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个国家该如何面对历史中的“原罪” ? | 循迹晓讲

循迹晓讲 2021-07-08

展开全文

◎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 作者：肉山大魔王

◎ 编辑：马戏团长

◎ 全文约6500字阅读需要18分钟

◎ 本文首发于【循迹晓讲】公众号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自5月底在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下发现大量儿童遗骸及无名坟墓事件以来，加拿大国内就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

到了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许多加拿大原住民要求取消当天的庆祝活动。更有大批抗议者来到马尼托巴议会大楼前抗议，有些情绪激动的示威群众把一尊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推倒，随后又把一座伊丽莎白二世的雕像掀翻。

◎ 加拿大应该查查这群人，看看是不是拜登想转移本国矛盾，给他们打钱闹事

这场由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下发现大量儿童遗骸为肇始的事件持续发酵，愈演愈烈的抗议活动似乎正向邻国BLM运动看齐。

为了回应原住民的诉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要求首都渥太华和平塔上的国旗在国庆日期间降半旗，以纪念在寄宿学校遇难的原住民儿童。

◎ 事实上，自5月30日开始，加拿大全国所有联邦机构建筑的国旗就没升起来过

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大批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家属和原住民领袖展开旨在“使作恶者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过错，并公开向受害者道歉”的诉讼活动。

他们的诉讼对象非常明确——联邦政府和基督教育学校。

2008年6月1日，联邦政府经过与原住民酋长们达成的协议，由联邦政府拨款6000万加元，成立了一个名为“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TRC）。

◎ 1998年时任总理克雷蒂安曾就此事发表和解声明，但没有得到原住民的接受

同年（2008年6月11日），时任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寄宿学校受害者公开道歉声明：“寄宿制学校···主要目标是把（原住民）孩子与他们的家园、家庭、传统和文化相隔离，把他们同化到（天主教）主流文化中。···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同化政策是错误的，给原住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此我们承诺将尽力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事件。”

2015年，该委员会发布了研究成果报告，不仅认定原住民寄宿学校系统应被归为一项种族文化灭绝的恶行。而且建议加拿大社会各界做出实际行动补偿加拿大的原住民群体，并号召继续追查这一发生时间横贯19和20世纪的针对原住民的“文化灭绝”。

◎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入学人数

◎ 1867-1987年，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数量，可以看到在1962年，原住民寄宿学校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90所，随后寄宿学校数量成断崖式下跌

◎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儿童死亡率曲线，1884年至1910年间，每1000儿童的死亡人数高达28人，从1930年代往后的死亡率为每1000名儿童1-14人

◎ 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儿童死亡率是加拿大整体同龄儿童死亡率的2-4倍（1950年以前）；1950年以后，寄宿学校的死亡率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至少20%

◎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人类并没有有效预防传染病的手段，而寄宿学校这种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一旦爆发传染病，就会造成儿童大量死亡，图为得了肺结核的寄宿学校儿童

◎ 7月1日，人们在加拿大多伦多集会悼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难者。（发，邹峥摄）

而这次215名孩童遗骸的发掘工作就是在20年前开始的，通过BC省政府“治愈之路”拨款和雷达技术的资助，这项工作才得以完成。

事实上，我们回望人类历史时，除了先民们创造的辉煌文明外，还有被文明阴影遮蔽的黑历史。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后来人的我们该如何看待本国的黑历史？作为加害者，该如何与受害者实现和解？受害者又该如何宽恕加害者？

笔者下面要讲的故事，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

◎ 白澳政策与被偷走的一代

事实上，在百年前的殖民地时代，南非、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常常有种族歧视的政策出台。

其中，颇为典型的就是澳大利亚的“白澳”（White Australia）政策。

这个政策核心内容是：澳大利亚是欧洲白种人的澳大利亚，对亚洲和太平洋岛屿的有色人种，则采取歧视、限制甚至严禁迁入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政策产生的原因与华人有关。

◎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

19世纪50年代，随着金矿被发现，澳大利亚开始出现劳动力紧缺的现象，与此同时一批中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然而，聪明、勤劳的中国人导致澳洲矿工行业的工资水平不断下降。

“性价比”如此之高的中国劳工毫无悬念抢走了当地白人矿工的饭碗。于是，双方矛盾就不可避免的爆发。

◎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劳工

1855年6月，在华工最多的维多利亚州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此后其他州相继效仿，这就是“白澳政策”的发端。直到1974年澳国会通过了《澳大利亚公民法》，实行了百年的“白澳政策”才彻底终结。

与“驱逐”华人的排外政策不同，在对待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问题上，澳政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

早在19世纪晚期，随着澳洲土白混血儿的不断出生，各地政府就开始着手把这些混血儿带离原住民保留地，并让他们接受白人教育。

◎ 澳洲土著

到了20世纪初，澳州政府通过“原住民保护法”，以保护原住民、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的土著儿童。

