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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长是投奔朱元璋的第一位儒士，被朱元璋比作萧何，洪武三年，被封为韩国公，位于明朝开国六公爵之首，排在徐达前面，他的儿子李祺迎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 可是李善长却在七十七岁高龄时被朱元璋处死，而且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起被赐死，这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梳理一下李善长的人生经历，或许能从中找到答案。 一、朱元璋帐下第一文臣李善长是最早投奔朱元璋的儒士。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七月，在朱元璋去攻打滁州的途中，定远人李善长前来拜见，他比朱元璋大十四岁，此时三十九岁。 李善长通晓法家学问，被同里的人推选为祭酒，后来成为昱岭关的一名小吏。在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朱元璋和李善长交谈后十分高兴，留下他当掌书记。 此后，朱元璋曾从容地问李善长：“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明史·李善长列传》） 李善长建议朱元璋效仿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明史·李善长列传》）。 朱元璋听后连连称赞，攻下滁州后，提升他为参谋。 那么李善长此时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载的：“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太祖威名日盛，诸将来归者，善长察其材，言之太祖。复为太祖布款诚，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龃龉者，委曲为调护”。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李善长跟着朱元璋攻下滁州后，被提升为参谋，出谋划策，负责队伍的粮草供应，备受朱元璋信任。随着朱元璋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将领前来归附，李善长观察判断他们的才能，报告朱元璋，同时向将领们表达朱元璋的诚意，使他们能安心。当将领之间因意见不合发生矛盾冲突时，李善长设法进行调和。 由此可见，李善长此时负责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参与谋划重大事务；其次，筹措粮草，供给军需；最后，了解诸将才能、调和诸将间的关系。 朱元璋麾下诸将大部分都是渡江前归附的。洪武三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大封功臣，封了六位公爵和二十八位侯爵，其中徐达、常遇春、冯胜、邓愈、汤和等十九位将领是渡江之前归附的，廖永忠、俞通海等四位将领是巢湖水军将领，康茂才、朱亮祖、傅友德、胡美等十位将领是渡江后归附的。 而李善长是渡江前朱元璋身边最主要的谋士、文臣。 朱元璋能做到知人善任，妥善安排、任用诸将，因才授职，用其所长，李善长的从旁协助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对于谋士和武将之间的关系，朱元璋曾对李善长说过这样一句话：“吾观群雄中持案牍及谋事者，多毁左右将士，将士弗得效其能，以至于败。”（《明太祖实录》） 这段话说明，朱元璋认为，元末群雄中的有些势力之所以最终败亡，谋士、文臣与武将处理不好关系是很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推测得知，李善长在处理与诸将的关系、调和诸将方面做得很出色。 李善长不仅勤勤恳恳，尽心工作，还十分忠心。 郭子兴率部众来到滁州后，听信谗言，对朱元璋心生猜疑，夺走朱元璋的兵权，而且还打算把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辅佐，可是李善长坚持推辞，不肯去。 而李善长的忠心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从此对他更加倚重。 在军事谋略方面，李善长虽然可能不参与具体作战方案的确定，但是在重大决策方面，朱元璋渡江前都会询问李善长的看法，听取李善长的意见，比如渡江决策。 郭子兴去世后，四万多人的队伍屯驻于和州，几次发生粮荒，在巢湖水师归附前，朱元璋就曾向李善长提出渡江的想法，李善长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我兵众而食少，舟楫不备，不足以事江左，利姑小俟之”（《献征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咱们粮草不足，将士吃不饱饭，而且缺乏训练有素的舟师，尚不具备渡江的条件，等等再说。 不久，巢湖水军归附，朱元璋获得了舟师和粮草，李善长立即建议朱元璋渡江，“渡江此其时矣”（《献征录》）。 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朱元璋率军攻占六朝古都金陵，改为应天府，并且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明太祖实录》）。 从此，朱元璋先后招揽了很多儒士为己所用，但是李善长的地位并未因此下降，“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明史·李善长列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刘伯温前来归附。 