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谭正璧书札往还最为频密的赵景深,在1957年11月7日的来信中提到了一位声名未彰的“张心逸”,称赞他编纂的《元明戏曲词语汇释》“花了相当的心血”“颇有不少发现”,并已经和古典文学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很希望老朋友能够拨冗为其删订润色书稿。想来谭氏在回信时拒绝了这一请求,所以赵景深在当月25日又发一函,再次恳请谭对张施以援手,直言“倘此事不成,对他精神上和经济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信中还转达张氏的意见,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将起初拟定的约请谭氏帮助“校改”改为由谭、张两人“合编”,并说定谭对书稿有“有增删之权”,对此张“绝无异言”,稿费分配也从原先“以百分之二十奉酬”转为双方“对分”,几乎拱手转让了决定权。只是这部书稿此后并未付梓,以致《书札》编注者未能依循出版信息去沿波讨源,对张心逸的生平行迹和文章著述只能暂付阙如。此事虽属情有可原而无可厚非,却难免激发起读者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为了向谭正璧证明张心逸确实术有专攻,赵景深在信中还相继提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评朱居易稿(《戏剧论丛》)的材料,大部分是他供给的”,说的是赵本人以笔名“邹啸”发表在《戏剧论丛》第二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上的一篇《读〈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刚出版不久的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商务印书馆,1956年)旨在“以曲证曲,间及话本小说以资旁证”(见该书《凡例》),总共考释了一千余则出现在元杂剧中的疑难词汇,旁搜远绍,钩沉索隐,用功极深。赵景深的书评却直言不讳地批评他“每每从上下文来猜想其意义,有时连最普通的词语也解释错了”,对部分词语的释义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全文举证翔实,考订细密,颇能令人信从。赵氏毕生专注于小说、戏曲研究,尽管非常注重发掘史料,却并不以语词考释见长。从信中所述可知,他撰作此文曾得到张心逸的大力襄助,对后者而言,这毋庸赘言是一件驾轻就熟的小事。 赵景深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凌景埏《刘知远诸宫调》的疑难,张心逸替他解决,他认为很对。这方面他有创获,我们俩也都承认的”。凌景埏自1956年开始校注《刘知远诸宫调》,因为仅存的金刊本残卷先前一直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所以只能辗转依凭郑振铎整理校订的《刘知远传(诸宫调)》(收入郑振铎编《世界文库》第2册,生活书店,1935年),以及根据原书照片勾描翻印的《金本诸宫调刘知远》(来薰阁书店,1937年)。1959年凌氏因车祸猝然离世,所撰校注尚未最终定稿。数年之后,张心逸利用更为清晰的珂罗版影印本《刘知远诸宫调》(文物出版社,1958年),并参考青木正儿、郑振铎、内田道夫等中外学者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载《江海学刊》1964年第1期,署名“星逸”)和《补〈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载《中国语文》1965年第5期,署名“张星逸”)。在前一篇的引言里还专门提到了凌景埏的遗稿,称“凌氏生前花了很大力气,征询友好,从事校勘,终以俗体简写夹着摹本的以讹传讹,存疑的竟至无法辨明”。联系赵景深的来信,可知张氏的研究成果在正式发表前,就已经通过他转呈给凌氏参考,而且得到了凌、赵两人的充分肯定。赵景深早年编有《弹词选》(商务印书馆,1938年),在上卷《渊源编》里就节选过《刘知远诸宫调》,不过仅是迻录郑振铎的整理本,并未另外施加校勘注释。对张心逸此番提出的校注意见,他自然会格外关注,无疑也具备评骘得失的能力。《谭正璧友朋书札》中另有凌景埏在1957年10月15日的来函,同样可资比勘参证。信中向谭氏请教在校注《刘知远诸宫调》时遇到的疑难,坦言“有多处不明其义”,其中一处出自卷二刘知远与李三娘分别时所唱的“这烦恼浑如《孝经序》”。而张心逸在论文中也讨论过这一句的涵义,他根据唐太宗《孝经序》所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云云,推测“俗或因此而作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打诨语”,恰好可以替凌氏解惑释疑。数十年后,凌景埏的校注遗稿经过谢伯阳的修订增补,汇集为《诸宫调两种》(齐鲁书社,1988年),在注释该句时也引录唐太宗所言,认为“俗以左右不是,心中莫决,比之《孝经序》”。两相对照,显然借鉴过张氏的见解,只是格于体例,未能予以说明罢了。 明清以降出现过大量《西厢记》评注本,可张心逸在《谈〈西厢记〉的词语解释》里强调,“古人的笺注只能给我们一种启发与参考,并不见得绝对正确可信”,由此指摘王季思的新校注本虽以精博见称,“也有不少使人感到不妥。主要的也是被古人的笺注所眩惑,而粗枝大叶地不加考索所造成的”。如剧中第四本第一折里有一句唱词“不良会把人禁害”,王季思在早年所撰《西厢五剧注》(龙吟书社,1944年)中认为“'良会’二字连用”,所谓“不良会”就是“有本领之意”。此后他相继出版过《集评校注西厢记》(开明书店,1949年)、《西厢记》校注本(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等,内容多有删订增益,这条注释则一直相沿未改。张心逸对其句读和释义均不以为然,参酌元代杂剧、套数中的用例,指出“不良”后当逗断,“'不良’为'没良心’,意即'狠心’”,是“曲语中习见的男女间爱极相詈的反语”。