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型沉默——记土生土长的黄安教授宋少柏

　　　　　　　　　　典型沉默

终于在20世纪末的那年冬天，当时光刚进入新的一年的第一天的时候，我拿着调令，幸运地跨入这所全军有名的大医院。作为一名宣传干事和一名党员，我要干的工作就是接受上级命令，按照上级的意图和时代的思想定位，寻找、发现和宣传各种各样的典型。

“要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我们领导多次这样对我说。他们后来不说我也习惯了。我是一个写手，写手的任务就是怎样把领导交待的任务落实，并且结合时代精神，完成得更加漂亮，让我笔下的那些人物，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和学习。

我宣传了许多典型。这些典型有的过硬，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有个别的不是太过硬。过硬的我就下了功夫，不太过硬的没太下功夫。由于是任务，我完成得还是很出色。这些典型宣传给我带来的惟一一次好处，就是有一年由上面领导钦定“捡”了个三等功，然后也让单位的人知道了我的名字。不要小看名字的重要性——我们呆在医院，医院就是给大家看病的，何况这是给首长和特殊首长看病的医院呢？全国许多熟人，还有各种各样的转折关系就一蜂窝地涌到这里看病来了。有时多年想不起的人，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自我介绍说是我朋友的朋友和老领导的关系，我也不好拒绝。因为人们相信，如果我们这里还看不好的病，到哪里又能有救呢？于是我在繁忙的典型宣传之余，还要接待一大帮这样的人。往往是白天带人看病，到晚上再到办公室加班写材料，不知道的人，以为我们白天带着人瞎逛，是件舒服的事情。而在北京的各大医院，普遍存在着看病难、找专家难、做检查难、住院难和早点做手术难等事情，一件件的操作起来麻烦得很，把自己累得不行，就更感慨病人的不易了。

看各种各样的病，就要找各种各样的专家，可专家不是那么好找的，特别是名专家，今天在北京，明天莫准坐飞机到了海南，再莫准约好了时间，到时专家一下子却被车接到了中南海。好在我走在大院里，只要自报家门或他人介绍时，不少专家都说知道，说看过我写的某某某等。所以每次我找他们看病，也就相对方便些，不至于遭受冷遇。特别是那些喜欢经常看报看书的人们，见过后还要对我说声幸会。然后其中的一些人便会对我说，你最近写的谁不错，可你怎么就不写写谁谁呢？

他们说的谁谁有很多。不少我也认识，当然也有些不认识。我的原则是，没有上级领导的命令，我一般是不去写的，主要是怕惹麻烦。这年头没有人愿意惹麻烦，有时宣传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容易造成其他事件。

但渐渐地，我的耳朵里多次涌进了一个名字：你是黄安人，怎么不写写你们黄安的宋教授呢？

我一怔，是呀，我为什么就不写写他呢？在一个单位，要遇到几个黄安人，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这个人又是被大家公认的呢？

在我们黄安，谈起打仗带兵、动辄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多的是，谈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排成长队，而把学问做到了教授且被授予三级带上将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但在军队的医学界，我想他肯定是第一个。

宋教授的名字我在这里也就不必说了，说了不好，他也未必高兴。我之所以把他写入小说而不是列入报告文学，就是为了避免许多麻烦。其实我刚来时，早听人说过他，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黄安人。要知道，出门在外，如果不是单纯的功利目的，认一个家乡人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何况人们谈起宋教授，都少不了称赞的口气。他之所以在医院有名，其一是因为他水平高，被人誉为“一把刀”；其二是由于他从来没有收过一次红包。于是机关称赞他“德艺双馨”，患者传颂他“医德高尚”。在目前，在沉默的大多数眼里，一个外科医生，别说水平高，就是水平不高，要做到一次不收人家红包，也是要经受一定的思想斗争和考验的，但既然老中青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人好，可见这个典型是过硬的。

这个典型以往也宣传过，还多次出现在医院和总部的大会报告上，至于后来为什么又不宣传，原因可能是红包现象在全国愈演愈烈，人们已见怪不怪了吧；也可能是我们医院抓红包现象很严，痛打了个别不法份子，没有再宣传的必要吧，反正我调到医院工作的时候，宋教授已经从科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虽然他还参与工作，并且亲自上台做大的手术，但由于已不在科主任的位子上，而单位的宣传方向重点放在还在位的专家身上，因此我也就把宣传他的机会错过了。

