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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余文恭先生亲笔回忆录系列的作品，在征得原作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于此。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不忘初衷，方得始终。”
《扑仓一扑仓》 武汉四中69届知青回忆录-余文恭 （一） 1968年12月22日的夜晚，天寒地冻，屋外的鹅毛大雪已经没过了脚踝。昏暗的灯光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矿石收音机旁，等待着一个重大的，神谕般的，决定命运的消息……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平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浑厚的男中音回荡在冬日的夜空里，久久回荡。
突然，一道明亮的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接着，远方传来滚滚的雷声，一时间，满天飘飘缈缈飞舞的雪花，被忽闪忽闪照得刹亮。 “大雪天打雷……？！”，大哥的惊呼，被母亲凌厉的眼神堵了回去。 这时我15岁刚过，是武汉第四中学的学生，还有一年就初中毕业。一年前，二哥二姐已经打起背包奔赴了广阔的天地，我从他们写回来那些豪情满怀的信里，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对自由翱翔，对奔赴远方的神往，心里怀着一种深深的期待。平日里父母对哥哥姐姐生活上婆婆妈妈的担忧，在我看来有点不屑一顾。
武汉第四中学，是1899年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从原来的博学书院到现在的武汉四中，整整跨越了三个世纪。这里培养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 ，以及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国家审计局局长、中国中东特使、农业部副部长、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委员会副主任、神舟飞船测控总设计师等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文学艺术家。可谓桃李芬芳、群星璀璨。 1970年1月13日早晨，阳光灿烂，微风轻拂，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武汉四中灰暗的钟楼前，绿色的大卡车排了长长一列，车上、绿茵道旁粗壮的法国梧桐树上，挂满了鲜红的欢送横幅，让我们牛气冲天的学校国际标准足球场边，彩旗飘扬，锣鼓喧天。 这个古老学校的最后一届男生——69届初中毕业生，即将开始他们下一段的人生之路——到偏远的大悟县山区去扎根。
大悟县的方位概念，是班主任李永铮老师来我家家访时，应母亲的请求，举着我外婆的老花镜，在一本巴掌大的分省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找到的。对刚满16岁，从未出过武汉市，从未见过大山，从未远行的我来说，大悟就是山，就意味着远方爬不完的延绵的群山，多好哇！山上一定有森林、野兔、野猪、麂子，说不定还有狐狸……。而我长这么大，只有一次机会，跟着对门的木匠说是去打猎，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颠簸了4个小时，才见过市郊黄陂县边上的一点点小山坡，连一根野兔毛都没见到。 汽车已经发动了，来送行的家长们都围在卡车的墙板边，依依不舍。 车开始向前缓缓移动，送行的家长们有的跟着车，边走边向自己的孩子挥手、叮嘱，唠唠叨叨，有的渐渐被甩在车后。 从爬上车开始，我的脑子里满满地都是对远方群山的想象，沉浸在一种飘渺的兴奋中，一种对远行的期待里，来送我的母亲叮嘱过什么，讲过什么话我全然没有在意。等我回过神，在送行的人群中寻找母亲时，她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车后。母亲没有像别人那样使劲地挥手，她只是呆呆地跟随着人群向前移动，眼里噙满了泪花。
哥哥姐姐下放时母亲都没有去送行，唯独我这个最让她烦心的儿子走时却来送行，这让我有点奇怪，也有点烦心，特别是临走前她死活不让我带上我自制的那把猎枪，让我心里生出一股深深的怨恨。 母亲出生在一个殷实的旧式大家庭，写得一手好字，是一个非常有主见，十分聪慧坚强的人，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哭过，没见她流过眼泪。 她在伤心什么呢？她为什么流泪呢？不懂！
（二） 等我有空稍稍回味一下母亲的眼泪时，车队已经开进了深山。从丰店区到姚畈公社，车队开始分流，一路颠簸，一路分流，车越往前开，同行的同学就越来越少，这时心里开始有点慌乱，好像我们正在朝着一个无底的黑洞在走，心里堵堵的。在卡车上吹了一天的风，手脚也不免有些僵硬。 到达姚畈公社时，只剩下孤零零的2台车，在公社大院里稍事休息后，我们一行8人被分配到距离公社12里外的8大队。 从公社到8大队的路坑坑洼洼十分难走，好容易赶到了大队部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时肚子开始叽里咕嘟地叫，又冷又饿，心里有点发虚。
