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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图片来源：百度图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演变的视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历史事件。1840年以来，中国被纳入西方列强支配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并外围化。清末民初，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被锁定于此体系之中，中国无力摆脱半殖民地的困境。俄国革命胜利，使得这一世界体系局部崩塌；共产国际成立，构建了一个反抗性的革命世界体系，中国共产党生发于其中，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利用世界规模的革命资源；毛泽东的历史意义则在于自觉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此体系中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以世界性思想和组织资源构建内生性的中国革命力量，此为革命胜利之本。 【关键词】现代世界政治体系 中国共产党 中共二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支持下成立的，以世界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其百年发展历程中也始终从世界视野看待中国，确定革命对象或国家建设目标，进行党的建设。反过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撬动了世界政治体系之大变，其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是推动现代世界历史演进的主体性力量。 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首先当注意其与生俱来的世界性；现有党史研究在这方面略嫌不足，多将世界性视为外在的、次要的影响性因素。本文拟将中国共产党置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演变脉络之中，把世界性视为中国共产党存在和演进的构成性要素，以此解释以下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何以成立于1921年？中共二大何以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 马克思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的创始人，《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揭示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世界性，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性质。列宁基于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事实，吸收英国学者霍布森的研究成果，发展了帝国主义理论，对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家的基本类型作出划分，即压迫民族（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国家），指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首要政治任务是反帝反殖民。斯大林对此有所发展，并指导苏联支持世界范围的革命。国际共运史研究基本延续了这一范式。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者将这些用以指导革命斗争的理论予以社会科学化，弱化其政治性，突出其经济维度：沃勒斯坦详尽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形成的历史过程，构建了中心-边缘（或曰外围）两分（亦可加上半外围）的理论分析框架。源自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则以拉美经济“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的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约束。萨米尔·阿明则进一步揭示了外围国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探讨了摆脱困境之道。 不过，凡此种种理论都有明显缺陷：政治性不足，对中国关注不多，又忽略、低估了共产国际作为反抗性世界体系的意义。事实上，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本身是以贸易、资本为驱动，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以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为推手建立起来的，因而首先是政治性的。尤其是对于本文将要讨论的革命性世界体系，我们必须引入“现代世界政治体系”（modern political world-system）的概念。杨光斌等学者近来倡导“世界政治”研究，再度突出世界体系的政治性，尤其重视意识形态塑造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并推动其演变的作用。 本文的基本认识框架是：一战结束后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巴黎和会召开和共产国际成立，标志着现代世界体系的一次大裂变：此前一百多年，全世界被纳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支配的单一体系中，清末民初中国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被锁定在这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找不到摆脱“外围化”处境，在体系中翻身，实现国家发展的出路；共产国际构建了反抗这一体系的革命性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共产党正生发于其中；身处革命性世界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面临依附与自主之间的抉择，毛泽东的伟大历史意义正在于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一方面充分利用“世界规模的革命资源”，另一方面保持独立自主，此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真义。以下对这三点逐一加以论述。 一、清末民初的困境：单一世界政治体系的铁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有强烈的世界意识，这首先是由马列主义理论之世界意识所决定的，当然也部分扎根于中国悠久历史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天然的大国意识、天下意识。 