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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一叛变，他就知道一个“内线”交通员，黄阿光已在特委，于是在交通站送信时，就带了个字条给黄亚光，即要他立即回大庾城。黄接信后，没有经过特委的同意，就擅自地到了大庾城，他一回去就被敌人捉住了，他被敌人一拷问就向敌人投降了，并向敌人告诉了我们棚子里的一切情况和连夜带了敌探到我们棚子周围察看地形和情况。 因此在第二天(出事的当天)就开来了一营敌兵，把我们住地(左、右、下三方面)先包围起来(因这三面的地势很隐蔽，我们的岗哨不容易发现，然后才从上方开来。因上方有村庄田垅，比较容易被岗哨发现，因此这一路的敌人才最后开来。 等我们岗哨发现时，敌人已到了我们跟前。岗哨来不及回棚报告时才叫了一声:“反动派来了!”打了一枪滚下山沟跑掉了。这是发现从左侧方接近的敌人已更近了。他滚下山后有十几个敌人追了几里路，均未被追上。 据说:陈毅同志在红军长征前夕在兴国县的高兴墟战斗中腹部负了伤，不能走动而未参加长征的。他的伤口虽是在我们突围前在“后方医院”治愈了，但到了游击区后，由于生活太艰苦，他的伤口又几次复发。他的伤口复发了在那时，不要说请医生，搞药治，就是想搞点棉花，纱布，红药水也无法搞到，麻醉药就更不用说了。 这怎么办呢?陈毅同志即叫他的警卫员把手洗干净，用手把伤口上的脓血挤出来。在挤的时候，由于没有麻醉，挤起来痛得他满脸流汗，手脚发抖。警卫员看到这种情况，不敢用力挤，但陈毅同志却在说:“用力! 为什么不用力啊!”警卫员说:“我用力，你要抖嘛!”陈毅同志说:“那好! 你怕它抖，你就用绷带把它绑在树上就不会抖了。”把脓血挤干净后，没有消毒药品，只好搞点盐水把伤口洗一洗，找块擦枪布包扎伤口。 但擦枪布是老粗布又厚又硬，只好用刀子把它刮软，刮薄，用盐水煮一煮，再把“万金油”(清凉油)涂在用盐水煮过的布上，再用竹签子把涂好万金油的布塞进伤口里去，外面再用万金油涂好，用布包扎起来，就算处理好了。此后即转移到信康赣地区去了。 (三) 陈毅同志看到环境越是艰险的时候，他就越是显得镇静，轻松的样子，而且(虽然说笑不敢大声)常常是谈笑风生地稳定大家的情绪。他很喜欢看书、学习、写诗，也喜欢讲故事，说笑话(他常用故事，笑话来增强大家的胜利信心和启发我们求进步的要求)。陈毅同志爱写诗，常常是见景生情地写，他见到一件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就总爱简单地用几句诗词来描述它。例如他在他的“赣南游击词”中就写了不少很有意义的诗词。现在我还记得几首，即: 其一:天将午， 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其二:叹缺粮， 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削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这就是我们在北山活动期间，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几个月搞不到粮食的时候写的。他的另一首中写的是: 夜难行， 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蓬帐， 大树遮身待晓明， 几番梦不成。 这就更是写出了南方雨季天气，细雨绵延，夜行军，山高路陡没有房子住，又没有帐蓬的情景。 陈毅同志，经常同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真多，讲的也特别生动，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故事总是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什么都讲，我们听了也受益不浅，因为他选择讲的都很有教育意义的。比如，当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他看到某个同志情绪不高时，他就讲毛主席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艰苦奋斗的故事给我们听。 他曾说，初在井冈山时，红米都吃不上，就吃南瓜当饱，夜无被盖就盖稻草。他说盖稻草还有个好方法，即把稻草弄乱弄软后撒在地上，人钻进去睡，这样才暖和。他还说象这样睡，换岗的时候可要小心，搞得不好就踩到别人身上去了，有时踩得人家嗷嗷叫。他说，就是这样，大家还是乐呵呵的，战士们还编成逗趣的话来说:比如说:“打倒资本家， 天天吃南瓜，打倒大土豪，夜夜盖稻草”等等。 