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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歧途无疑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大挫折，一次失误，当司机在高速行车时误入歧途后，就无法以立即倒车的行动“迷途知返”了。然而倘若知迷途而不返，多半的前景是覆水难收，沉醉不知归路。不过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就是独辟蹊径，不走华山一条路，而是在山背后的捷径披荆斩棘，智取华山。走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后，我正面临着这种尴尬的处境。 对于一个不知底细的人来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单就其名字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诱人的“钓饵”，更何况这个名字是由原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亲笔题写的，堪称一块金灿灿、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再则这家公司头上更有一顶绝无仅有的桂冠，它居然有一个由雷洁琼、费孝通等国家领导人为顾问，秦川为董事长的声势显赫的董事会，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全是人所仰慕的各界精英，其中有：秦川、贝时璋、戈宝权、冯亦代、司徒慧敏、许力以、刘尊棋、毕朔望、李慎之、吴仲华、邵宇、萧乾、赵寻、钟沛璋、宦乡、高粱、钱三强、康岱沙。（在我主持工作时期，又先后增补了程思远为总顾问，柴泽民、宋之光、于若木、邵华泽等为顾问，厉以宁、董辅礽、高尚全、顾方舟、王子野、汤一介、李晋友、封明为、石泓、何理良、李清、张本三、路甬祥、王宋大等为副董事长。） 由于最早“慧眼识英雄”的那位巧舌如簧、口吐莲花之人，在介绍这家公司时，说它有很多特批的权限：它的出版范围无所不包，还可以任意出版音像制品，它是享受部级对外邀请权并在中国驻各国使馆备案的三家出版社之一，再有它是独家以“公司”为名而顺应国际潮流的出版社…… 离开墨守成规的殿堂，期望进入繁花似锦的山庄。然而当我跨进这家“非同一般”的出版公司门槛时，却有另一种“非同一般”的感觉：一是这家出版社在社会上甚至在出版界的知名度极低，我通过电话向各方朋友报告“调”讯时，居然无一人听说过北京还有这么一家出版社，甚至连同行的人也摇头连说不知。二是我又遇到一家居无定所的出版社，不过租居的楼房远胜于我在经济出版社的初次遭遇了，稍有逊色的是门口没有贴一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纸条。三是当我到社领导办公室报到时，代总经理、总编辑笑迎着我说：“老谢，早听说你要来了，欢迎欢迎！”在简单介绍了出版社的概况后，他特地指着摊在面前办公桌上的一叠稿纸对我说：“我正在翻译一本海明威的小说，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选题，上班时间翻译我是不拿稿费的，只有在业余时间干活才算稿费。”看来他认为自己是毫不含糊地“公私分明”，因此在上班时间翻译并无不妥。但令我不解的是，身为总编辑怎么会如此悠闲，又怎么可以在工作时间干私活，而且还在自己掌管的出版社给自己出书？ 出版社给我的临时头衔还是副总编辑，由于社领导办公室已经满员，我的座位被安排在一间大办公室，我倒乐于与年轻的编辑们融合在一起。初来乍到的我，在与编辑们的谈笑中渐渐摸清了出版社的“家底”，发现公司班子不健全、管理混乱、作风懒散和缺乏业务骨干等诸多问题。不久我又有新发现，我的行动竟受到严密监视，而且一举一动都被“汇报”，简直像杨子荣进入威虎山一样。好在此后不久老领导们相继退休让位，我也顺理成章地接班当上了总经理、总编辑，既然“大佬们”让位，也就无需再受“监视”了。 上任伊始，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急需引进骨干人才，组成新的班子，整顿原有机构，并尽快出一批好书以打开新局面。天随人愿，正当我考虑新班子人选时，从天上空降了两个人：一是经验丰富的老编辑孙以年，我与他恰好路遇，就把他“引诱”过来了；二是中宣部出版局领导推荐的该局一位老处长洪忠炉，在局内难有升迁机会，愿意“下嫁”到出版社。两个人先后来到公司，孙以年就任副总编辑，后来又成了总编辑，洪忠炉任职副总经理。