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州申遗新主题千呼万唤始出来｜乡音｜165期

乡音文化 202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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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14世纪的东西方交往史上，泉州无疑是一座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历史坐标，且为中国首次出现的非行政中心的大城市，亦是欧亚商业移民最稠密的国际社区和世界主要宗教共存一城的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这是欧亚大陆从未有过的世界性文化现象，其时世人知 Zayton(刺桐)如今人知纽约。

——戴泉明《天下之货仓》九州出版社

泉州申遗新主题千呼万唤始出来

｜乡音｜165期

经过一年多紧张有序的深化研究和完善，泉州申遗项目的补报文本于2020年元月完成中英文版本，重构的主题一直到元月中旬还在邀请专家反复斟酌，足见认真细致。2月1日前，补报文本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直到4月18日，人们关注的泉州申遗项目新主题的方才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当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日活动中，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正式宣布，我国2020年的申遗项目名称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1］

新主题新内容

无疑，泉州申遗项目的这一重构主题更加准确地展现泉州在10-14世纪高度繁荣的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中的历史地位。从本世纪初泉州启动申遗工作以来曾经拟定的申报主题：“海上丝绸之路东端——泉州”（2002年），“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2016年），“古泉州（刺桐）史迹”（2018年正式申遗项目主题），“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020年项目补报主题）来看，反映出泉州对所申报的系列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OUV）认知的深化和进步。

22个遗产点重新排序

值得注意的是，泉州申遗办重新将包括6个新增遗产点在内的22个遗产点重新排序如下（字体加粗为新增）［2］：

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

由此可见，以上的排序说明这次申遗的补报工作，就遗产价值、系列遗产的要素构成逻辑与整体关联，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完善。”泉州在10-14世纪高度繁荣的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作为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3］这次补报确定的22个遗产点比较完整且多维度地支撑与体现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宋新潮透露泉州申遗进展情况

关于泉州申遗的进展情况，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说，”（泉州申遗补报文本）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总部今年3月份组织专家进行过评审。目前还不太清楚评审的意见。我向ICOMOS主席河野俊行发去过邮件，希望他们对我们还需要做哪些补充和完善给一些意见。不过现在是疫情期间，巴黎（注：ICOMOS总部）的很多工作也是处在半停顿的状态。我想，这次泉州申遗，基于前期在主题和内容上所做的工作，我们的把握性大大地增强。我希望也期望能看到一个很好的结果。“［4］

进一步丰富OUV的阐述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新增的6个遗产点中，有2个遗产点安平桥、德化窑遗址是笔者自本世纪初泉州启动申遗工作以来多次强烈建议所提（最早的建议是2002年2月11日写给“市申遗领导小组”的《关于增加泉州申报“世遗”考察点的几点建议》，其中包括草庵摩尼教遗址），此后又多次建议。2018年10月23日，笔者写给市委主要领导的《关于泉州申遗“要求补报”的建议》，再次提出新增遗产点安平桥、德化窑遗址以及包括顺济桥在内的“南关港遗址”。

与之前“古泉州（刺桐）史迹”相比，新增遗产点的历史叙事更为丰富。比如新增的安溪青阳冶铁遗址，凸显泉州自五代至南宋作为出口东南亚和供应江浙的产铁基地的重要地位。新增的市舶司遗址和南外宗正司遗址很有新意，前者是古代中国海洋贸易制度体系的体现，后者是南宋朝廷在泉州管理宗族皇族的机构。新增遗产点无疑进一步支撑泉州作为宋元时期国际贸易中心的价值，使其OUV更加丰富和完善。

新增遗产点的核心价值

笔者在乡音150期对新增6个遗产点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以下根据新的排序重点叙述其核心价值部分：

㈠新增遗产点之市舶司遗址

·泉州市舶司遗址（图源：宋元郎/摄）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宋廷批准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自此，刺桐港即为国家法定通商口岸，成为泉州海外贸易的重大历史转折。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宋廷罢两浙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成为南宋两大市舶司之一。至元十四年（1277），元廷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并颁行《市舶则法二十二条》，各地市舶司悉依泉州例取税。［5］泉州遂然成为为“全国海关总关”，元廷最为倚重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

泉州市舶司遗址明泉州市舶提举司隶属关系图（图源：网络）

市舶司遗址的核心价值在于作为刺桐港的重要遗址和历史见证，泉州市舶司自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至至明·成化八年（1472年）的近400年间，不仅管理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检查、征税等，而且同时兼有海关港务、外贸招商等职能，对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贡献巨大。尤其是其源于当地民间海神崇拜而设立的“冬谴舶、夏回舶”的祈风祀典制度，是中国古代海事管理制度唯一的创新之举，亦是闽南文化习俗的独特表现。