他还说:当时因敌人封锁，战士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有时连打补丁的布都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曾将自己穿的长衫把下半截剪下来给战士们补衣服。战士们身上生了虱子，有的新战士觉得害羞，不好意思，难为情，当时朱总司令知道了，却说:“好嘛! 这是'革命虫’呀”。总司令说:“你要是个少爷公子，你就不会来参加革命，那你也就不会生虱子了!”这样一说，大家也就乐呵起来了。 有时还会讲些象火车、轮船、电影等类的故事，比如说火车，是象一条长龙似的，一列火车能有里把路长，上面能乘几千个人，还有专供吃饭和单独睡觉的车厢；一艘轮船，不仅能乘几千人(包括睡觉)，还能装多少货物，上面还有餐厅、 俱乐部，还能放电影;电影不仅能够看到各种动作，而且能听到讲话的各种声音，要是打仗的片子，还能看到炮弹的爆炸和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等。因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见过。因此，我们听了不仅很感兴趣，同时又是理解不了，于是他又说，这些很普通的东西都不懂，如果到大城市就要当“阿木林”啊!但是我们听他讲这些东西，听多了也就增长了知识，老练了起来，所以后来在进城的时候，也就少闹了许多笑话。 另外我对我国的地理比较地熟悉一点，与陈毅同志讲故事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常常讲到这也知道，讲到那也熟悉，好象整个地球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似的。对这些我是很羡慕的，于是我也就很想学点地理，正好在一本书里有一页中国(轮廓)地图，于是我就拿着他学习起来，即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地面上照样地划起来，先是划全国轮廓的边界线，后划各省的分界线和省会，并标上各省会的名称和特称，再就划上全国铁路线和主要河流等等。天天都划，划多了,脑子里也就把它“装”进去了。总之，我跟随这些领导同志，我自己虽学习很不够，但由于有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教育帮助，因此也确实多知道了一些东西。 特别是遇到我们无聊、情绪不高的时候，陈毅同志还常常找我们聊天玩、说笑话或做些小动作逗着大家发笑。玩的方法多半是下棋，用自制的象棋，下象棋,打“帅仕相车马炮”等等，但在玩象棋的时候，他总是爱“偷”棋子来逗乐。说笑话，因环境关系，不能笑出声来，他一说，大家就笑得肚子发痛，憋得满脸通红，但大家还是要他说。他的小动作也多，我记得， 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由于衣服少无法换洗，又无法洗澡，身上生了虱子，但我们看陈毅同志把自己的衣服一会儿脱下来，翻来翻去地翻，翻不到什么的时候又把它穿上去，而且每次都把最下面(贴肉的)一件穿到面上来，有时一天翻上四、五次,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穿?他说: “同虱子打游击嘛!”听到他这样回答，使得每一个人都笑了起来。总之， 跟着象陈毅同志这样的领导同志在一起，不管在任何环境下，精神都会很饱满，情绪都会是很高昂的。 (四) 特委的同志都很注意学习，但书很少，当时只有从原中央根据地带出来的一本《左派幼稚病》，一本《列宁主义问题》和几张《红色中华报》。对这点书报，特委的几个领导同志是看了又看，翻了又翻。特别是陈毅同志，对它们不知翻了多少遍数。把报纸，书面翻烂了，都还舍不得丢掉，还要背着它。 后来才通过一个做“兵运”工作的人先后搞来《水浒》、《红楼梦》(不全)、《西游记》、《三国演义》(不全)和《唐诗三百首》、同时还从外面搞来一些各种报纸,他们对这些书报也是看了又看。项、陈他们看报纸如看到了重要消息或一些奇谈怪论时，总要同我们说说形势或暗暗发笑，例如“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都曾这样对我们说: “你们要多学些东西啊!从目前形势的发展来看，你们很快就要出去做领导工作了”等等。 又如有一次项英同志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不觉笑出声来了，我问他笑什么时，他说:“我简直成了孙悟空了”。他说:“你们来看看， 我现在明明在这里看报纸，但国民党的报纸上又登出“项英在兴国县的某山上被抓获了”，而且还说“现在还被关在兴国县的监狱里哩!”我们看到这种消息十分好笑。 