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社会诗：老妪能解，为民为事而写
王东梅
唐诗到了杜甫，有了不同转折。前面的方向是将人从日常生活里拉出来，现在却证明了诗可以生活，不卑下、不琐碎、不庸俗，可以捕捉、反映生活中的深刻感人之处。杜甫开拓了好几条诗的新道路。
杜甫写《兵车行》、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是基于自己在战乱中的经验；到了张籍，就将这样的生活感怀予以扩大。张籍之后，就到了元稹和白居易。杜甫写出了完全不同于李白他们那个时代的诗作，但他主观上从来没有要超越李白、取代李白那一辈的意识。到了元、白，他们继承了杜甫开启的这种新诗风，发起和前代划清界线的一个运动。同时他们也承接了张籍那样的精神，认为诗要写的、能写的，不只是诗人自身的感受情怀，还应该包纳他人的痛苦，为他人发言、表达。
元稹、白居易所代表的中唐“社会诗”，是自觉地要改变诗和诗人的定义。最具代表的文献，是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信的内容就是在讨论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究竟要做什么？
一开头说：“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诗像植物般，以感情为根，以语言为苗，以声音为花，以意义为果，完全依循着能够触动人心的基本法则。基于此，白居易接着检讨了唐兴两百年间诗的状况。诗人很多，多到数不清，而最厉害的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是奇才，写的诗没有人赶得上，但是若以诗的根本原理来评断，李白作品中真正有意义的不到十分之一。在这点上，杜甫就不一样，他的诗不是游戏，不为华丽好看，而是真正能完整发挥“情”、“言”、“声”、“义”各自作用的，杜甫的诗“可传者千余首”。
这是很明显的“抑李扬杜”，表现出他们的根本价值信念。诗是严肃的，而且诗要有目的、有作用，不要再学李白那样率性写诗，依凭天分才气、也外露天分才气来写诗，而是应该像杜甫那样，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写诗。元稹和白居易写了大量的作品来示范、宣扬这种诗要为群体、为社会服务的理念。
诗要能以其意义感动人、感化社会，进而改变社会，因而诗的题材和体裁也必须改变。诗是工具，要影响读诗的人，所以诗要尽量让最多的人读得懂，可以由此受影响。这项主张其实是违背杜甫的美学信念，杜甫很在意诗的格律，也很擅长创造内蕴深藏的对仗或特殊的声音效果。
元、白的诗，以杜甫的标准来看，是很随便、很草率的。不是他们没有能力细致琢磨，而是他们故意要写得“老妪能解”。他们用这种方式改革诗，再以新风格的诗来进行社会改革，这是中唐诗的一大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