㈡南外宗正司遗址

南外宗正司遗址仅存遗物——宋代石刻翁仲（图源：网络）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南外宗正司移置泉州，赵氏皇族太祖派、太宗派、魏王派宗室349人随迁。自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定(1228—1233年）间的一百年间，宗室人口发展到2314人。［6］150年间，泉州、漳州，共有13名宗室知州（泉州6名、漳州7名）、51名宗室知县、10名市舶司提举。其中著名知州兼权提举市舶的有建成安平东西双桥的赵令衿、著有千古名作《诸蕃志》的赵汝适、革除积弊的赵崇度、一扫腐败之风的赵彦候和施行惠政的知州赵必愿等。当然也有因腐败而罢官的提举市舶赵不熄。赵氏宗室还积极参与官方组织的祈风活动，九日山祈风石刻的铭文几乎每次都有宗子参与。

“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祀事既毕，登山泛溪，因为一日之欵。淳熙戊申（淳熙十五年，1188年）夏四月，会者六人：林枅、赵公迥、胡长卿、韩俊、折知刚、赵善罙。冬十月，会者五人：赵不逷、胡长卿、韩俊、赵善罙、郑颐孙。” 这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一段记载一年两次（夏四月冬十月）祈风的石刻内容。（图源：乡音文化）

不可否认，南外宗正司设置泉州，也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泉州知州谢克家、真得秀曾多次上书请求经济援助。泉州政府无计可施，只得寅吃卯粮，预征一两年的赋税，惹得百姓怨声载道。赵氏宗室还抉势为暴，与民争利，遭到朱熹强烈抨击。［7］“景炎（1276—1278年）间，叛贼蒲寿庚尽害宋宗室，司废。”［8］

泉州宋皇室合族趙氏大、小宗祠原貌：泉州西街甲第巷原赵氏宗祠，世称“犀牛望月”。右为大宗奉祀太祖、太宗、魏王赵氏、三派历代有功德名人。左为小宗奉祀太祖派并霞房先祖，右小厅有赵特峰等四人塑像。

作为泉州举城降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牺牲品和历史见证，存世一个半世纪的南外宗正司遗址的核心价值更多体现在其文化意义。毋庸置疑，赵氏宗室带来的中原宫廷文化、人才以及工具、技术、艺术，推动泉州海外贸易、社会进步，同时深刻影响和丰富闽南文化的内涵。其宗室家班“七子班”成为后来泉州梨园戏的源头；“五祖拳”则是南外宗室传播少林武术的“活文物”，而宗室带来的道教、道家则对泉州道教、民风民俗产生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

㈢德化窑址

德化窑遗址·梅岭古窑址（来源：网络）

德化窑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横跨10—20世纪（两宋、元明清）出土外销瓷器最多、长度最长、且保存完整生产过程和烧制工具的“龙窑”、“阶级窑”遗址最为密集的区域，亦是15世纪西欧仿制瓷的源头和东亚、东南亚烧瓷窑炉的始祖。

新增遗产点：德化屈斗宫古窑址（图源：乡音文化）

德化窑遗址·梅岭古窑址（图源：网络）

德化窑遗址·三班古窑址（图源：网络）

截至2019年8月，南宋初古沉船“南海一号”共出水德化窑等瓷器18万余件。（图源：网络）

德化窑址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见证中国早期外销瓷和古代陶瓷生产规模化作业的重要社会变革的历史阶段。作为中国最早的外销陶瓷生产基地，德化陶瓷和刺桐缎一样，从11世纪起就成为西方认知体系中激发“东方想象”的主要物质载体，在宋元时代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陶瓷输入国上流社会追逐的崇尚对象，甚至改变陶瓷输入国的社会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1291年马可·波罗从刺桐运回威尼斯的货物就有德化陶瓷，如今在其故乡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就是来自德化。

（注：详见“乡音｜124期”：笔者17年前的建议原文摘录；2002年10月笔者学术论文摘录；2018年8月笔者学术论文摘录。）

㈣安溪青阳冶铁遗址

安溪青阳冶铁遗址（图源：网络）

安溪青阳冶铁遗址是宋代泉州矿冶业大发展时期的重要遗址，位于安溪县尚卿乡青洋村青阳下草埔冶炼场。其周边有青阳铁矿和珍地铁矿以及青洋、科名、青苑、南斗、长坑、铁屎乾、竹山等七个冶炼场。青阳冶炼场是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冶铁遗址。

泉州矿冶业始于唐代，兴于五代，盛于宋代。据明·万历《泉州府志》载，北宋开宝年间（968～975年），泉州设置矿冶场务201处，开征铁课。泉州产铁之场，北宋盛时达15场。尤以安溪冶铁场规模最大，分布于尚卿、大坑、湖头等地，毗连成片长达数十公里，“庆历五年（1045年），泉州青阳铁冶大发”。［9］

