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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中国作家》杂志2014年第八期） 10 强化训练结束后，我们开始上课。这时，只有早晚安排有训练课。早上一般是队列训练，或是练刺杀操，参加校庆汇演；而晚上的训练还得跑五公里。 与强化训练的三个月相比，这时人一下子轻松下来。每天上午，大家上课时打磕睡的多了，好像教室一直缺氧似的，人走进去，就会昏昏欲睡。 黄山此时正式当上了区队长，便承担了值班长的角色。 他坐在最后一排，记下每个打瞌睡者的名字，然后在下课后告知对方。由于我们指挥系实行的是全程淘汰制，大家便紧张起来，连忙与黄山套近乎。最有效的，就是发烟给黄山抽。 在团里当报道员时，黄山便学会了抽烟。经常是一夜一夜的，为找不到好的新闻点而睡不着。烟一旦成瘾，要戒掉也很难。过去，在团里时，他报道哪个连队，连队指导员或连长总要给上一条半盒的。他于是越抽越厉害。 到军校后，队里起初规定不准抽烟。要抽，只能到厕所里，于是黄山便成了蹲坑最多的人之一。几个烟鬼，觉得在厕所里站着抽也不是个事，便喜欢蹲坑。队里只有两个厕所，他们一蹲，有内急的只好下楼去找。楼下也一样，于是，反对蹲坑还成为大家提出的意见之一。 黄山曾对我说：“烟还是要戒掉的好。你监督我吧。” 我说：“这个要靠自觉。监督不了。” 黄山说：“再不戒，就没钱买烟了。”为此，他还跟我借过几次钱，都是为了买烟。 现在，大家都群星捧月地围着他，他也不提戒烟的事了。相反，没事时，还给队长、教导员发上一根烟，顺利汇报汇报思想。 教导员说：“赶紧把训练经验写出来，推广推广。” 黄山说：“请领导放心，一直在弄呢，快要出成绩了。” 果然，他不孚众望，在这个节骨眼上真的熬出了成果。他的一篇《关于将心理工作贯穿强化训练取得硕果》的文章，被上级转发，为学员队赢得了荣誉。文章的大意为，“过去我们把训练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问题比如忧郁、焦虑、害怕等现象，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而不单纯是个思想问题。只有解开心理的扣子，才能使训练达到最佳效果”。文章还举了许多例子，都是身边的人和事。有个事例，还把我写进去了，说我从边疆来，心理上存在自卑的想法，经教导员解疙瘩，训练场上生龙活虎！ “简直是放屁！”我对黄山说。 黄山哈哈大笑：“我不过是让你出名，好心还没有好报！” 我说：“我要找领导，你侵犯了我的隐私！” 黄山说：“算了吧。我写别人的肯定不好，写你，就不会有事了。自己人嘛，怎么写也不过份。” 我去找教导员。没想教导员听后说：“材料是我签字的，你觉得他说的不对吗？要是不对，你也写这么一篇！听说你文笔挺好，别人能发表，能总结，你怎么没有呢？这就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 在教导员那碰了一鼻子灰，我也不敢再说什么了。祁方定说：“这小子，我们多少得防着点，说不定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无论我们怎样看，这篇文章还是得到了上面的重视。编辑专门发了编者按，学校领导为此也专门作了批示，说“学校多年没有出过这方面的经验，这个经验跟上了时代发展形势，应该深挖细抠，争取出更大成果”。 这个批示，全校都组织了学习讨论。我们队也组织过，教导员还点我的名，让我谈如何克服自卑。我不得不顺着黄山文章的意思，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回到宿舍，我在他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他说：“踢吧，只要你解恨。相信，你以后会理解我。” 这件事过后，黄山再次在全校名声大振。 到了年底，学员队讨论给黄山记三等功的问题。当时队长担心，报上去了也不会批，因为学员队自组建以来，还没有一个学员立过三等功。 教导员说：“我们就要打破常规，报不报是我们的事，批不批是机关的事。” 于是，队支部真的讨论通过，给黄山记三等功。机关政治部门最后还真的给批了。 这事在我们学校引起了轰动。在全校开总结大会发奖那天，校长还说：“一个学员能立三等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学校的吸引力，能吸引优秀人才；也说明学校的培育思想对头，只要有为，在这里都能干出成绩！” 