我认识宋教授的过程是这样的：有一回某位领导的关系来看病，让我去找他。说实在的，每次去找那些不认识的专家看病，不管在病房还是在门诊，我都有些头疼。专家们都是有个性的，大量等待的病人不得不让他们有个性。所以那些不认识的专家没准会不理你，让你在病人面前很没面子，又没准还让病人认为你不肯帮忙；再没准专家会把你插队批评得狗血淋头，还没准让你改天再挂他的专家号。你想一个专家一个星期也就一两次出门诊，病人要等到多难啊，半夜两点钟门疹就已经有人排起了挂号的长队。我领导着那位牛皮轰轰的病人去找宋教授了。之所以说这位病人牛皮轰轰，是由于他为北方某地的一位县长。要是按同事们的办法，肯定会把他训一通的。记得有次，一位副部级领导来找人看病，多天也没有排上队，就托人找到我们处里的黄干事。黄干事约好专家，领那位副部长去看时，副部长一边看病一边还在专家面前摆谱，放不下架子似的。专家时间很紧，就很不高兴地让他出去，弄得黄干事也很尴尬，出门后很不客气地训他说：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给中央首长看病的地方！你以为专家是那么好找的吗？专家什么样的官什么样的款没见过？你要是再摆谱，就不要来找我了。同事一训，副部长被训得耷拉着脑袋。大家听后热烈地鼓起掌来。

而我没有训人的习惯。我只是想，这位领导这么牛皮轰轰，会不会被宋教授赶出来？遇上这样的病人有时不好明说，只有试一试的把握。推开门时我的心就有些忐忑，看到宋教授的房子里挤满了一大屋病人，估摸都是找他看病的。这年头，病人再小的病也想找名医看看才放心。我于是对教授说，能不能麻烦你看个片子……要不，改天挂一个你的号再说……

教授抬起头来，温和地笑着说，你先等一等，我把前面的看完。接着他耐心地给病人看病，同样很温和。我听到房子里响起了一片感谢声，一位病人大约跑了多家医院没有确诊，听到教授说他没事时，当时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哭了：为了看这病，我跑了全国三十多家医院，花了十几万块钱啊！

等宋教授把其他的病人看完时，这位县长已等了半个多小时，看上去很不高兴。轮到他时，我为了拉近距离，就对宋教授说，主任，我也是黄安人啊。

教授抬起头来说，他们说的那个小老乡就是你啊。

我奇怪地说，你怎么知道？

他笑了说，我听科室的同志说我又来了一个小老乡，挺能写。

我说，那是夸奖。

教授说，我看过你写的书，写得不错。

我的心里很激动。教授对那位县长说，你把衣服解开，我摸一摸。

县长掏出名片，递给他。他的秘书赶紧说，这是我们县长。

宋教授没有理会，还是温和地说，请把外衣脱了，我摸一下肿块。县长有些尴尬地把名片放在桌上，教授在他身上仔细地摸了摸，然后又认真地看了看片子，说要立即住院。县长说，我在其他的医院看了，他们说不必住院……

按一般国人的习惯，我想莫准是另外一个专家看的话，脾气大的当时就会让他出去。可宋教授还是温和地说，既然你找到我这里来看，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不然危险！

县长的脸白了。后来他半信半疑地地去门诊开住院单。我有心想与教授多聊一会，于是等他离开后与宋教授聊了好长时间，我们谈起我们黄安县的过去和现在，彼此间感慨不已。

最后，教授对我说，小老乡，好好干啊，有前途。

我说，啥前途，有口饭吃就行。

教授说，那是老革命的想法，今天的黄安人，不应该只有吃饱饭的想法，而是在吃好的基础上，做一番大事。

我们热烈地握手告退，算是认识了。后来，那位县长作检查时果然证实了宋教授的话。做检查的医生说，你如果不立即做手术，我敢打包票活不过五年。县长的脸立马就白了，好在后来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出院后他托我约请宋教授吃顿饭。我打电话给宋教授，他说，病人的病好了就行，吃什么饭！没时间，真的没时间。

他的话还是很温和，聊了一些别的问题才挂电话。那位县长对我说，好人！好人啊！当时感动得哭了。

第二天，教授在上班的路上碰到我，笑着说，我们黄安人，还来那一套？病人不容易呀。

我的脸红了。从此以后，每在路上遇到，我与宋教授都要谈上半天。黄安的茶，黄安的水，黄安的人，黄安的将军，无不入话。后来凡是遇到病人要咨询什么东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他。无论多晚，无论多忙，他从未拒绝。有时不是本专业的，他就介绍其他的专家解决。那略带黄安腔的普通话，总是让人感到温暖。

再后，一位朋友的母亲得了胃癌，要来京做手术。做这方面手术的医生有很多，但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宋教授做得非常好，非要点名他做不可。由于科室里的病人找教授做手术的人多，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对教授说后，他说，我与住院总医师打个招呼，让他安排。于是第二天就安排了。做手术的那天早上，朋友呼我，问是不是要给教授送一个红包？我说，那是万万不能的事！朋友说，我父亲说不送红包他不敢上手术台。我说，你要是送红包宋教授肯定不会做！你就骗你父亲说送了，人家也收了。那位朋友将信将疑地把父亲送上了手术台。我和他在外面等着。一位青年医师说，小李，你的面子真大，连宋教授都请动了。而一位护士说，又是宋老头的手术，真烦！我问她为什么烦。她没好气地说，这个老头子的手术一是太多，二是他上台做就意味着我们连顿饭也吃不好！朋友听后脸上不知为啥笑了。

