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州市申遗办回复紧急建议：古城水系已列入泉州申遗文本关联点｜乡音｜167期

zayton（刺桐），马可·波罗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港”，伊本·白图泰称之为“世界最大港”。它是中国首次出现的不是行政中心的商业大城市；是瓷器、丝绸、海船、铁器、蔗糖等诸多制造业中心；是欧亚胡椒贸易最大的集散中心；亦是12-14世纪欧亚大陆商业移民最稠密的国际社区，也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景教、天主教、犹太教等世界主要宗教共存一城的文化核心区，而且还是中世纪中国南方的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景教、天主教的传教中心。这是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戴泉明《天下之货仓》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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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167期

泉州市申遗办回复紧急建议：

古城水系已列入泉州申遗文本关联点

   上期《乡音文化》（165期）推送的《紧急建议：泉州申遗新增市舶司遗址，亦可新增八卦沟》，第二天笔者就收到泉州市申遗办的回复。原文如下：

   ××早。古城水系此次文本已列入关联点，作为城市结构重要支撑，但无法作为单列的一个遗产点，主因在于现存实物支撑还不成熟。这也是去年中、外专家论证后共同作出的结论。

   申报世界遗产的实物支撑在不可移动文物的真实性、完整性本身，文献只能是佐证之一，实物才是核心。就像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如果不是去年国家组织社科院来考古发掘（省、泉州配合），取得重要发现。否则这两个点根本不可能列入。

   从技术角度，古城水系要单列一点，要符合真实性、完整性指标，要系统的、大量的考古、保护、整治，牵涉面广而深，短期根本无法完成；从申报规则上，也不允许。若今后时机成熟，是可扩张增补，也很有意义。

   从以上回复得知，古城水系八卦沟已列入泉州申遗关联点，这是值得欣慰的。笔者在本世纪初泉州启动申遗工作时，写给泉州市申遗领导小组的多个建议中就提出增加草庵摩尼教遗址、安平桥、德化窑、八卦沟等考察点以及提出（旧总站）印度教寺遗址（俗称番佛寺）抢救性发掘（1996年其毗邻的主要遗址指挥巷食品厂已开发房地产）、抢救性保护南关港古渡口（俗称第五码头——第九码头，第一码头——第四码头在1997年12月开工建设泉州大桥时已毁）和尽快修复“危桥”顺济桥、浮桥等建议。

清末顺济桥下的木帆船（ 图源：乡音文化）

20世纪80年代顺济桥下的码头与货船 （图源：蒋长云 摄 ）

南关港9大古渡示意图（底图：2005年陈英杰/摄 策划：乡音文化）

   古城水系八卦沟无法单列遗产点令人遗憾，因为其展现古城历史文脉和城市肌理的文物价值要远远超过已列入申报文本某些遗产点。当然，十多公里长的古城水系八卦沟的保护所涉及的是超大范围且极为繁复的系统工程，没有几年时间是无法完成。但如果当年不是看不上地下遗迹而是高度重视，痛下决心考古、整治、保护，今日申报可就轻车熟路，从容应对。1996年津淮街改造时，笔者曾紧急建议抢救性发掘地下文物，引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海交馆全面发掘，结果发掘到60多具古代穆斯林墓盖石，轰动一时。如果当年不重视，这些文物恐怕再无重见天日的机会。

1998年津头埔旧城改造发掘穆斯林墓盖石现场（ 图源：成冬冬/ 摄)

   可见，地方主官对文物重视与否决定文物发掘和保护的程度。据悉，去年市申遗办组织在旧总站番佛寺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类似20世纪30年代吴文良先生发现的泰米尔文阴刻的泉州印度教寺纪事碑。

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番佛寺泰米尔文纪事碑（局部）（泉州海交馆/藏）

   据泉州市申遗办公号“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日前发布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简介》可以看出，这次公布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与2017年申报文本遗产点的排序显然有了很大的变化：

   2020年版

1、九日山祈风石刻  2、市舶司遗址  3、德济门遗址  4、天后宫  5、真武庙  6、南外宗正司遗址  7、泉州府文庙  8、开元寺  9、老君岩造像  10、清净寺  11、伊斯兰教圣墓  12、草庵摩尼光佛造像  13、磁灶窑址  14、德化窑址  15、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  16、洛阳桥  17、安平桥  18、顺济桥遗址  19、江口码头  20、石湖码头  21、六胜塔  22、万寿塔

万寿塔（俗称姑嫂塔 图源：成冬冬/摄）

   2017年版

1、九日山祈风石刻  2、万寿塔  3、六胜塔  4、石湖码头  5、江口码头  6、真武庙  7、天后宫  8、磁灶窑系金交椅山窑址  9、德济门遗址  10、洛阳桥  11、开元寺  12、府文庙  13、老君岩造像  14、伊斯兰教圣墓  15、清净寺16、草庵摩尼光佛造像

草庵寺摩尼光佛（图源：成冬冬/摄）

   由上可见，之前文本是按照航海与通商史迹（8个）、城市基础设施史迹（2个）、多元文化史迹（6个）的排序，叙述框架的关联性和逻辑性不够。而这次从新的主题构建，找到清晰的逻辑关系，首先是强调“宋代市舶制度下国家力量对海洋贸易的倡导和管控”以及“行政保障”等，体现“民间信仰与国家意志相结合对海洋贸易发展的共同推动”（1—6）；其次是精神层面和意识形态与海洋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共存的关系（7—12）；再者，突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强大的基础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13—15）；最后就是海洋贸易刺激和推动下泉州水陆转运系统和陆地交通网络高度发达。

