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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7日，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在洪洞参加了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召开的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月18日到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担任政治委员。 从此，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亲密战友在一起并肩战斗，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他们作为统率一支战略方面军的司令员与政治委员能够紧密合作，长期共事达13年之久，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军事指挥上，他们是并肩者，又是换肩者。刘伯承年龄比较大，有时身体不好；邓小平年纪轻，身强力壮。在紧张频繁的前线作战中。邓小平常常主动地把刘伯承肩的重担，接过来挑在自己的肩上。刘伯承也十分尊重邓小平，每每作战，他俩都是共同研究后才做出决定。  这一天，刘伯承正在山西省和顺县武家庄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回顾了抗日以来的战况和战斗经验。他说：“1937年底，全国抗战刚刚开始，局势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11月8日，太原失守；胶东、华东一带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基本崩溃。日军开始向山东进攻；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止规战争已经结束，战争进入到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为主体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上的大转变，许多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大转变的初期，我们将着重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解决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武装部队的问题。” 接着，刘伯承详细阐述了游击战的四种基本战术动作：袭击、伏击、急袭和吸打敌援，又总结了破路、劫车、断敌交通和打麻痹仗等游击战经验。此外，对半年来分兵发动群众，迅速地创建了一支有7500余人、2000多支的游击队伍，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有一次，在行军途中，我的坐骑受到一群黄蜂的袭击。战马这个庞然大物竞在一群小虫的进攻下疼痛难忍，狂乱奔跑，直到脱离了蜂群，还'心有余悸’。当时，我也受惊不小。事后，我想：俗话说，无角的绵羊受欺压，有蜇的黄蜂不可侮。黄蜂，其毒在尾，垂颖如锋，这就是它的武器嘛！现在日本侵略军陷入华北群众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好象我的这匹马陷于黄蜂阵，不是也落荒而逃了吗？” 正说到这里，刘伯承越过小操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看见李达、张浩、宋任穷等人正与一个矮个子朝会场走来。他心中一喜：邓小平终于来了！于是，他匆匆结束了这次讲话：“同志们，秦朝衰亡的时候，农民起义首先是由陈涉发难，接着是天下豪杰蜂起，我们的抗日游击战争也是民众蜂起！”  刘、邓的第一次见面便进入了对实质问题的探讨，刚一落座，邓小平便对刘伯承说：“在三洞开会期间，我抽时间拜读了你的《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和《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考察户，我感到你对'游’与'击’的理解是非常精到而切合实际的。白崇禧也以'游击战专家’自居，发表貌似积极的言论，提出应'击来击去’。'游，所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所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应使游与击巧为配合起来。游而不击要不得，继而硬拼还是要不得。’这样一个论断显然更准确。我和毛泽东谈起过此事，他认为你关于游击战的思想与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致的。希望我们今后能很好地合作，第一步就是要打破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游来游去’的谣言！” 刘伯承很兴奋：“好，第一步是要让国民党知道，共产党抗日绝不是停留在嘴边的一个口号！” 邓小平继续说道：“我有一个预感，国共此番合作并不预示从此国共进入真的蜜月时期。国共不会结婚的。待打败日本人，国民党将会有许多动作。我们的真正重任很可能是在打败日本侵略军以后……”  “的确如此！”这一次，刘伯承睁大了唯一的左眼，“你的这个预感真是高瞻远瞩啊。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有毛泽东、朱德这样的天才领导，有如此多的能人智士齐心协力，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我刘伯承如今有你邓小平相助，今日一见，便有如虎添翼、相见恨晚之感。你我好好生生干一番，岂能无成？小平，我已感到半壁江山红了……” 邓小平虽比刘伯承小，但显得十分老练。他上前握住刘伯承的手，使劲摇了摇说：“昔日刘备得关羽、张飞，便知可问鼎天下。毛泽东学生时代便吟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样的鹏鹄之句。共产党发展到今天，渡过了长征之难关。天下大局就要定在我党之手，也是气运使然啊……” 刘邓煮“茶”论英雄，气势自是不凡。至此以后，刘邓大军的人都说刘邓不可分，刘邓自己也这么说。他们不可分，除去感情上的融洽，便主要是工作上的默契，刘伯承具有战略家的恢宏磅礴、严谨慎密，邓小平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冷峻、旷达果断，二者相得益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刘邓指挥艺术”，使“刘邓”这个称谓中间不能加入顿号，成为世人传说的佳话。  