这些被澳洲当局通过强制、欺骗、威胁等手段“偷走”的儿童，大部分被分流到各地教会和孤儿院抚养，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庭中收养，接受同化教育。

但受到当时“白人至上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土著儿童在寄养机构和家庭中经常遭到虐待，其中约有1/10的女孩遭受过性侵。

◎ 强行带走土著儿童的情景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据官方不完全统计，约有近10万土著儿童（占当时所有土著儿童的10％-30％）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这些土著儿童就是后来所谓的“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

有土著儿童在长大成人后的曾说：“我们也许可以回家，但我们无法重新回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也许可以与父母、亲人再次团聚，但是光阴已经流逝，我们无法体味亲人的爱和关心，这种遗憾终身无法抹平。我们可以再次回家，但是身心所受到的伤害无法消除。”

◎ 1946年澳大利亚北领地的土著儿童

澳洲政府的“同化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更是造成了土著儿童对自身认知的撕裂，而由此造成的社会裂痕，更是短期内无法弥合。可以说，在残酷的历史现实面前，澳洲当局寄希望通过让这些土著儿童学习白人文化，最终融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中的“同化政策”彻底失败。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全球逐渐掀起了反种族主义的时代潮流。

在这股时代浪潮下，澳大利亚民间开展了多次声援美国与南非黑人争取权利，打破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而这些运动也反过来让国际社会开始关切澳大利亚的种族政策。

◎ “向华盛顿进军”马丁路德金，事实上，所谓《平权法案》反而侵害了黑人群体的权益

从此，在澳大利亚存在了百年的种族政策逐渐开始崩解。

1967年，《澳大利亚联邦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在计算联邦人口时……土著人将不计算在内”的原《宪法》127条之规定，以默许的方式授予土著人以公民权；1970年，澳大利亚废除了“允许当局带走土著儿童的法令”，同化政策被彻底扫入历史垃圾堆；1972年，澳大利亚官方在总结以往教训的基础上开始考虑通过修订法律，进而保障土著居民的权利。

◎ 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带他们回家》报告才让世人广泛知道“被偷走的一代”

1980年，一家名为Link-Up的机构在新南威尔士州成立，专门为土著寻亲服务；1994年，600多名土著儿童后代，在达尔文召开“回家会议”，讨论寻求补偿问题；1997年，在工作停止20多年后，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发布名为《带他们回家》(Bringing them home)的报告，这个土著儿童改造计划才彻底曝光，为世人所知。

还原历史真相，是迈向正义的第一步。

1998年5月26日，澳大利亚政府设立“国家道歉日”；1999年，澳大利亚联邦会议，通过和解议案，对土著儿童和父母表示“深切而诚挚的遗憾”，但拒绝道歉。

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终于代表政府向土著居民表示正式道歉。

◎ 陆克文在议会向“被偷走的一代”正式道歉

在演讲中，陆克文连用三个“对不起”：“我们就历届澳大利亚政府和议会通过的给我们那些澳大利亚同胞们造成深重痛苦、苦难的法律和政策致歉。我们尤其对强迫土著儿童与他们的家人、社区和地区分离致歉。对这些被偷走的一代人、他们的后人和家人所承受的疼痛、苦痛和伤害，我们说对不起。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被拆散的家庭和社区,我们说对不起。对于强加给这一自豪民族和自豪文化的屈辱和衰落，我们说对不起。”

当然，澳洲政府要做的不仅仅是道歉了事，要想弥合曾经的历史创伤，达成一个真正和解的社会，这必然会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除了把历史真相公之于众外，作为曾经的加害者（或其法统继承者）的所作所为显得尤为重要。

◎ 从万湖会议到华沙之跪

与百年前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同化政策，或者美国、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相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种族主义进化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

1942年1月20日，德国盖世太保首领海德里希召集了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柏林近郊万湖路58号别墅开会。很快，他们从各地赶来，走进了这栋豪华别墅。

2小时后，这些谈吐文明，举止优雅的纳粹高官内讨论出了一个——“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翻译过来就是“如何高效杀掉欧洲1100万犹太人”——这个会议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

◎ 1984年德国电影《万湖会议》剧照

此后，欧洲的犹太人被一列列闷罐车，送到了奥斯维辛、达豪、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在那里，大约600万犹太人（其中约有100万儿童）被毒气室、焚尸炉所吞噬。

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成为纳粹种族主义学说的牺牲品。

战后，虽然通过纽伦堡审判和对德国教育系统进行去纳粹化改革等一系列努力，纳粹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逐渐公之于众，但德国社会在直面曾经的黑暗历史，并没有我们现在认识的德国这么彻底。