陈毅同志看书还喜欢看《红楼梦》，他看《红楼梦》,项英同志还笑他，项说“老刘(陈的化名)!你成天看这种书，不要成书中的贾宝玉，害起相思病来哟!”陈毅同志回答说:“我喜欢看的可不是它的谈情说爱， 而是看它的文章写得好，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写照，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作品。” 陈毅同志他的学习精神对我们这些警卫员是很有影响的，那时我虽不识很多字，但也一有空就捧着一本《水浒》看了不放，但《水浒》里的字还有四分之一不认识，但也还要看，为什么呢?是因《水浒》里的情节与我们当时的行动很相似，所以喜欢看。我许多字不认识，陈毅同志还经常主动地帮助我，教我识字。 陈毅同志除了爱看书，爱写诗以外，还经常写宣传材料，和编写“战士读本”。我还记得，他曾写过这样的书，这些书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叫革命”， “为什么要革命”，“为谁革命”，“革谁的命”和“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解说等等。他把这些书写好之后，就交给我们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到这些标题，就觉得很新鲜。我虽参加革命几年了、“革命”这个名词也天天在喊，但是对这些最基本的名词道理都还说不清楚，这也又引起了我们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 他写好的“战士读本”，要我们反复地看，但他不同我们作讲解，反而要我们讲给他听。他要看我们说不说得清楚，如说不清楚，他就要再进行修改，直修到了我们说得清楚了，他才印发到前方去，给游击队的领导同志，作为给战士们讲课的教材用。 (五) “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点，陈毅同志是真正做到了。下面我就简单地讲几个事例吧! ( 1 )夜闯大梅关。我还记得，在三五年三月间，我们从油山出发，经过莲山来到大梅关北面边沿。我们在北沿往下一看，关隘的两壁就象刀切似的，笔陡笔陡。向导带领侦察员寻找通往对壁的道路时，只是往西直下才有一条小路通往大梅关大道。别处便无路可通。 但是，此小路又是通往敌兵的住地不能前进。于是，只好依着靠近隘口的一个建筑物往下降，但因坎高，身体较弱的同志往下跳比较困难，陈毅同志却与别人不同，他即一脚踏着岭壁，一脚踩着建筑物的墙壁，抓着同志们的手一个一个地往下放。走上大路后就向左走了百十步，过了关隘就向右岔上仙人岭——梅岭。 上山的时候，山上是杂木丛生，荆藤密布，怪石林立，实在难攀，特别是东西背得较多的同志，更难攀登。但陈毅同志却步步关心照顾这些同志，即时时说: “这里藤藤多，不好走，走那边好走一点。”“这块石头不稳，要小心，不要踩滑了。”“这里是个高坎，你把手伸上来，我拉你一把”，等等。就这样，一路招呼着大家，使同行的人们无一掉队， 在天亮前胜利地通过了大梅关，登上了“仙人岭”。在当时，我们许多人还不知道陈毅同志不久前负了伤，伤口虽已愈合，但还不巩固，在我们知道了时，我们个个都又是感动，又是难过。 ( 2 )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有一件事， 我还记忆犹新。有一天吃过中午饭，我去放了望哨(放一下午)，结果我在哨位上睡着了，我醒来时看见陈毅同志坐在我身旁。当时我吓了一跳，因我怕受批评。出我的意料之外，陈毅同志不仅没有批评我，而且还很亲切地说:“你睡吧! 我在这里看着，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说:“老刘同志，我错了，我失职了，给我处分吧!”他说:“不!你因上午去搭棚子，太累了，这本来就不应该叫你来换班，应该好好叫你休息一下，但又没有人来换班。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你太累，怕你下午放哨打瞌睡，所以在你走后，我也就上来了。我一上来就看见你睡着了，因此我就坐在这里。”他又说:“现在有我在这里，你就再睡一会吧!”我听到他这样亲切的对我说，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 3 )“丁上淮，你怎么啦!”陈毅同志这样问我。我记得，在一九三六年底，我生了病，但我没有同谁说，但有一天吃中午饭的时候，陈毅同志突然地问:“丁上淮!你怎么啦!是不是有病?”我很勉强地回答说“没有”。他说:“没有!你怎么脸色不对呀!”他又向在一块吃饭的项英同志说:“你们看，他的脸都发青了，一定有什么病在瞒着我们。”