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燕山残梦 海上心情（下）明代大学者王船山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这段历史：“拒契丹勿援，据女直而勿夹攻，则不导女直以窥中国之短长，守疆土以静镇之” 船山先生并不赞成北宋收复燕云，认为这是轻启祸端之举，不如静守封疆，勿卷入辽金争端，以观其变。平心而论，北宋君臣收复幽云失地的愿望并没有过错，同时徽宗皇帝尽祖宗未成之业，谋求民族团聚与国家统一的良好初衷，也是值得肯定和嘉许的！ 应该说困扰了历代北宋政府的“燕云问题”是五代时期中原内战的产物。自后晋政府“挟胡自重”将河北与山西北部大片领土割让给契丹后，中原王朝便丧失了重要的自然屏障，国防形势趋于不利，契丹势力渡过燕山，幽云十六州直接成为了辽军南下的出发基地。北宋王朝开国皇帝无力解决这一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将这个包袱甩给了后继者。澶渊之后，宋朝出于某种现实考虑，公开放弃了这一领土要求，燕云十六州从此便成为了北宋王朝一个永远的国殇之痛。 虽说宋朝政府出于维护对辽关系的考虑，不再公然提起收复燕云了，但毕竟血浓于水，北宋士大夫阶层对燕云遗民在辽朝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也是颇为同情的。出访辽朝的苏辙曾经秘密调查了契丹统治下燕云十六州的民情状况，回国后苏辙向朝廷秘密作了汇报，他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又言：“ 辽朝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到汉户索取，县吏动则鞭笞，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 按契丹旧律“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朝虽重修法令，规定契丹人与汉人同罪同罚“一等科之”，但契丹人侵害汉人，往往受到辽朝政府袒护。在辽国汉臣基本上被排斥在核心决策层之外，虽然辽圣宗时汉臣韩好古之子韩德让颇受承天后萧绰宠爱，以汉臣身份掌管皇宫宿卫，加开府仪同三司，并以南院枢密使兼领北院枢密使，总管契丹、汉人两院事，进封大丞相，赐姓耶律，受封晋王，但汉人如此显贵，在辽国毕竟是属于非常罕见的事情，原因仅仅因为：契丹萧太后难耐寂寞闹出了一段不该发生的婚外恋！北宋君臣论及此事时说：“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一句“国人疾之”也许颇能勾画出大多数契丹贵族对“萧韩”恋的不满情绪。 在辽国像韩家这样的汉族豪门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汉人实际上沦为三等公民，其地位甚至远在奚人之下，苏辙在《出山》诗中描绘了云州汉族佃户给奚族大地主耕田的景象，其诗曰：“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在辽朝统治下，汉人“衣服渐变存语言”，这不是活脱脱的亡国奴景象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北宋政府内部的一大批精英人士虽然表面不提收复燕云，但内心深处对燕云旧地，一日也未曾忘怀。国家不能统一，天下门户丧失，疆土金瓯有缺，同胞分处两国，骨肉不得团聚。对宋人而言，这一切都转化为一种心有未甘，挥之不去的幽云情结。辽宋缔结澶渊之盟，实际上战略力量的天平一直在像辽朝倾斜，北宋通过忍让退缩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契丹的贪欲，维系了和平基础。宋辽两国均是苟且偷安，一个不提北伐，一个不想南征，从而达到了某种形势上的均衡。 说两国结为兄弟之国，在１２０年间，未动兵戈，但关系并不是很稳定，大冲突没有，小摩擦不断。宋仁宗庆历元年（１１４１年）辽朝为牵制北宋伐夏而挑起关南十县的外交纠纷。契丹以南朝增兵边界为借口，调集大军，会兵燕京，声言南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向宋朝提出归还关南十县的无理要求。这一次外交纠纷虽说最终以北宋答应每年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了事，但辽朝这一次硬是逼迫宋朝将岁币岁帛改名为“纳”币“贡”帛，就这一字之别，便已是“失之厘毫，差之千里”了，宋政府每年给辽国的“压岁钱”这回是明正言顺的变成了“孝敬钱”。