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与莲池书院

总督倡建，“官、学”始终

——直隶总督与莲池书院

吴蔚

首都图书馆藏清莲池书院图

保定莲池书院因古莲花池得名。如今的古莲花池，地处保定市内闹市区，正门坐南朝北。总面积为2.4万平方米，其中池水面积7900平方米。池水以中心岛为界分为南北两塘，蜿蜒曲折的东、西二渠将两塘沟通一体。南塘呈半月形，外围峭壁环峙，松柏滴翠。北塘呈不规则矩形，四周玉石堆岸，杨柳垂丝。水心亭居其中。莲池自古就环水置景，以水为胜，因荷得名。园中诸景建制小巧玲珑，优雅别致，拙中见巧，朴中有奇，汇集了中国南北古建筑园林风格的精华。莲池实为我国北方古代园林明珠，前人曾用“几疑城市有蓬莱”形容她。 

古莲池初名雪香园，为元代汝南王张柔开凿，约建于1227年至1234年。1284年被地震震毁，仅存深池清水，繁茂荷花，明代以后的志书，就把它随俗称为“莲花池”。明朝后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扩建。知府查志隆把莲池作为一面“水鉴”，并令增建一门，上悬“水鉴公署”四字横匾，以激人励己：秉政应鉴之碧水苍天。从此，莲池成了达官贵人云集的场所，“水鉴公署”也成了莲池的别称。

莲池书院，又称“直隶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由时任直隶总督的宠臣李卫奉旨创办，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学府。直到1903年停办，其余绪延宕至1911年，先后存在长达180年之久。莲池不仅以“林泉幽邃，云物苍然”闻名，更因与莲池书院同处一址而声名远扬。历史上有位伟人两次来到莲池书院，并给予高度评价：“莲池有名，是因为有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当时在全国是很著名的”。他就是毛泽东。莲池，取高洁清雅、清馨淡泊的荷莲为物象，幽香弥漫，向来为文人墨客吟咏讽颂、构建诗情画意的情结渊愫，名作佳句，不知凡几。池为清水环绕，贮积之所，荡漾涟漪，涤去尘埃。以此为书院这一种独特教育机构的名称，其寓意深刻，使培材育人所具有的崇高神圣提升入深广汪然、博远超逸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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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书院制度的历史简介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机构，是官府或私人开办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种类型。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分为国子监和宗学，地方官学分为府、州、县学；私学包括私塾、家塾、义塾和社学等形式。由于教育制度的等级性，能够接受教育的学生人数极为有限。从隋朝开始科举制度真正确立，学校教育逐渐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学校的教育内容完全禁锢在经书的范围内，教学方法呈现出呆板和枯燥的特点，尤其到了明清时代，八股取士导致了空疏无实、士人缺乏实际能力的弊病。

与官学、私学的办学类型相对应，中国古代教育还有另外一幅景观。自五代以来的一些学者，采用了在山林名胜之地聚徒讲学的方式，这种学校教育机构被称为“书院”。书院一般建在风景秀丽之地，同时积聚大量图书，实行教育与研究相结合的教学制度，在办学模式、教育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在官府的支持或控制下，书院对封建社会教育曾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是开元六年（718）唐玄宗在东都洛阳开办的丽正书院。唐代书院有官方设立和私人设置两类。官方设立的书院相当于一个宫廷图书馆，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设立并作为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私人设置的书院承担着教育教学任务。宋代书院的教育制度与官学教育的科举化趋向呈现相反的轨道，虽然历经沉浮，但作为区别于官府所办的国学、府学、县学之外的私人讲学之所，书院也发挥了自己独特的育人、讲学与研究的功能。到宋、元两代时，书院这种教育方式已经非常兴盛，出现了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被称为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元时由于统治者主张与汉文化相“和”的理念，帝王设官分职不再“以神武定天下”，而改为“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18页）的“贡举取士”，书院盛行。政府为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实行私人书院国有化、官办化，由官方委任书院山长，对“先儒过化之地，名贤行经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32页）。元代书院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如元代的太极书院、毛公书院、鲁斋书院、甫里书院、洙泅书院、横渠书院、慈湖书院、大同书院等。此外，明末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禁毁书院，“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空谈废业”（《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卷17），明代书院呈萎缩之态几近衰废。明万历六年，《敕谕儒学碑》碑文亦有记载——说明禁止书院的思想在明末广为流传（见陈显远编著《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丛书·汉中碑石·敕谕儒学碑(明万历六年)》，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页）。但明代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也以不畏权势而闻名于世。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自北宋正式建成为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以来，与官学、私学并驾齐驱，三足鼎立，在育人功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

从元代开始，书院逐渐出现了官学化的倾向，尤其是到了清代，书院一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另一方面，书院与官学之间的差别不断缩小，几乎成了科举考试的预备教育机构。但尽管如此，书院仍不能等同于官学，有着相对对的学术探究、教学的传统。总的来看，与古代其他教育类型相比，书院突出的特点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以研习儒学经籍为主，重视读书自学，强调论辩问难，一般由硕学之士担任山长(院长)。而在学术研究与思想发展上，书院则有更出色的表现，更多的担当，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书院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对我国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乾隆朝张若澄 莲池书院图

莲池书院产生的政治背景

清朝以满族政权统治中国，是第二个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清王朝处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焦点，清朝的统治者与以前的统治者一样，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巩固封建政权，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儒学的思想文化厉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对国内各民族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但在文化教育方面尤其注重对汉族士大夫阶级和一般知识分子施以笼络或怀柔的措施，以防止和消弥其反抗情绪，“因共俗以柔其人”，在全国设学校，祀孔孟，尊理学，倡科举，编类书。程朱理学在明末清初，经过启蒙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抨击，和乾嘉间胡渭、阎若璩等倡考据之学，其思想阵地一时起了动摇。但由于它更有利于清代封建统治，以皇帝和封建政权为后盾(史载康熙帝玄烨“夙好程、朱，深谈性理”)，又很快地被扶植起来。

为禁锢士人思想而产生的文字狱，是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性膨胀。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文字狱”近百起，罪名包括私修明史，诽谤本朝，映射皇帝，诋毁理学，散播异端邪说，清代专制恐怖政治比之明代，更令人惊心怵目（高时良

著《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480页）。

清代对书院的政策，有一定的反复，归根结底是为其总政策服务的。清政府成立之初，重视官学而抑制书院，甚至禁止民间创立书院，但由于书院制度长久以来已经深入人心，在民间有旺盛的生命力，虽有政策加以限制，却难以取消。又由于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可以利用书院，使其成为教化民众加强统治的工具，为封建统治服务，于是，统治者便逐渐改变了对书院的政策，由消极抵制转变为正面鼓励和加强控制。清政府对书院采取了先抑后扬的政策。所谓“先抑”就是清朝前期对书院自由讲学的传统和方式心有余悸，对书院采取了抑制的政策；所谓“后扬”，就是到雍正时期，清政府把书院作为一种“文治”的措施或政策，在加强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鼓励甚至明令建立书院。自此，经过唐宋之后八个世纪的发展，书院教育在清代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在清朝皇帝的提倡和各级官府的支持下，全国新建了许多书院，书院制度也更加完善，官学化程度也在加强。书院数量之多，规模之盛，分布之广，均为前代所不能比拟。保定的莲池书院即是在清政府这一“文治”的措施推动下应运而生。

“直隶”沃土孕育了莲池书院

直隶，就是直接隶属的意思。“直隶”二字最早见于宋朝，宋朝以州领县，其直属京师者称直隶。所谓直隶地区，在封建时代往往特指天子脚下的心腹之地。在明、清时期，“直隶”一词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地名，代表着京师周边府、州、县等地，在明代更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朝廷的一大片区域。终明之世，称为“直隶”的有两处地方：一曰京师附近的北直隶，二曰南京附近的南直隶。明代有两个直隶，是因为明代成祖于永乐年间迁都之后，一直实行两京制度，分别是京师（北京）与南京。明称直隶于京师的地区为北直隶，相当于如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省、山东省的小部分地区，简称北直。北直隶非边远地区，而是天子脚下的腹地，以顺天府为首，共有八府，二直隶州、十七属州、一百一十六县。直隶中央朝廷即六部的八府、二直隶州分别是：顺天府、永平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延庆州、保安州。在地理区划上，明代以京师统领直隶，直隶归属京师不仅励精图治，而且政策得当，对于稳定政局、恢复百姓的生产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清初，改北直隶为直隶省。清初督抚设立，是渐成定制的。顺治初年，直隶设有宣府、天津、顺天、保定4巡抚及宣大1总督。顺治六年和九年，为缩减国家经费，中央分别裁撤了天津及宣府巡抚。至于顺治六年（1649）对保定巡抚的裁撤，则是因为直隶与山东黄河以北及河南交界地带多盗贼出没，出于加强地方治理的考虑，保定巡抚被改设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顺治十五年（1658），直隶、山东、河南交界地方已被平定，为弹压地方而设的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即被裁撤，但因直隶管辖有八府之地，幅员辽阔，行政事务繁重，不久又重新设置了保定巡抚。同时，宣大总督也被裁撤，并以顺天巡抚管理之。这样，就由保定、顺天两巡抚共同管理直隶事务。

顺治十八年（1661），因复设直隶总督，康熙六年（1667），改保定巡抚为直隶巡抚，同年，裁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直隶总督，重新设置直隶巡抚。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自真定府（今石家庄正定新区和正定县）改驻保定府，衙署也由真定改驻保定。直隶巡抚遂领原保定巡抚管辖之直隶全境。整个康熙王朝直隶巡抚一共经历了11任，即金世德、于成龙、格尔古德、阿哈达、崔澄、小于成龙、郭世隆、沈朝聘、李光地、赵宏燮、赵之垣等，驻保定府。康熙五十四年，以直隶巡抚兼总督衔。康熙朝直隶巡抚的设置，成为后来直隶总督逐步定制的先声。

雍正二年（1724），清朝将直隶巡抚改为专设直隶总督，命李维钧担任，并开始设置直隶布政使、按察使，诏令所有布政使、按察使、总兵、提督军官均归直隶总督节制。乾隆二十八年，中央明确下令直隶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自此，直隶总督遂成定制，驻保定。为建立常设性的办事机构，清廷于雍正七年（1729）特谕在保定建筑了总督衙署。这个衙署成为清代直隶最高军政长官驻节和办公的地点。清代基本上都是两省或三省方设置一位总督，只有直隶以一省之地得总督统领至清末，再无第二省有此特殊关照。而能出任直隶这一重要地方的总督的人，自不必说肯定是皇帝的心腹臣子。

随着行政建置的逐渐升格变迁，直隶省的疆域也逐渐扩大。雍正时，直隶省辖区约相当今北京、天津二市及河北省全境，今河南省、山东省部分县域。统府10，州23，县120。

作为一省地方最高长官，直隶总督是雍正朝乃至以后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清代中央政权和地方社会势力接触的界面，位高权重。直隶总督是代表中央统管直隶全省军政事务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另设其办事机构“总督衙门”，又称“总督部院”，是直隶全省最高行政机关，驻保定府。直隶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直隶的军民政务。而由于直隶省地处京畿要地，因此直隶总督被称为疆臣之首。从雍正元年至宣统三年，187年总共经历直隶总督75人，99任，其中李卫、方观承、刘墉、那彦成、曾国藩、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等人，都是举足轻重的朝廷重臣。

到了晚清，直隶总督位高权重，直隶省所辖区域远远大于如今的河北省。晚清直隶省包括今河北省大部地区及北京市和天津市。省会保定府（今河北省保定市）。辖区范围东濒渤海，东北与盛京省接壤，西邻山西省，西南连河南省，南抵山东省，北依内蒙古。晚清的直隶省下辖：顺天、承德、朝阳、宣化、永平、天津、河间、保定、正定、顺德、广平、大名共12府；清河道、热河道、通永道、霸昌道、天津道、津海关道、大顺广道、口北道、永定河道9道：遵化、易、定、深、赵、冀共6直隶州；通州、蓟州、霸州、涿州、昌平、平泉、延庆、保安、蔚州、滦州、沧州、景州、祁州、安州、晋州、磁州、开州共17散州；围场、多伦诺尔、张家口、独石口共4散厅；经我们统计，光绪末年，直隶全省共辖131县。而直隶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1928 年，才被更改为河北省。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直隶文化是以元、明、清、民国时代保定府为中心，享誉北方，辐射全国，其渊源与中华文明相伴生，其主干传承近千年的文化积累过程和文化遗存的总称，即直隶地区在近千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笼统地说，直隶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华北先民们依从关照北京文化、天津文化后自创和自省、长期谋求后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直隶文化是指以古城保定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综合体。在清政府的鼓励下，莲池书院应运而生。莲池书院是保定古莲花池历史的重要部分，而古莲花池的发展是与古城保定的历史沿革相一致的。因此，可以沿着保定、古莲花池的足迹去追溯莲池书院的历史。

保定市是华北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东、南、北三面是一望无际、坦荡如砥的冀中平原；拔地而起的太行山脉，犹如一道横亘南北的巨大屏障西峙于百里之外。发源于市西北约30华里处的一亩、鸡距二泉的清苑河蜿蜒流贯此地，东注白洋淀，经大清河直达津沽人海。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个生齿繁聚的鱼米之乡，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盂繁峰等编著《古莲花池》，河北人民出版杜1984年版，第4页）。北宋立国后，这里是同辽国接界的军事要冲之一。北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在距清苑废城西南7公里处重建新城保塞军，宋太宗赵炅雍熙元年(984）升军为州，始称保州。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五年(1127），金灭北宋，统占中原。两年之后改保州为顺天军。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蒙古军分三路南下攻金。其西路军在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的统帅下，于该年10月初突破易州(今保定易县)紫荆关天险，10月17日攻陷顺天军城。在战争兵火的浩劫中，这个曾经宋、金两代经营250年之久的城市成为狐兔出没其间的废墟。

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被元朝加封为“汝南王”的汉族大世族统帅张柔(1190～1268）率先在满城县(今属保定市满城区)建立帅府。据历史文献记载：“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人，世力农。柔少慷慨，尚气节，善骑射，以豪侠称”。后来，汉人世侯张柔重建保州（今保定），确立了雄冠一时的文化布局，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在汉人世侯群体的推动下，元统治者决定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即内陆之意，这实际上开启了保定直属、对接大都（后来的京师、北京）的序幕。