王季思晚年又有《西厢记》校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和《集评校注西厢记》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与张人和合作),就转而依照张氏的建议,修正了承袭多年的讹谬。在批评王注本的同时,张心逸对吴晓铃校注的《西厢记》(作家出版社,1954年)也多持异议。如第一本第二折中的“莫不演撒你个老洁郎”,吴注将“演撒”释为“挑逗、勾引”,张氏直斥其说“不过拘泥古解而加敷演,并没有做到切合词意的分析”。他从《西游记》中又找到类似的用例,将“演”解作“迷惑”,并强调“撒”为元代惯用的“语尾助词,并无意义”。吴晓铃对其评议当即予以回应,非但坦承自己诠解有误,称扬张氏发现“撒”字用作词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更进而表彰“张心逸同志是一位极为勤奋的元代词汇研究工作者”,“我们欢迎他的努力和他所取得的成就”(《〈“乳口”和“钩窗”〉和〈谈《西厢记》的词语解释〉读后》,载《中国语文》1959年第4期)。能够得到王、吴两位的一致首肯,足见他在这方面研精覃思而深造自得。 他的辛勤耕耘不仅得到词曲专家的揄扬,也引起了训诂学者的关注。蒋礼鸿在《读〈刘知远诸宫调〉》(载《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又收入《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评述过张心逸等人的研究,认为“比之郑振铎先生的校点,现在是进步了不少”;随后在《训诂学基本知识》(载《汉语散论》,《汉语大词典》浙江省编写办公室,1979年;修订后又改题为《训诂学略说》,收入《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里介绍元代戏剧语词的研究状况,也着重提到“张星逸有《〈元曲选释〉补证》”,“可惜国内流布不广”。郭在贻在《训诂学参考文献简目》(收入《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列入《〈元曲选释〉补证》,在《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收入《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里又悉数收录《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补〈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和《谈〈西厢记〉里的词语解释》,将这些论文视为指引后学窥其门径的重要参考。 因为精通日语,与海外学人也时有交流,张心逸还藉此为其他学者提供各种便利。任半塘为了调查静嘉堂文库所藏清钞本《教坊记》,就“曾因浦东张心逸先生,转恳横滨大学教授波多野太郎博士代查此书”(《教坊记版本考略》,收入《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任氏又深入探究了唐代声诗的演变,借鉴过日本学者岸边成雄的名著《唐代音乐之历史研究》,依据的也是“张星逸译本”(《唐声诗》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郭在贻在研读敦煌变文时参考了蒋礼鸿手抄的《敦煌变文钩沉三种》,据他转述蒋氏的回忆,这批文献原本藏于苏联科学院,“一九六二年李福清赠张心逸,心逸转赠任半塘,任寄胡宛春,宛公见眎,因得迻录”(《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校记》,载1984年《文献》第21辑;又收入《郭在贻敦煌学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身为知名汉学家的李福清专攻小说、戏曲,想来为研究之需而结识了张心逸,而他馈赠的礼物迭经辗转,无意中又推动了蒋、郭两位的变文研究。赵景深晚年着手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做笺注,也曾经“写信给张星逸,询问盐谷温的生平”,不久之后“写了一条盐谷温,是据张星逸提供的资料写的”(《赵景深日记》1976年9月10日、9月22日,新星出版社,2014年)。今检赵著《〈中国小说史略〉旁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题记》里说的“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等等,有过一段简明扼要的注释,日记所述当即指此而言。 长期没有固定工作的张心逸,总算在1961年与谭正璧一起被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特约编辑;那部《元明戏曲词语汇释》书稿的修订计划,虽然没能得到谭正璧的慨允,但经过他本人不断增删,最终易名为《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并约请到王佩诤、波多野太郎、盐谷温等中外学人为此书撰序。他在《自序》中回顾了多年来的研治历程,感叹“典籍浩瀚,管窥蠡测,难免疏陋之失,尚恳海内贤哲垂教焉”(《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自序》,收入《星逸文稿》),期待着出版后能够得到更多切磋商讨的机会。然而时移世易,这样的愿望注定是要破灭的。数年之后,他甚至还失去了出版社的兼职,只能将家人暂置上海,孤身回到故乡石门,依靠做油漆工来谋取衣食。年逾耳顺依然痴迷学术的他,又将兴趣逐渐转移至《诗经》。可惜既乏书籍可供参考,又无师友以资砥砺,所撰《诗经新话》虽被丰子恺推许为“说理精当,观点正确”(丰氏识语见《星逸文稿》),实则无所发明,乏善可陈,远不及其考释戏剧语词来得当行出色。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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