契丹“老大哥”如此不给面子，北宋'小弟弟'的难堪也就可见一斑了。 辽宋关南十县的交涉，刚告平息，没过上三十年，宋神宗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辽国凭空制造事端又同北宋发生了河东地界之争。原来早在宋仁宗时期，由于和平日久，宋辽边民相互越界耕牧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加上双方边民典卖土地从而导致宋辽边境地界不明。宋方能及时督促地方官员，约束百姓，避免生事，而辽朝则对边民侵界行为不加约束。庆历年间，因辽朝边民过境耕种，侵占宋境，地方官曾上奏朝廷，请旨定夺。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争竞”为名与辽朝重新勘定朔州一带地界，将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岭南移至黄嵬大山北麓。宋朝的迁就助长了辽人越境侵耕的行为。辽道宗咸雍年间，云中屡有辽人南向侵耕宋土，河北也有辽人违约在界河捕鱼。本来按照澶渊之盟中两国达成的司法引渡协议，宋朝政府完全可以将越境辽民羁押遣送，但官方却怕引起涉外纠纷，对此放任自流。宋政府的一味迁就，使辽人越界侵耕、侵牧、侵渔、侵猎之事屡有发生，越演越烈。辽人视北宋软弱可欺，变本加厉，终于在熙宁年间发生了河东地界之争。熙宁七年，辽国“猪八戒倒打一耙”遣使赴汴京说宋朝边民侵耕辽土，要求派员“共同检照”。面对辽人的胡说八道，宋朝也不敢怠慢，先后两次派员赴河东与辽方共同勘验边界，可是这时的两国边界早已是犬牙交错，难解难分。正像那首元曲唱的:打破泥人和成泥，你中有个我，我中有个你。经过七十多年，宋辽边界早成了一本糊涂帐，勘验当然没有结果。契丹使萧禧赖在汴京不走，宋神宗忧形与色。宋人的心胸确实很宽广，对辽人上演的这番闹剧不仅热心捧场，而且知趣埋单！宋神宗以“中国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土细故，有伤欢好大体。”为由，承认了七十年来辽民私自侵占的宋朝边地，将应州、武州以南的大片土地出让给辽国。由此我们看的出来，澶渊之后，辽强宋弱，辽方屡生事端，宋方委屈求全。宋辽这一对“俏冤家”时好时坏，时亲时疏，打情骂俏，半推半就“一半难当一半耍”，纠缠了一百来年。 历史有的时候也很公平，当时间到了十二世纪十年代时候。昔日持强凌弱，幅员万里，拥兵百万的大辽朝已是四分五裂，渐入势微，其东线更为女真所困。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战略力量的天平第一次开始向宋朝发生了倾斜。面对辽势已衰，攻守易势，北宋君臣谋求废除澶渊之盟这个不平等条约，并借机收复燕云失地的政治企图也是非常正常的，尤其是进入二十年代后，北宋面临辽朝必然灭亡的总趋势，换成谁当皇帝都会重新燃起收复燕云的念头，原因简单，任何政权都不能容忍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北宋政府在辽朝行将灭亡之际，做出收复燕云失地的重大政治决策，应该说是符合中原汉族人民根本利益的。至于国家之间的盟约，本来就是双方力量平衡的产物。“此一时，彼一时”辽国在金军凌厉攻势下，以成“釜底游魂”无力保有疆土，国家面临崩溃解体，宋朝最终“罢盟约”“复燕云”兼弱功昧，也是形势所必然，并非人谋所能扭转。我们不妨退一步来想，如果北宋政府此时严守封疆，坐观成败，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大好良机，就即便最终能够侥幸保全，其无能之态，也必为后世所讥议。北宋建国一百六十年来，未能收复燕云，是有心无力，而此时不去收复燕云就是有力无心了。“有心无力”可以原谅，而“有力无心”则必受耻笑。历史有的时候有很多选择，历史有的时候也似乎只能有一种选择。 至于有一种观点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于收复燕云，这实际上是从最终结果看问题，属于“事后诸葛亮”并不高明。北宋灭亡虽说自收复燕云始，但收复燕云并不是北宋灭亡的必然原因。总体来看，北宋政府收复燕云的政治决策并没有出错，其最终失败主要在于实际运作与战略对策上发生了重大失误。 注释(1)辽朝军事制度与总兵力： 辽国五京分别统有汉、渤海、契丹等军，平时守卫京城，有战事则奉调出军。各州设节度使，五京兵事各有专司总领，南京设有元帅府，统蕃汉兵；中京军事由南、北两大王府统领；西京由乙室王府统领；东京有都部署司和统军使司；上京有上京总管府和上京城隍使司。此外，南京、中京、西京又各有禁军。辽国盛时，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164万。