明成祖定都北京后，保定府作为京师的南大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日趋显要。为了达到中央对华北地区的有效控制，明政府不仅将京畿腹地专设北直隶省，甚至多次设置“保定总督”，以达到中央政权的长治久安。

清朝在全国继续推行行省制度，为巩固政权，清政府在直隶省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措施，整军力，固边防，兴农业，开贸易，建书院，移风俗，沟通了华北与全国的文化经济联系，使之逐渐成为畿辅重省。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保定成为直隶省会；雍正二年（1724）设直隶总督，名列清朝八督之首，统领直隶、河南和山东军政要务。到了晚清，直隶总督更成为总领内政、外交的封疆大吏。保定因此成为全国仅有的督、省、府、道、县“五府合一”政权所在地，署衙文化的富集区，形成地域性政治中心，在清末各项改革新政中更是走在了前列，引领了时代风潮。清朝以保定府为中心的直隶地区，长期承担京畿的行政管理和补位服务功能，晚清直隶总督甚至主导清廷的内政外交，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源。

清末民初的保定，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在服务北京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保定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内引北京，外连天津，辐射全国，多有创绩，京、津、保对接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冯国璋、段祺瑞、曹锟、蒋介石等民国总统和政要都从古城保定“发迹起步”，将直隶文化推向了新高潮。新中国成立后保定曾为河北省省会，与天津互为犄角，曾同属一个行政区域。

保定与北京皇城文化、天津码头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人民群众创造了丰富多彩、互相交汇、生机勃勃、享誉华夏的灿烂文明，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多元文化，成为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撑和丰厚滋养。我们认为：“直隶文化”作为多元素的综合载体，伴生形成于元代大都北京奠基之时，它以畿辅首善之区——保定府为中心，在清代雍正年间直隶总督定制后，形成文化高潮，其特色鲜明，内涵丰富，传承有序，到了晚清民国年间，更形成了京、津、保对接、一脉相承、内外结合、中西结合、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结合体。

综观明清两代的直隶，不论统治者们的统辖手段如何，总归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便是尽最大可能的直接掌控这片区域，使其成为京师的安全缓冲区，为京师当政者的政权安全增添一份保障。清代直隶总督的设置，使得封建专制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也使直隶省内的文化教育等事业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统治者逐渐放弃了暴虐统治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修养生息的措施，清王朝开始进入“康乾盛世”时期，而能出任直隶这一“首善之区”总督的封疆大吏，则是皇帝的心腹臣子，比如雍正年间鼎鼎大名的李卫，则是雍正年间的一代名臣，莲池书院就是他一手缔造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直隶”沃土孕育了莲池书院，而直隶总督缔造、守护着莲池书院。随着直隶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以莲池书院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事业得以初创并迅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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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朝：勤政皇帝与模范总督互动的产物

清朝前期，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封建国家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直隶地区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书院的演变上，而且书院的递嬗又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直隶地区以及整个朝代社会教育发展的脉络。

清初满汉民族矛盾尖锐，为了防止汉族知识分子利用书院进行反清活动，统治者出于戒备心理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清政府下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只允许“每乡置社学一区”（转引自袁森坡、吴云廷著《河北通史》清朝上卷，第236页）。在清政府的压制下，直隶地区绝大部分书院改为了义学，只剩下衡水右山书院(顺治初建)、蔚州(今河北蔚县)蔚罗书院(顺治三年建)、南宫南亭书院(顺治八年建)、巨鹿白鹿书院(顺治十六年建)。顺治后期至康熙时期，随着清朝统治基础的稳固，统治者对书院的禁令有所松动。由于当时的社学、义学流于形式，不能满足社会民众及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教育需求，更重要的是无法满足统治者宣传理学的需要，于是书院数量在全国范围开始增加，到了康熙末年，直隶拥有40所左右的书院。然而，直隶省省会保定，却一直没有一座与“畿辅首善”之地相适应的、像样的书院。

雍正初年，清世宗胤禛出于个人的专制统治目的，对书院的发展再次加以限制。雍正元年(1723），他下令“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教授，以广文教”（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4页）。后来雍正皇帝认为书院教育有利于他的政治统治，又逐渐改变了这些限制政策，采取扶持和控制并存的原则。雍正四年(1726）四月，清世宗颁旨《选授白鹿洞书院掌教事宣谕》，高度重视通过书院、学校以培养人才，巩固社会政治制度，并推崇精选书院师长的重要性，文称：

“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劝学兴文，孜孜不倦，俾士子观感奋励，立品勤学……至于设立书院，择一人为师……即能化导多人俱为端人正士，则此一人之才德即可以膺辅弼之任、受封疆之寄而有余。此等之人，岂可易得”?

据《清文献通考》所载：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正式颁布上谕，明令在全国各省建立书院，并赐帑金1000两，为营建之费，谕内阁云：

“各省学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械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皇朝文献通考·学校考八》）。

因此，可以认为直到雍正年间(1723—1736），清政府才开始真正推行扶持书院的政策，如命令省会建立书院，并提供适当的经费。书院成为了官学教育的一种形式，书院日常的教育管理活动完全纳入了政府的管辖范围。

清代共有书院4365所，其数量是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各朝书院总和的1．49倍。其时，十八行省的通都大邑无不设有书院，即便是山村水寨，也可寻觅到书院的踪迹（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05页）。保定是直隶省的首府，又在天子脚下，这种得天独厚的政治与地理优势，使得保定成为建立直隶省书院的首选之地。

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有一位不畏权贵、铁面无私的传奇直隶总督，他就是雍正宠臣李卫。李卫，江苏铜山人，生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出身豪族。康熙五十六年(1717），纳资捐官为兵部员外郎，两年后，调户部郎中，雍正元年(1723），外放云南驿盐道，雍正二年(1724），任云南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调任浙江巡抚，雍正六年(1728），升任浙江总督，雍正十年(1732），属理刑部尚书，同年秋，任直隶总督，乾隆三年(1738）病逝于直隶总督任上。

康熙末年，政治废弛，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在中央以“九王夺嫡”为主要矛盾的朋党斗争愈演愈烈，地方则吏治废弛、贪官横行。雍正皇帝继位后，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解决严峻的社会问题，亟需启用一批具有莅政开敏、令行禁止才能的地方大员，李卫则是这些地方官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他从治理云南盐政的烂摊子，到管理两浙，再到总督京畿直隶，以自身的贤德和无与伦比的工作能力而受到雍正皇帝的重用，逐步得到皇帝的首肯和信赖，其秉承皇帝旨意，锐意进取，勇于改革，安民察吏，兴利除弊，是清雍正皇帝革新政治的最得力助手。

李卫深得雍正帝宠信，虽识字不多，却以“能吏”闻名于世。他的实心任事、勇敢果断的为官精神和高效独特的治理措施在清代地方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雍正朝第十位直隶总督李卫，因其三任直隶总督的非凡业绩，成为雍正宠臣、模范总督，李卫的“空降”直隶，使直隶总督的辉煌延续了180年。卓越的政绩不仅体现在吏治方面，在清政府政策的号召下，富有兴学热情的李卫督直伊始，便有在省会办书院的卓识和行动，莲池书院于是应运而生。

直隶总督李卫，按照清廷关于在省会建立一所省级官办书院（相当于如今的省立大学）的诏令，筹集建造书院。因此，当时古城保定市政建设的重点亦就落到了书院的建设上。李卫召集了驻保定的所属官员司蕃（布政使）王谟、司臬（按察使）窦启瑛、观察（清河道员）彭家廉、郡守（知府）朱寿图、清苑县令徐德泰商议如何开办书院，决定将直隶书院设于保定古莲花池内，由徐德泰主抓筹建工作，并取名为“莲池书院”，作为京畿最高学府。院舍主体在莲池西北部，有讲堂、圣殿、魁阁、斋舍等建筑，另辟“南园”于东南部，作为诸生自修、研习之所。书院东侧，同时建有皇华馆，作为总督府接待往来使臣的宾馆。这样，就形成书院与使馆并列的局面，是为莲池的一大特色。两者虽然“喧寂异境，动静殊趋”，但使节与师生吟诵不相妨杂，反有相形益彰，两得其所之妙。作为京畿书院。莲池规模甚大，合计门、堂、楼、阁、殿、廊、台、亭、斋、庑等房屋40余区（邓洪波、彭爱学主编《中国书院揽胜》．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书院落成后，引荐那些素有名望的人前来讲学，“劝学兴德”。书院的落成直隶总督李卫亦以此为自豪：他将以往在浙江治理书院时的经验拿来用于治理莲池书院，效果很好，收益显著。莲池书院聚集了那些优秀人才以弦歌诗诵，使书院恢复了往日的山川之灵，而且比以往更加辉煌。不由感叹：“今兹之举，既以宣朝廷乐育人材之雅化，而益以广圣皇恩惠使臣”（李卫《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清雍正十二年(1734)，河北《清苑县志》卷,5，民国23年本）。莲池书院是建立较晚，却影响最大的一座省级书院，它在清代作为直隶省最高学府，为书院教育增添了一份光泽，被誉为“全国书院之冠”，距今二百年历史中，它名扬中华，蜚声海外，在保定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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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行宫与书院交相掩映，璀璨生辉

自直隶总督李卫举措积极有效，慧眼刚毅，高瞻远瞩，创办莲池书院以来，莲池书院与半部清史相伴随，启导学术、培植人才，兴盛衰歇，风雨坎坷。

乾隆时期，清高宗皇帝熟读诗文，对汉文化极为热爱，对书院的政策更加放开，他曾颁旨要求加强书院建设与管理，提高书院在各地教育机构中的地位。乾隆元年(1736），《训饬直省书院师生》的上谕曰：

“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发帑金以资膏火，恩意至渥也。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争自濯磨，俾相观而善。庶人材成就，足备朝廷任使，不负教育之意。若仅功举业，已为儒者末务，况藉为声气之资，游扬之具，内无益于身心，外无补于民物，即降而求文章成名，足希古之立言者，亦不多得，宁养士之初旨耶?该部即行文各省督抚学政，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乡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学臣三年任满，谘访考核，如果教术可观，人材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励”（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第857页）。

乾隆十年(1745）古莲花池被定为行宫，成为其鼎盛时期，从1749年开始，新任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修建莲池，使园林的亭台楼阁焕然一新。乾隆二十五年(1760）方观承将莲池景物分为十二组，绘图十二幅，每图都赋以图解和图赞，各图赞均有方观承五言古诗一首和莲池书院院长张叙七言绝句一首。行宫里的“莲池十二景”包括春午坡、花南研北草堂、万卷楼、高芬阁、宛虹亭(笠亭)、鹤柴、蕊幢精舍、藻咏楼、篇留洞、绎堂、寒绿轩、含沧亭。除了园林景色，园内还拥有楼、堂、轩、阁，“陈设着珊瑚树、玛瑙、水晶、芙蓉石等珍玩异宝；金银器、玉器、铜器、古磁器之类文物达数百件……为帝、后驻跸时所用的器具、冬夏铺垫、香几、冠架等更是不可胜计”。此时期园内还刻有御诗碑、明职碑，并建有御碑亭。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皇帝第三次西巡五台山归来，驻跸保定，方观承将托裱好的十二幅莲池景图敬呈皇帝，乾隆皇帝也在每幅景图后面一一题诗。莲池以及书院经过大规模的修整后，呈现出一派胜景。著名的莲池十二景，博得了“城市蓬莱”的盛誉。

莲池书院在这种宏观盛况的场景下，欣欣勃发，充满发展势头。据我们详细统计考证，乾隆皇帝一生中，曾经七次驾临古莲花池，五次视察莲池书院，并赋诗表达他对莲池书院的欣慰之情。诗词描绘莲池名胜风光，泉水湖泊，鸟儿嬉游，皇帝对莲池心有所慕，不仅是宜人爽心的景物风情，更在于名胜之地担当贤才培植的神圣使命，题诗达意，自是感同身受，发自内心。乾隆皇帝还曾亲自视察书院的课业情况，并即兴写诗给直隶总督，大力褒扬他们办理书院的业绩。

莲池书院“学者济济，文人荟萃，形成了直隶省的文化中心”，再加上乾隆皇帝的亲笔题咏和赞扬，使得莲池书院能够名扬中外。

乾隆朝(1736～1795）经历了60年的时间，新建书院1139所，修复旧书院159所，合计1298所，以多出第二名513所的绝对优势，位居历朝之首（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第439页）。就直隶地区而言，根据袁森坡、吴云廷《河北通史》清朝上卷中统计，自乾隆十一年至六十年，直隶省新建书院80所。加上顺康时期(1644～1722）的书院，全省达140所左右。

由于保定为畿辅“首善”之地，莲池书院为一省最高学府，自开办伊始就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不仅书院常年经费由政府定期拨发，并且历任总督也常来巡视，加之学者名流荟萃，清政府亦对它“恩隆优渥”，仅乾隆一帝就曾数次“幸临”书院，视察学生课业，并即景题诗给直隶总督，大力褒扬兴办书院的成效，这种盛况一直沿续，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及同治各个清代王朝，一脉相承，赓续递嬗，以至于到光绪初年，因慕名求学的人太多，“学者麋集”，即使把院长校官之居全部腾出也不能容纳，竟使许多学子“怅然而返”。从某种角度来说，没有直隶总督，就没有莲池书院。

嘉庆道光朝：少数总督在推波助澜

嘉庆时期(1796—1821）清仁宗曾巡幸五台山，驻跸莲池行宫，并赐给直隶总督、布政使等官员自己的诗歌。

这一期间形成了“乾嘉学派”，分化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和以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他们脚踏实地，反对空疏之学，对于扭转文人治学内容、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诸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道光二年(1822)，吏部尚书松筠临时署理直隶总督，上任伊始即抓书院整顿。署理直隶总督松筠亲自上了一道奏折——《直省书院废弛饬令认真整顿折》。松筠对包括莲池书院在内的全省书院作了整顿，这成为他本人短暂督直期间的主要政绩。