他又向项英的另一个警卫员说:“曾忠山，你先弄点什么药给他吃吃和叫他好好休息两天。”我说:“不要紧! 我已经吃了两瓶济众水，过一会就好了，不需要休息。”陈毅同志说:“不行! 你的病不轻，必须休息。”他又分咐胡大炳(我们的班长)，他说:“这两天不准叫他做什么，要强迫他休息两天。“…… ( 4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在华东的时候，那时我在华东局的江淮银行印钞厂工作，因提炼酒精，酒精爆炸着火，一箱酒精全炸在我身上着火，因此我的手、脚和头部都烧成了重伤(幸亏穿着棉衣，棉裤身上未被烧伤)。这时陈毅同志在华东局工作，他听到后(在我被烧到的第三天)就带着一个奥地利大夫来看我，看到我的伤势很重，睡在床上动弹不得，他就非常难过地问那个奥地利大夫，问有不有问题，那个奥地利大夫只摇头说:“不大要紧!”同时他又向站在他面前的印钞厂副厂长胡金魁同志(现湖北省委统战部长)说:“要派专 人服侍他!”胡金魁同志说: “已经派了!”陈毅同志说:“那就好!”然后便十分关心地安慰我，要我安心休息，好好治疗，不要着急，不要考虑工作……等。 他还给了我二十五块钱作零用，我知道，当时我们整个解放区的经济还是很困难的，一下给我二十五块钱我是不应该要，因此我就说:“我没有 困难，不需要这么多钱用!”我不肯要。他说:“你的伤势太重，身体受损太大，需要加强营养，这点钱拿去买点较有营养的东西吃，弥补一下身体受的损失，身体恢复了，好早日为党工作。”他临走的时候还说:“过几天我再来看你!”我记得后来确实还来看过我两次。 陈毅同志这种对下级的无微不至关怀对我的鼓励确实是大的，当时我好象伤痛都好了一半似的，所以在负伤后虽未住医院，就在厂内治疗了一两月后，伤口稍好一些但床都还不能下的时候，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仓库的材料收发保管等(因我一直都是住在仓库里治疗、养伤的)。 ( 5 )自洪泽湖畔别后，过了十八年后又在云南昆明白鱼口重逢。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陈毅同志等一行，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回到昆明后，有公安厅的同志陪同另几个同志来白鱼口玩。这时我问:“陈总怎么没有来?他会不会来?”“他们问你认识陈总吗?”我说:“他是我的老首长。” 在说了些情况后，公安同志就说:“你今天同我们去看看他嘛!”我说:“恐怕他工作忙， 我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他们说： “那你就写 封信我们帮你交给他嘛!”于是我就简单地写了几行字(意思是想探听一下我可否去看他和看他有不有空来白鱼口玩)请公安同志带给他。交信的时候，我还说，不知他会不会来，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公安同志说:“那不要紧。 会来的话，我们会先打电话通知你。”于是交了信我就没有过多地考虑它了。在第二天晚上接到省总工会的电话，要我一早去开会，于是我一早就去昆明开会了。 我的车子开到离省工会还好远就看见省工会的几个副主任和一些人很着急地站在门口桥头上等着我。我刚到跟前，他们就说:“ 陈毅同志到白鱼口去了，已走了有十多分钟(他们给我换了一个司机掉转车头)，赶快回去!”我们即拚命的追到观音山，只见龙云大老婆坟地道路上摆着几辆小包车，还看到石门跟前站着几个人。我估计是陈毅同志他们在那里休息。我就叫我的司机不要停车，想办法从旁边擦过去，先回到家好安排一下(因家里毫无准备)。 不料我的车子刚到石门跟前，就被陈毅同志看见了我，就问:“你不是丁上淮吗?”我说:“是呀!老刘同志，您好!”听到我这一回答，陈毅同志可特别高兴哩!但别的同志却莫明其妙，还以为我认错了人呢?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在赣粤边打游击时这样称呼他的。 陈毅同志又问:“你不是在白鱼口工作吗?”我说:“是! ”“你怎么从昆明方向来呢?”我说:“是上昆明开会，听到你来了，我从昆明赶回来的。”这时我们互相十分亲热，但站在旁边的阎红彦却一句话也插不进来。陈毅同志看到我没有向阎红彦打招呼，便向着我说:“你们不认识吗?这是你们的阎政委、阎红彦嘛!”我说:“只听到过，没有见过面。”这时我才去同阎红彦握手问好。 陈毅同志还向阎红彦介绍了一下我们过去是怎样认识的等等。这时我真没有想到陈毅同志见信后，知道了我在疗养院工作，就立即来到了疗养院，我更没有想到我们别后已十八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过信，会在这样的地方(我还坐在车上走着)就会认识我，就叫起我的名字来了。