我们三人团结一心，默契合作多年，三个臭皮匠共同抬起了一个出版社。与此同时几位曾与我在经济出版社同事过的业务骨干王辛民、傅之发、王庸前来找我，希望执鞭坠蹬，继续跟着我干。他们的加入正好为公司的重要部门填补了空缺，并与“国际文化”的原业务骨干新老结合，分工合作，使出版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向上新气象。 在正式接班就任不久，公司搬进了新址，这是在我加入之前就已动工盖建的办公房，位于北京安定门内大街东侧。总算有了一处立足之地，而且位于二环路内直通王府井大街的主干道上，全体员工自然皆大欢喜，作为“家长”的我更为有一个新家感到高兴。但当听了关于产权归属的汇报并亲眼目睹新“楼”后，又使我不禁陷入深深的遗憾和忧虑。遗憾的是公司自行设计、出资盖建的房子，却盖成一个被我戏称为“骡马大店”的平房大院（据说是因为规划局不准在该地盖楼，但如果是我就一定会据理力争），辜负了这一块极佳的黄金地段；忧虑的是由公司出资盖的房，而产权竟不属于我们自家，我们只是被允许长年居住的“租客”，而且每年还要按期交租金。住房居所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单位说都是百年大计，如此草率地一掷千金盖楼建房，本来就让人费解，而花自家之钱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种慷慨的行为更是匪夷所思了。由此一斑足见公司管理之混乱，也更引起我对更多潜在隐患的担心。 担心的事果真一件接一件地浮出水面。当我着手检查和清理公司家底时，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数年来像小山一样堆积在书库的滞销图书，而这些滞销品却“创作”了一本漂亮地写在财务账面上的“盈利”年表。大量剩书缘何而来？原来是原领导听说书只要印一万册就可以盈利的“诀窍”时，就要求凡公司的新书首版印数一概定为一万。“国际文化”版的书在图书市场本来就备受冷落，卖不出去的书再无出路，却年复一年地不予报废处理，竟变成了账本上的“利润”。旧书毕竟不像陈年老酒那样历久弥新，大量废纸既占用书库场地（书库也是租来的），又需要雇用管理人员，还经常发动全体员工来为废书搬场。 透过账面上的假“盈利”，看到的是隐藏着的真亏损，为此我当机立断，决定将所有积压图书全作废纸处理。此举却引起财务部主任王庸忧心忡忡，诚恳地劝我说：“谢总，你刚上任就来程咬金三斧头，大刀阔斧地处理库存图书。我虽赞赏你的决心和做法，但这一斧头砍下去，使公司的“盈利”状态顿时变为巨额亏损，至少把你任职第一年的政绩砍得精光。从利害关系考虑，我劝你切勿操之过急，还是手下留情等到来年处理为好。”对这一番肺腑之言，我表示感谢但并不赞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早一天处理就早一天甩掉包袱，从而杜绝毫无收益的开支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政绩”，因此还是坚持了立即处理的决定。 其次是多由人情关系而列选的百余种图书，其中多为内容、文笔俱差的赔钱书，但这些图书均已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继续出版可能导致公司的经济大滑坡，如退稿又面临一大笔赔偿。我与编辑部、发行部负责人一起，对书稿重新进行审核和评估，尽可能地挑选保留了大部分书稿，对少数毫无销路的书稿坚决退稿并予合理赔偿。然而这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要根本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就必须改变员工观念，提高编辑素质，为此新班子提出了以“奉献、创新、服务”为公司精神，要求工作作风和方式进行“五改变”： （1）改变出版工作是“坐编”、“坐销”的过时观念。 （2）改变单纯介绍和传播外国文化的宗旨。 （3）改变缺乏统一管理和调度以及按语言文种划分编辑室的内部机构设置。 （4）改变自给自足、封闭运行的工作方式。 （5）改变忙闲不均、赏罚不明的大锅饭体制。 ——谢善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工作总结》 改变现状并非一时一事，尤其是公司的编辑、发行人员整体状况很不理想，不可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根据出版署关于出版社搞好综合经营的文件精神，我提出了“以书创牌，以工养文，以副补主，以外促内”的经营方针，并提出在外地建立分支机构的设想。