道光十年(1830），直隶总督那彦成将其家藏唐以来名贤墨迹和旧拓命人摹刻上石”，由于刻石被镶嵌在莲池书院的南楼壁间，因此被后人称之为《莲池书院法帖》。那彦成在亲笔题跋中，写道“余家旧藏唐以来名贤墨迹、旧拓七种，皆近世不可多见之品。寿之贞石，为前贤发其幽光，即为后来导以先路，按其时代嵌于莲池书院南楼壁间。地邻讲学，多士咸与观摩，亦艺林翰墨佳话也”（孟繁峰等编著《古莲花池》，第39页）。《莲池书院法帖》包括唐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帖》、宋米芾的《虹县诗》、元赵孟频的《蜀山图歌》、明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记》《书李白诗》《罗汉赞》等六家八种。《莲池书院法帖》刻石原嵌于莲池书院壁间，意在为后学者观摩，历时百余年。

道光二十六年(1846），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重修莲池，又于莲池南广场处开辟校场，扩建绎堂。同年，道光帝下诏，裁撤行宫，莲池行宫被改为他用。嘉庆道光朝：莲池书院由于各种原因，只有少数总督在推波助澜，所以这一时期，书院波澜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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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朝：曾国藩引领下教师有地位，学生有出路

自从同治七年(1868）以来，人们在莲池陆续重浚河道、修葺房屋，“事竣之后，气象一新，又逢开局修志之盛世”。翰林编修黄彭年夫人刘氏擅长丹青，于是就重绘莲池书院十二景图。刘氏夫人在图赞中删去了原版中直隶总督方观承和书院山长张叙的题咏，而将乾隆皇帝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对原图的题咏放在了图解之前，以增添其权威性和影响力。

同治七年(1868）直隶总督官文重修莲池。

清同治八年(1869）二月，作为“同光中兴”时期中兴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他一向力主隆礼重教以应对时局危机，因此把振兴直隶文教放到了重要位置，希望通过莲池书院这所文教重镇来施加影响。通过与书院师生的接触，曾国藩深感直隶学风及文风偏于经学义理、科举应试，且稍嫌朴陋。为此他专门写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提出革新而务实的观念，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殷切希望莲池书院的教育内容及方法理念能够跳出原来狭小的范围，并纠正空疏浮华的文风，“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覆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和，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曾国藩的主张因其时代特点及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对直隶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直隶总督曾国藩亲自主持书院课业、考试甚至阅卷，“曾门四学士”中，有三人都曾担任莲池书院院长，这一时期的莲池书院毕业生，许多都在在清政府的各级部门充任要职。直隶总督曾国藩引领下的莲池书院，教师有地位，学生有出路。

同治十年(1871）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莲池设局续修《畿辅通志》，聘任翰林院编修黄彭年为总纂。延续着莲池书院的传奇。

光绪朝前期：李鸿章主导的中西合璧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莲池书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师生人数猛增。清代由洋务派官僚发动的“洋务运动”全面展开，西化势力上升以及西学东渐的加剧，促使地方官办书院的变通及调整，这就对书院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有关的资料记载，莲池书院所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圣谕广训》、《大清律列》等官方必修课。到了光绪年间，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增多，洋务运动也需要大量的人才，人们接受西方文化风气渐浓。书院自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任书院院长、主莲池讲席以来，不断探索教学方法，“始以稍教实学，课诸生写日记，试词章，规抚渐具”，实行教学改革，根据需要又增添了一些课程。如光绪八年（1882）在书院东设“学古堂”，直隶总督李鸿章院长黄彭年与莲花池万卷楼置广储书籍明立章程，为“诸生肄业古学之所”（李培祜、张豫垲《保定府志》》卷二十八，《礼政略·学校》，清光緒8-12年，第15页）。黄彭年增开朴学课（汉学、考据学）等，光绪十五年（1889）吴汝纶开设了西文（英语）学堂、东文（日语）学堂，挑选10余名学生修习外语，学制5年。其“不再以文章取士，应提倡大兴西学”的观点深受欢迎，影响甚广。莲池书院的诸多创举使得“河北风气，因以大开”，莲池也“一变为储才研籍之地矣”（灊山《谈谈以往的莲池》，《河北月刊》，第5卷，第2期，1936年2月15日出刊）。

当时处于辉煌鼎盛时期的书院，不仅增课经古，修改课程，还添置了大量的新图书，如光绪四年（1878），新任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奏请直隶总督李鸿章，筹集2000两银子，购书33711卷，并在万卷楼内存放。在书院万卷楼的藏书分为经、史、子、集部不同类别，藏量极为可观，“卷逾三万，未云备也；守而补之，后人事也；俭虞其陋，杂斯恣也；途径虽殊，归一致也；博观而约取之，乃藏书之本意也”（黄彭年《万卷楼藏书碑记》光绪四年(1878年)，见李培祜、张豫垲《保定府志》卷二十八，第14-15页）。藏书为古代书院的功能，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史及藏书史的组成部分，其直接作用在于书院的教学、学生的自学探讨，而间接影响于社会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文化力量，蔚为一股文化资源力量。而在莲池书院，书院的拓展与藏书楼的建立及乾嘉“朴学”的引入竟汇成一体，和盘托出，相互作用，也相得益彰，反映了理学在清代后期受到西方侵略、民族危机深重历史背景下被迫调整转移的动向，当然，这也构成保定莲池书院实学教育内容的重要特征。

由于“远近来学者日众”，使仅有数十楹、长仅十丈、宽十六丈左右的书院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学生，即使将院长、校官的宿舍腾出来都不够住，有的慕名而来却“怅然而返”。为解决此问题，1881年黄彭年院长请示直隶总督李鸿章、直隶布政使任道镕，由保定知府负责增建书院的讲舍的扩建。但书院北部临街、东南接莲池、西则笔帖式署，四周都有建筑物，已“无隙地可辟”，当时主要负责筹备人吴焕采就书院的具体情况，只好就在书院原址进行“增建”，投入上千两帑金在东西两院分别增置了11间、9间，修葺旧房4间，并添置了一些教学设备用具（黄彭年《莲池书院记》，清光绪七年(1881)，《陶楼文钞》卷三，光绪庚寅硃刊本，第11～12页），书院进一步发展为：“士子负笈来学者遂日益增多，弦诵讲席，蔚然为北方第一学府矣”（灊山《谈谈以往的莲池》，《河北月刊》第5卷第2期）。

百日维新，虚与委蛇

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的谕旨要求各省督抚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但是莲池书院在此期间并没有被改为这种中西兼学的学校。百日维新期间，正是反对维新、固持“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荣禄被慈禧太后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荣禄对于改造旧书院，只是虚以应付，但明眼人可以看出，直隶总督荣禄不过是空谈“筹议”，虚与委蛇罢了。

当吴汝纶在保定创办东、西文学堂时，曾经“延英教士贝格耨等为师，选院中高材生使肄习之，皆故事所未有”。但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者瓜分中国的狂潮，华北地区的人民遭受到了殖民者们无情的盘剥，百姓们将心中的怒火逐步积聚成为复仇的行动。“群情固已骇怪，未几变作。当乱之初作也，势犹微甚，汝纶力言当道宜尽力捕治，而直隶总督裕禄、布政使廷雍等皆庸才，素不满汝纶所为，且阴袒乱民以阿附政府意旨，以此乱势日炽。汝纶不得已，避地去。乱民既禁毁城南北诸教堂，且歼贝格耨全家，复合党徒数千人，蜂拥入书院，挺矛露刃，哗噪叫欢，遍搜汝纶不得，执其弟子二人以去”（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四集，第1128～1129页）。庚子年间直隶总督等地方官员对书院大师们的不当行为，势必会影响书院正常的教育秩序，必定会对书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值此时“国事益大坏，外国联军破天津，入京师，放兵四劫略地，垂至州矣”（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四集，第1129页）。国家动乱与政治权利的丧失，使莲池书院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丧失了自己的元气与活力。

光绪朝晚期：袁世凯奏响了书院晚歌

莲池书院在迭经动荡频繁、新旧斗争、矛盾冲突的近代历史风云，虽然有调整应对，亦取得教育的价值与影响，不乏改革与超越，成为清代书院史的基本样本，蔚为表率，但因其自身的复杂多样因素及外在新式教育的竞争挑战，竞至中衰，其最主要原因除时代风云外，失去直隶总督的全力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1900年于闰8月英、法、德、意四国军队进驻保定，英军占居西北隅、把守北门；法军占居西南隅、把守西门；德军占居东北隅、把守东门，意军占居东南隅、把守南门。“侵略军所到之处，皆搜掠一空”（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4年版，第14页）。莲池书院亦不能幸免，“英、法、德、意诸国联军内犯，驻军保定十余月之久，莲池台榭举成灰烬矣”（于振宗《重修保定古莲花池记》，河北《清苑县志》卷五，民国23年刊本）。1901年夏侵略者才退走，古莲花池的“亭台林馆，皆已夷为平地，不留寸木片瓦，触目感伤”（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集，第571页），书院肄业学生四处流亡。

经过“庚子事变”的重创，慈禧太后决心“改革”，还在“西狩”途中，慈禧即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1901年1月29日)，认为积习相仍、因循粉饰才会带来奇耻大辱，决心切实整顿一切政事来图谋国家的富强。随后，清政府又陆续发布上谕，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此后，中国进入了长达十年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此即“清末新政”时期。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清政府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决定自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学校。同日，清廷下令“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施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到此寿终正寝。

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莲池书院带来灭顶之灾。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了迎接“西狩”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京途中来保定府驻跸，特地将古莲花池修成慈禧行宫御苑，但是莲池书院未能恢复原貌。第二年，制军杨廉甫（杨士骧）来保，乃筹款按照原貌简单修复。随着新政改革诏书的颁发，光绪二十八年（1902）下半年莲池书院正式停办，当年年底，遗址被改为“校士馆”，馆长为阎志廉。光绪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与光绪拜谒西陵，巡幸莲池，此后成为宴乐场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直隶布政史增韫将莲池改为“莲池公园”。光绪三十三年(1907），杨士骧出任直隶总督，他多方筹款并力求恢复莲池原貌，但是除了山水形貌依旧，亭台楼榭，规模大减。光绪三十四年(1908），直隶提学使卢靖在水东楼东北建立“直隶图书馆”，这是如今保定图书馆的前身。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新学大兴。为了装点门面，保存国粹，光绪三十二年（1906），直督袁世凯在莲池书院旧址创办直隶文学馆，“取文字已优者，聚之馆中，专讲古文义法，招致嗜爱文学者，令其自动研治，以期优游自得，有所成就”。聘请清光绪进士、桐城派学者贺涛为之主持。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将袁世凯调离直隶省，任军机大臣。直隶文学馆毕竟仅以保存国粹、传授桐城古文为目的，在当时有些不容于时势，1910年，直隶文学馆停办。贺涛离开了保定。直隶文学馆的解体，标志着莲池书院余绪也走到了尽头。在袁世凯等人眼中，莲池书院教授的更是“无用之学”。失去了政治倚重、文化优势和经济地位的莲池书院，只能注定灭亡。正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响了莲池书院的晚歌。

莲池书院的灭亡，是与科举制度的废除相伴生的，从良性的方面来讲，莲池书院的灭亡，科举制度的废除，有利于解除人们的思想禁锢，有利于近代新式学堂的设立和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腐朽的封建制度瓦解的重要标志，但，莲池书院的灭亡，却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大断层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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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主导下的书院经费

书院经费是指为了保证书院开展正常的活动而投入和消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财力方面的办学经费大致包括基本建设经费和常年经费两大类。基本建设经费包括用于书院用地、用房、学田、图书、教学用具、器物等。常年经费则包括书院教学人员和行政人员的酬金、薪金、工食钱、劳务费、杂支等；学生的膏火费、考课奖金等；课卷、纸张、文具、办公杂支；房屋修缮；家具、器具的修理与添换等。

办学经费历来都是影响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书院的办学活动起着直接的制衡作用。创建和维持一所书院，以及书院日常的有序运作都需要经费支持，经费是书院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物质基础，与书院的兴衰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

书院办学经费，历来都是影响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书院的经费管理是保障书院良好运转的必要手段。然而书院的办学经费同书院办学的秩序及常规活动一样，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及形势变动的影响。相比较明代书院而言，清代书院规模有所扩大，生徒数量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书院办学经费相对充足，官民不太吝惜向书院捐输膏火银，使得书院在自身拥有的田产经营之外，又不断增加产业，能够负担更多学生来院肄业学习，特别是对贫困子弟又有志于学并有天赋者给予更多的帮助和奖励，书院生徒因此也能借以获得较多的膏火银和考课的奖励。

经费是书院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书院的一切教学活动和日常事务的依托和保障，必须进行合理而稳定而稳妥的管理。书院各资产的收入是维系书院正常运行的经济基础，而书院的各项支出也是需要认真计划和细心核算的。经费管理的底线是保持收支平衡，杜绝入不敷出局面的出现，管理行为的目标是盈余，当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书院的顺利、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书院的教学活动，要靠经费维持。明清书院的经费来源一般有以下途径：

(一)学田的租银。书院的田亩的租银为书院的主要来源。学田制是古代一项以田地为主要资产支持学校办学的制度，以此保证了学校办学经费的基本来源。学田是学校校产资源的总称，由于古代社会农耕制度的特征，故以田产为代表。古代官府拨给或民间捐赠给官学、学塾或书院的田产就是学田，内分祭田、岁修田、食田、膏火田、书院学田、山长学田、院长食米田等名目。招人承佃，由学校钱粮官收取地租(包括实物和折钱)，供学中师生奉廪、祭祀、修膳及津贴贫士生活费用。有的书院有田上千亩，成为经费的主要来源，例如白鹿洞书院在明代万历年间有学田2300亩，每年租银达354两，除去全年所有开支尚可节余四五十两。