洛阳桥（来源：陈英杰/摄） 

安平桥 （图源：郑宗娟/摄）

    从简介来看，与之前的简介也有相当大的改进，平实而从容，认真而细致。虽然没看到补报文本，但从中可窥见文本的叙事风格。我们不妨节选“九日山祈风石刻”的简介作个比较：

九日山祈风石刻（图源：陈英杰/摄）

   （2020年版）

   九日山祈风石刻是一组记载了宋代在泉州负责海外贸易管理的国家专员、地方官以及皇室成员等为海外贸易商舶举行祈风仪式的摩崖石刻，它与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等共同体现了宋代市舶制度下国家力量对海洋贸易的倡导和管控。这些珍贵的石刻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了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密切关联的运行周期等历史信息，反映出海神信仰对贸易活动的精神促进。

   九日山上现存宋代以来的石刻共78方，其中涉及宋代航海祈风的石刻共计10方，分布于九日山东、西两峰的崖壁上，东峰2方，西峰8方，最早的为1174年，最晚的为1266年。其中记载冬季启航祈风的石刻有6方，记载夏季回航祈风的有3方，还有1方同时记载了一年两季的祈风。10方碑文中记载的历次参与祈风活动的市舶司官员共9人，泉州地方军政要员共58 人，有18人为皇族。［1］

一年两次祈风的九日山祈风石刻（图源：乡音文化）

2017年版

    

   九日山祈风石刻是12-13世纪泉州地方政府主持航海祈风祭祀活动的石刻文字记录，也是现存唯一的古代政府有关航海的国家祭典的石刻文字记录。位于晋江北岸的九日山，记载古代泉州港为祈祷远航顺利而定期举行官方祈风典礼的独特历史。石刻分布在东西两峰，共10方，反映泉州悠久的海洋文化传统，体现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成熟。［2］

”九日山“摩崖石刻（图源：宋元郎/摄）

  由上可见，2020版的简介对九日山的历史定位更为精准，功课做的很足，既有宏观叙事，又有细节体现，而且不忘遗产点的关联：“它与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等共同体现了宋代市舶制度下国家力量对海洋贸易的倡导和管控。”其核心价值：“这些珍贵的石刻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了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密切关联的运行周期等历史信息，反映出海神信仰对贸易活动的精神促进”，简明扼要，令人耳目一新。从2020版的简介综述，也是可圈可点：

   泉州曾是10-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它作为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本次泉州申遗项目的遗产整体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它们完整地体现了宋元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3］

开元寺（图源：陈英杰/摄）

   相比之下，之前的”申遗综述“（原文链接 http://www./content/2017-07/29/content_5680170.htm）就显得冗长而繁复。从这次发布的简介得知，去年的考古发掘有新的发现：在市舶司遗址出土了德化窑、磁灶窑、东门窑、南安窑以及外地的龙泉窑、越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等地的瓷器残片。“其中元代卵白釉饰有龙纹、花卉纹的瓷器残件为高等级瓷器，佐证了该组建筑群的高规制。”［4］

市舶司遗址出土的宋元时期青瓷、白瓷、酱釉瓷

 

   其实，市舶司遗址出土的宋元瓷器残片都不如上海《收藏快报》总编余光仁多年前收藏的泉州市舶司出土的龙纹盏碗来得“高贵”。其阴刻的龙纹线描，威猛灵动，神采飞扬，是德化窑龙纹瓷雕艺术的上乘之作，极为罕见。其二爪龙的图案足以佐证这是市舶司专用，而非外销瓷。

市舶司遗址，后为水仙宫即市舶司元帅庙（图源：乡音文化）

余光仁收藏的泉州市舶司出土的龙纹盏碗（图源：乡音文化）

泉州市舶司出土的龙纹盏碗线描图（图源：乡音文化）

    当然，简介并非申报文本，只是攫取其中的片言只语。《申遗文本》的编制是申遗的首道关口，相当于一部说明书。完整的申报文本是由遗产标识、遗产描述、历史沿革、 真实性和完整性、建议列入的理由和所依据的标准、比较分析等十多个部分组成。从已发布的简介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预测，这次上报的申遗文本应当是比较完美的文本。当然，就简介而言，也不是十全十美，个别文字还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世遗大会的推迟，使我们有进一步完善的时间。

清净寺（艾苏哈卜大寺）（图源：宋元郎/摄） 

    不得不注意的是，重构主题文本在“比较分析”上可能会出现与广州海洋贸易史比较的问题。当然，申遗重在遗产实物支撑，这是泉州的优势。而关键是如何在新历史叙事建构中凸显泉州在世界体系的地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将泉州列入13世纪世界体系的中心城市之一：“这个时期开始的跨文化互动影响了东半球绝大多数地区，由陆路和海路联结成的贸易网络几乎可以触及各个主要贸易城市和港口，开罗、布鲁日、热那亚、撒马尔罕、巴格达、马六甲和泉州等中心城市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枢纽”［5］。用当今时髦的话说，这是中古世界体系的“区块链”，而泉州正是这“区块链”之一。

    衷心祝愿泉州成功申遗！

参考资料：

［1］［3］［4］泉州市申遗办：《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简介》，公号：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2020.04.29

［2］《古泉州（刺桐）史迹的突出普遍价值（OUV）》,公号：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2018.07.26

［5］美·珍尼特·阿布—卢格霍特：《欧洲霸权之前：公元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何美兰、吴逸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