经过大费口舌的说服工作，最终经相关城市的出版部门批准，相继在上海、昆明建立了经理部，成为传统出版经营方式的破例之举。一天午休时间，正在办公室的我听到门外传来争吵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副总经理洪忠炉正极力阻拦一位前来访我的中年男子。经了解才知道这是从吉林一家出版社辞职下海的编辑部主任吴井田，他带着三位一起“杀”到深圳的编辑前来投靠，希望成为“国际文化”的一个经理部。细谈之后，我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在他们自行努力获得深圳市出版局批准后，成为后来最具有活力的深圳经理部。 我把三个经理部比作“三足鼎立”，他们在公司本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其中上海经理部一马当先，他们推出一本首创纯蓝底色的《巴黎时装》挂历，不论色彩或内容均令人眼球一亮，一时风靡上海滩，可谓马到成功。在上海的启发下，我和几位编辑也策划了一本以北京胡同为主题的黑白挂历，一问世也立即受到读者欢迎，远销台、港和日本，演绎为后来的“北京胡同游”。昆明经理部推出的蝴蝶系列制品和深圳经理部策划的一系列新书，尤其是“小平同志想看看”的《二十五史白话精选》，是中办唯一一次代邓小平向出版署提出要书，都极大地提高了“国际文化”知名度，激发了公司员工的信心和热情。 作为“以副补主”的一个尝试，公司首次制作推出了二十多种老歌、戏曲音像制品。其中由我参与策划和撰写解说词的中央电视台电视系列片录像带《共和国之恋》，受到读者特别是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和踊跃购买。由《黄河颂》、《祖国颂》、《英雄颂》、《青春颂》、《友谊颂》五盒音带组成的《歌海选粹》，精选了近百首文革前脍炙人口的原唱电影歌曲，所有歌曲都是我和中央电视台实习生沙碧红一起精心优选，并以两千元人民币向中央电台购买了老唱片的版权，委托上海经理部与上海唱片公司制作而成。这套音带发行后引起强烈反响，当经历了“大海航行”独霸天下的十年，文化空白的人们重又听到那么多久违的文革前优秀老歌时，无不精神为之一振，情不自禁地和着录音引吭高歌。这套音带的歌曲成为当时列车上向旅客播送的金曲，版权立即被香港雨果音像公司购买。 《歌海选粹》录音带发行不久，我接到国家主席杨尚昆办公室来电“求赠”，这无疑是对我和公司员工的又一鼓舞和激励。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来京与我见面时，我将这套音带作为礼品相赠，次日一早他来电说，昨晚一直在听五盒老歌，仿佛又回到充满青春活力的当年，激动得彻夜未眠。更有趣的是，一次我去看望胡乔木、谷羽(李桂英)夫妇，在谈话中当他们听说《歌海选粹》原来是我们公司出的，后悔不迭地说：“要是早知道就好了！我们老两口一直以为是上海出的，还特地跑到上海书店去寻找和购买这五盘音带。”音带发行后，公司画家石愚带我去见著名歌手关牧春，谈话中关牧春流露出希望我也能给她的歌出一盒音带，但最终因技术条件所限，未能满足她的要求，想起来使我至今感到遗憾。
在科技导报社和经济出版社工作期间，我积累了许多人脉关系，其中就有国家工商局的朋友。我在上任伊始就把新的联系方式遍告各方朋友并望予以支持，很快接到了国家工商局企业登记司一位处长的电话，告诉我在他们的公司注册名录中并没有查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名字，经查在北京市工商局中也没有。一头雾水的我在仔细阅读公司创办之初的文件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公司的成立仅获得文化部的批复文件，却未在国家工商局登记注册，成为一家擅自非法经营的企业。问题出在当初创办者别出心裁地将“出版社”定名为“出版公司”，据称是为了迎合国际潮流，因为听说国外出版社都称为“公司”。 然而知其一不知其二，既定性为“公司”，就必须按有关规定报请工商部门批准。看到这一结果真令我啼笑皆非，但还没等我腾出时间补阙挂漏，随之而来的更是一场又一场的祸水。当时正值全国开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关键时刻，我收到了国家工商局发来的勒令公司停业整顿和撤销的红头文件。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行文中明确指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既称为“公司”，并非图书出版社，其性质就属于整顿范围内的商业企业，因而也在整顿清理之列。 