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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总记得王家大院是一个四合院。进门有一个门楼，进了门楼是一个穿堂而过的门厅，穿堂有几间房子，安着花格子窗户，雕花的木墙。 经过门厅，是一座天井院子，院子铺着青石板儿，干干净净的，踩不着一星儿泥巴。院子四周围着上房、侧房，四面的屋脊围城一座小小的围城，天井院子四周也有一条井字形的滴水池，犹如一条淌在历史中的护城河，滴滴答答，诉说大院的历史。 四合院的大门究竟有没有雄伟高大的门楼，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大门的门槛和门墩都是青石打出来的，爷爷的孙子们经常在门槛和门墩上嬉闹，直将那门墩儿坐的光溜溜地，能耀出娃娃来。 过了天井院子，便是三间正房，爷爷就住在正房里面。 从记事时起，四合院的厢房便分给了三伯居住了，长而宽阔的甬道将那厢房一分两半，三伯们便住在甬道两旁的房子里，一半用来做饭，一半用来睡觉。甬道两旁的房子，清一色用雕花板墙隔着，门窗户扇都雕着各色各样的花。但究竟是些什么花，却一点也记不得了。 四合院西边的房子分给了有红太爷一门。从我记事起，就被扒掉重新盖了三间矮房。父辈们却将那房称之为西门口，也不知道四合院以前是不是真的有个西门；四合院东边的房子分给了六叔一门，只是六叔将那原本开向西边的门封了，又从东边重新开了门进出，后来又在侧面新盖了三间正房，又在门前辟了一个小场院。小场院侧面就是寨子顶，寨子顶小巧玲珑，山腰上有土地庙，山顶上长着大青石皮，还长着铁匠树，树叶冬天不落叶，树叶是几百年不死。 不上学的时候，我们三五成群地爬到寨子顶上去，演武侠小说里的对打戏，折几根树枝，掀几块石板，嘿嘿哈哈，打得异常激烈。打到兴起出，我们也会推开码在山顶上的石，暗暗运气，然后一掌将石头推落山崖，眼看着巨大的石块儿从山顶飞过山腰，掠过树丛，从山脚的梯田里一级一级往下跳，不断变换着路线，激起地里干活的人群不断发出的惊叫声，最终会落到山沟里咚地一声停了下来。有时候，石头不长眼，会飞到山下的学校里去，眼睁睁看着石头打着旋飞过院墙，在巨大的操场上降落，砸在软绵绵的野草上，星期一的时候，老师照例会让我们站在院墙根儿上晒太阳，看谁头上流的油汗最多，便让谁将石头从操场搬走。 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从寨子顶直冲下来，然后在六叔门西侧的一堵石崖上短暂停留，比赛着用轻功降落，木棉花一样轻盈如云朵般跳下来，却总是如没蒸熟的蒸馍一般硬挺挺落到地上，大腿小腿震得大半天都麻酥酥的，到袋里反倒生出十分美妙的感觉。 四合院的正房住着爷爷奶奶。只是我从来就没见过奶奶。父亲说，奶奶姓郭，奶奶过世时，我和三伯家的一个女儿都还没出生呢。 院子并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但在童年的记忆里，却是我们这些孙子们的天堂。 天井院子里，有两根粗壮的圆木柱子，平日就长在一对儿光溜溜的八卦墩上，撑起一道宽阔的廊檐，我们这些还穿着破裆裤的孙子们，便常常抱着这光溜溜的柱子转，一边转着，一边支离破碎的唱着哥哥姐姐们从学校里学回来的儿歌。不唱歌的时候，我们便坐在天井院子里抓石子，小石子大多是用小瓦块儿砸成梧桐子大小的六角形，一把正好能将六七颗石子全抓起来。抓石子水平最高的是三伯家的三女儿，手掌阔而手指苗条，将几颗石子儿耍魔术一样玩的十分顺溜，让我们十分眼气。 有时候，我们这些孙子们就跑到院子外面伸拳踢腿，变换着各种姿势，一些大点的哥哥们，甚至能从门前一丈多高的石槛上飞下去，轻轻地落到场院前的斑竹林里，还保持着飞的姿势。有的姐姐们，还会潇洒地杨着手，斜拉一根大斑竹上飘下去，时常将那胖乎乎的棉裤磨成了烂裆裤。 闹腾的实在不像样儿了，爷爷就慢慢走出来，穿着一件青色抑或是暗灰色的长布衫儿，站在门前，咕儿咕儿吸着水烟，爷爷的水烟袋长着一根黄亮黄亮的长嘴巴，爷爷每吸完一锅子，总要将那烟锅子取下来，在石门墩上“挷挷挷”地磕，将水烟屎从水烟锅里磕出来。所以我们都很害怕爷爷，总担心爷爷不高兴了，会将那烟烟锅子砰地一声敲在我们脑壳上。然而，爷爷却从来没用水烟锅敲过我们，反倒是一些捣蛋的大孙子们，却常常趁爷爷睡着了，将那水烟袋偷出来，放进嘴里使劲一吸，天啊，一肚子苦水噗嗤一声被吸进了肚子，火辣辣的苦与疼，连那泪水珠儿，都苦的掉不下来了。 