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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善行草书，狂纵自成一派，而所见其楷书亦参用行草之笔法。此件行楷书《千字文》，行笔急缓有度，笔势张阖自如；点画厚重朴拙，有古法之踪，是其在习古中求变的表现。卷后有陈亦禧和陈半丁题跋。陈亦禧评价徐渭：“青藤奇才高行”，“运今人之手腕，扩时代之心胸，直到古地位”。徐邦达认为：“此书陈亦禧评它有北朝碑、志风格，是从方拙处着眼，其实是不谋而合，明人根本没有学北碑的。”并且考证出“《千文》中多写“壁、刻、谢、硕”四字，遗漏写一“虢”字。” 
此卷所书《千字文》后有跋数语，对文中“易輶攸畏”“指薪修祜”作解语。款署田水月。此卷所书上限也为隆庆三年十月之后。又署款“田水月”系隐诀，“渭”字也。所以推本卷无受书人。《徐文长佚草》卷二有《题智永禅师千文》内云：“志称永禅师书千文，本以千计……今从阳和太史家得见此一，圆熟精腴，起伏位置，非永师不能到”。又云：“颗颗缀珠，行行悬玉。”反观徐渭此卷，亦颇具圆劲精熟之妙。”
此卷千字文，笔势收放有度，字态与笔法富于变化，点画形态历历可见，牵丝引带，回环缭绕，不显凌乱浮露，反觉遒劲妩媚，气势飞动。通篇布白舒朗，笔触细腻，含蓄凝练，姿媚跃出。
此卷字体奇纵恣肆，奔放苍劲，笔法多有变化，为作者草书佳作，并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
起首钤有徐渭“公孙大娘”条形白文小印，卷尾徐渭款后钤有“文长”朱文小条方印和“金垒山人”白文方印。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行楷书千字文卷》和荣宝斋收藏的《千字文大草卷》一样，卷尾均钤有这方“金垒山人”白文方印（后二者未入清内府收藏）。 金垒山，在今浙江上虞西南二里，与绍兴毗邻，明时属绍兴府。相传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于此。旁有丹井，晋太康中凌井得金垒，故名。《徐渭集》第二册《徐文长三集》卷十六，《答人问参同》，涉及《参同契注》一书，并对“注”的时间做了明确回答：“缘其分注此书，终于隆庆之三年十月廿二，始于此月之初九，而悟则悟于此年正六月二十（注：此年有闰六月，故有正六月之称）”。《徐渭集》第一册《徐文长三集》卷七，《养生书成纪事与梦（注《参同契成》，家釜炊饭尽黄，梦小溪蟹如斗大，脱壳出婴儿，已而复入壳，时尚系）》。徐渭的长兄徐淮即喜结交炼丹方士，曾耗尽家财用于炼丹成仙，徐渭早孤，侍大他三十三岁的长兄如父，少年时应受其思想影响。他隆庆中入狱，心绪稍为平静后，即想到养生，于是将乡贤魏伯阳的易学名著《周易参同契》细加研读后作注。故在徐渭隆庆至万历中的许多书画作品中用“金垒山人”白文印，这自然与他心向往之曾住于上虞金垒山著《周易参同契》的魏伯阳有关。荣宝斋所藏《千字文大草卷》和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收藏的《白燕诗轴》尾署“大环”，亦应与此有关。徐渭书法作品用“金垒山人”署款的，有绍兴博物馆藏万历五年的《行书咏花卉诗卷》。然而，云南省博物馆所藏徐渭《花卉蔬蟹图卷》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杂画卷》也署“金垒”和“金垒山人”。但细审其尾款，称“柳郎”之其文其书雷同，但时间相隔近四十年，一为“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一为“万历庚辰”八年（1580),十分荒唐，显然是真画假款，一人作伪，观者自宜细辨之。《花卉蔬蟹图卷》卷首右下方又钤“湘管斋”朱文方印，此印乃徐渭万历年间所用，不可能用于二十二岁时的书画上。加之，此印有多处瑕疵，乃是伪刻，也旁证了“金垒山人”署名并非徐渭早年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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