战争转变又出了新形势，1938年2月中旬，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3万余人的兵力。分别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准备“反攻太原’的30万大军又是望风披靡，不战而溃。 当国民党军大溃败的时候，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129师各主力团适当集中，向正太线东段井陉的敌人进击。 当时，进攻晋南的日军108师团是沿邯郸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屯留、良马等直至临汾这条路线出击的。这样，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便成为日军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而黎城则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兵站集结要地。在这里，刘伯承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袭击日军占领的重镇黎城，吸引潞城之敌来援，以便在神头村附近伏击歼灭敌人。  3月16日拂晓，黎城。日军108师团崎良长官焦急不安地在巨大的、空落落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良久，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大步来到通讯处，命令立即给驻在潞城的日军108师团的世尾和16师团的林清发去急电，电文说： 世尾君： 我部于今日凌晨连共军八路军129师急袭，战斗激烈异常，此部队即由著名的刘伯承带领。此人心机深刻，用兵精熟，估计我部难以支撑到午时。故希你部及林清部速来救援。然以刘之计谋百出，须防其在神头岭伏击。俟时你们二部背击刘军，我部迎出，则天皇之命可以不辱。 可是，心高气傲的世尾和林清根本不把崎良的警示放在眼里。世尾对林清说：“崎良君一到中国来，胆子就变小了。刘伯承名将大大的是，听说又有一个邓小平相助，但也不过是打一打麻雀战，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  林清道：“他们了不起，我都三头六臂了。长生口一役他们暂时打了个胜负，用的就是'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之毒计。他们这次难道又要用此计？我看不会。” 世尾做出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子：“如果刘伯承真的有一手，他不会这么快就故伎重演。他是不会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押宝的……” “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人就喜欢摸着石头过河。我看就算是刘伯承，也喜欢这样。世尾君，我们还是立即奔赴黎城，把129师一举歼灭了，也好长长崎良君的志气！” 于是，108师团世尾部队和16团林清部队的1500余人，又钻入了129师设下的天罗地网之中。  神头岭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岭。在这里，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亦难以左右机动。但是，在选择战场时，有的参谋认为山岭太崎岖，不便于我展开兵力。刘伯承则认为：战争双方在战场选择上的利弊，有时正成反比；假如此次战斗换个开阔地形，确实利于我部队展开。但敌方也同时可以展开，而在这方面，敌方显然比我方占有更大优势。刘伯承决定选择利于我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展开回旋的神头岭为战场。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决定只以一个营的兵力作支援部队奇袭黎城，而以陈赓的386旅的3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 整个战斗于3月16日拂晓袭击黎城开始，至当日下午4时结束。结一果，从潞城赶来增援黎城的日军108师团世尾部队、16师团林清部队的1500余人，除百余人逃脱外，全部被129师的部队歼灭在神头岭。  落荒而逃的世尾与林清逃走后，逢人便说：“刘邓之部用兵如神，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其实也提防有埋伏，但他们伪装得太巧妙了！”因此神头岭战斗被当时日本侵华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因为伏击部队伪装得巧妙，在发起攻击前“高度警惕”的日军一直没有察觉。战斗一打响，日军步兵还没展开，骑兵还没有上马，炮也没有架起，就被消灭了。像长生口、神头岭这样干脆漂亮的伏击战往往是乘敌不意，使敌措手不及，全军覆没。但是，这种战术也易失算和被敌察觉。长期在129师政治部工作的张香山曾著文对此发表感想： “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是偏偏刘将军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打得百发百中。”难道刘伯承会“神算”？是的！但刘将军指挥部队的'神算’绝不是小说里所描写的军师用手指掐算算出来的，如果用刘将军的话来说，那是靠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这五项法门来决定的。”  神头岭战斗后，129师又于3月31日，在日军108师团作战地域的后方交通线上的涉县响堂铺，打了一次大的埋伏战斗。响堂铺战斗是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共同提出，征得前来视察的朱德、彭德怀同意而决定的。徐向前担任这次战斗的前线总指挥，具体负责战斗的组织实施。朱德、彭德怀还特意邀请了国民党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观战。这次漂亮的战斗，使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此后，刘邓大军又发动了长乐村之役，歼敌2200余人。进入1939年，恼羞成怒的日军集中5万余人的重兵，对刘邓所在的太行山区发动了最大的“秋季扫荡’，而刘邓指浑129师主力及385旅进行“反扫荡”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又于年底进行了邯长战役，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美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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