与此同时，西德的政治家很清楚，要想让德国重回世界大家庭，并在战后的经济和价值观重建中获得新生，就必须处理纳粹的历史包袱。

◎ 康拉德·阿登纳（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德国政治家，联邦德国首任总理

在1952年，由康拉德·阿登纳领导的德国政府采取了“让时间发挥遗忘作用”的国策，并向刚刚建国不久的以色列支付了35亿马克的赔偿金。

显然，这种逃避历史责任和拿钱堵嘴的处理方式，让当时的联邦德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极为尴尬，也并没有让德国真正重回“世界大家庭的怀抱”。

就此德国社会内部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德国人普遍担心“直面正视历史会不会让德国陷入永恒不断的愧疚而无法自拔？”“承认历史是不是让德国找回国家尊严的必经之路？”

在社会思潮的交锋中，德国人逐渐意识到直面自己的黑历史，彻底的悔悟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万湖会议召开的28年后，1970年12月7日，德国联邦总理勃兰特开启对邻国波兰的访问。

◎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

来到波兰的第二天，勃兰特总理一行来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曾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所在地）前敬献花圈，在拨正了花圈上的丝结之后，这位57岁的反法西斯老战士突然自发下跪并为被杀害的无辜死难者默哀。

勃兰特总理这一举动，不仅让他的随同人员手足无措，也深深震撼了周围的波兰官员和民众。

随后，德国总理跪在纪念碑前的照片旋即登上了世界主要媒体头版头条，成为战后历史意义重大的瞬间——“华沙之跪”。事后勃兰特曾说，“（当时）我这样做，是因为语言已失去了表现力。”

勃兰特的下跪并没有给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脸上抹黑，事实上，他的下跪不仅成为战后德国与东欧诸国和以色列改善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也让一个新生的德国在世界面前站起来，让这个国家拜托沉重的历史包袱，顺利走上通往未来之路。

◎ 华沙的“华沙之跪”纪念浮雕

1973年9月，联邦德国加入联合国，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作为东西德合并体进入欧盟。

1995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代表德国正式道歉并说：“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篇章。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让子孙后代了解这一点。这样一来，那段恐怖的历史才永远不会重演。”

对于德国来说，以国家名义进行道歉是免疫“历史健忘症”的良药，虽然这个过程非常艰难和痛苦，但正如前文所说，德国领导人的下跪和道歉，让一个新生的德国在世界面前站起来，德国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可以从容走上通往未来之路。

◎ 卡廷惨案与俄国的态度

与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犯下对犹太人的罪行不同，在战前钢铁慈父就对从军人到普通市民，高级官员到加盟国的农民重拳出击，这段历史熟悉苏联史的读者应该非常清楚，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当然，在钢铁慈父的绝对制裁下，内外敌人并无任何区别——都是慈父眼中钉肉中刺罢了。

1940年4月至5月间，在钢铁慈父的批准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波兰21,857人（绝大部分为波兰社会精英，其中包括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了“无公害化”处理。到了1941年，当“背信弃义”的德军推进到卡廷森林时，慈父的罪行被发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卡廷惨案”，关于这起惨案，请参看《“卡廷惨案”是波兰人的现世报吗？》。

◎ 电影《卡廷森林》剧照

1943年，由于德国人把这起惨案曝光，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就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当然，为了维护自身的“光辉形象”与现实利益，苏联官方一直否认“卡廷惨案”。

到了1989年10月30日，苏联方面终于松口，同意一个叫“卡廷受害者亲属”的代表团参观卡廷纪念碑。

这个代表团除了卡廷惨案受害者的遗属，还包括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 1928年3月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于1938年离开欧洲，踏上北美的土地，2017年5月26日去世，享年89岁

在牧师进行弥撒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一位悼念者将一个写着“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符号固定在纪念碑上，盖住了原来碑文上“Nazis”（纳粹）字样，于是，碑文变成了：“纪念1941年被内务部杀害的波兰军官。”

布热津斯基在随后的致词中说道：“被折磨致死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共眠于此。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是，真相在它原本发生的地方被公之于世，只有真相能使新的苏联领导同斯大林和内务部的罪行划清界限，只有真相能作为苏联和波兰人民真正友谊的基础。真相将会为它自己找到道路，我始终坚信于此，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到了1990年，时任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时，戈尔巴乔夫终于承认：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并隐瞒了卡廷惨案。

这本来可以成为两国实现民族和解的契机，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其继任者俄罗斯联邦在对待“卡廷惨案”上的态度却出现了反复。

◎ 卡廷-哈尔科夫-梅德诺耶纪念碑

1998年6月，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和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在卡廷和梅德诺耶两处建造复合纪念碑。