数千年来，中国凭借其超大规模和文明优势，居于东亚乃至印太天下秩序领导者之位，是一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尽管其维护体系的机制有所不同，从现在的视野看也是地区性的，但是，独特的大国历史记忆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世界意识，并在进入世界体系之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显然是有重大影响的。 至于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起始时间，沃勒斯坦定于1500年，似不甚准确，应提前百年至郑和下西洋之时：在宋元日趋繁荣的远洋贸易基础上，郑和打通了中国至印度洋沿岸的航路，始创“印太天下秩序”。中国到印度洋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引发欧洲人的大航海，让其搭上便车。而后，西欧国家征服美洲，构建了大西洋贸易圈，即沃勒斯坦所说的“欧洲世界体系”；征服者在美洲发现并开采白银，经由西欧流入中国，标志着覆盖全球的现代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在此体系中，中国是“世界工厂”，至少是多元“中心”之一。 但是到了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完成，先是英国，然后是欧美各国，陆续对亚欧大陆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悠久的国家构成了绝对的技术和军事优势。英国开始废除重商主义政策，转向自由贸易，以炮舰和廉价工业品重构了全球经济结构。据此事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头阐明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现代世界的体系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从而“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是全面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对这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有更为详尽的分析。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与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性相应，反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主义性质的，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性。这决定了研究现代政治现象，尤其是共产主义现象，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有世界视野，有体系意识。 从实践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领导欧洲工人阶级政党突破国界，组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不过，他们主要活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即工业和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英国、法国和德国。至于处在外围或半外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或国家，马克思认为其历史发展方向是，接受中心国家发育成熟的现代经济、政治、观念的辐射，完成资本主义化和工业化（此即20世纪的社会科学所说的“现代化”），培育出无产阶级，然后才有可能发生革命。 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正如马克思理论的前半部分说的那样展开：中国逐渐被帝国主义纳入现代世界体系，成为外围国家，欧美的技术、价值、思想、制度逐渐渗入中国；救亡图存、追求富强的中国精英也普遍以欧美为典范，在“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等领域认真学习之、模仿之。其结果却令人失望：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甚至发生了“去工业化”，因为原有手工业体系解体了；虽建立了一些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却未能“结构化”，实现“自我中心型发展”；再加上战争频仍，中国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绝对贫困化过程；在政治上，尽管不断变法、改革，民国初年也建立了西式宪政制度，却未能遏制国家衰败的趋势，国家反而近乎解体。 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困惑。从世界政治体系理论视野看，症结主要在于，清末民初主导国家现代化事业的精英对中国处境之世界性缺乏深刻、完整的认知。他们当然认识到了中国的世界性，因为中国连遭列强侵略而失败，陷入深重危机；早已有人使用“帝国主义”概念，并朦胧感受到其对中国发展之约束，但始终无人完整认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性质和体系性，其内在于中国之幅度，以及其结构性约束力量与中国经济欠发展、国家衰败、意识形态解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看以下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梁启超。他写于20世纪最初几年的《新民说》曾产生广泛影响，开篇即触及“内治”与“外交”的关系。他认识到了现代帝国主义（即其所谓“民族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支配他国经济的性质，结论却是“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他又完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构建之“文明等级论”，认定“盎格鲁撒逊人”的国民性和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应认真学习、效仿，此即其所谓“新民”的内涵。 第二个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毛泽东早在1926年初就明确指出其致命缺陷：“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 第三个是胡适。其思想资源完全来自美国，把中国的失败归因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所谓“五鬼”，其方案是“启蒙”，鼓吹“全盘西化”，迷信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寄希望于美国来拯救中国。对五四运动后兴起的反帝思潮，胡适深不以为然——这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批判胡适的主要理由之一。 大体上，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清末民初的思想界、政治界精英普遍幻想“世界是平的”，中国与欧美的差别是线性时间意义上的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之别，即同质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先进之别。