二、与刘伯温相比，在文韬武略上处于下风有学者认为，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做出了三个关键决策：其一，攻取金陵为根本；其二：先陈后张，各个击破；其三：北伐。 其中，先陈后张，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是朱元璋采取刘伯温的建议制定的。 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三月，刘伯温来到应天，献上时务十八策。 当时朱元璋的东面是张士诚，西面是陈友谅，处于两线同时作战的状态。以朱元璋当时的实力，只能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可是先打谁呢？朱元璋犹豫不决。 刘伯温的精辟分析使朱元璋决定先打陈友谅，”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明史·刘基列传》）。 这年闰五月，陈友谅大举东下，约张士诚夹击应天，朱元璋采取刘伯温的建议，定下诱敌深入、设伏聚歼的策略，让康茂才诈降陈友谅，可是李善长对此大惑不解，问：“方以寇来为忧，何为更诱致之也？”（《明太祖实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刚才还担心陈友谅来攻，现在为何诱使他快来呢？ 朱元璋解释道：“使二虏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虏，则东寇胆落矣”（《明太祖实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何陈友谅和张士诚联手，我如何抵挡？先击败陈友谅，张士诚必然胆寒。 可见，与刘伯温、朱升等人相比，李善长在文韬武略方面渐落下风。 虽然如此，李善长的官职上仍在文臣中位居第一。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正月，朱元璋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不久，任命李善长为江南行省参知政事。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称吴王，封李善长为右相国，位于文武百官之首。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七月，朱元璋与文臣武将商议攻灭张士诚的计策。 李善长认为：“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储积，恐难猝拔，宜视隙而动”（《明太祖实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张士诚虽然屡次受挫，但是兵力未减，而且土地肥沃，百姓富足，粮草充足，恐怕难以快速攻下，应伺机而动。 李善长遭到朱元璋的严厉驳斥，“彼疆域日蹙，长淮东北之地皆为吾有，吾以胜师临之，何忧不拔？况彼败形已露，何待观隙？”（《明太祖实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张士诚的疆域日益减少，淮东各地全都被咱们占领，我以必胜之师征伐，何愁不能攻克？何况张士诚败形已露，还用得着伺机而动？ 三、与杨宪的恩怨纠葛在朱元璋登基前，杨宪曾联合一些检校攻击李善长“无宰相才”（《国初事迹》）。 杨宪为什么说李善长没有当中书省丞相的才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纪事录笺证》“乙巳年条”（元至正二十五年）记载了这样一段话：上闻相国部下宣使熊义妹色美，欲纳为宫人，令都事张来释为媒，通言于熊义母。允，纳聘财讫，择日归内。来释启曰：“熊氏女许参政杨希武弟杨希圣久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朱元璋听说李善长的部下宣使熊义的妹妹十分貌美，想纳入后宫，派都事张来释做媒，熊义的母亲知道此事后，答应了这门婚事，收下了朱元璋的聘礼，择日迎娶。可张来释又对朱元璋说：此女先前已经许配给杨宪的弟弟杨希圣。 需要说明的是，杨宪，字希武，“以中书省右丞杨宪为左丞，寻以罪伏诛，宪，字希武”（《明太祖实录》）。 那么，此事后来结果如何呢？ 《国初事迹》是这样记载的：后参议李饮冰与希圣弄权不法，丞相李善长奏之。太祖将二人黥面，......劓希圣之鼻，淮安安置。后希圣兄杨宪任江西参政，来朝，太祖谓宪曰：“尔弟弄权，我已黜之，仍给熊氏与他。”宪叩头曰：“臣弟犯法，当万死，焉敢纳之。”太祖曰：“与之熊氏随住。”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参议李饮冰、杨希圣擅权违法，李善长参奏二人，朱元璋下令对二人处以黥面之刑，并且削去杨希圣的鼻子，安置到淮安。后来，杨希圣的哥哥杨宪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来应天朝见时，朱元璋对杨宪说：“你弟弟弄权，我已经罢黜了他，但仍将熊氏许配给他”。杨宪磕头回答说：“臣弟犯法，罪当万死，怎敢迎娶熊氏”。朱元璋说：让熊氏跟着去淮安。 有一种说法认为，李善长之所以参奏杨希圣，是因为：熊义是李善长的部下，李善长担心被朱元璋记恨，所以上书弹劾熊氏的未婚夫杨希圣，以表明自己的忠心。 李善长以这样的方式表忠心难免给人留下器量狭小、为人刻薄的印象，《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述的：“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 洪武三年七月，李善长弹劾杨宪排挤、陷害大臣，骄纵放肆，乃奸佞之臣，不久杨宪获罪伏诛。 四、为何参奏李饮冰？李善长为什么弹劾李饮冰呢？他与李饮冰有什么恩怨吗？ 《明史》中关于李饮冰的记载，只有两处，除了《明史·李善长列传》，便是《明史·诸王列传》：“文正......按察使李饮冰奏其骄侈觖望，太祖遣使诘责。文正惧，饮冰益言其有异志。”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按察使李饮冰参奏朱文正骄纵奢侈，心怀不满，朱元璋派使者前去责问，朱文正惶恐不安，李饮冰又告发朱文正心怀异志。
