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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列传第四十二》：“寔字子真，一名台，字符始。少沉静，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其辞曰：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嚱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怢不自鷪。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簄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䘺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周穆有阙，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掎夺。 何者？其顽士闇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觽，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世（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着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筭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监。昔孔子作春秋，曪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 尚书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前书，高祖被匈奴围于平城，用陈平计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巿。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人）。”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 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 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寔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纴、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时胡虏连入云中、朔方，杀略吏民，一岁至九奔命。寔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 以病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会梁冀诛，寔以故吏免官，禁锢数年。 时鲜卑数犯边，诏三公举威武谋略之士，司空黄琼荐寔，拜辽东太守。行道，母刘氏病卒，上疏求归葬行丧。母有母仪淑德，博览书传。初，寔在五原，常训以临民之政，寔之善绩，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书。寔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 初，寔父卒，剽卖田宅，起頉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及仕官，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为备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树碑颂德。所着碑、论、箴、铭、荅、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 （崔寔字子真（崔瑗（传见142年）的儿子），一名崔台，字符始。少沉静，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廿八，151年12月24日），命朝廷的文武百官推荐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的“独行”人才。涿郡太守推荐崔寔，崔寔到达京都洛阳皇宫负责接待的公车衙门时，声称有病，没有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撰写了一篇评论当代政事数十条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确，坚正也），当世称之。山阳郡人仲长统曾经看到了这篇文章，叹息说：“凡是君主，都应把它抄写下来，放在座位旁边，作为座右铭。”其辞曰：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训，箕子作洪范）。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于人主继承太平盛世为时太久。风俗已经逐渐敝败，却仍不觉悟；政令已经逐渐衰败，却不知道改弦更张。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怢，忽忘也）。有的沉溺于酒色，荒淫纵欲，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爱听假话而听不进真话（厌饫奸伪，轻忽至真）；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所从（尔雅：路二达谓之岐。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此言人主见道不明，于人之邪正、事之是非，莫知所适从也。）；而疏远的臣下，虽然敢说真话，但因为地位卑微，意见不能受到重视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可奈何（郁伊，不申之貌。楚词曰“独郁伊而谁语”也）。真是可悲！ 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经三百五十余年，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风俗雕敝，人庶巧伪，百姓怨声载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时世办法，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支住（礼记曰：“衣裳䘺裂纫箴请补缀。”），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就会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权谓变也。遭遇其时而定法制，不循于旧也），虽然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异，设置的制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会强迫人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会不做当前急需的事，而只是追求遥远空洞的思想（背当时之急切，而慕所闻之事，则非济时之要）。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使远处的人都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节约财富。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不同的见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要务（韩子曰，叶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此云“临人”“节礼”，文不同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盘庚，殷王也。自耿迁于亳邑，作书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阙，甫侯正刑（甫侯即吕侯也。为周穆王训夏禹用刑之法。并见尚书）。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情势，制订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现实，怎么可以和这种人讨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每每遭到牵制和破坏。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懂审时度势，只知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何况在操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前书刘歆曰：“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觽庶所为耳。”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义（左氏传曰，息侯伐郑，“不度德，不量力”）。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八代谓三皇、五帝也。霸政谓齐桓、晋文也），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着法术以检之。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则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治理；采用宽纵的手段，国家就混乱。何以知道会是这样？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统治人民的道理，知道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为非作歹的人心胆俱裂，海内清平，天下安静。荐勋祖庙，享号中宗。总结他的政绩，高于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政令，终使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开始下降，汉王朝的大祸，在他手中奠下基础。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可以明鉴。过去，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奖晋文公，赞叹管仲。那么，孔子难道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实在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左传，齐桓公伐楚，责以包茅不贡，王祭不供；晋文公召王盟诸侯于践土；管仲相公子纠而射桓公：此并权变之道也）。圣人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制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却苦于不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认识（楚词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与时推移”也），以为上古时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纷乱如麻的秦王朝；以为舞弄红色的盾牌和玉石制作的斧钺干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汉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围（易曰：“上古结绳而化，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干，盾也。戚，钺也。尚书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前书，高祖被匈奴围于平城，用陈平计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
像熊那样攀援树木，伸手展足，象鸟那样飞翔高空，伸腿展翅，虽然可以延年益寿，却治不了伤寒重病。用口不断吐出浊气，用鼻不断吸进清气，虽然可以使身体健康，却不能连接折断的骨骼（庄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也。”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见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将应当砍掉右脚趾的改为斩首示众。右趾者既殒其命，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人）。”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此以上并见前书刑法志）。以此言之，汉文帝仍是用严而非用宽的办法；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法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亩百为夫，九夫为井）。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尚书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又“夔曰：'于余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若不然，那么再多也是累赘罢了。 后来朝廷叫崔寔到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里去当官，崔寔都不去。太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推荐崔寔，说崔寔的才干很好，能力很强，应在朝廷做官。于是皇帝封崔寔为议郎，提升大将军梁冀作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人在东观著书立说。 后来崔寔出任五原太守。五原的土质宜于种麻，而当地人不知道织布，老百姓冬天没有衣服穿，堆些细草睡在草里面，见官吏就披着草出来。崔寔到任后，叫百姓卖掉储藏的粮食，替他们添制纺绩、织纴、綀缊等工具并教他们如何使用，百姓才免受冻馁之苦（杜预注左传曰：“织纴，织布者。”孔安国论语注曰：“缊，枲也。”）。 这时匈奴连续入侵云中、朔方，杀掠官吏百姓，一年之内九次逃命。崔寔就厉兵秣马，严饬烽火台侦察，敌人不敢进犯，成为边塞最安静的地方。崔萛在病中，被拜为议郎，又与当时的名儒博士一同审定《五经》。恰逢梁冀被杀（桓帝延熹二年八月丁丑初十，159年9月9日），崔寔是梁冀的故吏，受牵连，罢了官，关在牢里数年。 当时鲜卑多次进犯边境，皇帝下诏书给三公推荐威武谋略之士，司空黄琼推荐崔寔，崔被拜为辽东太守。走到半路上，母亲刘氏病死了，崔寔上疏请求回家料理丧事。母亲刘氏生前品德很好，读了不少书。起初，崔寔在五原任太守，母亲经常教导如何治理政事，崔寔的好功绩，母亲很有帮助。服丧已完，皇上又拜他为尚书。崔寔以时局很乱，生病不能工作为理由，几个月后免职回家。 当初，崔寔的父亲死了，崔寔卖掉田产，做了坟墓，立了墓碑。埋葬完毕，家产卖尽，因为穷困，便以卖酒贩粥为生。当时人多用这事讥笑他，他始终不改。他做生意只求够本就行，不多赚钱。后了做了官，多是边境地区，所以更加贫薄。建宁年间（桓帝年号，168年-171年）死去。家里很穷困，没有钱装殓，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等替他准备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替他树碑，称颂他的功德。他所著的碑文、论文、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共十五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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