(二)院款生息。书院都将筹集或节余的钱存入银号或商号，产生利息，以补学生的膏火费。

(三)官长捐献养廉银。清代官吏的俸银很少。清初，上级官吏常用收取下级规礼银的办法来增加进项；又在收取税收时多收损耗费以私分。雍正年间，政府确定耗羡比例，实行耗羡归公，在此基础上抽出一部分耗羡，按职位的重要程度和事务的繁简发给官吏，作为“君恩豢养以呵保其廉隅”之用。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将地方官养廉银的数额定为总督：20000—13000两(直隶总督兼领北河总督，又加1000两)。由于有如此丰厚的养廉银收入，直隶总督等一些地方长官经常会捐献出一部分作为本地公益事业的经费，以博取良好的政治声誉。

(四)绅商资助。凡有公益事业需要兴办，地方长官除带头捐献外，还往往亲自出面向当地绅士富商劝募款项。绅商们或出于好善乐施的传统美德，或出于其他原因，都会认捐资助。

(五)地方公款拨付。省会书院，一般有比较固定的省库拨银；府州县书院，在经费不足时，或可得到本地公款酌拨。

(六)皇帝的赏赐。皇帝对于有影响的书院，予以赏赐，以示恩宠。

此外，有些热心文教事业的地方长官往往会主动去搜寻地方上的一些非法或不正当的收入，将其没收或提出，作为书院的经费。例如吴汝纶在《代李相致安徽王中丞》的信中谈到，“往时曾文正到处查提公款，拨归书院，实吾辈前事之师”。吴汝纶任深州知州时，就曾将被豪强侵占去的各村学田一千多亩没收，作为深州书院的田产。李刚己在山西也有将不正当的规费转为书院经费之举。

莲池书院经费较为充足，起初是由直隶总督为代表的官方所拨付，在建立之时就获得了皇帝恩赐的1000两白银，“这些银两或委员经理，或置产收租，或筹备赏供，所获赢利皆用来作为书院师生膏火。如果收入不够开支，则准许在所存公项下拨补，每年造册报销”（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李卫在《古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中提到莲池书院的经费来源包括皇上赏赐、省库公银、总督养廉银、学田租银以及公捐形式。莲池书院经费的来源与支出，尚未见有比较系统、完整的记载，这里仅就一些零星资料作些介绍。

(一)学田的租金收入。直隶总督李卫在莲池书院建成之后，以雍正皇帝赐帑千金购置了学田，这在其《古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中有记载：“既成，延名宿，集诸生，肄习书脘，劝学兴德。敬以赐帑千金，置常稔地，岁课租，以资膏火。此后从游日众，修俸饩薪，定议公捐，以期经久”。但是关于“置常稔地”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甚了了。乾隆元年(1736)二月十八日直隶布政使张鸣钧在《莲池书院人文日盛请添膏火之资以裨教育折》中说：“督臣李卫……敬将恩赐帑金一千两给发清苑县，置买学田八顷九十七亩四分零，经理收租以供膏火”。据张呜钧的奏折，当时这近九百亩学田每年可收租资一百五十馀两。另外，张鸣钧的奏折还报告：“督臣李卫又将养廉捐置磁州地五顷二亩八分，送入书院，又可得租银一百四五十两”。清苑与磁州两地共有学田将近十四顷，每年约有租金三百两。

(二)霸州营田馀租。直隶总督李卫在乾隆元年(具体月份当在张呜钧二月十八日奏章之后)奏准，将原任工部侍郎王钧出资营成的霸州等处归公的稻田，以馀租变价解充莲池书院膏火及普济堂之用。当时计算馀租变价可得银二千馀两，拨给膏火之外，尚可养赡普济堂内贫民。

(三)霸州营田水利工本银利息。上述霸州营田馀租，可能只在乾隆元年实行了一年便终止，原因是“霸州营田自乾隆二、三两年遭遇水灾之后，抛荒未治，所收租稻尚不敷解通仓额米，并无馀粒可济支给”，不敷膏火，只好“将司库存公银两垫给，兼之普济贫民亦俱垫应”。因此，直隶总督高斌奏准动用霸州部分营田水利工本银生息以资莲池书院膏火。其理由是：“司库公帑岂可长为垫用。臣与署布政使刘于义酌量商办。据详查，有王钧等捐存营田工本银三万两，久贮霸州文安库内，节年修埝等项动用外，尚存二万四千馀两，请提二万两交盐运使发商生息，取利一分，以济支给”，“此项银两原系捐存营田工本，并非正项钱粮。今已停止营田，即有借给现在营田籽本、修理围埝等费，所需无几。与其尘封属库，转滋亏空挪移之弊，不若营运生息，既可以公济公，原银仍存不费。似应照议，酌提银二万两，饬交长芦盐运使，给发殷实盐商分领营运，量纳一分利息，解支藩库，每年约可得息银二千馀两，以充书院膏火及普济堂之用。如有赢馀，归补垫款，庶于公帑既无糜费，而生徒亦作育有资”。这项经费来源，亦见于《清会典》卷十九中所记载：“直隶莲池书院经费动用营田水利银”。

(四)练饷局特拨经费。吴汝纶庚子年(1900)十月十五日《答宋弼臣》信中说：“藩、臬欲送关聘(引者按，指对莲池书院院长的聘书)，此时大局来定，岂宜及此!执事面请暂缓，最为卓见。现已鸟焚其巢，窗格板片为之一空《引者按，指莲池书院遭英德法意四国联军焚毁)，书院已无居止之地，来年练饷局之千金恐亦无从给发，书院会须旷废”。由这条资料我们看到，莲池书院动用的地方公款中，还有练兵的军需费用。这项来源，当始于曾国藩督直之时。《清史稿·兵志三》记载：“同治九年，曾国藩于直隶省增募马勇千人，分为四营，原有额兵，增足万人，分练马队、步队，奏定各营哨之制，及底饷、练饷、出征加饷之制，为北方重镇”。莲池书院每年得到的练饷是多少?吴汝纶信中说是“千金”，清代“一金”指银一两，“千金”即银千两。

总而言之，莲池书院经费的来源主要是霸州营田水利工本银利息、练饷局特拨经费和其他特拨公款，其次是学田租金收入。此外，莲池书院大规模地购置图书和房屋修缮，还须由直隶总督以及地方长官另行筹款，大抵有地方公款，养廉银、绅商赞助等。由于交由商户经营，收取资本资金利息，较之实物地租的学田收支，更具赢利的空间或机会，故此一些晚清时期存续的规模、人数及声望更大的地方书院更多倾向于这种方式。

莲池书院的办学经费支出有多项，大抵有院长、教师、提调和杂役的薪金，以及师生伙食、膏火费(学生生活补助费)、月考赏银、饭银、春秋二祭费用、生徒科举盘缠、文具费、课本费、零星修缮费等。莲池书院的生徒膏火及教师修脯支出，初建之时学生数量只有百人左右，每年约需一千六百馀两。张鸣钧于乾隆元年的奏折中说：“士子来省就学，朝夕饔飧供亿不少，每名每月需银一两二钱，统计百名，每年约需银一千四百四十馀两，加以延师修脯，每年必得一千六百馀两方敷用度”。直隶总督高斌于乾隆六年的奏折中说：“每岁膏火等银约需一千七百馀两”。后一数字多一百两，这是由于学生逐年增加。

另外，莲池书院购置图书和房屋修缮费，还须由直隶总督以及地方官吏另行筹款，包括地方公款、养廉银和绅商赞助等。人们根据在《清会典》中见到各省城书院报销的清单来推测其办学的经济来源状况或水平，那么莲池书院能够与直隶总督主导的官府银库联系起来，由此获得了充足的经济保障，从而说明了莲池书院主体属官办书院的性质。吴汝纶在上任两个多月后的五月十三日给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说：“恨经费过少，不足以养育成就之。为举业者讲求未精，科第减色，缘官课各署取舍不同，而斋课每次奖银共止八两，又不足示鼓励。凡书院振兴，舍宽筹经费，盖无他法。若令斋课今古二途，每岁共增千金，在通省公款所省有限，而诸生受益无穷，人才必有起色。若徒守旧来规模，难望成效”。（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集．第645页）这次上书为莲池书院筹得了每年增拨1000两白银的经费。另据《清会典》卷十九中记载：“直隶莲池书院经费动用营田水利银”（转引自陈美健等著《莲池书院》，第130页）。吴汝纶在庚子年(1900年)十月二十五日的《答宋弼臣》中指出：“鸟焚其巢，窗格板片为之一空，书院已无居止之地，来年练饷局之千金恐亦无从给发，书院会须旷废”（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集，第322页）。由这两条资料可以看到，莲池书院动用的地方公款有营田水利银和练兵的军需费用。

莲池书院每年经费的来源和节余款，一直用到直隶文学馆时期。贺涛在戌申年(1908)七月七日《复吴辟疆》的信中说：“莲池旧款，存者无多。毛方伯钧稽已久，以为即现定人数并一切支销，不过五千金，已不敷用，临去时令其所荐学生辞薪水，其艰窘可知”（转引自陈美健等著《莲池书院》。第130—131页）。毛布政使调往他省时，令自己推荐的学生放弃月俸(每人一年240两)，可见从1908年开始书院余款的利息，加上学田租银以及固定渠道来源的公款，已经不能支付文学馆一年5000两的支出了，反过来说，这种情况正好衬托出莲池书院以前的丰裕的经费情形。

莲池书院的办学卓有成效，质量上乘，诚为清代闻名遐迩的省级书院，被公认为清代北方学术文化的中心之一，该院充裕的办学经费无疑是起了支撑及依托的重要作用。从一部清代书院史来看，由于有直隶总督的支持，官办书院的经费相对充足，书院规模更大，配置更完备，教师的选聘更有质量。教育经费的投入、合理的支配、有序优化的运营，亦应是书院教育成败的关键。

直隶总督主导下的书院藏书

中国古代书院自成立以来，藏书就是其重要功能之一。历代书院都重视藏书。“书院的藏书楼，有如当代学校的图书馆，是一个教育机构功能完备的体现”。书院，以“书”为名自然与书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舍的联系，无书无以成书院。清代，随着雕版印刷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刻书印书更为容易。河北地区的雕版印刷水平当时也达到了较高标准，河北区域内书院的藏书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都较之前代有所突破。保定莲池书院由于受到北学、理学、朴学、经世致用之学、桐城学派等学术思潮的影响和清政府统治者的重视，它的藏书种类更加丰富，数量也更加可观。藏书是莲池书院的特色之一，也是其办学的重要环境和氛围，从而使莲池书院成为了较具规模的图书馆和学术交流中心。

由于元朝贾辅曾在莲池内贮藏经史、图册、法书及名画，“别为九等”，莲池书院也曾藏书于元代贾辅的万卷楼中。此外，莲池书院的藏书，一直是由直隶总督所主导，书院院长精心购藏的。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种途径：

1、皇帝赏赐的图书、官府赐书

雍正帝首倡在各省会建立书院，并且同时钦赐书院一批图书，莲池书院处于畿辅重地更是获得此批赏赐。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下旨，向各省督抚下令：“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材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读讲贯”。（允禄等监修《大清会典·儒学·学规》，台北：文海出版社，1994民国831年版，第564页）。乾隆皇帝也曾经数次临幸莲池书院并且赐书。

2、动用官款购书

各任莲池书院院长大多有向直隶总督申请官款买书，并得到官方银两资助来购书。汪师韩在乾隆三十年（1765）就曾向当时的直隶总督方观曾申请，得到官银三百两拨款，共计买书400函。

3、多方筹措款项购买图书

黄彭年曾经两次担任莲池书院的院长。咸丰十一年(1861)当黄彭年初次主讲莲池书院时，“院有藏书四橱。白健侯学士时为校官，相与发册检视。陶凫芗（即陶樑）侍郎官清河道时，持百八十种以去，所余不及千卷”（保定市教育局史志办公室编《保定教育史料类编》，第35页）。黄彭年在光绪四年（1878），第二次担任莲池书院院长，使得书院的风气大变。他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提议，筹措资金购买图书。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之下，先后筹银1500两，陆续购书三万多卷，储于书院中的万卷楼内，“谋之当事，先后筹金千五百，置书为卷凡三万三千七百十有一。增橱十，别以十干；续增橱十二，别以十二支。藏之万卷楼”（保定市教育局史志办公室编《保定教育史料类编》，第35页），使得莲池书院诸生得以博览群书。

同时，黄彭年为了避免藏书的散佚，仔细编写图书目录、派专人管理图书和文献、制定借阅制度。光绪八年(1882)黄彭年奉命守荆襄，他“恐藏籍之失坠也，属白生钟元、范生右文，分别部居，次为目录。撰者姓名，卷数，据本，咸缕载焉”（保定市教育局史志办公室编《保定教育史料类编》，第35页）。他让学生白钟元、范石文按照经、史、子、集进行分类，造册登记，并编写了《万卷楼书目》，自己还撰写了《万卷楼书目序》《万卷楼藏书碑记》，希望士子们能够“守而补之”“刻石以求久远”【（民国）金梁骥修，（民国）姚寿昌纂《清苑县志·金石下·万卷楼藏书碑记》民国甲戌年（1934）版，第58页】。这次也是莲池书院史上购书最多的一次。尽管庚子兵火使万卷楼的书籍横遭天祸，但是万卷楼的育人功能历时弥久。黄彭年院长撰写的《万卷楼藏书记略》对书院藏书作了很好的分类整理，这是了解莲池书院藏书情况的宝贵文献资料。

光绪时期，吴汝纶担任莲池书院院长。他多方筹措资金购进东文图书和西文图书。1909年，该部分图书被移交给直隶第二图书馆时，有东文书118种，西文书135种，“皆系学古堂旧存书籍”。（民国金梁骥修，姚寿昌纂《清苑县志·教育》卷三，民国甲戌年，1934年版，第21页）。这些藏书加上元代贾辅以来的几兴几废的藏书，使莲池书院的藏书达到其历史最高数量。黄彭年的“博观而约取之，乃藏书之本意也”，也是对莲池书院藏书之道的有力诠释。