中国只要认真学习欧美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就能实现富强。这种认知只见世界之一体化，却未洞见其支配性逻辑，未洞见外围与中心的绝对“位差”，而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政治逻辑简单地平移到中国，因而其解决方案基本上是内向性的、无效的。 出现这种认知盲区并不奇怪：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且中国处在外围地带，中国的思想者、政治家无从认清世界体系的剥削与支配机制。事实上，从外围看中心，首先看到的是其华丽外衣：在经济上，自19世纪30年代始，中心地带借助世界规模之利润的持续输入，得以兴建其现代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在政治上，中心国家逐步开放选举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心地带的思想界构建出自由主义观念体系，鼓吹自由贸易，标榜个人自由。中心地带由此塑造了一副“现代、文明”的形象，并借助新兴社会科学构建出文明-野蛮的等级性世界历史叙事，以及由其所塑造、掌握的世界化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广泛传播其“文明”至后发国家。 可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具有显著的两面性，其价值体系、制度、行为有明显的内外之别，其对外的暴力支配和世界规模的剥削支持了其内部的自由、民主和文明，令其有所谓“自由帝国主义”之自我定位。比如，彼时刚刚形成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支持英国商人向中国贩卖鸦片，支持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而英国从中获得的收益，支撑起了后来给郭嵩焘、严复等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现代文明景象。 被西方文明所震撼的郭嵩焘、严复等寻求富强者接受了中心地带的观念，事实上是被其“锁定”（lock-in）了，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基本上被锁定在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路径之中，而这套观念的另一面就是帝国主义，于是，中国陷入了西式观念、制度的自我殖民铁笼之中，苦苦挣扎却无从走出。 一战的残酷，尤其是巴黎和会上列强的丑恶嘴脸打破了这个观念和政治的铁笼。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包括中共党史的历史叙事都强调了这两个事件的意义：打破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公理”的幻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最终领导中国实现了在世界体系中的“翻身”。本文则欲阐明这一历史关键节点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世界体系一分为二，苏俄从欧美支配的旧的世界体系中脱离出来，另行构建新的、革命性的世界体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其中，始得以完全跳出清末民初的路径锁定。 二、二元世界政治体系的对抗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欧美支配的世界体系的不满，但中国出路何在，他们并不清楚，因而当时很多人陷入彷徨之中，乃有外来思想之大爆发。真正促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结构性因素则是五四运动之前，美国与苏俄分别着手构建自己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共产党正诞生于两个对抗性体系刚刚成型的重大历史时刻。 一战前，世界上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英国是其霸主。19世纪后期，德国、美国渐次完成工业化，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引爆世界大战，战场在欧洲，体系中心地带遭到严重破坏，两个边缘性国家崛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最后曾做出一个著名的预言：美国、俄国终将各主世界之一半。近百年后该预言应验，美国与苏俄几乎同时提出其世界体系构想，且其取向、性质完全不同——但也绝非托克维尔所说的自由与奴役之别。 美国着手接过英国的霸主地位，维护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1918年年初，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第一次系统宣告美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想。该构想确有一些有别于旧殖民主义的新内容，中国人据此曾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巴黎和会满怀希望。然而，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研究表明，美式自由主义是最彻底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纳的“边疆史观”则昭示了美式个人主义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倾向。因此，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不是作为旧世界体系的革命者，而是作为霸主的继承人；变化仅在于，美国更多依赖意识形态作为其支配机制，除了追求世界规模的利润，还追求世界规模的价值认同，热衷于诱导或强迫他国接受美式清教-自由主义价值观。美国率先退还庚子赔款，在中国积极推进美式文化教育事业，即体现了这一倾向。 同样是在1918年，热切期待西欧、中欧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列宁，着手构建另一个世界政治体系，于巴黎和会举行期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西欧革命浪潮很快退去，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转而重视“东方问题”，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依据世界范围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划分，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运动，这极大地有别于马克思所构想的以反资本主义为主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转向让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走出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带，进入了广阔的外围地带，从而具有了完整的世界性，并深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构建了一个反抗性的革命的世界政治体系。 为什么是苏俄？