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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在我国被驯养，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温良的优点，很早就被人类所认识。早期马多被用来驾车，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军队最初都是以步兵和兵车混合为主，动辄都是几十万，而骑兵大多不过五六千骑。直至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才为赵国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混合型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这是军事史上一项伟大的变革。此后，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发展骑兵。 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是我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在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许多与真马大小相似的陶马。马身上马具齐备都装备着马鞍但没有发现马镫。 在没有马镫的时候，古代人骑马是一桩苦差事，因为当马飞奔或腾跃时，骑手坐在马鞍上，两脚悬空，只好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紧地抓住马鬃才能防止从马上摔下来。马蹬发明以后，这种麻烦就迎刃而解了。有关古代马镫的起源和发明，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有人认为，大约到公元3世纪时，中国冶炼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开始制造铜或铁制的马镫。发明马镫的构思很可能是从登山时偶尔利用皮绳打成环再踩环而上的经验中得到启发而发明了马镫。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汉代使用的金属马镫。 洪州窑西晋时期战马（万寿宫洪州窑专题博物馆藏品） 这是一只西晋洪州窑的青瓷战马。说是战马是因为它的身上披有护甲，青釉巳掉落仅剩少许，有马鞍，关键在于它身体的一边装有一个马蹬。看到这些作为一般的参观者只是觉得好奇，但是如果是史学家看到了眼睛不只是一亮而已。它说明了马蹬用于实战在西晋时期还是单蹬的。 关于马蹬的研究与意义，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研究在此借用一下：1955—1960年期间，在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葬中，出土的三件骑马青瓷俑随葬品，发现马鞍左前侧处作出三角状镫，这是官方目前青瓷中最早的马镫形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之右侧却没有装镫，乘马者的脚并没有踏在镫里，镫在足部的前上方，并且镫革很短，只有人腿部的一半长。 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葬中，出土的骑马青瓷俑随葬品 这几件骑马青瓷俑应该也是洪州窑产品，与万寿宫博物馆这件同为晋代的，正好可以相互印证。 万寿宫洪州窑专题博物馆这件马藏品与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葬出土的三件骑马青瓷俑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战马形式出现的，马的品种也是不同的。收到它时当时与它一起出现的还有个西晋厕所模型和一匹仪仗用马，两匹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65年，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获得了马镫的实物资料。冯素弗死于太平七年(415年)。1983年，在河南安阳孝民屯154号墓中，发现了一只马镫。该墓约略相当于西晋末到东晋初年，(约316年前后)。比此墓出土的马镫年代稍迟的另一组实物，出土于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中。孝民屯154号墓、袁台子墓和冯素弗墓出土的马镫有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木芯外包嵌青铜片，孝民屯154号墓与冯素弗墓的铜镫片都鎏金，装饰颇为华美。它们也有明显的差异，即孝民屯154号墓是单镫，而另两墓均为双镫；同时孝民屯154号墓马镫的镫枘较长，镫体呈扁圆形，蹬脚处略向内凹，而冯素弗墓中的镫，镫柄校短，镫体呈圆角的三角形，蹬脚处较平直。 总之，从长沙永宁二年墓到孝民屯154号墓，到朝阳袁台子墓，再到冯素弗墓的出土品，表明公元4世纪初期，中国就可能有了马镫，而马镫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从初起的单镫到较为完备的双镫这样一个过程。 南北朝以后，马镫的形制逐渐变化，最后形成更便于蹬踏的马镫。这时的马镫，镫柄减短，镫体上部圆弧，踏脚从形成微有弧曲的宽平沿。 有了完善的马具，骑兵就更容易控制和驯服马匹，并且使人骑在马上较为舒适、稳固、省力；同时，得以使骑兵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列阵的训练变得更容易了，能够充分发挥甲胄和兵器的效能，为东晋和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骑战和重装甲骑兵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条件。 万寿宫洪州窑专题博物馆的这个马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首先它是西晋时候洪州窑烧造的青釉马，这个是它的时间意义和地域意义；第二它是披有护甲的表明它是战马；第三它塑造的非常有力，极具美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作品。 那么这个马表明在西晋时的丰城一带是有马用于作争的，它比北方发现马蹬的时间略早，但是也没有三国演义中战马表现的那么夸张。毕竟它只是左边有蹬，也即它不能将骑士的双手完全的解放，人还不能在马上完全的站起身子作战，挥动刀剑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人的手臂和马的冲击速度。但是此时的战马已从战车中独立出来，也与作为单独的快速反应部队的骑具不同。变成了具有一定的攻击作战能力的快速反应部队的载体，本身又具护甲，可用于冲锋陷阵又有有限防御。 实用马蹬的出现与金属的冶炼技术紧密相关。考古发现那个时候的丰城墓葬中有大量的刀剑等铁制品陪葬，这表明当时金属的使用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也是丰城当时具有冶炼场所的一个有力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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