黄山戴着大红花的照片，很快出现在学校的橱窗里。 从此，他不在班里和我们一起住了，教导员让他搬到了储藏室，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好让他继续出成果。 在同学们的眼中，黄山成为一个能人。 那个冬天，我们第一次放寒假。他说：“我们三个把票买在一起，回去探家吧。” 我没吭声。祁方定对我讲，怎么也不想与黄山坐在一起。 于是，我们各自走各自的，回到了家乡。我母亲搂着我，一个劲地哭。 三年时间没见面，母亲那是思念的哭，也是高兴的哭。 11 第一次探亲，很多同学来玩。 有一天，上大学的近视眼小芳和另外一个女同学跑到我家里来看我。 另一位女同学毕业后我们也很少联系。听说她通过复读，也考上了师范学校。她说：“小芳非要到你家看看。” 近视眼小芳虽然与我从来没有通过信，但我估计她来我家一定有事。 果然，在另外那个女同学与我妹妹聊得投机的时候，小芳悄悄地问我：“李东东，黄山回来干什么去了？天天不在家。” 我说：“不知道呀。我们回来还没联系呢。” 那时，还不流行手机。寻呼机也只是一部份先富起来的人在用。联系还靠写信，或者固定电话。但我们村在山区里，就没有固定电话。 小芳说：“我感觉黄山变了，你感觉到没有？” 我说：“你是指哪方面？” 小芳擦着泪说：“我读书时，与黄山接触不多，印象也一般。上大学后，黄山一个劲地给我写信，说喜欢我。我架不住，觉得找一个同学也挺好的，你知道，我各方面条件一般……” 我吱唔着说：“这事我还不知道呢。” 小芳说：“原来我们的信挺勤的，但自从他上了军校，我们的信便少多了。我给他写信问他，他说又忙又累，顾不上。我开头挺理解他的，但后来，他干脆不给我回信了。最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认真考虑过了，认为我俩不合适……” 我脱口而出地说：“我也觉得你们挺不合适的！” 小芳吃惊地看着我，问为什么。 我却不知道该怎样来对她形容黄山。 这时，那个女同学与我妹妹一起回来了。她对我说：“东东，你说这个黄山，听说我在心理系学习，一个劲地要我帮他写一篇关于心理知识与训练方法的问题，我写后还找我们导师亲自修改后，才寄给了他，也不知文章后来怎么样了。” 我吃惊地张大了眼睛，更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 女同学还对我说：“东东，你要提防黄山一些，我觉得他挺鬼的。你和祁方定，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说啊，然后有些怅然若失。 冬天的雪，下在故乡的土地上，很快笼罩了原野。我母亲见到我，总是眼睛红红的。她说：“毕业了，你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见一面都难，怎么办啊。” 我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国尽忠就不能回家尽孝，这是你教育我们的啊。” 我妹妹插话说：“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有一天，黄山到我们家来拜年了。我父母非常热情，号召我向他学习。 没人时，黄山问我：“听说两个女同学到你家里来了？” 我说：“来过了。” 黄山说：“有些事，你知道不知道都没关系，但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说：“有些事，我真的理解不了。” 黄山说：“总有一天，你会理解我的。我相信并期待着。” 说着他一边抽烟，一边与我父亲聊天。我出去了。回来时，他们并肩坐在一起烤火，看上去，他们聊得挺火热。 果然，黄山走后，我父亲说：“你这个同学呀，不简单。你要多向人家请教。”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见我妹妹说：“我哥有什么不好？自己做自己的，未必非要向别人学。” 我感激地向我妹妹点点头。我们相视一笑。此时，屋里温暖如春，而屋外，大雪飘飘，很快掩盖了我们童年的一切。 12 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后，我和祁方定早两天回学校报到。走前，我们问黄山是不是要一起走，他说还有事要处理。我们也不便问他是什么事。