童年的记忆里，爷爷总是喜欢吃糊汤，糊汤里总是要拌一些用红薯叶子做的酸菜。爷爷的门前，似乎总有一堆吃不完的红薯藤儿，风干着堆在那儿，做饭的时候，便将那红薯藤儿扯下几片干枯的叶子，用水泡开搅到湖塘里。有时候，爷爷也从地里拔出几棵刺芽儿菜，连着白而长的根，用水冲的干干净净的，再放一星儿盐花儿腌着，就成了一盘好菜。 除过经常吃的糊汤之外，爷爷偶尔也会吃上一顿面条。 “丫头”。 吃面条的时候，爷爷总喜欢将我喊过去。爷爷一大堆孙子，就数我和三伯家一根妹妹个儿最小，所以爷爷每次吃面的时候，总喜欢喊叫我两个小娃过去。爷爷真是老糊涂了，明明我是个男孩儿，却偏将我这个孙子也叫成了丫头。 丫头就丫头，不过爷爷的面条真好吃。爷爷吃的面条总是盛在一只特制的小瓷白碗里，光溜溜地，洁白如玉，而且总能将面条的香气都能从碗肚子里漏出来，每次我都连面汤都吸溜吸溜喝个精光。很多年以后，我偶然从三伯家里发现了那只小白碗，却发现只有巴掌大，碗口里面的釉子炸开了很多裂纹儿。临走时，我偷偷地将那只小白碗儿带走想珍藏起来，但却在一次搬家中不慎摔碎了。 爷爷在我五岁半那年的腊月里过世了。 爷爷过世那天晚上，我就睡在爷爷的土炕上。后辈们的哭泣一点也没有将我吵醒，儿时的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大人们的忙碌和悲伤，只管在院子里疯玩儿。 爷爷埋葬的那一天，天下冻雨，在地上覆了一层透明发亮的油光凌，筷子掉在地上，很快便冻住了，连我和三伯的小女儿好不容易捡来的鞭炮也冻在地上不能动了。于是我和小妹妹便呜呜地哭着，缠着父亲们要鞭炮。 爷爷被埋葬在屋子后面一座小小的山丘上，风水先生说，这座山长的像一头狮子，爷爷长眠在狮子的腰上，会保佑后辈们世代平安。 爷爷临近去世那年冬天，二伯父将一家大小都带回老家陪着爷爷。那一年冬天，爷爷的火炉异常温暖，我便时常在爷爷的火炉旁大声炫耀着读书，背汉语拼音，将那abcd用粉笔歪歪扭扭写在爷爷的一口大黑箱子上，还和哥哥姐姐们一起钻进树林里，歪歪扭扭地在树身上刻字。很多年以后，当我祭奠完爷爷，偶然来到一棵高大的椴树旁，蓦然发现光滑的树身上，还长着一排歪歪扭扭的字迹，仔细一看，原来分别是大伯、二伯、三伯以及我父亲的名字，显然是爷爷的孙子们小时候淘气刻上去的。又过了几年，当我再去找那颗树时，却发现长树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大树兜儿，那棵树，也不知道被那位伯父砍去盖房用了。 爷爷的老屋子终于还是老去了。 父亲和三伯早已从老房子搬了出去，分别盖了一院子新房子。大伯和二伯也在很早的时候，在异地他乡安了家。这座老房子便慢慢衰败下去。 然而每次回家，总要到这座老房子去看一看。那些早已被拆下来堆在门前的廊檐柱子，被雨淋的黑黝黝的，似乎总也不会腐烂。那两个光溜溜的八卦墩依然孤零零地在院子里的阳光里晒着太阳。有时候下雨，只要一仰头，似乎就有雨滴从早已不存在的房檐上滴下来，然后又从天井院子里的青石板上飞溅起来，一点一滴地，湿漉漉的，打湿童年的眼眶。 慢慢地，爷爷的老房子就只剩下一座矮墙。 又过了几年，连那矮墙也慢慢松软了，鼓铮铮的，像蒸熟的馒头。父亲和三伯有时候没钱买肥料了，便将那老墙土背一些上地，父亲说，老土墙可肥了。果然，父亲和二伯的地便绿油油的，一连几年，都收了个好收成。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三伯父也长眠于这座曾经的天井院子后面的山根儿上。天井院子是早已成为一片平地了，院子里长出了一棵棵榆树，应该是祖辈们化出来的，护佑后辈儿孙们年年有余吧。 大伯父一家是最早搬出王家大院的，后代子孙都住在黄龙萝卜沟，子孝孙贤，门厅旺盛。二伯父随工作举家迁居商南，开枝散叶，果实累累。现在是三伯家住在曾经的天井院子前面了，高大的瓦房，宽阔的场院，后代的子孙也是很昌盛了。 但无数个梦里，我仍然看到老家的这座天井院子，门开着，天井院子里房檐上的水滴滴答答响个不停，变成晶莹透亮的冰溜子了，像一把被岁月凝固的剑，刺破了我无数个眠睡中的旧梦，枕边的夜晚，顿时就湿漉漉地有些温婉而旖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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