“书之聚而必散，虽竭智者之千虑，不能保其不亡。而人之存而不志，则固视其志与学之所以自致乎”（保定市教育局史志办公室编《保定教育史料类编》，第36页）。关于莲池书院藏书也有这样的经历，当年“万卷之楼，贾辅创之，郝文忠记之。九等之籍，散佚不存。国朝以来，莲池藏书三聚三散。汪韩门先生慨焉，请于方恪敏公，以三百购书，钤以提调之印，为文记之。今院中所余故书，无一有提调印者，则韩门所置又早佚”（保定市教育局史志办公室编《保定教育史料类编》，第35—36页）。莲池书院的藏书种类丰富，数量颇丰。藏书主要集中在万卷楼中，莲池书院的藏书包罗万象。藏书中不仅有为科举服务的经书、史书等，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二小类，而且还有在其它书院中难以看到的“医卜星象及一切技术之书”，可见莲池书院藏书范围涉及之广。莲池书院的藏书都是配合日常教学所藏。黄彭年所建立的万卷楼藏书，主要是为“配合学古堂的教学而收藏的”。在吴汝纶担任院长时期，又添置了东文图书和西文图书，更加丰富藏书的种类和数量。直隶总督主导下的莲池书院的藏书，不仅在直隶，就是在整个北方地区，这些精品书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非常惊人的。

清政府关于选拔书院管理者的谕旨

保定莲池书院的管理者，在乾隆三十年（1765）后，统称为院长。在书院院长的聘请方面，直隶总督拥有一定的权限，封建政府更予以高度关注，以加强选拔与控制。

清政府于雍正年间(1723—1735)颁布设置省会书院的政策条文，要求地方行政官员“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械朴之化”（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第855页）。清高宗乾隆皇帝于乾隆元年(1736)六月上谕《训饬直省书院师生》中提出慎选书院管理者、严择入院生徒，对直隶的书院教育有直接的影响。而保定又为直隶省省会，京城南大门，帝王又多次巡游训导莲池书院，因故引导推行的威力更强大，文章节录如下：

“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于学校所不及。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发帑金以资膏火，恩意至渥也……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争自濯磨，俾相观而善。庶人材成就，足备朝廷任使，不负教育之意……该部即行文各省督抚学政，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乡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酌仿朱子《自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学臣三年任满，谘访考核”。

30年以后的1765年10月，乾隆皇帝又颁发《慎选山长谕》，要求各地方督抚重视选任书院山长，加强考核，对办学有成效者给予鼓励，以臻至推动鼓舞的作用：

“省会设立书院，所以乐育人材。前经降旨，令督抚等慎选山长，如果教术可观，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原以山长为多士观摩，若徒视为具文，漫无考核，既无以为激劝之资，则日久因循，未免怠于训课，惟知恋栈优游，诸生或且习而生玩，恐于教学无裨。且在籍闲居之人，未尝无端谨绩学可主讲席者。若实心延访，使之及早更代，自必鼓舞振兴，共相淬励，方不负设馆育材之意。乃自降旨以来，各督抚并未见有遵旨具奏者……著各该督抚将因何不行遵旨办理之处，查明具奏。嗣后均以六年为满，秉公考察，分别核办，庶于劝学程功均有实济”。

以后道光皇帝等多次颁旨以整顿书院，如针对直隶书院办学中的问题，于道光二年(1822年)布上谕：

“谕松筠奏整顿直隶书院所办甚是，省府厅州县分设书院原与学校相辅而行，近日废弛者多整顿者少，如所称院长并不到馆及令教职兼充，且有非科第出身之人腼居是席，流品更为冒滥，实去名存，於教化有何裨益。著通谕各省督抚于所属书院务须认真稽查，延请品学兼优绅士住院训课，其向不到馆支取乾俸之弊永行禁止，至各属教职员俱有本任课士之责，嗣后不得兼充以专责成，并饬所属如有书院房屋坍塌应修之处，即行修整，俾各士子聚众观摩以收实效”（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0，学校考7，书院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8590页）。

这里提出应加强书院建设，修整屋舍场地，严选师生，注重考选及奖惩等问题，正是书院办学中关键而严峻的问题。光绪九年(1883)，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要求慎重选择书院院长，上谕曰：

“各省书院为培植入材而设，必须院长得人，方足以资模楷。若如所奏，请托干求，流弊滋多，以致有名无实。嗣后书院院长均著由地方官绅自行延访品学兼优之人，各该上司概不准徇情压荐，以杜弊端。学政职司文教，士子风尚视为转移，膺是选者必能束身砥行，振兴实学，方为无忝厥职。各省学政向由该省督抚于年终密陈考语。嗣后各省督抚务当认真察查，出具切实考语具奏。倘有声名平常、不能称职之员，并不据实奏闻，一经发觉，定惟该督抚是问”（李国钧主

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清代前期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7页）。

以皇帝为代表的清政府的上谕，不仅掌握了书院组织者的任命权，也对管理者的资格与职责进行了规定，成为各地书院办学的规章制度及管理要求。这些规范的条文，一方面对书院管理及主持者的职责条件、素质水平及业务能力作了规定，但与此同时，也借机加强了清政府对书院办学的政治干预及思想控制，成为向官学教育逼近靠拢的动向。

直隶总督主导下的名师聘任

书院在中国古代人才培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才培养首先需要教师的讲授和引导。考究中国的书院历史，由于名师自有其价值和魅力所在，无论是官办书院还是民办书院，都以聘请名师讲学为书院要务。书院有名师主讲，必然会吸引大量的生源，也能大大提高书院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并且能够吸引当地官员、乡绅和民众的关注，这些均有益于书院自身的发展。各个书院的管理者正是知道此中的种种妙处，才竭尽全力延请名师，为书院士子宣讲教授，以使士子获益，以利人才养成。

直隶总督主导下的名师聘任，首先应包括对莲池书院院长的礼聘。莲池书院的主持人为书院的院长，他们为莲池书院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荣誉。根据清政府的上谕要求与规定，莲池书院的院长由直隶总督聘任，年薪八百两白银；兼主管学古堂，又增八百两，共一千六百两，“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另有礼金（陈美健等著《莲池书院》，第15～16页）。莲池书院的名望及影响是与院长的声誉分不开的，有名的院长如下：张叙、汪师韩、章学诚、祁韵士、黄彭年、何秋涛、李嘉端、王振纲、张裕钊、吴汝纶等，这些院长都是经学博洽、德行修美之士，换句话说，既是名人，又是学者。

莲池书院院长之下，设提调一人，综合负责书院的事务性工作。提调负责管领、调度，包括院务管理、学生管理、经费收支、房舍修缮、迎送院长等事务。提调必须具有工作经验和能力，同时要通晓教学，通常由致仕人员担任。例如本地人许如楷(字晓培)，贡生出身，曾担任过山东省庆云县的训导，“为人端严正直，品学优长”，同治光绪年间在莲池书院担任提调（陈美健等著《莲池书院》，第19页）。提调下设斋长二人，由院长从优秀的学生中选拔，由资历较深的人担任，“典守书籍，恣众观览，并照料住院者之事”【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27页】，协助院长管理日常教学、学习、行政与生活管理方面事务。其他杂务，则由品学兼优之生员管理，如莲池书院设堂长一名，负责管理学古堂和万卷楼的工作。

直隶总督主导下的名师聘任，还应包括对莲池书院教师的聘请。莲池书院的教师也称教习、业师、讲习，教师的来源也呈多样化。部分教师不愿做官、以教书为职业；部分教师是候选、候补官员，他们在等待做官期间，受聘在书院讲课；部分是致仕官员(因年老或衰病辞去官职的官员)，靠教书来打发时光或挣钱补贴家用；部分是现任官长，他们在政余时间到书院讲讲课或承当每月“官课”的主考人，被称为课师。

莲池书院的教师来源渠道较为复杂，为多元化师资队伍的结构组合；教师的科举功名及第出身比例很高，而且有的教师是具有进士出身的士子，可见规格质量在地方官立教育机构中处于上乘；莲池书院的教师由于多数系由直隶总督等官员聘请，所以有官宦生涯或政治仕途经历的人数居多。

莲池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制度

莲池书院是官立书院，书院的生徒绝大多数都是以科举为目的入院学习，书院也抱着为生徒的科举之途服务的心态及需求来进行日常讲学训练及规章管理，所以，书院教育的主要目标很清楚，即为科举考试服务。清代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是儒家经典、经史子集、制艺帖括，核心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答题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五经”即《易》《书》《诗》《春秋》《礼仪》，答题按规定的注疏阐发，不得自主发挥，自创见解。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体裁及方式是“八股取士”，想要金榜题名，会写而且写好八股文是生徒们必须修炼的功夫。书院中教师向生徒讲授八股文的模式、章法技巧、发表观点和议论的尺度以及考官的喜好等，这便是常称的“制艺时文”。由于书院的教学将传习儒学与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对预备参评队伍的筛选、输送政治官吏结合起来，因此擅长时文、中试率高就成为评价书院成就的重要指标。

莲池书院开设的课程多种多样，包括官方规定的《圣谕广训》《大清律例》“四书”“五经”，也涉猎经史子集、文学诗赋、制艺帖括等。

直隶省为畿辅首善之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统治阶层的重视，使莲池书院在发展中得到了很多机遇，如许多知名学者被聘为教师，许多博学多才的地方官吏也到书院任教。由于各自独特的阅历以及由不同的职业孕育而成的气质、性格，各位大师们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都能发挥其特长，为学生展示不同的教学风格。

莲池书院早期任院长的学者有张叙、汪师韩、章学诚、祁韵士等。由于当时各届主讲教师的研究专长和治学方式不同，莲池书院的课程设置时有不同的侧重。据邢赞亭在《莲池书院回忆录》中所说：“光绪四年，贵筑黄彭年子寿重领讲席，始增经古课，崇尚'朴学’。至光绪八年，赴荆襄道任而去。先生纂修之《畿辅通志》，门类烦多，十年书始告成。识者谓其体例芜杂，篇不成文，类似档案。莲池之有经古课，虽由黄开其端，然士子之知有学问，实自张、吴始”（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23页）。从黄彭年第二次主讲书院开始，“朴学”被作为古学课程引入了书院。为此，光绪七年(1881)书院专设“学古堂”。到了张裕钊和吴汝纶主讲书院的时期，西学开始引入了书院，书院的教育内容呈现出中西交融的态势。由于各位主讲大师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专长，治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在不同时段均有所侧重。清代官办书院面临社会变迁，适时更易自身，课程方案内容逐步有所调整，这在莲池书院表现十分突出。课程计划的制定及内容方案的设计都是由书院管理者与师生共同来实践与推行。

莲池书院的讲学过程中重视直面口授，师生可以直接论辩交流，互相探讨。莲池书院的教学形式力主拆落藩篱，兼收并蓄，有利于丰富学生的识见。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和自学，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建立良好稳定的师生关系，进行学派的传承，从而有利于书院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提升书院的整体学术水平。

莲池书院坚持考课制度，将教学与考试相结合，并进行制度化建设。同清代其他官办书院一样，莲池书院考课分为月考和岁考，又有官课和师课之别。由于莲池书院设在省会，又是直隶总督、清河道和保定府治所在地，官课直接由直隶总督、直隶布政使、按察使、清河道员和保定知府等组织，他们轮流做主考官，亲自拟题和批阅试卷。师课也叫“斋课”“馆课”，由本院院长主持，出题课试。考课内容一般为八股文、诗赋、古文、解经、策、论等。莲池书院考课的测验试题与科举考试要求的相关度很高，而且学生表现出训练有素、时文制艺及策论阐发娴熟的素质，这表明书院教育水平及办学质量为同类书院之上乘或表率。

莲池书院的供祀活动

莲池书院的供祀活动是一项具备多种教育价值的集体活动，其中的教育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从感情上培养了对先圣先贤大儒们德业的崇敬与敬仰，为书院师生提供了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人生问题的道德水准和价值标准；第二，供祀是一种有效的榜样教育，书院师生以供祀对象为榜样，或学习他们的德行，或学习他们的刻苦自强的修养及求学精神。总之，供祀活动有很强的激励功能；第三，供祀是一种乡土教育，讲究乡土情谊，用供祀来联络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的感情，激发莘莘学子热爱故土，了解乡梓，学习成才后回报乡土社会（吴洪成、张阔著《重庆的书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莲池书院的供祀活动是根据《礼记》的规定进行，分为“释奠”和“释菜”两种方式。

释奠，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典礼。始立学或春夏秋冬四时举行，用牺牲、玉帛、酒食，较释菜隆重。《礼记·文王世子》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郑玄注：“官谓《礼》《乐》《诗》《书》之官。……不言夏，夏从春可知也。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礼记·王制》：“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孔颖达疏：“释菜惟释苹藻而已，无牲牢，无币帛……，是释奠有牲牢，又有币帛，无用菜之文”。一般在春秋二仲月的上丁日，也就是阴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所以又称“丁祭”。行释奠礼，必须用“全牲”(即猪、牛、羊)供祭（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第8卷，中国古代教育史·上)，151页）。

释菜，即“祭菜”“舍采”，古代学校开学时或祭器成时以苹藻等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较释奠礼为轻。一说此礼不及先圣。《礼记·文王世子》：“始立学者，即兴(衅字之误)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郑玄注：“释菜。礼轻也。释奠则舞，舞则授器”。《周礼·春官宗伯》：“春入学，舍采合舞”。郑玄注：“舍即释也。采读为菜。始入学必释菜礼先师也。菜，苹藻之属”。《礼记·学记》：“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郑玄注：“祭菜，礼先圣先师，菜谓芹藻之属”。《礼记·王制》：“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孔颖达疏：“释菜，惟释苹藻而已，无牲牢，无币帛”。（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第8卷，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第151页）

莲池书院沿袭这种礼仪，一般在新生入学、新院长到任、新任学官第一次来书院时举行，主要用枣、栗等果品蔬菜供祭。莲池书院在附祀乡贤的木主就位时也举行释菜礼，总督率司道以下官员和书院师生一起参加祭祀活动。在莲池书院的祭祀日，书院师生必须穿上礼服去圣殿参拜先圣先贤的牌位，仪程繁琐，包括设香案、陈列祭器祭品、迎神、奏乐、行三献礼(即三次献酒，依次为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焚告文、送神等（陈美健等著《莲池书院》，第5l—52页）。