这是多么感人的事啊! 陈毅同志还叫我同坐他的车子走，我说:“不!挤着你不好坐，我有车子!”他说: “我们坐在一起更好谈谈嘛! “于是我就同他乘坐一辆车子来到白鱼口我们花园的“磊楼”休息下来。当时我要去准备他们吃饭问题时，他们都说:“不在这里吃饭，因中午有约会。”他还叫我同他一块上昆明， 我说: “今天不去了，我家里还有事，失陪了”陪他来的同志说:“今天本来是要到别处去的，只因看了你的信，知道了你在这里才临时决定到这里来，不然是不到这里来的。”因此，只在磊楼休息了个把小时。 在休息中，我们除谈了许多往事外，他还问了我在分别后十八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并问我是怎样来云南的;也问了疗养院的情况和我的家庭生活等情况，真是关心倍致，这些我都一一作了问答，然后我们就到室外花园里面转了一圈后，他们就回昆明去了。 在这时以后，还在昆明见过他两次，每一次见面都是十分亲切。这使我永远难忘。 回忆者简介:丁上淮同志，红军、新四军老战士。华中抗日根据地印钞事业老前辈。一九一二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壕溪村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O年先后加入了当地苏维埃农民协会、贫农团，反帝拥苏大同盟等秘密的群众组织和少年先锋队。一九三一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参加红军，一九三四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兴国补充师三团，红三军团军团部保卫队、中央通讯社交通大队三中队、中央军委总部特务队任战士、班长。红军长征时，被留在江西跟随项英、陈毅等同志坚持南方的革命战争。当时在中央军分区司令部特务排当战士。一九三五年三月初，形势恶化撤离“苏区”，突围到赣粤边游击区的油山，四月初调任项英同志的随身特务员至一九三七年秋。这期间曾在遭到叛徒出卖和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围剿的“北山事件”和“梅山事件”中掩护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安全脱险，尽了警卫战士的责任。在这三年游击战争中，出没于深山老林，历尽艰难困苦，较好地完成了党和红军交给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项英同志去延安，丁上淮同志被派到“抗日义勇军”（红色游击队组成）支队任党总支书记。这期间，因扩军成绩显著，受到赣南特委通报表扬。新四军成立时该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三营，，曾在三连任指导员。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开往抗日前线的进军途中，经陈毅支队长批准到军部（皖南）教导队学习，四个月后被分配到军部特务营和江北指挥部特务营四连任指导员。一九四O年春在指挥部军需处与淮南八县联防办事处合并成立的总金库任代理主任。一九四一年五月调苏北（盐城）“抗大“五分校上干队（营职）学习。一九四二年八月调江淮银行印钞厂任稽核股副股长。在工作中因酒精着火爆炸，被烧成重伤，陈毅军长得悉后带着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看望了他。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十月曾历任新四军四师供给部出纳课主任，淮北银行出纳课主任。 日寇投降后，调中华银行发行局任提款员，苏中材料转运站主任、运输科副科长等职。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秋任北海银行发行局海口（安东卫）办事处主任、材料科副科长、运输科长。一九四九年秋，任北海银行发行局支援新解放区的干部队队长、支部书记，后编入西南服务团随军南下到云南。由“昆明军管会”派任“三人接管小组”成员之一，接管云南省盐务管理局。一九五一年后曾历任省物资清理委员会仓库管理处主任，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人事科长、出纳科长。一九五二年七月调省工人疗养院任院长、党总支书记至一九八一年离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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