从经济上看，俄国虽积极参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世界争夺战，但它从来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农奴制改革开启之后，其经济快速外围化，沦为农产品、矿物出口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无异。从政治上看，俄罗斯帝国是通过持续征服、殖民而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内部帝国主义”和“内部殖民”属性，民族问题很严重，而其对内部民族问题的思考完全可以外推到整个世界。从地理上看，俄国位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与之接壤的中国、朝鲜及中亚、西亚各国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为西方列强所支配。即便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布尔什维克政权也不能不认真处理东方问题，尤其是针对与其有漫长边境线的中国。 五四运动前后，两个世界政治体系分立、对抗之格局已初步形成：原有的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坍塌了一角，出现了一个反抗性政治体系。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偏于经济逻辑，对后者不够重视，仅称之为“反体系运动”。汪晖对此有所批评，他援引霍布斯鲍姆“短20世纪”之说，将20世纪历史的主题界定为两个不同性质的现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对抗。二战之前，这个新体系的力量确实十分微弱：除了苏联，别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通过输出观念、组织、行动方案，共产国际构建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性意识形态和政治网络，其主体主要不是国家，而是分散在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革命性政党和社会组织；它们有共同的价值、理论甚至行动策略，服从一个中心的领导，因而足可谓之“革命性世界体系”。它与既有世界体系是相对抗的，明确地以反帝国主义为根本目标，因而首先是政治性的，这与美国接手主导的旧体系以掠夺世界规模之利润为目的有很大不同。 两个体系分立、对抗格局的形成是现代世界历史之根本转折点，斯大林对此有所论述。对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转折意义尤其明显：由此，救亡图存和现代化多了一个全新的路径选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所有思想和政治力量来说，这之后都不能不首先面对如下根本性的抉择问题：应该加入哪个体系？这个抉择是无可逃避的，因为自己的国家已在世界体系中，世界已经内部化，体系化力量广泛而深刻地塑造其价值、思想、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甚至信仰。考察191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可有如下结论：历史演变之基本线索就是世界政治体系抉择的转变；思想、政治的大分化，比如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就是世界政治体系选择之分歧。 如前所述，清末民初寻求变革的各种思想、政治力量广泛借用西方世界体系中的思想和政治资源。而受制于“路径依赖”，大多数群体在1919年之后，仍停留在西方世界政治体系中。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转向了另一个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突破意义在于，彻底跳出西方世界体系的路径锁定，给思想和政治场域带入了全新视野和立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从中心立场转换为外围立场，从而符合于中国在西方世界体系中的“位”；认识到自己是被压迫民族之后，在实践上即放弃了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内的追赶，而坚定地走上反抗该体系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中共二大的历史意义尤为重大，对此学界已有共识。在此需略加说明的是，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已制定了东方战略，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拟定的纲领延续了清末民初的主流思想路径，虽引入阶级革命概念，却仍试图进行“内部革命”。中共成立后，第一年的主要努力是发动工人运动，改善其经济处境。中共二大则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纲领，从而实现了一次根本转向，转向对外革命，即反帝革命。这一转向的一个推动力量是，1921年底、1922年初美国主导召开华盛顿会议，以图重建太平洋秩序，这其中仍贯穿帝国主义逻辑。与之针锋相对，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劳苦大众会议”，主要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代表参加，中共首次专门派代表参加，得以比较完整地掌握了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和殖民地政策，以帝国主义理论作为基本分析框架，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体系性，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帝国主义本源，认识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内部反动封建势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中共二大重建了革命理论，重定了革命纲领，其所确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由内到外的大转向：中国问题必须在世界体系中求得解决，这就要求首先反抗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由此，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共产国际。 正是这一认知，让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策略，由此推动孙中山的革命观念发生了一次大转变：一直到1919年，他主要借用西方世界的思想和政治资源进行革命，并幻想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与共产党合作之后进行的“国民革命”，则以反帝为首要任务，从而成为共产国际领导的反帝民族革命阵线中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共产国际和苏联党都高度重视中国问题。 