虽然朱元璋后来在震怒之下，失手将朱文正打死，但朱文正毕竟是他的亲侄子，想起往事难免心痛不已，懊恼不已。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对他的性格、脾气自然十分了解，他弹劾李饮冰可能是为了向朱元璋表忠心。 五、怒骂刘伯温刘伯温到来后，深受朱元璋信任、倚重，李善长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对此李善长心中感受如何呢？ 朱元璋登基前，对于中书省丞相的人选，朱元璋曾征求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认为李善长是有功勋的旧臣，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则生气地说：“是数欲害汝，汝乃为之地耶，汝之忠勋，足以任此”（刘基《诚意伯文集》）。 可见，李善长此前曾想加害刘伯温。
洪武元年五月至七月，朱元璋巡视汴梁，让李善长留守应天，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权（《明史·李善长列传》），遇事可不必请示，自行决断处置。 在此期间，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贪纵违法，李善长向刘伯温求情，刘伯温不听，两人争执不下，刘伯温派人去请示朱元璋，得到批准后，立即处斩李彬。 李善长心中十分不快，朱元璋回来后，便控告刘伯温专权，“诉其专”（《国榷》），说刘伯温在祈雨的祭坛下处斩犯人，是对神明不敬，”僇人坛壝下，不敬“（《明史·刘基列传》）。 对于此事，《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述的：“与中丞刘基争法而訽。基不自安，请告归”。 这句话的意思是话：李善长因法令之争而怒骂刘伯温，刘伯温深感不安，请求告归乡里。 六、忠心尽职，获封韩国公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到登基称帝前，虽然朱元璋身边的饱学干练之才越来越多，但是李善长身为文臣之首，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太祖有所招纳，辄令为书。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居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转调兵饷无乏。尝请榷两淮盐，立茶法，皆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既复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太祖初渡江，颇用重典，一日，谓善长：“法有连坐三条，不已甚乎？”善长因请自大逆而外皆除之，遂命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 上述两段话的意思是说：李善长熟谙典故，处理事务十分干练，而且擅长辞令，朱元璋每逢招纳贤才，都令李善长起草书信。朱元璋每次率军亲征，都让李善长留守，将士、官吏无从顺从，百姓安心生活，转运粮饷从未匮乏。李善长曾请求对两淮盐业实行专卖，设立茶法，都是在去除元朝制度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重新制定钱法，募工炼铁，制定渔业税，国库日益充足，而百姓也能得以休养生息。 朱元璋最初渡江，刑律比较严厉，有一天，对李善长说：“律法中有连坐三条，是否过于严厉了？”李善长于是请求从除了大逆之罪，全部免除连坐，于是朱元璋令李善长与刘伯温等人一起制定律令，颁布实施。
朱元璋登基后，李善长身为中书省左丞相，在很多重大事务中，均可见到其身影。比如：奏请确立六部官制、主持商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监修《元史》、主持编写《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籍，与文臣一起商议分封亲王、封赏功臣等事宜。 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进封李善长为韩国公，食禄四千石，赐予世袭铁券，在制词中，朱元璋把李善长比作萧何，极力称赞。 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令李善长辞官。 可能是感念李善长一直以来的忠心耿耿，虽然让他致仕，朱元璋还是给予了丰厚的赏赐：临濠土地若干顷、一百五十家守冢户、一千五百家佃户、二十家仪仗士。 可见，此时朱元璋并未失去对他的信任。
一年后，朱元璋让李善长督建明中都宫殿，而且让他管理迁徙至濠州的十四万江南富民。 洪武七年，朱元璋提升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为太仆寺丞，李存义的儿子李伸、李佑都被任命为群牧所官员。 洪武九年，朱元璋将长女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祺。 朱元璋生病近十天没上朝，李善长却没来问候，而驸马李祺连续六天没来朝见，把他召到殿前时，仍未意识到自己的过错，遭到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的参奏，朱元璋于是下旨削夺李善长的俸禄一千八百石。不过不久，朱元璋又让他与李文忠一起“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明史·李善长列传》。 七、朱元璋为何令李善长辞官？洪武三年上半年，李善长生病，朱元璋开始让杨宪主持中书省政务。