这是辽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另外辽朝各属国、属部皆有本部军队，有奉调从征的义务，不从者将被讨伐。由此可见,十一世纪，中国北方的辽朝是当时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军事帝国。 注释(2)：韩德让与萧燕燕的这段感情纠葛，在当时已是天下皆知，甚至于连宋朝也颇为关注。宋使访辽时发现萧后巡幸出宫，韩德让参乘，两人同乘御车，可见关系亲昵。韩德让在圣宗一朝，地位显贵，外领军国重事，内统皇宫宿卫。平心而论，韩德让能力才干不容置疑，公忠体国，是治国之能臣，但此时辽朝股肱甚多，耶律先轸，耶律休哥，萧达凛尚在，作为汉臣的韩德让不见宠于萧后，是不可能提拔到那麽高的位置的。韩德让被赐国姓“耶律”“位列皇族横帐”，本身就是融入契丹主流贵族统治集团的一种现象，同时也为韩德让持掌辽国军政大权铺平道路。可见韩德让现象在辽国只是个例，并不具有代表性。至于有一派观点认为，汉人韩氏家族显赫一时，代表了南面汉官的整体地位在辽朝政治格局中的增长。此观点颇值得商榷。 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行动以及“海上之盟”的订立,究竟存在那些战略决策与实际运作的失误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回到本章开始时,北宋统治集团就是否收复燕云所展开的那场大讨论上来。对于是否签订“海上之盟”，宋廷内部无外乎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是以蔡京、童贯为代表的“夹攻论” 第二种是以郑居中为代表的“坐观论” 第三种是宇文虚中的“援辽论”。 （１）蔡京“夹攻论”与签订“海上之盟”的利弊得失。 持这一派观点的多是宋廷内部的实权派人物，其中包括蔡京、童贯、王黻、赵良嗣等人。应该说持“夹攻论”的一派，对辽国必然灭亡的总趋势，还是看得比较清醒的。正因为他们清楚的看到辽朝大势已去，不足以抗衡女真，所以才主张国家应尽早同女真结盟，协调行动，联袂攻辽。在对待女真崛起的问题上，夹攻派认为，朝廷应趁此良机，收复燕云，增强国力，而后据关守险，万一女真灭辽，尽得燕云重地，则必为中国所患。蔡京所言的“今我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我有。”赵良嗣所说的“万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都清楚的阐述了这层意思。在夹攻派看来，收复燕云重地，不仅可完成国家统一，同时还可增强自身国力，控北方险峻之地，扼女真南下之喉。夹攻派显然认为，国家收复燕云十六州，不仅可以巩固宋朝北疆的国防态势，同时还可增强宋朝同女真抗衡的实力。我不反对夹攻派收复燕云的立意是好的，具有积极进取的意义。但是光有积极的目的，没有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那麽积极的行动最终会演变为投机与冒险。 至于有一种观点，指责以蔡京、童贯为首的夹攻派，互为朋党，借收复燕云之机，妄图建大功，用以自固，以逞其欲。仔细想来，这个观点实在站不住脚。蔡京童贯是“忠”是“奸”暂且不论，就从“收复燕云”这一政治决策而言，也算是谋国之道。其本意不应有所怀疑，但是举措上的失误应予以总结反思。不能说收复幽云最终失败了，就“一棒子打死”结合主政者的道德人品，怀疑他的最初动机。这种所谓“以人废政”的史观，窃为高士所不取。 虽说夹攻派本意良好，但主张同女真签订“海上之盟”的决定，却是整个平燕事务中埋下隐忧的重大败笔。为什麽这麽说呢？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北宋收复燕云是否有必要同女真结盟？实际上，北宋仅仅为了收复燕云而同女真结盟，其弊要大于利。从政治角度来考量战争期间的军事同盟，显然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其一，两国之间能否形成相互一致的战略目的，双方能否具备足够的诚意，在战场上达成一系列有效的战略配合。这是盟国之间的硬件。 其二，同盟国之间的民族性是否一致？两国之间的契合度如何？盟国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是否深厚？以及两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上的共同性怎样？这是盟国之间的软件。 在历史上，一个牢不可破的战略同盟必须具备以上的硬件与软件。凡是历史上成功的战略同盟与失败的战略同盟，其成功的秘诀与失败的教训都无外乎以上两点。这一原则仍然左右着现代国家关系。 