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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学雷锋做好事”的年代过来的人，尽己所能帮助别人是我做人的准则。对于毫不相识的委内瑞拉女游客固然如此，对于本单位的同事之人更是如此。比如说，我就曾不止一次地帮人捉笔代刀——撰写论文。虽然说这样的做法未必合适，可既然人家有这困难、需要帮忙，又开了口，我又如何能够回绝？作为教师，职称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是你专业素质与水平的标尺，另一方面教师工资与职称挂钩。所以，为职称能够顺利晋级，对于一些平时疏于动笔、很少写作的人来说，临时抱佛脚是常有之事。如何抱？花钱买论文是一种办法：眼下就是在校园内也不乏买论文者，以及因此应运而生的论文掮客——这些老师因为拥有一定的资源，可以对论文明码标价，一个页面是600还是800还是1000，他们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再就是请同事中擅长此道者帮忙，这样的话，一般而言未必需要付出多少经济上的代价，只是欠对方一个人情而已。我对于校园里的论文掮客非常鄙视，以为这有辱斯文；而我自己，因为人情却不过，也为人家捉笔代刀过好些次。我与副校长刘祥合作过一次。那次最后署上我们两个人的姓名的论文，在省级论文征集中获得一等奖。一等奖的奖金400元，两人均分——刘祥倒是把奖金全给我的，我以为我撰写固然有功劳，而刘祥在报送、评审中也有贡献，所以，对分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当然，做校长的能够有这种姿态在我看来就很不简单。或者说，并不是所有做领导的都是这样。某君跟我是语文组的老同事。他的职称由中教二级晋升中教一级时，他是学校某部门领导。考虑到他曾经跟我在一个办公室呆过，彼此关系还算不错，因此，既然他开了口，请我帮忙，我又怎么好回绝？我为他写的那篇文章，是就曹禺的话剧《雷雨》的节选部分的语言特点进行赏析的，题目是《言外有意弦外有音——<雷雨>语言欣赏》，大约在1800字左右。写好后，我把文章交给他，让他自己去打印与复印，贴上邮票寄出。至于投向哪些杂志社，因为我手头掌握着相关信息，所以，一共10来个信封全是我写好交给他的——这信封自然也是我无偿奉送的。这篇文章后来在《学语文》和《中学语文园地》两家杂志先后刊出。但让我有些不能理解的是，文章发表后某君并没有跟我至少招呼一声。而我则是极偶然地在传达室发现杂志社寄来的样刊，恰恰那信封还又破损了。我将样刊抽出之后才发现的。另一家刊物刊出该文，则是在学校职称工作组的评审会上，我作为评审组的成员，看到他送过来的样刊才知道的。不过，某君也帮过我一次忙，那是2000年前后，学校招生工作难度不小，因此，学校出台政策，每个老师都必须参加这一工作，并且此一工作业绩与经济收入挂钩。某君利用工作之便，让相关老师将数位到学校报名的学生算在了我的名下。我还与徐鸿飞老师合作写作了一篇有一定分量的论文《基础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发表在《教育文汇》。这篇文章同时还被节选刊发在《教育导报》、《教育时报》等刊物上。之所以徐鸿飞的姓名列前，那是因为她要评高级职称，需要论文；同时还因为从前我儿子请她辅导过英语。——也并不是说我就比别人一定高尚多少，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为人写这样的文章，本身是出于一种感情，根本就无意在经济上谋取什么回报。另一方面，一旦索取或者接受了物质上的回报，那么，原本很纯洁的事就变味了，没什么意思了。论文，无论是关于教育的还是教学的，如果平时缺少积累也缺少思考，那么，自然撰写会感到十分困难——因为无米下锅；反之，根本不需担太多的心思——也不过就是把你平时所做的、所想的那些东西稍加梳理和加工而已。我在2010年后离开教学第一线，在督导室工作，每年至少要发表10－20篇教育教学论文、随笔，长的3000~4000字，短的1000字上下，轻轻松松的，根本就不像有些老师想象的那样要皱起眉头冥思苦想。说到底，就是我跟一般老师相比，读书更多，并喜欢思考而已。教师职称晋级，对教育教学论文有所要求是正确的，但是，我以为应该区别对待，不宜一刀切。对于那些属于教学型的，更多功夫花在课堂上老师，为什么不能多听他几堂课，看看他的实际教学水平？对于那些非教学型的，喜欢舞文弄墨，喜欢研究理论问题的，对其课堂教学适当放宽要求也并无不可——如果他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很多人认可，让很多人获益，何尝不是对教育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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