然而就在同年9月，俄罗斯方面提出了关于波苏战争中苏联战俘死于波兰的话题。一些俄罗斯官员认为这是一起“比得上卡廷的种族屠杀”。实际上，俄国人把苏波战争中“苏军战俘死亡”与“卡廷惨案”相提并论，正是他们准备重塑本国“正确的集体历史记忆”。

这种“正确的集体历史记忆”很快就发挥了作用，2005年03月14日，正当“卡廷惨案”事件即将满65周年之际，俄罗斯军事总检察长亚历山大·萨文科夫在莫斯科公然向媒体宣布，“俄罗斯···拒绝承认前苏军曾于1939年在卡廷森林屠杀了上万名波兰军官以及平民”。

针对波兰方面提出“种族大屠杀”的说法，萨文科夫指出，俄方态度十分明确：“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而应为此承担罪责的苏联官员已经过世，所以“完全没有用司法术语探讨它的基础”。在俄罗斯官方调查期间征集的183卷文件中的116卷，也被宣布作为国家机密封存起来。

◎ 2020年6月，北约“欧洲捍卫者-2020”军事演习在波兰启动。在波兰德拉夫斯克演习场参加演习的约有6000名军人（其中2000人为波兰军人）和2000件军事装备，包括100辆坦克，230多辆作战车辆、火炮和导弹系统以及航空装备。

但即便如此厚颜无耻，在面对北约东扩这种现实威胁时，俄罗斯官方在历史问题上还是选择了让步。

2010年4月7日，普京和应邀来访的图斯克共同参加了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两国首次在此公墓举行联合纪念活动。

在一旁的俄罗斯士兵行军礼的同时，普京右膝跪地，将玻璃缸轻轻放在纪念碑的台阶下，正是这一“下跪”的动作，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人民对卡廷惨案做了比较真心的反省”。

◎ 2010年4月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卡廷纪念碑前单膝跪地来纪念死难者

在纪念活动中，普京发表了简短的谈话。他说：“迫害给人民带来的是灾害，不分民族以及宗教信仰。遭受迫害的遇难者人数众多，这些罪行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申辩，我们的国家在政治、法律和道义层面上已经对集权制度的罪恶给予了准确的评价，而这一评价不再允许篡改。所以两国人民应当牢记历史。”

不过，普京并未对卡廷惨案向波兰人民正式道歉，他一边说“这些罪行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申辩”话锋一转又说“一个谎言被讲了数十年，但我们不能为此指责俄罗斯人民。”

显然，在面对历史包袱时，俄国领导人普遍有那么一点点“害羞”。而波兰总理图斯克称：“两国在和解的道路上还有一段路要走。”

◎ 结语

从20世纪后期起，在西方国家中掀起一波道歉潮：1988年，美国政府就二战时将日裔美国人道歉；1993年，克林顿对夏威夷土人道歉；2006年，加拿大政府就曾经向华人征收歧视性的“人头税”道歉；2010年，美国政府正式向印第安人道歉；2011年10月，美国政府就《排华法案》向全体美国华人致歉。

这显然不是一种政治作秀，因为这种国家层面上的道歉行为意义深远，不仅能让公权力保时刻持谦卑的姿态，对个体、弱势不再恣意妄为。更能够让历史受害者与加害者实现和解，巩固现代文明社会的根基。

有些时候，一个历史包袱沉重的国家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就必须尊重和正视自己的历史。

我想这个道理大概心智正常的人都会明白，但现实是，一些国家总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中轮回，其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如此艰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尊重历史，玩弄历史的人太多。

◎ “加拿大人权教师爷人设崩塌”

◎ 就在2020年10月，由U.S.News联合BAV集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共同完成的《2020年最佳国家报告》中，加拿大夺得第一。该报告根据9个类别指标进行综合排名，类别及占比如下：Entrepreneurship企业精神(17.87％)；Adventure投机机会(2％)；Citizenship公民待遇(15.88％)；Cultural Influence文化影响力(12.96％)；Heritage传统传承(1.13％)；Movers创新能力(14.36％)；Open for Business商业开放度 (11.08％)；Power国家实力(7.95％)；Quality of Life生活质量(16.77％)。此次评比中以10分为满分，加拿大综合得分高达9.9分。此外，加拿大的人均粮食产量世界第一，全球最健康指数第一（健康国家排名，依据是血压、平均寿命、政府保健投入、抑郁症比例、吸烟率、运动率等）；生活质量全球第一（经济稳定性、求职市场、政治稳定性、家庭和谐性、教育和医疗健康系统等方面都接近满分）；政府透明度全球第一；公民素质和文化自由全球第二；人权全球第三；教育全球第三（在教育投入占全国GDP的总比例，位居全球第一，一度甚至高达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