关于此点，倒是可以举几个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加以说明。在二战中，英美盟国具有相似的民族性与价值观，同时有着共同战略目的，并且能够在战场上相互协调，形成有效的配合，这也就具备了盟国之间的所有条件。而反观轴心国集团则不具备这种条件，这就造成了他们在整个战争中或者沦为盟国附庸；或者为了利益各自为战，内部矛盾重重，同盟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 有时候，盟国之间的软件比硬件还重要，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我们回顾一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毛子和我们的同盟，就可以发现，由于两国没有民族共同性，相反却有着很深的历史宿怨。出于某种现实利益考虑，强要结盟，这只能加剧双方的矛盾与猜疑，最终导致苏方败盟，两国关系也由此恶化，变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苦涩回忆。因此，国家统治者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当与军事上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时，一定要慎重，不要轻言什么战略合作伙伴。暂且不论能否结为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就即便真的结为了战略合作伙伴，有时候，也并非是一件好事！因为从历史上看，昔日同盟演变为今日仇敌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 了解以上观点，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分析一千年前的宋金“海上之盟”。因为历史与现实具备某种互动性，历史可以借鉴现实，同时现实也可以印证历史。 回顾“海上之盟”可以清楚的发现，北宋并不具备同女真结盟的条件。宋军羸弱不堪一战，而金军犹如虎狼，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这种强烈的军事反差，使得宋金两国在军事上无法形成有效的战略配合。这就加剧了金朝对宋朝的疑虑与不满，产生了轻宋之心。金使浦家奴质问宋使赵良嗣的一番话，就清楚的表明了金人的这种情绪。而另一方面，宋金两国由于价值观、民族性大相迥异，宋人无法与金人良好沟通，无法舒解这种矛盾，反而加重了双方的不满与摩擦。在宋人看来，金人野蛮不开化，根本不可理喻。中书舍人宇文虚中就明白无误的阐述了此点“女真不可以礼仪服，不可以言辞说诱。”在谈判中，金人信奉强者观念，崇尚强盗逻辑，不讲道理，只论事实；宋人讲究“温良恭谦”妄想“以理服之”这不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通”了嘛？金朝认为替北宋攻下西京、燕京，北宋理当犒军补偿，搜刮两京子女玉帛，理所应当，名正言顺。而宋朝军事不济，为接管两京，更不敢开罪金朝，只得委曲求全，终于使“海上之盟”演变为一场得不偿失,引起纠纷，遗祸无穷的害国蠹政。 实际上，北宋若想夹攻辽朝，收复燕云，没有必要非同女真结盟不可。北宋与金朝签订“海上之盟”无非是想对辽朝构成夹击之势。但自从辽金战争爆发以来，女真与契丹，矛盾不可调和，早已势成水火。辽军主力被金军牵制在北线战场，宋朝若趁此时伐辽，客观上已经借了金军之力，事实上已经构成夹攻之势了。可见北宋与金朝结不结盟，对整个伐辽战争而言并不重要。北宋既然在军事上享有“鹬蚌相争”之利，外交上再委曲求全订立“海上之盟”就已是多此一举了。北宋王朝同女真接触以探虚实，并无不可,但若同金人结盟,就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了。北宋此时不同金朝结盟反而比结盟更具灵活性。北宋不同金朝结盟，可使自身暂时游离于辽金战争之外，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如果同金朝结盟，必然要同金方约定夹攻日期，而此时北宋军事准备不足，再加上不能随意选择开战时机，反而会使宋军伐辽的军事行动受制于人，丧失自主性与回旋余地。 由此可见,以蔡京、童贯为首的夹攻派其“收复燕云”的决策虽说是谋国之道,但主张签订“海上之盟”的决定，却是“与虎谋皮”“画蛇添足”之举。 （２）郑居中的“坐观论”是否可以避免北宋灭亡？ 郑居中的援辽论在后世史家中颇有市场。