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周子昆和女儿周民合影。 1940年9月，日军纠集第十五、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一万余人，准备向皖南新四军大举“扫荡”，其中一路约5000余人，由南陵、繁昌等地出发，在空军掩护下向云岭方向推进，企图先围歼新四军军部，再进犯泾县城。新四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布置反“扫荡”。周子昆报告了敌情，并建议教导总队参加作战。之后，叶挺提出，敌军此次是沿公路拥进，队形密集，我军应在日军前进的道路上预设纵深阵地，层层堵截，大量杀伤敌人，延滞敌人，同时伺机反攻，消耗之，疲劳之，最后战而胜之。项英完全同意叶挺的意见，并提议由叶挺全权指挥作战。项英的表态，让周子昆大喜过望，叶挺也非常兴奋。在誓师大会结束后，叶挺跟周子昆分工：叶挺带第一团，周子昆带教导总队，兵分两路，互相策应。 周子昆带上教导总队立即出发，何子友也在队伍中。行前，周子昆匆匆交代留在军部的一个参谋：我和子友都上前线去了，我们那个孩子，你关照一下。还有这封信和这20块钱，你先收着，如果我们回不来，就托人送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转送给我母亲。参谋说，何子友同志是不是不要上去了？周子昆一摆手：不行。她在女生队工作，又是个老战士，她必须跟女生队一起行动。项英、袁国平也来劝，周子昆执意不从。他们夫妻俩一起随教导总队出发了。周子昆的这封家书，是这样写的： 老母：并告维敏、维惠两弟： …… 寇机轰桂，我早已在朋友、同事的信中详知一切，特别是肖正岗先生不辞劳苦克服困难(因为我没有告诉他家庭的通讯处)竟找到了老母，告诉了我家庭被寇机毁灭的惨状，而两弟则全无字告诉我欲知而不能的家情,甚至在多次写信请求你们告一个大概情况，亦未见答复。家庭大事，谁不着急，谁能安心呢?故每夜静思，常因思索振动，神经错乱，想着与判断着：其原因或许是因我不孝、不肖、不养母、不顾家,存两弟对我印象不好，故不信任我，对我前途表示怀疑，振家难靠，通信难收好效果，进则逐次对我日渐生疏，发展到失望，因而鄙视我，不理我，或者老母对我之不孝的罪恶不能容忍与原谅，遂家庭与我的关系断绝——较长时期间，一原因或许是老母与两弟因怀疑我通信地址有变动，故未写信等。根据上述两个原因的分析，使我这样考虑着：母亲之爱子，会使我感到意外的安全，系老母慈悲及求神拜佛所造成的洪福所赐给予我为证，两弟的爱我也是很热情，敏弟南昌之相会，愿弟信中的一言一词均表现兄弟虽离较久，而手足之情则滴滴存在。相信上述的原因是我神经错乱的想法，绝不会如此的，即许万一如此，我仍坚持我一贯的意志向前奋斗到最后的一滴血，做出事业的实例与证据取得两弟对我的信任,今天再多说是无用的,到那时孝与不孝当一目了然。 知道老母的肺病很重，我得焦急，穷人得此病更成问题，因为缺营养，每天为自己的生活和我们兄弟三人着急，我在欲回不能之际，难于安心，加之我所处境也为穷困，因为我不是军阀，更不是贪官，乃是一个前途远大的革命者，决心牺牲自己的一切，也不顾老母的穷困，而为人类幸福与解放向前奋斗，所以名义上是好听，位置一般也比较高，多数的人也比较知道我，可是每月的钱也只有四块钱，只能供鞋、袜，洗衣及洗面用具尚欠不足，同时由于我穷得硬，保持周门的光荣，为祖先争光，故素来不向人借一个钱，要一种东西，例如这次龙先生飞虎来前方，我托他带些东西慰母,不料他爱我心切(素来我没有与他谈过,不过仅是同在一个军队工作),自己买了一些东西赠母亲，当即被我信中批评(当然在老母面前这是不应该的,儿不孝为什么尚要批评朋友),说他也是穷光蛋,东西赠给我母，如何使我能接受…… 这封信，深切表达了周子昆此时的心情。周子昆离家多年，心中时时记挂着母亲，记挂着弟妹们。在中央苏区时，他无法与家人联系，到陕北后曾写了好几封信回桂林，说自已正在这边做生意，希望能联系上，但信发出后却不见一个字的回音。到了云岭，生活比较稳定了，他托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同志帮他寻找亲人，经过多方周折，总算在观音洞里找到了。原来大边隅巷父亲留下来的那两间房子，已被日本飞机炸毁，妹妹已经死去。母亲和弟弟们住进观音洞，母亲年老多病，还得替人洗衣、缝补以维持生活。但周子昆却不能回去尽一点孝道。他和何子友东拼西凑，把两个人的津贴、孩子的保育费和他写文章的稿费全拿出来，勉强凑了20块光洋，准备托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到贫病交加的老母手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