不过，孙中山去世后，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做出了新选择：脱离革命性世界体系，返回美国主导的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国民党再度掉入清末民初的困境，而且是两个体系在其内部纠缠之巨大困境中：蒋介石本人已接受反帝理论，是颇为坚定的反帝民族主义者，但他已返回旧体系，就不能不在政治上依附美国这个新兴而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接受其资本主义经济支配逻辑，比如在抗战胜利后签订《中美航海通商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全面接受美式自由贸易政策，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外围化。在政治上，改组之时，国民党强调党权至上；返回西方体系后，不得不接受其宪政理论。在经济政策上，国民党标榜民生主义，承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受西方体系的政治约束，根本无从进行社会、经济革命。总之，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混乱、制度扭曲、行为错乱等诸多乱象、败相，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两个体系在其体内之对抗、撕扯。 可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两个相互分立、对抗的世界政治体系内化于中国，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不得不从中进行抉择，而这又决定了其能否正确地把握中国的世界处境，从而决定其成败。大多数思想和政治力量选择留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也就延续了清末民初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成功，则因为其本身是革命性世界体系的产物，形成了足以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翻身的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世界性与中国性的平衡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苏俄所构建的革命性世界体系中，意味着其已做出第一层级的体系或道路抉择，从而走上反抗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内部各种反动势力之路，进行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由此立刻带来第二层级的抉择问题：如何对待自身所在的体系与其中的中心国家？是甘于依附还是寻求自主？ 现代中国的古今之变，最为重要者就是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现代中国一切思想和政治力量都带上了世界性。自由主义无须多言，连保守主义也是世界性的：中国接连遭遇失败，导致传统政教体系瓦解；一战所暴露的欧洲文明病症使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将目光转回中国，发展现代新儒学。 在各种思想、政治力量中，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性是最强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由共产国际指导成立，以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首要政治任务，这三者都是世界性的。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一个世界性政党而成立的，世界意识与生俱来，故自其成立时起，均从世界视野观察和思考一切问题，中共领导人分析革命形势，往往是从国际局势开始的。这种外向型思考方式完全不同于清末民初精英的内向特征。由此，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革命也超越了国家局限，充分利用“世界规模的革命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世界性的理论和组织形态。 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世界体系逐渐全面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但是，该体系的要素、结构、机制是高度复杂的，其运转逻辑是高度抽象的，惟有身在中心地带，且凭借高度抽象的概念和强大的理论推理能力，才有可能发现和构建其运作模型。中国处在这一体系的外围地带，中国思想者根本没有条件发展此类理论。因此，对现代中国人而言，仅从中国考察、思考中国，根本不可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处境。 要认清中国的处境，必须借助世界性理论。此类理论主要有两套：第一套是现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社会科学体系，它发源于英国，发展于美国，一度流行于全世界。但这套理论几乎完全立足于中心国家立场，对外围国家来说，它有所显明，即阐明了现代社会的构成；它也有所遮蔽，即掩盖了世界体系的剥削、压迫机制。其实践结果经常是国家进一步衰败，经济持续依附化。 马列主义是第二套世界性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有条件探知其结构和机理，但与主流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持有批判立场，因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俄国处在世界体系的半外围甚至外围地带，列宁得以关注中心地带以外的广阔世界，从而把阶级理论世界化、民族化，为外围国家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列主义，从而把握了中国处境之世界性构成与中国现代经济政治的深层逻辑，也找到了在支配性世界体系中实现翻身的道路。凭借批判性、革命性的世界理论，中共最为准确地认识了中国的现实和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外来的马列主义理论反而让中国共产党认清了已然世界化的中国现实。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同样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世界性、体系性的，中心国家在工业体系、武器装备、政治组织、意识形态传播技术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外围国家拥有绝对优势，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构建了各种依附性力量。那么相应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想在此体系内翻身，就不能不建立现代、有力的政治组织，主要是高度组织化、有纪律的政党。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发育水平比较低下，完全不可能内生出这样的政党，所以不得不在世界体系中寻找模板。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政党发展有明显规律可循：英国现代政党成长于工业化基本完成并支配全世界的过程中，由于外部利益持续输入，社会矛盾较为和缓，因而其政党组织化程度不高；德国是工业化的后发追赶者，国内矛盾突出，作为反抗者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大幅提高；俄国更进一步，落后的社会政治条件迫使列宁大幅度强化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性、纪律性，凭借这一强有力的政党，苏俄得以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围剿中存活下来，并实现工业化。