持坐观论的一派认为，北宋如果不援辽、不助金、不结盟，金国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坐观派认为，国家不宜见祸而动,理应恪守盟誓,静镇封疆,坐观成败,不给女真以借口，以待辽国自灭。坐观派主张不援辽，不助金，不结盟,认为北宋收复燕云是制造事端，轻举妄动。此观点看似计出万全，以不变应万变，但其不赞成收复燕云，同时也不积极谋划完善军备，培养国力的举措，实际上已演变成一种不顾外部客观形势变化的不作为之举。事实上，坐观派对辽朝四分五裂,必然败亡的总趋势，丝毫没有怀疑。郑居中所言“不宜幸灾而动，待其自毙也。”也清清楚楚的道破了此点。面对金强辽弱，女真势如破竹，辽朝无力抵御，其灭亡已是形势必然。一旦金军以新锐之师，席卷辽国，尽有辽疆，就不可避免的同北宋王朝接壤。以女真孛狂之志，狼奔豸突，且得燕云重地，难免不会有窥伺南朝之心，这不需要任何理由与借口。不难想见，宋金两国一旦接壤，以女真之强悍必然要成为宋朝北方巨大边患。北宋王朝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要不可避免的重新衡量与金朝的关系，这是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坐观派在对待辽势已衰，女真崛起的问题上，妄图不接触、不介入，不谈判，不收燕云，静守疆土，不给金人牧马南下之借口，用以自保的策略，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而已。坐观论所言的“据契丹勿援，据女直而勿夹攻，则不导女真以窥中国”实际上是把国家之安危，和平之希望，寄托与强敌之心。“不持我之不可犯，而持人不犯我”恐是一叶障目，掩耳盗铃之举。 由此可见，坐观派所谓的“恪守盟誓”“静镇封疆”不仅会使北宋王朝错失收复燕云的千载良机，同时也不能完全避免开宋金之边衅，只能使北宋王朝丧失外交与军事上的主动权，处于更加被动不利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好，北宋灭亡的命运不可避免。坐观论看似是以静制动的稳妥之策，实际上却是逃避现实的消极之举。明为“坐观成败”，实为“坐以待毙”罢了。 （３）宇文虚中的“援辽论”是否可行？ 宇文虚中的援辽论，也颇为后世所称道。援辽派认为宋辽两国唇亡齿寒，国家不应伐辽，理应援辽，用恭顺之契丹抗衡强悍之女真。 此派观点虽说具有一定的先瞻性，但在当时情况下，恐不可行。其一，宋辽两国虽缔结澶渊之盟，但百余年来，外和好而内猜度，相互摩擦不断，双方戒备很深。澶渊之后，北宋王朝鉴于辽朝强大军力，虽表明放弃燕云失地，但不过是权宜之计与无奈之举，并非心甘情愿。对此，辽朝也是隔岸观火，心知肚明。而此时，辽国面对女真势力已过辽东，上京中京门户洞开，金军攻势迫在眉睫，漠南本土岌岌可危的态势，燕云汉地的战略地位对辽国而言，就尤为重要了，燕云业以成为辽朝继续立国的根本了。面对宋辽两国攻守易势，力量消长，契丹虽对北宋恭顺，不过是为了稳住南朝，解除后顾之忧，确保燕云而已，其本意并不想让北宋趁机插手燕云事务。可见，宇文虚中所谓援辽论，不过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罢了。北宋此时援辽，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只能加剧辽朝对宋朝的疑虑与防范。 其二，即便宋辽两国能够联合抗金，以两国现有之军力，也未必能阻挡女真兵锋。辽主也曾联夏抗金，以辽夏之力且不敌金军，宋军战力尚不如西夏，若是联辽抗金，岂不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之举？以宋朝之力如果联辽抗金，非但无法救辽，反会遭受惨败，并有可能使北宋王朝在军事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遭到金朝大规模的军事报复。 由此可见，援辽论看似“高瞻远瞩”“极付远见”但由于缺乏政治与军事上的整体权衡,在辽朝大势已去的严峻形势下，实际上是一种不顾双方力量悬殊的军事冒险，同时也是一场“费力不讨好”的政治赌博。 注释（１）辽夏抗金：辽天祚帝退守夹山后，曾借兵于西夏，夏主李乾顺派兵援助辽朝，后被金军击败，西夏向金朝称藩。 注释（２）关于燕云汉地在辽朝即将灭亡时的重要战略地位，可参见辽将耶律大石劝谏天祚帝的话。辽朝得到阴山室韦谟葛失部提供的兵力后，辽天祚帝主张立即收复燕云。耶律大石劝谏：“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燕云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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