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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秋丨坐对云起,笑看花落

 古典文学我最爱 2021-07-14
后海北岸
在后海北岸,有一群读书人,既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亦是出版社旗下中社博雅文化传播的学术经纪人,竭诚和学者通力合作、与同仁彼此相顾,希冀彰大学人的思想著述,推广学人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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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为「后海北岸」专栏「北岸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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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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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后记”两个字,似乎松了一口气,又一个阶段性目标即将完成。但同时也略带伤感地意识到,又一个十年也在这样的写作中消失了。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屈原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像我这样愚钝的人,自然谈不上“修名”,然“老冉冉”却确实已至。生命消失在电脑键盘的敲击声中,是幸,也是不幸。
幸是因为总有一点东西被自己写了出来,不幸则是因为这些文字能否像自己期望的那样有一点价值,现在还不敢肯定。只能寄希望于时间的检验。如果利用这些时间来做点别的事情,是否会更好?答案仍是不敢肯定。这大概就是人生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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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算上这本书,我进入学术队伍以来,已经写了十四本了。
但是好像宿命一般,我自己满意的几本,都写了十年之久甚至十年以上。
《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最初是我的硕士论文选题,1984年开始,硕士毕业后继续完善,中经199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狄更斯长篇小说综合研究”,到 1996年出书,写了十二年。
《形象诗学》是我博士论文的选题,1994年开始,到2004年出书,花了十年时间。
《明清近代叙事思想》起始于1996年我申请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叙事学研究”,中经2003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到2010年出书,整整经历了十四个春秋。
三卷本专著《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缘起于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欧美日经典作家系列”,我承担了其中的子项目“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中经教育部课题“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我和我当时的两个博士生蔡熙和刘白(现在已是教授和博导了)前前后后奋斗了几年,到2017年出版三卷本《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出版日期是2016年12月),也经历了十个年头。虽然十年期间并非只写某一本书,但对我来说,一本书从构思到成熟,好像非得十年时间不可。
记得有人问作家阿城,他的三篇代表作《棋王》《树王》《孩子王》为什么都是中篇小说。阿城回答说写小说靠的是气,他的气就只这么长,只能写中篇。
我想我每本写得稍好一点的书都要花十年时间,是否也是“气”在其中作祟呢?也许,我的“气”就只这么足,无法一气呵成,得慢慢熬?古人说“十年磨一剑”,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提出“单元论”,说学术研究以十年为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内只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
就我的写书经历来看,似乎也暗合古人的“剑”论和童师的“单元” 说,只可惜我虽然花了时间,却既未磨出一把好“ 剑”,也没有“做好一件事”。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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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的写作缘起,应该追溯到2010年。那年,赵宪章教授在南京举办“文学与形式”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坐在台下听大会发言,不少老师谈到图像与文学关系的问题,这也引起我的思考。我忽然想到,图像与文字的关系既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也不应该是完全同一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既异质,又互渗的。
于是,轮到我发言时,我抛开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提纲,讲了会上想起的这个观点。会后闲聊,当时任《文艺研究》副主编的陈剑澜先生认为我的发言很有意思,我当即与他说好,文章写成后投到《文艺研究》请他指正。这就是后来发在《文艺研究》2012年第1期上的《异质与互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2011年年底,我和赵宪章先生在深圳开会,记得是在吃早餐时,他和我谈起,他正在写一篇文章,讨论语言与图像的实指与虚指的问题,并阐述了他的观点:语言是实指的,图像是虚指的,当语言与图像处于一个图文共同体时,语言处于主导地位。
我不太同意赵老师的观点,我认为,语言用所指表征世界,图像用能指表现世界,它们处于一个共同体时,谁占主导地位,是由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决定的。赵老师表示他的这篇文章即将发在《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上,我有不同意见可以争鸣。
在认真地拜读了赵宪章先生的文章之后,我写了一篇商榷文章,也投到《文学评论》,这就是发表在《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上的《实指与虚指: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再探》。 
有这两篇文章“垫底”,加上以前还写过几篇有关图像方面的文章,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时,我报了“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这一题目,没想到竟然“中”了。 
跟着是几年的写作、修改,最终形成了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一成果,也经历了整整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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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美国学者伊夫-阿兰布瓦(Yve-AlainBois)教授的采访中,周宪问道:“我读过许多西方学者所写的艺术史专著,我感觉这些艺术史书写的一个转变就是开始有了国际的视角,包含了非西方艺术,比如中国艺术、日本艺术、印度艺术等等。
但是,整体而言,艺术史的书写模式是以西方艺术为主导构架,其他地方的艺术只是次要的成分。您怎么看待?” 
布瓦对此的回答是:“我觉得这种情况终将会改变的,现在学者们之间的交流要比以往要密切得多。当然,当前的学者们还在探索如何使艺术史走向全球,当前仍然是西方模式为主导,这是肯定的。”
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在世界文论中增加一点中国色彩、 中国因素,这是每一个中国学人的追求与梦想。哪怕这声音、色彩、因素微不足道,但众多微不足道的声音、色彩、因素叠加起来,也可形成大的力量,增加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中的分量与话语权。这也是本书写作时,作者所追求的一个目标。自然,这一目标是否达到,也有待专家、读者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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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描写了自己心仪的生活:“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学术生涯相对而言是清贫清苦的,但也清净清适。待在岳麓山下,虽然没有飞来飞去的桂花袭人裾,但也能坐对云起,笑看花落,自足愉快,心态平和。倘能在剩下的岁月,再写两三本自己基本满意、他人比较认可的小书,一生也就更加充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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