可见，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与工业化的“时”，要求有相对应的政党的组织化和动员能力。循此规律，中国所需要的政党之组织动员能力应该高于布尔什维克。清末民初各种政党之所以迅速失败，就是因为其组织化程度低下，组织动员能力不足；国民党虽模仿苏俄式政党进行改组，但中道而废，同样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式政党模式，且以中国化方式强化其组织性、纪律性，最终取得了胜利。 总之，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对革命的世界性有充分认识，积极地利用世界性革命资源。不过，我们立刻要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成功，也因为其在体系中保持了自主性。 现代世界具有显著的结构二元性：世界已高度体系化，而其基本活动单元却是民族国家；事实上，世界体系与民族国家是同步形成的，正是那些强大的民族国家为自己构建了世界体系，它们必定是集体自利的，要为本国谋取世界规模的利润。为此，它们建立了各种体系化机制，把外围者的地位固定化，使之持续地向中心输送利益。后发国家基于政治理性，不能不进入体系，以利用世界性资源。但是，不同思想和政治力量对体系的认知不同，对体系尤其是中心力量采取了不同态度，约可归为两类：依附或自主，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都不能避免这一选择。 世界各国的自由主义者，对西方体系中心的思想和制度普遍采取顺从、依附态度，少有构建和保持思想自主性的努力。表现在学术上，贯穿整个20世纪的近代化（现代化）理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靡一时的制度转型理论、全球化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都是依附性的，它们把形成于中心地带的理论真理化，试图全盘移植到外围国家（比如中国）。但世界终究不是平的，依附、顺从的结果就是失败。 马列主义阵营的情形则比较复杂。中国共产党成立于革命性世界体系中，同样面临强大的体系压力。这个革命性世界体系同样有中心-外围结构，甚至是制度化的，各国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特别强调集中领导和纪律性。同时，苏俄作为民族国家，有其国家利益，斯大林日趋明显地把世界革命战略变成实现其国家战略的工具，要求各国党服务于苏俄的国家利益，后来毛泽东就反复批评苏联党的“老子党”做派。中共早期领导人对此有所察觉，也有所抵制，但总体上缺乏自主的理论自觉和政治意志，当然也缺乏必要的组织依托，因而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大体上处在依附地位。这主要表现为理论上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机械背诵马列文本，在实践中盲目照搬俄国革命模式，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结果接连制定出错误的纲领和战略，导致革命遭受失败、挫折。 毛泽东的历史意义在于，积极利用世界性革命资源，又始终坚定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对于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毛泽东有清醒认识，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有一节援引斯大林的相关论述，论证“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此时，毛泽东正在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二元世界体系同时采取了独立自主的姿态：首先，独立于西式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借用革命性世界体系资源进行反抗；其次，在革命性世界体系中，又抵制、反抗中心的支配性权力。这种双重自主性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与毛泽东的个人性格、教育背景、革命经历等因素有关，当然也与中国的大国历史有关。追求自主性的毛泽东被确立为中共领导人是在一次与体系的短暂“脱钩”过程中完成的。阿明、森哈斯等学者讨论外围国家在支配性世界体系中如何实现发展时，均强调“脱钩”策略之重要性：暂时脱钩有助于建立政治自主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西方、东方两个世界体系各自进行过一次脱钩-重新钩挂，从而构建出了充分的国家自主性。这一理论也适用于革命：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事项须向其报告、请示，共产国际据以支配中国党事务。但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及上海的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一度中断。这是一次技术性“脱钩”，在这个时间窗口中，毛泽东凭借其革命实践绩效成为军事领导人，进而成为政治领导人。 此后，毛泽东有意识地发展出在革命性世界体系内保持独立自主的一套完整理论，其成熟标志是1938年在《论新阶段》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论述，其中论述学习问题的一节具体提出了认识和实践的“三元方法论”：第一，中国革命是世界性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习世界性的马列主义，但不是背诵其文本，而是学习其“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第二，中国革命是在中国进行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中国事实，把握人心，理解中国政治的独特逻辑，为此必须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更进一步，“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第三，为了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策略，还必须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现实，这可以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来概括。世界、历史、现实，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三元认识和实践方法。 这个三元方法论实现了世界性与中国性的互嵌、互生，落实于“以中国做中心”，解决中国问题。1840年以来，中国被逐渐纳入世界体系中，世界以扭曲的方式逐渐内化于中国。反抗这一体系，必须借助世界性革命资源；中国共产党成立于革命世界体系中，这是基于中国处境做出的正确选择。但在革命性世界体系中，中国同样处在外围，毛泽东乃尽力保持自主性，把世界性革命资源嵌入中国脉络，致力于构建内生性革命力量。