可能是在杨宪获罪伏诛后，朱元璋曾想让谋士陈遇出任左丞，主持中书省政务，后来因为陈遇坚持推辞而作罢，而陈遇比李善长大一岁。 那么，李善长此时真的病了吗？ 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朱元璋动了换相的念头，他不想再让李善长当丞相了，这是为什么呢？ 《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述的：“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李善长位极人臣，行为开始有所放纵，朱元璋对他逐渐心生不满。 原因果真如此简单吗？非也。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在获封公爵、侯爵的功臣中，绝大部分是淮西人，李善长也是，而且李善长起初的主要工作，不论是供给粮草，还是调和诸将，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和诸将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在将领心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让他去监督、制衡淮西勋贵显然不太现实。 而因为缺乏制衡的淮西勋贵，势力过于强大，有可能危及皇权的稳固，这是朱元璋绝对无法容许的。 洪武八年四月，刘伯温被胡惟庸害死，朱元璋收到消息后立即下诏“罢中都役作”（《明太祖实录》）。 如果在风阳建都，家乡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乡里关系无疑会让淮西勋贵的势力进一步扩展，进而威胁皇权，也许朱元璋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才最终决定停建风阳明中都。
对于在风阳营建中都之事，而李善长始终未曾提出过异议，或许说明他此时仍未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处境。 八、举荐胡惟庸，知逆谋却未揭发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提升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洪武六年正月，汪广洋被贬去广东，这年七月，胡惟庸被擢升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升为中书省左丞相。 胡惟庸是定远人，与李善长是同乡。吴元年以前，胡惟庸一直是地方官吏，先后当了七年的七品知县、两年的五品通判、一年的五品按察佥事。 吴元年（公元1367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胡惟庸被提升为太常寺少卿，不久升职为太常寺卿。
后来，胡惟庸把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获罪伏诛，但李善长并未受到影响，御史台缺中丞时，朱元璋还让李善长暂时负责御史台事务，李善长曾数次提出建议。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实际上是胡惟庸的同党，朱元璋下诏赐死李佑，将李存义、李伸父子安置到崇明。 李善长对于此事是什么态度呢？《明史·李善长列传》是这样记述的，“善长不谢，帝衔之。” 意思是：对于朱元璋赦免李存义、李伸父子的死罪，李善长没有谢恩，被朱元璋记在心里。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四月，因为私亲丁斌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贬去边境，李善长出面说清，朱元璋雷霆震怒，下令彻查，丁斌很快供出李存义勾结胡惟庸之事。
不久，李善长获罪伏诛，罪名是“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明史·李善长列传》 意思是：李善长作为功臣勋旧、皇亲国戚，知道胡惟庸谋逆之事却没有检举、揭发，首鼠两端、心存观望，乃大逆不道之举。 李存义父子和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的供词都指向一个事实：胡惟庸曾派人劝说李善长参加谋逆，也就是说，李善长事先知道胡惟庸谋逆之事。 身为朝廷重臣，虽未参与胡惟庸谋逆，但是却也未曾揭发胡惟庸，这是朱元璋所不能容许的，李善长因此彻底失去了朱元璋的信任。 李善长为什么没有揭发胡惟庸呢？难道是对朱元璋心生不满了吗？
可能有所不满，但也可能是因为不知所措，也许他后来已经摸不透朱元璋的心思，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明朝朱祯的著作《皇明开国功臣传》这样评价李善长，“有心计而无远识”。 有心计而没有远见卓识的李善长没有看出不适合在风阳建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法起到制衡淮西勋贵的作用，还把胡惟庸推荐给李善长，进一步了助长了淮西勋贵权势的膨胀，胡惟庸获罪后，也没有及时像汤和那样谨慎自保，七十七岁高龄的李善长仍亲自出面向朱元璋为私亲丁斌求情，最终给自己酿下了一杯苦酒。 “知人易，自知难”（《吴越春秋》），“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道德经》），人贵有自知之明。或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优缺点，看清楚自己的处境，有所为，有所不为，审时度势，决定取舍，不过度执着于一时的得失，才能进退自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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