莲池书院供祀的对象不设塑像，而是以“木主”代替，即用木片制成牌位，上书被祀者的身份与姓名，竖立在供桌上，以示敬重。莲池书院供奉孔子的祠堂被称为“圣殿”，同治二年(1863年)以前，供祀至圣先师孔子，以颜回、曾参、子思和孟子配祀，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即“宋儒五子”从祀。同治二年(1863年)直隶总督刘长佑重视“乡贤”，将《北学编》所记载的董仲舒以下的直隶省“乡贤”附祀于莲池书院的圣殿，使历代乡贤能够从祀圣殿。

在书院的祭祀日，师生必须穿上礼服去圣殿参拜先圣先贤、圣哲乡贤的牌位，仪程繁琐，依照不同时日和“释奠”“释菜”祭拜要求标准的不同依序进行，常规运作。根据不同情况或特殊需要，地方行政官员主持添列其间，增加了活动的层次规格，扩大了影响。其功效在于：一方面对书院师生起到激励作用，促进求学有为，报效国家；另一方面体现政府意志及价值追求与书院教育目标及崇拜对象之间的统一贯穿的关系。当然，地方执政者的介入、引导，还会发挥书院教育的“化民成俗”的社会化意义，道德伦理、教义学说在民间得以传播，有利于提升社会教育的水平。祭祀活动井然有序，庄重肃穆，包括设香案、陈列祭品、迎神、奏乐、行三献礼(即三次献酒，依次为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焚告文、送神等等。

直隶总督主导下的莲池书局书籍出版

莲池书局是为编修《畿辅通志》所建，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导下的莲池书局书籍出版的肇始。

最早与莲池书院有关的刻书记录见于黄彭年《莲池书院记》中“同治十年(1871)开局修畿辅志”的记载。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第二年(1871)，他向同治皇帝上疏，奏请重修《畿辅通志》，即直隶省志。李鸿章于十二月奉旨，在省城莲池书院设立修志局，就是后来各种文献中记录的莲池书局。莲池书院也为《畿辅通志》的编撰刻印尽心竭力，编撰刻印《畿辅通志》也是莲池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莲池书院院长、道光进士、著名史地学者黄彭年任总纂官，大批地方名流和莲池书院师生参加编修，其中有各级官员90余人，五品以上的就有35人，历经13年，成书300卷，17890页，约计1227万字，耗银119900两。《畿辅通志》自同治十年(1871)开始编纂，光绪十年(1884)开刻，十二年(1886)告竣行世。仅此一书所雕木版即万块之多，且雕刻技艺之精、印刷水平之高非一般刻书所能比。《畿辅通志》所有刻版后，曾经一度全部储放于莲池万卷楼。

为刊刻《畿辅通志》及其他书籍，择保定城隍庙东侧狼虎街(今琅瑚街)土地祠为设局刻书之所，将该祠前、中、后三进殿占满。分刻字、印刷两部，工人在200人以上，通志、府志告成，又刊印了《赋役全书》、《大清律例》、《清苑县志》、《莲池课艺》(讲义)、本省单行章则、全省各县告示和谕令，以及私家所撰书籍与各省分撰之经史子集。

据各种地方志、出版书目和史志资料记载．以“莲池**”刊本为名的书籍有三、四十种，其记录的出版机构为莲池书局、莲池书院、保定莲花池。但是综合各种资料，同光时期此地只有一个以“莲池”命名的官方出版机构。即莲池书局(畿辅通志局)，现今各种文献纪录的莲池书局本、莲池书院本、古莲花池本皆是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建立的莲池书局出版发行。从时间、地点两方面来看，莲池书院附近不可能出现多个出版机构。莲池书局开始于同治十年(1871)，历经三十余年结束。标明“莲池书院”和“保定莲花池”刊本的书籍都是在此期间雕印的。无论莲池书局还是莲池书院、保定莲花池，其工作地点都无疑是古莲花池内。

可以肯定的是莲池书局是开局于莲池内，但工作人员（书院师生）也只是在此进行编纂、校勘，刻字、印刷就要另寻他处，因为没有空余之地。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有其他机构同时进行出版刻书活动。

从经济情况分析，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导的官府没有资金开办多个书局，莲池书院也没有余力进行独立的出版刻书活动。开局刻书是一项花费不菲的文化活动，以刊刻《畿辅通志》为例，300卷耗银119900两，简单计算每刻印一卷书籍至少要花费数百两银子。可以说，直隶地方政府如果对此没有专项拨款，书局很难生存下去。莲池书院虽然有学田收租，但一直还要靠官府拨款和地方捐助，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它无论是房屋修建还是采买图书还需要另行向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官方申请资金。吴汝纶也认为“莲池培养士子之费，尚不及冀州耳”（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文海出版社，1969）。办学经费都不是很富裕，刻印图书只能依靠官方的莲池书局了。

从同时期书院与地方书局的相互依存关系上看，莲池书院师生是莲池书局出版活动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力量。刻书出版不仅仅是狭义的雕版印刷，而且包括编辑、校勘等广义的内容，其实质相当于现代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无疑这是一项具有学术性的专业工作。比如校书，无论翻刻还是新刊都不能忽视。清末各地方官书局都聘请既有学术地位又具办事能力的名士担当监督刊刻的重要职务，校勘人员也往往遴选当地的候补官、无职儒生等充任。而地方书院师生足以担纲。莲池书局与书院同在一园之内，院长主持书局的编纂工作，很多莲池书院师生参与了编纂、校勘。书经人校能成善本，人经校书能长学力。所以校刻整理出版书籍对书院参与者来说也是一项宝贵的学术实践活动。正是由于二者的密切不可分的关系，直隶总督主导下的莲池书局书籍出版，才会具备相当规模。

莲池书局成立30年，经庚子事变，学者、工人星散，始停刊印。光绪二十六年(1900)，美、日、德、俄、英、法、奥、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逃西安，11月，美、法、德、意四国军队攻陷保定，分城占领，百姓惨遭蹂躏，光绪二十七年(1901)夏，方退走。莲池经此之变，亭台楼阁几成灰烬，藏经楼亦遭焚毁，《畿辅通志》木版被毁大半。民国十四年(1925)，奉系军阀李鸿铣部驻保定。秋，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胡景翼部邓宝珊驻保定，兵驻莲池，恣意践踏破坏，所余《畿辅通志》版刻尽被烧毁。（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出版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莲池书院与莲池书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莲池书局依托莲池书院，秉承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意旨，使直隶文化开出炫丽的花束。最初时，教育与出版之间存在着互为需要、互为支持的关系，书院依托书局刻印图书教材，书局依托书院进行编辑、校勘等。到了后来，莲池书院则很快成为莲池书局的有力支柱，主导着莲池书局的出版活动。莲池书局依靠书院师生主持、校勘出版，书院借书局进行学术实践活动，并很快发展成为独立的出版机构。它重刻校刻古籍、刻印书院课艺、编辑出版志书、编辑出版直隶总督李鸿章文集等行为都是依托莲池书院进行的。莲池书局依靠书院师生主持、校勘出版工作，书院则借助依靠书局进行学术实践活动，同时获得适当收入。晚清莲池书院的不仅藏书丰富，而且还依托莲池书局大量刻印图书，为中国北方的图书出版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直隶总督与莲池书院的师生情谊

莲池书院的官学化背景，使得直隶总督与莲池书院的师生建立了连绵不绝的情谊。乾隆朝直隶总督孙嘉淦、同治朝直隶总督曾国藩都曾亲自到莲池书院讲授课业，在古城保定留下美谈。直隶总督曾国藩常与其次子曾纪鸿、弟子吴汝纶等游览古莲花池，巡视考棚，观人拓帖，与师生们多有来往，砥砺学问，并亲自为书院考试出题，抽空则和莲池书院院长畅谈，了解保定府乃至直隶全省的历史文化。而在此前，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近距离与莲池书院及其师生保持密切联系的总督。奖掖优秀学生，重点培养是直隶总督曾国藩奖掖优秀学生的好方法。

书院官学化是国家强化政治统治的手段，体现了社会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制约。尽管莲池书院是朝廷直接倡导的省级教育机构，但是书院一反以往的习惯而设在了繁华闹市，目的是为了便于封疆大吏们进行管理、监督与控制。而且国家对书院总是采取禁毁或控制的政策，朝廷的政治意愿往往可以从地方官员对书院的态度来推测。在莲池书院院长的任聘与考核、生徒的选拔与考课方面，朝廷委托地方官员进行干预与限制，而且地方官员对书院学者进行排挤与迫害，对书院发展也会带来直接的影响。

晚清著名学者张裕钊在莲池书院六年，与师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导致张裕钊离开莲池书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张佩纶事件。张佩纶，字幼樵，李鸿章之婿。在1884 年的中法战争中，张佩纶在马尾海战中战败，李鸿章为了替其脱罪，想将他暂行安排到莲池书院当院长。但是，此时张裕钊在莲池书院已经担任院长六年之久，与师生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学院的师生也都非常拥戴他。于是李鸿章找个借口给张裕钊写了封信，告诉他湖北的江汉书院缺人，希望他能回家乡去执教，并且明言如果张裕钊答应，他将安排张佩纶来接管莲池书院院长一职。张裕钊接信以后，虽然心有不甘，但转念一想，六年前自己能到莲池书院任教，也是因为李鸿章盛情邀请的结果，现在要他离去，难道还能赖着不走吗？所以张裕钊很爽快的写信回复李鸿章，告诉他愿意到江汉书院任职。事件本来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当莲池书院的师生惊闻此事后，非常气愤，纷纷要求张裕钊不要辞职，并且联名上书，要求当局让张裕钊继续留任，继而还掀起罢学、罢课的运动。

张裕钊即将离开书院之际，“此间官僚人士，同声怅恨，物议纷然，书院诸生，尤惘然若失，其隽异之士，愈益眷怀衰朽，彷徨莫释，并拟散去”（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23～224页）。他为弟子们写下一首离别诗：

“自我来畿南，奄忽今六载。顾惟颠木蘖，谬当葑菲采。

我诚惭朽株，君等竞蓓蕾。枝蔓相萦结，恋嫪不可改。

乖合苦不常，归缆忽将解。征鸿念俦侣，欲去犹回睐。

矧与二三子，别泪忍一洒。离肠莽九回，纠若凗渊涯。

万古圣与贤，旷世不相待。神合貌终睽，志士涕如靧。

幸得并世生，在远复何喟。人生天地间，有若桴浮海。

波涛一冲激，谁能知定在。努力追前修，九州犹庭内”。

张裕钊的这首诗歌充满了离别时的深情和对莲池诸生的殷切期望。六年的朝夕相处，今日骤然就要离别，回忆这六年间的点点滴滴，张裕钊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他觉得学生们的年轻活力、热情洋溢，使他有朽木逢春的感觉，而师生关系的融洽无间，又使他倍感温馨。六年间，他们在一起共同探讨学问，切磋诗文，他看着他们成长、中举、出仕。而今却突然要分别，人生天地间，如沧海中一小筏，唯一能做的就是各自努力修行，向圣贤们学习，只要心神契合，九州之外也犹如同处一庭院之中。

尽管他在诗中描述了师生之间的依恋之情，但是人们传言“李鸿章以位置其婿之故，欲借此机会，将张挤走”(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23～224页)。李鸿章想让自己女婿张佩纶当莲池书院院长，随便找个理由将张裕钊撵走。张裕钊在诗中表达了对直隶总督主导莲池书院的无奈，从而折射出政治对教育的制约和影响力。

由于直隶总督的主导，莲池书院在全国地位显赫

书院的产生与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这种基础就包括办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莲池书院亦不例外。莲池书院产生于清朝的鼎盛时期，它的后天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投入。

清政府重视书院教育，通过政策途径来保障书院建设。当雍正皇帝获得了稳固的社会地位后，将书院政策由控制变为鼓励，将书院设立纳入了国家教育的轨道，从而使莲池书院能够崭露头角。乾隆皇帝继续支持书院的发展，将书院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他在保定驻跸时期，曾数次亲笔题咏，赞美莲池书院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亲自督饬地方官员，鞭策直隶总督和书院师生。乾隆帝即景题诗给直隶总督道：“直省督勤书院规，保阳独此号莲池，风开首善为倡率，文运方当春午时”。大力褒扬他们办书院的成效。对院中的师生，乾隆亦赐诗嘉勉：“兹来阅诸生，颇觉知趣向。所期正学敦，讵夸词藻畅。处为传道器，出作济世匠。棫朴方在此，勗之毋或忘”。显而易见，书院当时在直隶学界的地位和封建统治者对它寄予的重望。而且，从一开始，清政府就规定了书院管理的模式，山长由官府任命与委派，并成为朝廷命官，受到朝廷的重视，学生的选拔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一系列书院政策为师生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促使山长们能够专心地将精力投入于书院教育，使诸生能够尽心去接受文化教育。总之，清政府通过政策途径，精心规划并设计了书院的发展方向，积极拨款资助，发挥了政策的引导与调控功能。

正是在历代皇帝和直隶总督的重视之下，保定莲池书院得到较好的发展，培养了众多人才，逐渐发展成为清代全国最知名的书院之一。莲池书院兴盛的社会条件之一，就是直隶总督的大力支持。

莲池书院建成后，受到了历任直隶总督的重视，多次进行维修和扩建。保定莲池书院是当时全直隶省唯一的高等学府。直隶为畿辅“首善”之地，莲池书院为一省最高学府，自开办伊始就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先后有孙家淦、鲁之裕、章学诚、邵瑛、汪师韩、祁韵士、何秋涛、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等名家教授于此。历任直隶总督更是常来巡视，加之学者名流荟萃。

莲池书院在建成之后，受到历任直隶总督的重视。乾隆十四年（1749）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非科举出身的方观承任直隶总督。他批准莲池书院山长汪师韩的请求，拨银三百两购书四百函，作为莲池万卷楼的藏书，供书院生徒阅览。嘉庆十八年（1813），满洲贵族和进士出身的那彦成督直。他将家中珍藏的真迹旧拓镌刻于石，定名为《莲池书院法帖》，赠送给莲池书院，使法帖拓印传播和刻石一直流传至今。同治七年至九年（1868—1870）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他对莲池书院非常重视，除亲自视事督学外，于同治八年（1869）七月专门为直隶士子写了情意恳切的《劝学篇》。曾国藩非常重视教育，认为学术包括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在《劝学篇》里曾国藩提出教育宗旨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文中竭诚勉励士子们将自身的学术修养和社会风气转移结合起来。他希望士子们要发扬先哲精神，“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保定市教育局史志办公室编《保定教育史料类编》，第38页）。莲池书院在后期能逐步向新教育靠近，与《劝学篇》不无关系。