总之在我们三个人的世界里，黄山与我们就像隔着一座山。他的山，是有形也的，也是无形的。 等我们回到学校后，一个爆炸般的消息迅速在全院传开了：指挥系的学员黄山，在寒假勇敢跳入冰窟中，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孩，自己还差点牺牲了！ 教导员说：“这是我队出现的又一个典型，必须大树特树！” 于是，教导员让我来执笔。我对祁方定说：“有这回事吗？” 祁方定说：“没听说呀！” 我想起我们走前去问黄山的样子，也没有看出他曾是救人的英雄。 但教导员说：“你们是高中同学，既是同乡，又是一个部队来的，对他应该非常了解，这个典型非你写不可！” 我不敢说黄山并不是典型，但我也并不认为他就是一个典型。教导员见我沉默，还说：“这是死命令！必须尽快完成！你应该为你们家乡出了这样一个英雄而骄傲！” 队里给黄山发了电报，我只好等黄山回来。 在此之前，我问教导员：“这事，学校怎么知道呢？” 教导员说：“地方民政和武装部发电报来了，后来家长也把感谢信寄到了政治部，那还有假么？” 我和祁方定面面相觑。 终于，在第三天深夜，黄山回来了，是我和祁方定去火车站接的。他的腿上打着绷带，走路一瘸一瘸的。 我说：“大英雄，前几天我们去你家时，你腿还好好的呀。” 黄山说：“我是怕你们担心。本来想与你们一起走，但这事不想让人知道，没想到学校还是知道了。” 祁方定说：“你小子，不是造假吧？有没有这回事？小孩是不是你的亲戚？你是不是又设了个局？” 黄山露出一脸怒气说：“老同学，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难道我的腿伤是假的么？孩子救是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你们知道吗？你们还是不是我的同学？仅仅因为我比你们有名，你们就吃醋？就看不惯我？” 他一说，我们仿佛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的，不好意思还口。 回到学校，我只好拿着笔，围在黄山的小屋子里，听他讲述冬天里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的主人公黄山，是一个优秀的军校学员。多次立功受奖。在第一个学期的探亲假里，他顾不上与家人的团聚，积极去上门为孤寡老人服务。在回来的路上，路过一个小村庄时，听到路下的池塘里有人喊“救命”，于是，他以军人的速度飞一般地越过田野，奔向池塘。看到两个孩子浮在水面上，一个孩子的只露出了头发，另一个孩子两手紧抓住冰块的边缘。他顾不上冬天的寒冷，想也没想便跳入冰窟中，先是救起一个，接着又救起另外一个。当最后一个孩子上岸时，他冻得嘴唇发紫，瑟瑟发抖，差点冻死了。由于衣服被锋利的冰块刺破，大腿部也割开了。两个孩子尖叫的哭声，引来了村庄的大人们，这时，人们才发现冰面上还躺着一个解放军，他仰面躺在那里，肩上两边的红牌牌像两面五星红旗……人们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什么也不说，最后只是说：“我叫解放军。”艰难地站起身便离开了那里。 这个故事，是黄山亲口讲出的。我写完后给他看，他说：“差不多吧。应该加上一点，就是人们不是因为我自己讲述才知道的，而是村庄里的人自发寻找才找到我的。” 我问：“人们到底是怎样发现你的身份和真面目呢？” 黄山说：“我到医院包扎，正好碰到一个高中的同学。他以为我与人打架了，为了证实我不是打架，我就随口说出来了。没想到，这个同学的父亲是武装部的部长，他回去说后，武装部长亲自到我家里来慰问，这才传开了。” 我说啊。 于是，我把这一段也写了进去。 但材料报到教导员那儿，他说：“这一段可以略写，只写大人们为了感激解放军，四处寻找最美军人，发动人民战争的优势，终于找到了。” 材料到了机关，又经过机关高手的反复修改，最后在全军的报纸上发表了。等我看到报纸时，那里面的黄山又跨越了几座高峰，得到了再次升华，已不是我笔下和我眼里的黄山了。 祁方定说：“为啥运气总是在他那边？” 我们那时在学校的操场上，闷声地跑步。远处点点的星星，仿佛遥远天上的火花。它明亮，却又那样遥不可及。月亮，虽然星空高挂，但仿佛也只是星星的陪衬。（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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