安溪尚卿青阳（图源：网络）

泉州自古以来铁矿丰富，唐初已有冶铁和锻打铁器的技术。《新唐书·地理志》载：“泉州南安产铁，制品由泉州港出口。”北宋初期，福建矿冶业有“银场二十七，铁场二十，铜、铝场各二十八处”，占全国首位。其中，泉州铁场占四分之三，以“锭铁之蔽”著称于世。“两浙运司奏，当路州军自来不产铁，并是泉、福等州转海兴贩。”［10］

五代泉州生产的铁器已是远销东南亚各国的大宗商品。1974年，泉州承天寺一带出土成批的五代闽国“永隆通宝”大铁钱陶质钱范，“王延羲永隆四年

（942年）八月铸'永隆通宝’大铁钱，一当铅钱百。”［11］“永隆通宝”的发现，说明当时泉州化铁温度至少提高到熔点1535℃，才能铸造出带有文字的铁钱。到了宋代，泉州手工业已拥有“灌钢术”、“高炉生铁冶炼术”、“胆水浸铜法”和“吹灰炼银法”等世界最先进的冶炼术。

泉州出土的“永隆通宝”铸钱钱范，一钱一范，史为罕见。（图源：乡音文化）

安溪青阳冶铁遗址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文献记载的11世纪泉州矿冶大发展时期的历史见证，是领先西方数百年的中国冶炼技术最高水平的杰出代表。

㈤安平桥

作为世界古桥梁的杰出代表，安平桥与洛阳桥一样是中世纪泉州海外交通发达的重要见证。安平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前后13年，其工程比建造7年的北宋洛阳桥更为巨大，原桥长度达2255米，在世界桥梁史上保持“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纪录竟达数个世纪。

俯瞰安平桥（图源：郑宗娟/摄）

安平桥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是南宋泉州“造桥运动”巅峰时期遗存至今的杰作。从北宋洛阳桥建造开始，泉州掀起一场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造桥运动”，到南宋绍兴年间达到高峰。两宋间，泉州共造桥139座，其中113座建于南宋[3]。“尤以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为最多，造桥总长度在5052丈以上。若以洛阳桥长度360丈，花费1400万缗计算，不考虑物价指数的变动及工程之难易等因素的话，这一时期造桥资金达到1亿9600万缗，而当时南宋政府年财政收入只有4500万缗。这些造桥资金几乎来自民间商民募集。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南宋刺桐民间所拥有的富可敌国的雄厚财力” ［12］。纵观天下，南宋一代，世界上从未有一个港口城市如刺桐一般有过从沿海到山区造桥之广泛、造桥数之多、单桥长度世界最长之奇观。

安平桥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图源：蒋长云/摄）

这些跨江接海的大石桥不仅是泉州海外交通的巅峰之作，“更重要的是，安平桥与洛阳桥构成了北宋至南宋泉州在欧亚桥梁建设史上一段独具特色的造桥运动的历史，反映出人类历史上一种征服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其伟大成就'是建筑、建筑学、技术工艺或景观方面的杰出范例，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世遗标准iv）”。当然，这两座11-12世纪前所未有的海湾梁式石桥也应该“是人类创造性天赋的代表杰作（世遗标准i）” 。世界著名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称：“中国古代桥梁，其中特别是福建一带的石桥，体量大，构件重，构筑科学，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能够同它们相比的”。

（注：详见“乡音｜122期”：笔者17年前的建议原文摘录；2002年10月笔者学术论文摘录；2018年10月笔者建议摘录。）

㈥顺济桥遗址

2019年的顺济断桥（图源：宋元郎）

顺济桥位于泉州古城德济门外笋江下游。“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郡守邹应龙造石桥,长一百五十丈余，翼以扶栏。以近顺济宫（即天后宫），因名顺济。以其造于石笋桥后，俗呼新桥。” [7]其江流湍急，“浯江横贯二里许，桃源、武荣诸山流由此入海。霖雨暴涨，巨浪拍天，其地下通两粤，上达江浙，实海国之冲衢，江城之险要也。自斯桥成，而肩摩踵接，直蹑风涛于足下，而恬然不知，厥功伟矣！” [8]

20世纪80年代的顺济桥（图源：成冬冬/摄）

顺济桥全长338米，共31墩。原结构基础采用全河床抛填块石和条石，双尖桥墩为干砌条石，桥面为丈余石梁。邹应龙是在建造顺济桥的同一年大修五代罗城。“嘉定四年（1211年），守邹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赀，请于朝而大修之，罗城始固。” [9]

1976年顺济桥石将军（图源：成冬冬/提供）

值得注意的是，顺济桥桥北并非直达泉州古城，而是终于草洲岛（俗称菜洲）。这从《明·泉州府志泉郡总图》可以看出。草洲岛与古城有浯溪（俗称破腹沟）相隔，故古时桥北设木梁吊桥,有舟通行或有警即吊起。桥北桥南筑有桥头堡，置戟门,昼开，夜有警闭, 而桥南桥头堡勒“雄镇天南”，今皆不存。由此可见，顺济桥建成后，笋江上游自永春而下的山货船乃可顺流而下直达南关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