晚清先后三次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对莲池书院亦很关心。光绪四年（1878）应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之请，将万卷楼划归书院，并拨银1500两购置图书33711卷充实万卷楼，作为书院的藏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可以算作为保定莲池书院筹款购书最多的直隶总督。同时李鸿章又下令在万卷楼前建“学古堂”作为讲舍。因担笈负囊慕名而来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到光绪初年出现“学者麇集”，即使把院长、校官之居全部腾出来也不能容纳。于是院长黄彭年力求扩建，禀告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光绪七年（1881）直隶布政使任道镕批准由保定府为莲池书院新建和修葺讲舍，经过这两次扩建，书院占地面积增大到五、六亩左右。改变了“学者麇集”因校舍不足而“怅然而返”的状况。

清代以莲池书院为代表的官立书院，虽不是官学，但较之以前的私立书院少了很多自由，因为所谓“官立书院”就意味着要受官方控制，受官方影响，为官方服务。所以在这种官立书院中，主导的精神和思想是不允许偏离官府和朝廷的意志和要求。在这个大前提下，各位直隶总督为莲池书院的发展做到了尽心尽责。由于直隶总督的主导，莲池书院在全国地位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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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文化那些事儿

由“情有独钟”到“无用之学”——直隶总督对莲池书院态度的转变

雍正时期，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与统治经验的积累，皇帝对汉文化也开始发生兴趣，并出于拉拢与压制汉族知识分子的目的，统治者改变了以往的书院政策，颁布书院政策，将对书院态度的转变在政策条文上表达出来。后来乾隆皇帝以及以后的各位皇帝都纷纷制定并颁布有关书院发展与管理的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内容呈现出规范与细化的特征，包括对书院院长与学生的选拔与管理、对书院经费的调配等，政策条文将书院的各个管理环节都纳入到政府管辖的范围中。

莲池书院是一个官方背景的教育场所，书院的发展同时也是教育政策推行的过程。莲池书院产生于直隶总督、封疆大吏主导的地方政府的政策保障之下，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将教育政策付诸实施的职责。在书院的教育管理中，处处都能表现出对政策的接纳与认可，如人才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学生管理等，都是严格按照封建统治集团政策指定的目标来运作。

莲池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书院的一个缩影，更是直隶文化的华彩篇章，能够折射出直隶总督对地方教育政策推行过程带来影响的各种因素。地方官员以及社会各界对政策的不同态度也使政策在推行时出现偏差现象，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失真现象；莲池书院后期的书院大师们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调整与改变了政策目标，使政策目标完全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使政策条文在实践中得到修正与补充。这种修正与补充是适应时代的，受到欢迎的，但其放大效应却最终把莲池书院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莲池书院是一所以经学为主要内容的考课式书院，起初书院的教育内容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而设置。由于莲池书院的全部政策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而制定，政策内容必然正统化、官方化、单一化，过于强调其政治功能而忽视了经济、文化等其他功能，致使莲池书院在发展中沦为科举的附庸。

但是莲池书院也不可能是一片净土，同样经历了一些变革与发展，使书院自身受到了冲击与影响。莲池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书院的典型与代表，书院的近代化变迁与社会发展同时并进，成为清末学校教育政策制定的前期背景。莲池书院逐步地追寻自身最佳的归宿，积极地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但直隶总督袁世凯清末“新政”的改革，面临着中外复杂矛盾斗争的交织重压，改革在清政府统治者内部存在新旧之间的角逐，社会各阶层的思考及意愿差异甚大，社会处于动荡、混乱之中。因此，各项改革举措在波动沉浮中命运难测，曲折多变。保定莲池书院因其官方背景及机构特点，更成为各种力量角逐争斗之所，在纷纭复杂中，莲池书院被迫退却。在发展后期，废科举与兴学堂对莲池书院带来了直接的冲击与挑战，莲池书院需要在自身基础上积极做出应答，而实践证明，失去了直隶总督为代表的官方支持，这份答卷最终无法提交。虽然在晚清近代，莲池书院在直隶总督的倡率下有所振作，但一旦直隶总督等官员在风云际会中由“情有独钟”，态度转变为指斥“无用之学”，莲池书院就像一个迟暮的美人，被无情者毫不留情地抛弃了。这种悲剧的上演，是中华传统文化无尽的损失。

由“北学、朴学、桐城之学、张扬西学”——莲池书院院长治学的传承与转变

莲池书院自创办伊始即具官办性，既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又屡有硕学巨儒领其讲席，因之声誉日著。乾隆初期，由于直隶总督孙嘉淦的倡导，北学一度在此盛行。北学，即历史上形成于直隶（今河北区域）的思想学说。北学一词由来已久，但其在学术史上的含义不尽相同。一说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经学，清史稿比较南北朝各自思想特点时称:“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二说是指历史上黄河以北中原地区的思想学说，区域范围包括现今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内容不仅限于经学，还包括理学、文学、考据学等思想文化。刘师培所著的《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对南北学派的划分就持此观点。三说指直隶之学。“直隶”一词明清以来，专指现今的河北省，故直隶之学也就是现今河北区域的思想学说。

宋至清朝中叶，北学进一步发展乃至达到鼎盛时期。在宋元理学时期，北学的两位巨子是北宋的邵雍和元代的刘因，二人在理学基础上秉承了传统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思想内容上实现了儒理融合。清初，学界以孙奇逢、王余佑为代表的夏峰学派和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成为北学的两大学术派别。孙奇逢作为北方学术的泰斗，在传统儒学经典基础上汇合理学及其他各家学派，创立夏峰北学，是直隶北学的代表。颜李学派是明末清初北学的又一重镇。章太炎曾这样总结颜李学派的思想特征:“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颜氏明三物出于司徒之官，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章太炎评价颜元思想传承了荀况思想的特征，从而证实了颜李学说的北学传统。颜李学说在明末至清中期受到极大推崇，颜元学说一度成为显学，标志着此时北学达到了鼎盛时期。乾隆朝初期，直隶总督孙嘉淦、著名学者尹会一等人主讲莲池书院，北学一度在直隶大行其道。尹会一是清朝有名的道学家，终身钦慕颜李之学，但言义理仍宗程朱。尹会一曾辑录了清初十余位直隶学人文章著成《北学编》一书，详尽阐述北学要旨。但乾隆皇帝对北学十分反感，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皇帝驻跸保定，找了个借口，就把尹会一的长子尹嘉铨杀了，其个人和著作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直到嘉庆四年（1799）才被朝廷平反。此后，北学在莲池书院一度绝迹。

到光绪年间张裕钊、吴汝纶主讲书院时，“恢宏教化，声播四方”，使全国学术之盛由江南转向直隶，成为晚清北学复兴的中心。其在积极倡兴朴学、传播南方桐城派学术思想、进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方面的成就，使北学在清朝中期沉寂之后于晚清再度得以复兴。晚清北学在直隶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内容之变。清中叶之前的北学，内容主要以儒学、经学及理学为主，并融合诸子及其他学派学说，至颜李学派倡导实学，北学在达到最为兴盛之时也迅速走向沉寂。晚清以莲池书院为中心再度复兴的北学，内容在传统北学的基础上有了重要变革，集中体现为注重朴学。学术研究注重训诂考据、辨识文字，提升和促进了史学、语言文字学的地位和发展。经由曾国藩、张裕钊及吴汝纶等的努力，本来产生、存在于南方的桐城古文学在晚清以莲池书院为中心，在整个直隶地区广泛传播开来，极大地振兴和丰富了北学。莲池书院与西方学者的交流，特别是英文和日文课程的开设，既促进了传统书院教育的近代化转型，也为复兴的北学融入了西学的元素。

2、学风、文风、士风之变。莲池书院倡兴朴学、传播桐城古文学，一扫书院专以习帖应考为事的旧学之风，转而务求经史经世之学，促进了晚清北学学风、文风、士风之变。

桐城文派传入河北，主要得力于“曾门四弟子”中的张裕钊和吴汝纶。清代学者云：“吴挚翁就湘乡曾氏求学。于姚氏为私淑，讲学最久，名重东北，为桐城人物之后劲”（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桐城文派在河北传播的中心在保定莲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桐城古文派渊薮。武昌张裕钊濂溪先生掌教多年，以桐城文教诸生，《濂亭文集》半在莲池所作。桐城吴汝纶挚父继之。挚父初为直隶深州知州，不乐，挂冠去，随聘为莲池书院山长。聘书一至，翌日即乘轿向直隶总督衙门拜会，开中门暖阁入。时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曰：'挚父来何速也?’人有语挚父先生者，先生曰：'且消坐官厅、持手版之气。’濂溪、挚父，皆与李鸿章先后同居曾国藩幕中”（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可以说，没有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就没有莲池书院学风的转变。

刘春堂作于1895年的《莲池书院碑铭》一文记载了北学学风转变的状况:“莲池书院者，北方盛衰一大关会也。……同治初，合肥相国（直隶总督李鸿章）节临是邦，聘贵筑黄子寿先生主讲，先生立学古堂，增课经古。……燕赵儒风，为之一变。先生既开风气之先，张廉卿、吴挚甫两先生联鑣接轸，皆以古文经济倡后学，数年以来，北地士风，蒸然日出，三辅英俊多出其中。……然自书院学古堂之设，学者云集响应，皆知以空疏为耻。数十年来，儒风赖以大进，由是当事诸公奖励振兴期诸久违，吾知必有如杨忠愍、孙夏峰诸先生者接踵而起也，则书院之关乎北学，岂浅鲜哉!”

3、中西文化的结合。中西文化的结合使莲池书院成为跨（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张裕钊、吴汝纶任书院院长时受洋务运动影响，正值西方思潮与文化开始在我国传播，二人也提出中国教育可以开设西方教育课程，倡导西学，学习西方文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莲池书院开设了东西文学堂，聘请外国教师开设英文、日文等课程，招收外国留学生。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所出现的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一种氛围、一种风气，也形成了重要的思潮，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有重大影响。

莲池书院在清代中期、晚清时期北学传承和复兴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北学在颜李之学、尹会一之《北学编》由盛转衰后，又现经世之学兴起，桐城古文之学在北方传播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这些文化的融汇于传承，使得莲池书院异彩纷呈。

由清代状元、重臣到民国总统——莲池书院引领下的学生

以保定古莲花池为基地开设的莲池书院，培养了清代诸多的才子学人，谱写了近代中华大地上的历史华章。

学生是书院的教育主体，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要素。莲池书院的学生须由官方选择录取和考核，这也是清代书院官学化的标志之一。莲池书院选择、录取和考核学生的标准在下列“圣谕”及其相关规章中有明确规定：

雍正十一年，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之费。谕内阁：各省学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慕虚名者多。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械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第854～855页）。乾隆皇帝在“上谕”中曰：

“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发帑金以资膏火，恩意至渥也……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争自濯磨，俾相观而善。庶人材成就，足备朝廷任使，不负教育之意……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学臣三年任满，谘访考核，如果教术可观，人材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励”。

据《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所载：书院生徒，由驻省道员专司稽察，各州县秉公选择，布政使会同该道再加考验，果系材堪造就者，方准留院肄业（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第859页）。据《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载乾隆九年(1744)议复：

“通行各省督抚会同学政，将现在书院生徒，细加甄别，务使肄业者，皆有学有品之人，不得莠良混杂，即令驻省道员专司稽查……嗣后各省书院肄业之人，令各州县秉公选择报送，各布政司会同专司稽查之道员再加考验，其果材堪造就者，方准留院肄业，毋得滥行收送”（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编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第96页）。

清代书院的生源，一般有两种情形或两个层次：一为在私塾已开笔作文的生员，经地方官考课录取，即可入院就读；一为已经入学，有了功名，还要继续求仕者。儒学生员分为三等：附学生、增广生、廪膳生。每次录取生员名额皆有定数，随各地情况不等。生员入学前称“童生”，童生入学须经县、府、院三级考试合格才有入学资格。生员在学，并非以读书课业为主，而主要任务在于参加考试以取得乡试资格。儒学学科不外儒家经典和体现官方哲学思想的宋明理学著作以及应付科举考试的“时文”之类。

清代书院中官办书院的学生一般来源于本府，如州、县所管辖的范围，辖地外的学生一般是不能报考肄业的，主要因为经费有限，外籍学生入学势必挤占本籍学生名额，减少本籍士人读书的机会。而民办书院也以招收本地学生为主，因为民办书院的创设者们本就怀有造福乡里的情感，想为故乡的学子提供读书受教的机会。以地域限制生徒来源的标准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生源的质量，不利于学生的互相促进。书院的生徒均来自同一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容易趋同，并存在局限性，阻碍学术探讨中思想的碰撞，这种情况在民办书院和官办县级书院中更为显著。

保定莲池书院的学生来源渠道及条件要求与上述规定大体相当，基本类似，但也有些个性化差异，这或许与其省会书院的身份、质量、声誉以及社会走向近代，卷入国际舞台的种种缘由相关联。莲池书院只招收生员(秀才)入院学习。这些生员由省内各府、州、县选送，再由莲池书院考试合格，并经过省级官长批准，才能成为书院的学生。按照清政府有关规定，层层把关的做法，有助于提高书院生徒的质量。但是，对于特别优异的童生，经过直隶总督特别批准，也可入院学习。如，清苑县人陈永寿幼年聪明好学，“自童子时试莲池书院有名，得进谒于曾文正公，称勉之”（陈美健等著《莲池书院》。第20页），破除定制为优秀童生开辟绿色通道的做法使许多像陈永寿这样的学生获得了学习机会。另外，莲池书院也打破地域限制，招收寄居本地的外省学生，并给以同样的奖励与待遇。如，江苏太仓人、朴学家毕沅曾在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肄业于莲池书院，他的《临漪亭》诗表达了对当时学习生活的赞美之情：