缺乏世界意识，解决不了已经世界化的中国问题；但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力量，终须内生于中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以世界性革命资源的中国化，解决已深度世界化的中国问题。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成熟，尤其是当面临建国、发展问题时，毛泽东在体系内的自主意识发展为自主的体系意识，即超越美苏主导的两个世界政治体系，从中国自身出发，构想、构建新的世界政治体系：抗战结束时提出“中间地带”理论，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决裂之后再度提起；70年代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极为强烈的世界意识及其明晰的价值指向：中国的革命和发展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但在两个既有世界政治体系中，中国均被置于外围地带；作为大国，中国必须构建另一个体系，在其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充分自由活动空间。今天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一世界意识之回响和实现。 四、结语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含义是，中国丧失了自己领导的区域性世界体系，被纳入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并被外围化。世界内在于中国并结构化，要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就不能不借用世界性思想和组织资源。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正在于其成立于革命性世界体系中，从一开始就积极利用世界规模的革命资源，其世界性极为充分。另一方面，在经历了早期依附性策略带来的惨重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自觉地构建和保持思想、政治上的自主性，推动世界性革命资源中国化。由此，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高度自觉的世界性与同样高度自觉的中国化之间的平衡，是为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翻身之中道。相比较而言，中共早期教条主义者忽略了革命的中国性，清末民初寻求变革的力量和现代自由主义者没有准确理解世界体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重视传统道德却缺乏世界视野，凡此种种，皆不得中道，故难免失败。众多后发国家的各种政治力量在这两者之间也多有偏颇失衡，故其革命不够彻底。可以说，后发国家革命的成功，有赖于革命者在体系间进行正确选择，并在体系内坚持自主性的自觉和能力。 不只革命，对世界体系做出抉择并在体系中保持自主的自觉努力，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国家、寻求国家发展之全过程中：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一边倒”；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革命中心”；80年代以来实行对外开放；90年代以来实施国际大循环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国际社会”；而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又调整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凡此种种关乎国家发展道路、模式的顶层战略决策之关键，都是世界体系之抉择。凭借与生俱来的世界意识，中国共产党每每能够抓住时机，做出相对有利的抉择。体系抉择如此频繁，恰恰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高度自主的政治意志和执政能力。 体系抉择虽然纷繁，但其间有明显连续性，从中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基础性认知和对自己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定位：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性质的，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其反抗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世界革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建设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不能不利用西方体系的技术、资本、市场等资源，但基本上是策略性的。尽管西方一直试图把中国纳入其体系并外围化，中国始终拒绝全面接纳西方价值和制度，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现在看来，这样的体系认知与政治坚守是有先见之明的：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美国日益坚定地排斥中国。作为回应，中国共产党于成立百年之际决意“平视这个世界”，并在中美阿拉斯加战略对话中展示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姿态。或许可以说，世界已经再次进入两个体系直接竞争的时代，既因为两者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逻辑是相冲突的，也因为两者代表了人类两种不同类型的生存策略。 本文已论及当前二元世界政治体系竞争格局之源头：1919年共产国际的成立及在其框架内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西方体系之外，构造了另一个完全异质的体系，只是其力量相对微弱，又曾经历过严重失败，因而其历史意义被严重低估了。但由当下回望彼时，世界体系的这次裂变确实意义重大，如毛泽东所说，“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两个体系的分立、竞争、对抗是“短20世纪的主题”。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幻想”让人误以为历史已经终结，事实却是世界其实仍然在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政治制度、两种世界秩序、两种美好生活观念，乃至于两种人类生存策略的竞争与斗争之中。 总之，1840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是深度世界化的：中国先被卷入帝国主义构建的世界政治体系之中，1919年又因这一体系的裂变而转向，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二元世界政治体系竞争格局中日益重要的主角之一。这一事实对于理论思考提出如下要求：从体系看中国，又从中国理解体系。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政治之元理论。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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