那台手术一直持续到下午，由于教授说过不买午饭，所以他们一直到两点半钟才出来。我说，一块吃顿饭吧。教授说，家里做好了。我说，那些助手和护士们都没吃。教授说，他们自己订。

说完他就走了。他这一说没有人敢吃朋友买来的饭。当天夜里，朋友买了些礼品想去拜见他，是我领着去的，可宋教授就是不开门。

我掏出手机在门外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中说，要是发财，我早就发了。小老乡你可能不相信，我至今从未收过病人的一次红包，要是收了红包，我想做手术时肯定手抖！

朋友知道后慨叹不已。后来我听说，那场手术，要不是宋教授，谁也不敢切那么大的癌块！

朋友的母亲手术后恢复得很好，他相信我的话了。半年后，他还专门打电话让我表达对教授的感谢，我对教授说了，他却说，哪个病人呀？忘了。真的忘了。

说是忘了，其实是忘了病人的姓名，而你要是说某个病人什么样的病情，他却马上能记起来。我找他看的病人，怎么也快近百了吧，下次再找，提起他们的病情来，我没有一个记得住的，但教授却记得比我清楚。

一位熟悉的医生告诉我说，某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之孙做手术时，医院点名请宋教授主刀。宋教授看到患者的家属对病人关照得不好，当时就把他那年轻了许多的妻子训了一顿，让医院领导当场都捏了一把汗。

这位医生说，也只有宋老头，才敢这样说话。为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还是你们黄安人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

我对教授说了。他笑着说，医生的眼里只有病人，他们净瞎说，哪能！

我后来想，走在人群之中，无论怎样看，宋教授都是个普通人。没有名牌的衣服，没有发亮的头型，没有光芒四射的锋芒。他温和，他微笑，他干静，他利索。

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医生，毕业于湖北医科大学，除了交流讲学，他从来没有到哪一个国家去进修过。与那些动辄提起自己出过国留过洋的博士硕士来，宋教授喝着黄安的水长大，拿着祖国的碗学技术，看上去并不显山露水。而那些喝过洋墨水的高学历者，往往在做一些大手术时，却常常得看到宋教授亲自坐阵时方敢动刀。

我们黄安县的县委办和驻京办都知道北京有这样的一个宋教授。为了当地父母官的健康着想，他们也想认识他，就托我带话说一起聚聚，但宋教授说，有病人就来吧，吃饭就不必了。

他从不参加乡党的聚会，但大家有啥事找到他，他却一直是热情相助的。故乡那些找过他的人，总想找机会感谢他，却苦于没有机会。他回故乡很少，偶尔回去扫墓，也从来不去打搅地方政府，从来未给故乡政府添过任何的麻烦。他回黄安向来一个人，悄去悄回，连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每次在路上碰到时，都要聊上好半天。他的话不多，但实在，像我们黄安人的性格。有时谈起老家来，他真恨不得所有的人都像前辈们当初参加革命时的理想那样，能够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但黄安毕竟还是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下子也发展不到哪里去。所以每次他从老家乡下回来，我们就要以这个话题聊上半天，他在叹息之余总是说，我们能为黄安做些什么呢？能到哪里去找一些财团来黄安去投资呢？他在谈到老家的一些人还穿着十几年前那样破破烂烂的衣服，吃了上顿无下顿，而有的孩子还上不起学时，叹息声也就沉重起来。

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宋教授文章，但他从不配合。后来我认识了黄安报的一个副刊编辑，我回老家时对她说起宋教授的事来。她说你写篇文章在我们家乡的报纸上发吧。我回京后很积极，可宋教授却一直不接受我的采访，说那些事不值一提。于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一个关于他非常完整的故事，写的这些都是别人讲的，只属一鳞半爪。现在他是技术三级教授了，算是文职将军，依然不接受任何采访。只在与他一起去四川抗震救灾，再一次见证了这个老头的风采。严格地说，这篇文章算不上小说，可要说是报告文学，又得经过领导们层层的审查，没准个别领导又以“不宜宣传不在位的”为由，把稿子给毙了。再说还由于种种大家知道或不知道的原因，我还不能也不敢把现在医院的情况写得太透彻，因此这篇算不算小说，读者看时就不要计较吧。我只是想，谁都有生老病死——在某个我们生命中不愿面对却不得不面对的时刻，如果那时你有幸遇到这样的一位专家，你就偷着乐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