严重的“黑大巴”事件，把公司推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我不得不停下手头一切工作，与副总经理洪忠炉全力以赴地进行“救亡”。我们往返奔波于工商局和出版署之间，不厌其烦地对这两大发文部门的主管人员进行沟通、解释，以求获得“免刑”处理和“免死金牌”。我们的努力没有落空，最终获得了两个部门的谅解和认可，在按要求递交了公司重新登记的申请报告和相关文件。在补办了一系列手续后，“国际文化”终于得以凤凰涅槃，获得了新生。 一场紧张的“救亡”刚结束，原以为可以安心踏实地进入正常工作了，谁知又听到一个消息，说出版署要将“国际文化”和时事出版社这两家性质类似的出版社合并。经查询证实消息来源确实，而且方案已经通过并即将实施。其时我正好完成了参股美国洛杉矶一家中文书店“蒙特利图书文具公司”的工作，成为大股东后继续与当地华人共同经营这家书店。已经在美国办了书店而且在洛杉矶华人圈中有一定影响的“国际文化”，一旦莫名其妙地消失，又将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后果？由于无法与作此决策的官员正面接触，于是我与洪忠炉拜访了曾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中顾委委员邓力群，请他代我们向出版署阐明客观原因。邓力群在不久前特地来我公司与来访的著名美籍华人潘毓刚等人见面，对公司情况比较了解，他当即嘱咐秘书与有关方面沟通，从而使“国际文化”又逃过一“劫”。 “黑大巴”事件没完没了地继续发酵，一次我们向出版署图书司上报一本挂历选题请求审批时，司长杨牧之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一趟，有事与我商量。我在他办公室坐下后，他客气地对我说：“谢总，刚才我看了你们报来的挂历选题，你们出版社不仅不能出挂历，而且连你们现在出版的极大多数图书都不在你们公司的出版权限之内。” “我们公司的出版范围不是全方位的吗？”我第一次听说这一情况，感到很惊讶。 “不对，根据你们公司成立时上报的出版范围，你们只能出版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除此以外的出版物全属非法，而这类非法出版物你们已经出了不少了！”杨牧之随即递给我一份当年公司筹办者递交报批的申请报告，“请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内容。” 接过这份公司最早的档案，看到白纸黑字写得一目了然——公司图书的出版范围是“凡国外作者和出版者在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有价值的书稿……”读到这里不是令我哭笑不得而是傻眼了，想不到创办者为我们留下如此一份“宝贵”财产，按照如此狭窄的“出版范围”，出版社还能生存吗？面对现实，我只好向司长告罪并讨教补救办法。幸喜公司在我主持一段时间以来，形象已大为好转，信誉也不断提升，杨牧之不想难为我，就诚恳地为我作了点拨。随后我按锦囊妙计重新向出版署申请了图书出版范围，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公司获得的批复是“除文学作品外，可以出版其余所有门类的图书”，并且书号无数量限制。 由于我们与台湾出版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不仅公司出版的台湾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均的《台湾经验》（大陆版更名为《台湾经验四十年》）和欧阳正宅的《货币经济学》受到好评，而且又为中央台办和中央电视台从台湾《天下》杂志社引进了一部珍贵的历史纪录片《一同走过从前》（录像带），因此出版署在征得国台办的意见后，又额外给予我们“可以出版台港图书”的特权。此后，“国际文化”成了一家在京城为数不多的颇受厚爱的出版社。 这种“厚爱”其实来之不易，这是在公司相继推出一批好书、优秀音像制品和挂历后，赢得广大读者喜爱和称赞，从而在出版界声名鹊起并受到了出版署领导认可的结果。我在《转折与奋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度工作总结》中，曾做了如下总结： 一年的转折是明显的，表现在观念逐渐变新，管理逐渐变严，路子逐渐变宽。一年的奋进也见成效：图书初步上档次，效益初步上台阶，规划初步上水平，公司初步上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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