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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惨痛记忆，戊戌政变的难忘悲剧，使得许多立志救亡的莘莘学子忧心如焚，但又深感回天乏术。他们曾经彷徨于黄陵禹庙，以沉重的步伐叩击过屈辱的土地；他们也曾经呐喊于屈祠岳坟，用无声的泪水泣诉着民族的悲愤。 20世纪初的中国新青年，不复是沉默和沉沦的一代，至少他们之中的先行者已经睁大了惺忪的睡眼，不仅在观察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局势，并且认真地思考着自己应该怎么迈出救国的第一步。从甲午战争中受到的刺激和启示，他们看到了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近邻日本，源于中华文化的它打败了中国，而学习西方的它又很快成为与欧美列强并起并坐的强国，因此许多热血青年认定日本是一个值得学习和效法的目标。在20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中，大批中国学生勇敢地走出国门，像吴玉章所说的那样：“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故乡”，奔赴一衣带水的东瀛，期望去感受时代的文明，采撷救世的良药。 有一个年轻人于1900年走鲁入燕，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乱，密谋在颐和园暗杀慈禧太后，但结果也与当年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一样以失败告终。他并未因此而罢休，赴奉天、蒙古等地察看地势，以为进行之计。归途中，道经徐州，经费缺乏，步行七昼夜，几至饿毙。两年后再次北上行谋刺之举，又以未果而归。这一位深怀民族大义的青年，就是浙江绍兴陶堰人陶成章，字焕卿，号陶耳山人。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幸运地受到蔡元培指点迷津并在他资助下，陶成章只身东渡日本，入清华学校，数月后转入成城学校，在陆军班中勤奋砥砺，成绩优异。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铨、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由于留学生监督探知他有反清之志后，他的学籍就被设计削去了。然而陶成章的反清决心并未因此后退半步，反而积极参加在日留学生的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等爱国组织，并成为其中骨干分子。1904年，陶成章归国。（另有资料称，因陶成章倡言革命，言辞激烈，为清政府驻日公使所忌。1903年被诳归国，取消其留日学籍，然其革命之志愈坚。） 鉴于对教育是救国当务之急的远见卓识，年纪轻轻的徐锡麟不吝财富，先后创办了明道女校、山阴县学堂。后来他奉命主持绍兴第一所官办的府学堂工作，其间到日本参观时，与桑桎志士陶成章等人邂逅结识，并因意气相投而一见如故。回国后，徐锡麟又创办热诚小学，设立特别书局来传播新思想。1904年冬，他因事过上海，得遇蔡元培、陶成章，并在他们邀请下加入光复会，成为光复会中深孚众望的重要领袖。 度过了八年婚后不和谐、不幸福的家庭生活，秋瑾感到再也不能长此以往地虚度年华了，“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她觉得自己应该有新的决定和开始。不靠丈夫，独立奋斗，是她一贯的人生态度，她的一首《秋海棠》就表露了这种思想： 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浓。 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种忧国忧民之情更使她不能自已，从她当时写下的一首激昂愤慨的《满江红》词中，可以听到她那种战士出征前夕的猛烈心跳：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1904年初夏，秋瑾终于作出了大无畏的决定，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在变卖首饰又得到兄嫂资助后，她东渡当时中国革命志士的荟萃之地日本留学。秋瑾初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第二年考入青山实践女学。在留学期间，她与其他留学生组织了第一个妇女爱国组织 “共爱会”，后来又与与革命党人刘道一组织革命团体“十人会”，创办《白话》半月刊并发表了《敬告我同胞》、《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等气势磅礴的文章，还在此先后结识了陶成章、陈天华、黄兴、鲁迅、何香凝等爱国人士。 每次留学生集会，秋瑾都要登台演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魄，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为筹措学费，秋瑾于1905年春回国。这时候，她写下这一首《鹧鸪天》，表明她已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重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回国后，秋瑾经陶成章引见在上海结识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并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6月她第二次东渡日本。当7月间孙中山由欧洲再到日本之际，经黄兴介绍，秋瑾会晤了这位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不久，她加入了在东京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举为浙江省分会会长和评议部评议员。 1905年10月，日本政府文部省公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进行爱国活动的无理决定。中国留学生对此无不表示愤慨，纷纷提出抗议。在浙江留日学生集会上，秋瑾慷慨陈词，号召留学生们回国参加革命。在演说时，她从靴中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清卖友求荣，欺压汉人者，吃我一刀。”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的秋瑾，从日本喝下第一碗寓意着誓死不屈的鸡血酒开始，就一往无前地走上了反清救国之路。 从一个长期为师而一旦堕落的泱泱大国，前往一个一夜暴发而变得毫无情义的蕞尔小国去拜师和取经，不仅需要从心理上接受民族形象颠倒的无情事实，而且还要在思想上适应尊卑观念调整的长期过程。怀着自悲而不自弃、无奈但又无愧的心态，应该说多数的中国的留日学生在行前已经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当一踏上这个弥漫着“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的国度时，那种铺天盖地的蔑视、侮辱和敌意，实在是以“忍”为美德的中国儒生们所难以承受的。 郁达夫，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灿烂一笔的爱国作家，当时也留学于日本。作为一个弱国的留学生，他所经历的歧视和遭遇的鄙夷，甚至在他多少年之后回忆起来并写成书稿时，还是抑制不住涌上心头的阵阵怒火：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他（郁达夫作品《沉沦》中的一个留日男生）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他全身发抖起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 然而一个年轻绍兴人的见识却远远超过了郁达夫，因为他洞察到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麻木、自卑和不知耻辱。他就是后来发表了著名小说《阿Q正传》的鲁迅。 正当众多中国学生在日留学期间，一场狗咬狗的日俄战争在中国本土上爆发了。这分明是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次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何况可笑的清政府也已宣布了“中立”的立场，但即便如此，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还是遭到无端的挑衅和莫大的侮辱。其时正在日本学医的鲁迅，在一次观看时事幻灯片时，当镜头中出现了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砍头的一幕时，日本学生顿时欢呼雀跃，掌声雷动，一股怒不可遏的愤懑之情也同时冲上了鲁迅的心头。然而更使鲁迅感到难以言状的痛苦、悲哀和羞辱的，却是许多中国留学生木然的表情和无声的屈从。 “东亚病夫”的病根，首先是灵魂的痼疾而非肉体的顽症，当鲁迅认识到医治中国人精神上的贫穷比救物质上的匮乏更迫切和重要时，他感到了一种沉甸甸的历史使命似乎已经放到了他的肩上。于是鲁迅断然决定弃医从文，拿起一枝“金不换”的毛笔去揭露黑暗的社会，唤醒颟顸而麻木的中国人的心灵。也许也于同样的感受和启迪，使同在日本学医的郭沫若、郁达夫也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在日本这个风吹雨打的敞篷摇篮中，还摇出了周作人、许寿裳、欧阳予倩、田汉、成仿吾、李叔同、苏曼殊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巨匠。 鲁迅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从矿路学堂毕业后，3月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进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日语学习速成班），期间积极参加反清爱国活动，在《自题小像》诗中说：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喜爱阅读哲学与文艺书籍，尤其关心人性及国民性问题，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剪下了辫子。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他于弘文学院结业，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并与藤野先生（藤野严九郎）相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他在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从而肄业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在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当年夏秋间，他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后，旋即复赴日本。7月，他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写有《人的历史》《科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鲁迅从章太炎先生学《说文解字》，并加入光复会，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1909年8月，鲁迅由日本回国。 四位辛亥志士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绍兴人，为改造中国民族魂做出了悲壮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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