“东风拂鸡水，平碧琉璃铺。红亭冀其上，四面钩栏扶。我来清苑春正初，交交鸟劝提葫芦。新晴放游屐，景物甚嬉娱。山桃枝枝照水底，仿佛铁纲生珊瑚。县磅俯沙嘴，蒙茸石发粗。不见垂纶叟，晾翅蹲凫雏。远山了了碧天末，翠黛新画倾城姝。一双轻盈掠紫燕，数尺拔刺跳银鱼。浪痕圆动处，青钱叠五铢。云影乍开合，清晖时有无。幽森深我濠濮想，旷远宛对潇湘图。坐久浑忘13欲晡，委波人影工描摹。不衫不履诚狂奴，得非六月披裘徒?绘像云台有异乎?一笑此君乃是吾。他日东归归故庐，绕墙万个栽棘菸。半床明月半床书，春波一绿尽五湖”。

毕沅曾担任过湖广总督，但对莲池书院的学习生活充满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莲池书院能够打破地域界限，接纳异地生徒，有助于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达到共享与扩展。在完成学业以后，异地生徒荣归故里，“栽下万株竹子”，使得一方“春波”达到“绿尽五湖”的目的。

莲池书院在后期，尤其是黄彭年院长创设了学古堂以后，还招收举人和贡生入堂学习。贡生是从地方考选升入京师国子监的生员(秀才)，也可以由地方选送、择优保送以及捐纳的途径而产生，分为岁贡、恩贡、拔贡、副贡、优贡和例贡等。举人是由乡试而选拔之人，具有做官资格。这些举人和贡生入学古堂读书，为莲池书院平添了经世学问以及“古学”的魅力色调。

莲池书院的招生范围除了打破地域界限，还打破了国家之间的地理疆域，在后期曾招收日本留清学生，淡化了教育的国别差异。光绪十三年(1887年)，日本青年宫岛大八到莲池书院留学。吴汝纶任院长期间，许多日本学生负笈来华，前来求学。莲池书院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这在清代书院教育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由此表明，莲池书院在清代官办书院中的地位及水平，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已经居于领先的地位。

莲池书院学生享受公费的名额有限，在名额之内的被称为正课生；膳食自费的学生被称为附课生，还有一部分走读生被称为外课生。莲池书院的学生还包括那些参加莲池书院每月的“官课”“斋课”“古课”的外课生。正课生与附课生均在学院食宿，通称内课生。正课生如在每年甄别考试中出现不及格的情况，即被取消入院读书资格，由附课生递补。这种通过测评考试，以学业成绩或能力表现为依据促使学生竞争流动的机制，有助于办学机会平等及开放、透明的管理体制的形成，使经济奖励的杠杆作用与学生的成长发展变化统一协调，真正发挥办学的质量效益。

莲池书院学生的数量前后期有所不同。书院初建时，由于斋舍只有20余间，只能收容40—50名内课生，另有一部分外课生。光绪七年(1878年)，书院得到了扩建与增修，解决了资源不足的问题，这时有内课生约100人。据日本留学生宫岛大八所见，共有内课外课生120～130人（陈美健等著《莲池书院》，第23页）。

莲池书院开办180年，桃李满天下，无法考证精确的学生人数，但是有无数佼佼学子成就了莲池书院的声誉。据有关方志文献所载：书院中高材生接踵奋起，最知名者有毕沅（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学者）、王发桂（历任工兵刑礼四部侍郎）、冯国璋（民国代理总统，北洋直系军阀首领）、贺涛（北方桐城文派主要代表人物）、王树枏（任新疆按察使的近代学者）、张继（国民党元老）、刘春霖（光绪三十年末科状元，书法家）、傅增湘（民国教育总长）、高步瀛（北京师大教授）、王瑚（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家）、尚秉和（教授，尚氏易学创始人）、邢赞亭（爱国民主人士，实业家）等各界名人，同时，大批的著名的文官武吏及学术墨客更是出身于此，可以说是泽被后人，“教育英才，德意之厚，与天同功”（李卫《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民国23年《清苑县志》卷五）。莲池书院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

莲池书院体现了直隶文化的核心价值

直隶文化是以元、明、清、民国时代保定府为中心，享誉北方，辐射全国，其渊源与中华文明相伴生，其主干传承近千年的文化积累过程和文化遗存的总称，即直隶地区在近千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笼统地说，直隶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华北先民们依从关照北京文化、天津文化后自创和自省、长期谋求后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直隶文化是指以古城保定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教育机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综合体。

莲池书院自创办到衰亡，前后共见证了雍正、乾隆、嘉庆等等八位皇帝的辉煌历史，作为清朝科举制度下的产物，直隶文化的渊薮和代表，莲池书院在清代时期，曾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人才培养机构、图书出版机构而存在，历经了二百年的历史，人才辈出，在当时被人们称之为是全国书院之冠，其对华北地区社会文化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莲池书院体现了直隶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直隶文化的代表，莲池书院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莲池书院无疑在中华传统儒学、北学、朴学、桐城之学、近代西学教育中发挥着“传道、授业”的续断作用，使儒家思想、中华道统、直隶文化得以日渐普及，并备受人们推崇。莲池书院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教育起到促进作用，为后代的教育和文化留下了巨大的研究标本。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保定来说，莲池学院在古时作为文人学术交流的场所，其遗留下的古籍、日记、书画、碑刻、建筑等诸多教育信息，是璀璨的直隶教育历史的一种伟大见证。我们应当重视起莲池书院的遗产文化保护，合理规划其本身所具有的旅游、文化、历史研究的资源保护利用，使其文化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弘扬。

莲池书院见证了保定城市功能的演变

清朝建立后，专门设立直隶省，保定的政治地位从清初进一步提升。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保定成为直隶省省会。保定城的政治、军事地位与日俱增。雍正二年，专门设立位高权重的直隶总督，这个时期保定城因其省城的政治地位，其文化教养职能开始走向“前台”。使保定城不仅是具有地方政治中心的军事之城，还最终形成一座享誉全国的文化名城,而莲池书院则见证了保定城市文化功能的形成和演变。

当清政府令全国各省城建立书院的制度颁布后，直隶省城的莲池书院依托其所在的区域优势和强有力的地方政治中心地位而不断得到帝王的“临幸”与直隶总督等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视。随着从莲池书院走出的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随着李卫在直隶放手改革，方观承在保定绘制莲池图，吴汝纶与李鸿章的“文政之合”、张裕钊的书法在国际的传播等等，莲池书院成为世人眼中能改变命运实现理想的一座神圣殿堂。如果能在这座殿堂中学习深造那么就无疑坐上了直接“通往天朝”的直通车，相当于实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梦想。因此它在开办的近二百年中，不断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莘莘学子前来求学，也不断地吸引着那些文人墨客来此舞文吟诗、挥毫泼墨。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都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初衷与归宿。倍受当朝统治者青睐、直隶总督厚爱、加上“硕学巨儒领其讲席”的莲池书院，以其“文化软实力”而“声誉日著”，奠定了在全国的学术文化前沿地位，客观上也提升了保定城的文化教养功能。

莲池书院铸就了古城保定的文化品位

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奉雍正敕令建莲池书院。书院自开办伊始即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成为北方最高学府，皇家的高级人才培训中心,一批又一批的书院学员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才。不少文化名人大家先后在此担任院长、教授、主讲者。正是由于莲池书院各方面资质上乘，因此其声誉在全国众多官办书院中名列前茅，形成了“恢宏教化，声播四方”的局面，培养出一批封建官僚、文人、学者，其修业者“彪炳于仕途，议院、学校者，不可屈指数”。保定学风之盛由此得以培育。

莲池书院走过了180多年的历程，在其发展历程中，有过光绪年间的辉煌，也有过八国联军的侵毁，还经历过民国军阀的破坏与修葺。期间，经过多次的整理、修建与扩建，风貌不再，风骨犹存，始终不变的是世代相传的直隶书院文化。

莲池与莲池书院的魅力提升了清代保定城行政地位，使有着200多年省会城市的保定成为清代帝王的“宠儿”和“后花园”。莲池书院在过去几百年中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沉淀出了古城保定特有的文化脉络，也成为这座城市气质的重要体现。

莲池书院是在清王朝大兴文治时期建立的，因这座“燕赵间之高等学府”（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页，1984年版）处于京畿“首善”重地，是清代直隶文化教育的中心，这“北方第一学府”（灊山《谈谈以往的莲池》，《河北月刊》，第5卷第2期）自然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魅力还吸引了清政府统治者将保定（莲花池）作为帝王调养的后方基地，如乾隆年间在保定这里修建的灵雨寺行宫、莲池行宫等，保定城的政治中心地位与文化圣地——莲池书院的声誉，成为清帝王骄傲与展示的“宠儿”，成为皇帝下榻的“后花园”。

可见，莲池书院的建立与发展得益于直隶地区“京保一体化”所形成的“政体”，“使馆之成，于政体得也”（李卫《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民国23年本《清苑县志》卷五）。但莲池书院不仅仅是一个皇权政治的产物，书院浓郁的文化氛围更多的吸引着众多世人来此交流学习，带来的是保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保定成为畿辅首善之区，是清政府的器重，直隶总督的政绩，更是华北人民的自觉选择。皇帝的多次“巡幸”，也将莲池书院的文风带向全国，客观上又促进了直隶地区政治的进步。

保定城的“文化教养”功能正是基于这著名的莲池书院，莲池书院是保定城文化教养功能转到“前台”的“助推器”。莲池书院的人才培养总目标就是为了“兴贤育才”和“以广国家菁莪械朴之化”，人才的基本目标就是“整躬励行，有所成就”。莲池书院的知识分子不仅包括主讲大师学者，也包括书院学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莲池书院使大师和诸生在古城保定共同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发展与转折的过程。保定城的功能由军事功能向政治功能转变再向文化功能的转变，不是在近代的清末民初时期，而是早在清代的中叶——直隶总督李卫创办莲池书院后，古城保定就已经播种下了文化风骚的基因；直隶总督方观承开启的莲池书院的兴盛时期，保定文化的独特性格就已经像莲池中的荷花一样绽放。

莲池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文化追求，对保定府这座城市的民风民情塑造，也将是潜移默化的。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莲池书院的直隶知识分子的演化历程分为两种模式：一为直隶传统知识分子形成时期，一为直隶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莲池书院产生于清朝国势日益兴盛时期，截至鸦片战争，这个历史阶段是中国知识分子全盘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时期。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是与文官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苦苦追求仕途的生涯中，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充当帝师王佐。在莲池书院的教育活动中，教育内容体现了书院的教育目标。书院大师、直隶总督们都接受过扎实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深厚的理学根柢；书院学生从小接纳了“学而优则仕”的观点，投入莲池书院就会完全按照书院的培养模式来塑造自己，“处为传道器，出作济时匠”，乾隆皇帝这个口号太明确，太响亮了，简直振聋发聩，促使直隶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能够与最高统治者的传统文化观念保持一致，书院的教育内容更是受到官方科举制度的制约，“所研习的都是官方所钦定的四书五经……其著述立说也大抵离不了对四书五经的阐述与诠释”(王继平著《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他们关注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他们终身所追求的是由科举而入仕，最终成为直隶总督一般的封疆大吏，或者由充幕而发达，成为方观承那样的“以书记起用，古有今则无”。当然，莲池书院所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也必然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发展需求。

到了近代，莲池书院和古城保定一道，经历了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整个过程，体现了直隶地区知识分子处于向近代转型的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的爆发到清末“新政”的改制，直隶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近代的蜕变，这是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突然的变轨促使古城保定乃至中国的一切无不逐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西学开始逐渐地渗入社会，并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与作用。面对社会的“巨大”变局，直隶知识分子开始了近代型的转变。这种转变呈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以莲池书院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认同危机”，同时也对自身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发生了疑虑；另一方面，莲池书院师生们在直隶传统文化深厚土壤的熏陶下，依然有着浓烈的对传统的依恋情绪。

官办书院的背景，使得莲池书院的院长名师们，只能顺势而为，在时代的摆布中上下求索。在晚清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直隶保定是根本没有办法产生“力能扛鼎，规复山河”的国学大师的，这才是莲池书院的悲情。保定名胜之巨擘，直隶文化之渊泉，莲池书院从1733至1910年，前后历时177年。一百七十七年的风雨路程，在历史与传统的羁绊中，一代名院，未能跨过教育改制的门槛，未能从转制中走出，却淹没在战乱与人为困扰、行政乏力无效以及传统文化的包袱障碍之中，成了一处没有文物遗址的历史资源，留下了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失落。

清末民初时期保定作为一个“学生城”，只不过是莲池书院谢幕后，保定城市文化功能程度的进一步“强化”而已。莲池书院的跨文化交流，率先开东西学交流之风气，却使得清末新政中清王朝将教育改革的基地，不得不又一次设在保定，使保定城成为“学生城”，其“文化教育”功能在清末民初得以更大的发挥，成为教育改革的前沿阵地。清光绪晚期，受莲池书院经世致用学风影响，凡在京师难以开办的新学，就转而来到直隶保定创办。一时间，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主持下，保定新学大兴，仅官立各类学堂就有33座，其中高等学堂10多座。后来的保定军校、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班、定州平民教育等，都与莲池书院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这种现象，在国内其他城市都是没有的。而今，保定仍是同类城市中学府院校最多的，也因此孕育了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几百年过去，现在回头看莲池书院的历史价值，用“里程碑”来表述实不为过。莲池书院的贡献在于强调“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学有所就”，提倡新学，开创了中国教育改革史上的先河。同时为晚清时期培育了大批政治、军事、法律、外交、工程、文、史、哲学诸多方面经世致用的人才，还编辑出版了《畿辅通志》、《李文忠公全书》等传世之作。用一句通俗的话讲，莲池书院把清代北京的智力、保定的地利、各地精英之士有机结合起来，为保定成为直隶文化中心打下良好基础，也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可以这样说：没有莲池书院，就没有保定“学生城”，就没有更加灿烂辉煌的保定文化。

总之，文化古城保定在清代作为直隶省会存续了200多年，在这期间保定城成为军事、政治、文化的融合体，莲池书院作为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直隶文化教育机构，逐步成为文化名城的主角，谱写了保定历史文化的一个传奇，铸就了华北大地一座无法逾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