳，对皇帝的监督建议叫“封回”，对下属叫“驳回”）。知人善任的杰出皇帝太宗，脑海中浮现出了这样一条完美路线。
事实也的确这样进行的，魏征能力非凡，升迁路线顺利，从“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侍中”，除了必要的升迁历练外，他在掌管监督的门下省，占据生涯主流。
贞观七年（633年），魏征代替王珪（此人也曾是李建成属官），穿上象征极高荣誉紫袍，成为大唐宰相的一员，成为一名国家级副职的高级监察干部。
他担任这一职位直到死去（643年），哪怕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想让他辅佐不听话的太子李承乾，仍想让他执掌门下省的事务（知门下省事）。
尤其注意的，魏征是“位重言重”国级监察干部，这与此后的宋、明、清“位微言重”言官迥然不同；侍中魏征敢多说，唐太宗也咬牙容忍，此二人成为了明君谏臣的杰出代表，也成为后来正经、不正经言官的学习对象。
二、“侍中”的智慧与贞观之治
我们这里再明晰一下概念，“监督”和“监察”。
监督、监察意思相近，不过“监督”含督促、督导之意，反映的权力更大一些；所以中国台湾历史作家柏杨，做官职对应，“侍中→最高监督长”，而非“最高监察长”。
但为了简化问题，结合我国不断完善的“纪检 监察系统”，我们把当时的门下省以及御史台，都纳入今天的纪检监察系统。其中，对于中国大陆，侍中≈国家监察委主任。
总之，作为监察体系的大官，魏征足够重要；多次亲自谏言的他，又怎样面对李世民，留下怎样的历史表现？
- 从数量上看，《贞观政要》统计，魏征向李世民当面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字）。在其太宗朝不到20年任职时间里，意见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堪称善于监察的典范，他用剩余的后半生，勤勤恳恳的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回报了李世民的信任。
- 从质量和水平上看，魏征不断提升自己（如主编《隋书》，主编目录学著作《群书治要》），谏言和监察讲求“建设性”，“智慧性”，注重方式、技巧，为今天键盘侠所不能达到。试问今天键盘侠有几人能主编正史，主编目录学著作？
魏征主编的目录学著作（团结出版社版本）
- 但应该注意，魏征谏言、监察前期质量较高，生涯尾声有所下降。早年身为败军之臣，敢谈李建成败因；期间也触怒过李世民，惹得太宗想要第二天杀掉田舍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但后期稍有所下降，避讳了一些小问题，没有像刘洎（同为侍中，门下省两名侍中）指出李世民过于在乎形象的问题，应该减少言论；同时过于在乎自己史书中的形象，把自己的工作成果给史官褚遂良看。
如同在美国不能谈“Nigger”一样，任何大国，提意见都要考虑避讳；魏征作为门下省长官，不能无限制苛求他说出每一句话。
所以综合评价，魏征是极具智慧、极为杰出的谏官、监察官、监督官。他还一生清廉，家中甚至沒有正堂，死后遗嘱婉拒太宗所賜羽葆、鼓吹等物，只以布車盛载灵柩。
因此，1400多年后的今天，魏征足够留下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明德慎罚，惟刑之恤”等成语和典故。
关于魏征直谏、监察的案例很多，主要方式是借古喻今，提倡贤人政治，贤君政治；我说两条不一样的，带您体察不一样的监察智慧。
案例一：劝谏太宗不能为了纳谏而纳谏（《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李世民纳谏入流，臣下权万纪等人便投其所好，不断揭发其他人的隐私，受到李世民的宠爱，朝廷高官每每受到责备。
魏征提醒李世民说：“权万纪是卑鄙小人，认为揭发别人的隐私，才是正直，陷害别人受苦，才是忠贞；陛下知道这点，但看重他们无所畏惧的精神，用以激励百官。更麻烦的是，权万纪仗着受宠，所做的检举弹劾，不是真的有罪；陛下不能为了纳谏而纳谏，而亲近奸佞。”
李世民沉默不语，但赏赐魏征绸缎500匹，不久之后，权万纪等罪行败露，被加以定罪。
案例二：做良臣，不做忠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魏征一次对太宗说：“臣有幸侍奉陛下，愿意做良臣，不做忠臣。”
唐太宗奇怪：“良臣，忠臣有什么区别？”
魏征回答说：“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
（魏征玩个概念梗，一面把唐太宗比作后稷、契等明君，又一面体现了魏征作为监察官的自保意识，监察官更需要懂法律法规，懂历史！）
唐太宗听了十分高兴，赏赐魏征500匹绢。
本文之所以强调“侍中”一职，是为了从监察系统的看贞观之治；任用曾经的死敌当宰相，当侍中，反映了唐太宗高超的用人智慧、政治智慧，是推动贞观之治的重要举措；其实对于君臣双方，这份对纪检监察的系统把握和理解，至今都有学习意义。
三、尾声，更复杂的侍中
历史是和古人的无尽对话。
哪怕“侍中”这一个官职，从秦汉的内朝官，到元朝最后废止，本文只谈了作为门下省实任长官的侍中。就这一丁点，我们也有趣发现：比如唐前期的侍中，还具有推荐官员的权利，为今天监察系统所没有。
这种和组织人事挂钩，提前的监察方法，是否应该引入今天的监察系统？
继续研究，我们还发现魏征推荐的人才有问题。他死之后，推荐的侯君集谋反、杜正伦被罢免，李世民开始怀疑其是否为一党，于是取消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姻，还推倒了魏征的墓碑；到高丽失败后，魏征墓碑又被重新立起。
这种“监察后”细节，说明了监察官并不好做，哪怕是魏征，哪怕是李世民。
总之，侍中魏征，留给了我们太多太多青史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