大队书记腰上扎着一条显眼的武装带，杈着手官腔十足地讲了一通话，接着几个农民代表各小队，把我们像从羊圈里领羊一样分到了手。书记说我们这里太穷，一个队最多只能安置2个。 这样，从早上一大帮欢天喜地的同学，到现在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两个人，一种被丢弃的恐慌感强烈地袭来，堵在心里，满满的。 来接我们俩的，是一个身架高高的老头，五十出头年纪，头发花白，背有点驼，穿着一件扣子几乎掉光了的黑棉袄，棉袄的前襟脏兮兮的油光锃亮，腰上扎着一根黄绿相间的电线，一杆两尺长的旱烟枪斜插在腰间，烟枪上挂着一个红黄难辨的布烟袋，像钟摆一样吊在屁股后面一走一晃悠。他是我们6小队的刘队长。
老头露出一口熏得焦黄的牙齿朝我们笑笑，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开始绑牢我们的行李，一条扁担，一头一个。 断断续续的交谈中，老头的脸上始终挂着一种拘谨、僵硬的微笑，但眼神却游移飘渺，感觉有点怪怪的，而且他讲着讲着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笑到一半又突然戛然而止，令人有点毛骨悚然，我心里怕怕的，碰了碰同伴的手，开始着意提防起这个人来。 后来才知道，刘队长是队里干活的好把式，好端端的一个人，一次被评上了劳模，到县城里去开会，县里晚上招待劳模放露天电影，电影散场后，刘队长摸黑走在马路上，突然迎面来了一部大卡车，汽车大灯一亮，喇叭一响，把他当时就吓疯了。 那时，我们这个队里，见过大卡车的人很少，在夜间见过大卡车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火车，则是年轻人在道听途说中幻想出来的事物。
等慢慢治好了病，刘队长工作、生活上都没有大碍，只是神情显得有些异于常人。 队长帮我们挑着行李，闷头在前面晃晃悠悠地走，我们两个远远地掉在后面，生怕和他靠得太近，怕出现什么想象不到的意外。 又冷，又饿，又怕，一边走，一边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冬夜微弱的星光里，脚下，黑黝黝的山脊像蛇一样蜿蜒，山脊上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小路，几经起落盘旋，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坐落在深山脚下的小山村。
（三） 刘队长把我们带进了村，来到一个夹在土墙中间的小天井，天井的一侧，是队里存粮食的仓库，有一个很大的旧木门，另一侧，是副队长“二老把子”的家。刘队长说今天就在副队长家住一晚，等明天上山砍树回来，再在仓库里隔出一截来，给我们搭床，打灶台。 当时我心想，怎么让我们住在仓库里，万一粮食少了怎么说得清呢。 后来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可怜偌大一个小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可存，这里水冷田薄，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剩下分到农民头上的很少，最好的年景也只能满足全年口粮的三分之一，其他常年要靠红薯、南瓜、野菜、麻角根来充饥。 副队长“二老把子”约四十来岁，老光棍，矮个子，整个人像一段硬木头，结实坚硬，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像刀劈斧凿出的一般。
“二老把子”呐呐地把我们迎进了他的小屋。屋内点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墙角边的火塘上，吊壶在咝咝地冒着热气，火塘边，黑压压坐满了一屋子的人。从我们进门起，围在火塘边的人就开始打起了放在他们脚边的响器，有羊皮鼓、铜锣、铜镲、木梆子等等。 打鼓的人好像是指挥，大家都盯着看他手里翻飞的木鼓锤，他时而敲击鼓邦，时而敲击鼓面，有时单击，有时连续不断地敲，千变万化，丰富多彩，其他人都必须跟紧他的节奏，让自己手中发出的声音准确地填进鼓点留出的空隙，形成一篇一篇略显晦涩古朴的乐章。 扑苍 扑苍 苍扑一扑苍 仆仆扑 苍苍苍 苍扑扑 扑苍苍 苍扑一扑苍苍苍…… 一直持续到深夜。 现在想来，隆冬的夜幕下，一群半饥半饱的农人，围坐在温暖的火塘边，敲击出一种节奏分明，风格古朴的醉人的乐曲，该是一幅多么浪漫，多么诗意的画面。
但在当时，我只觉得眼皮子直打架，对村民们苦练多日的欢迎仪式，只能报以一个接一个长长的哈欠。 众人散去之后，“二老把子”把小油灯从外面的堂屋拿到房内，开始整理他的炕不像炕，床不像床的床铺，其实就是一个木头搭出来的台子，上面铺着一张油光发黑的竹蓆，队长在竹席上铺好一块边沿须须拉拉的棉布床单，就开始上床准备睡觉。 隆冬的深夜，气温早已在冰点以下，堂屋火塘里的火星已经渐渐消失，一阵阵寒气袭来，直往骨头缝里钻。 见这样的情景，我俩赶紧解开各自带来的行李，合衣把被子往身上一裹，直接滚上了床。
微弱的油灯下，偷眼看见“二老把子”欠起身，把身上穿着的衣服、裤子脱了个精光，接着吹熄了油灯，赤身裸体钻进一条薄薄的棉被，2分钟后，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屋子里漆黑一片…… 屋顶上有一块亮瓦斜对着床，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盯着这点微光，我似乎看到了冬日夜晚的星空，若隐若现，有无数星星在眨眼睛，星光泛滥。 模模糊糊中，泛着的星光变成了母亲眼里的泪光，在暗夜里一闪一闪。 耳边，响了大半夜的锣鼓点子还在远远地响，久久不肯散去——
扑苍 扑苍 苍扑一扑苍 仆仆扑 苍苍苍 苍扑扑 扑苍苍…… 母亲为什么要哭呢？我似乎懂了一点点，却还是没有想透，但母亲的确是为我哭了，这让我很是心痛，彻夜难眠。 苍扑一扑苍…… 2017年12月6日记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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