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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河北大旱，灾民食不果腹，大量人饿死。朝廷下令设立粥棚施粥，但灾民实在太多，粥棚被挤得水泄不通，一些不饿肚子，或者不怎么饿肚子的人也混在灾民中抢食，搞得朝廷十分为难。大贪官和珅奉皇帝之命，前去视察施粥工作。看到乱糟糟的人群，他当场抓了一把沙子撒到了粥里。这办法还真奏效，那些挤在一起的人一下子散去了不少。过去农村人骂谁缺德，最毒的不是“挨千刀的”，而是“生小孩没屁眼”。往粥里撒沙子，就属于生小孩没屁眼的事。不是心肠十二分歹毒下不了这个手。但和珅却振振有词：那些饥肠辘辘的人是不计较粥里有没有沙子的，这样做可以把那些蹭吃蹭喝的人吓走。
我没有找到这个故事的原始出处，因此严重怀疑它是编的。但真假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它所揭示出来的道理，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一味地空喊道德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很惭愧，我一度也是这样想的，觉得和珅真的很有才。按照“没事就是本事，摆平就是水平”的逻辑，他的本事和水平真是挺高的。我评论什么事常常有个毛病，喜欢代入。面对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把自己当成当事人，如果我觉得自己做不了或做不好，我就会对那个人特别佩服；如果我能想到好的办法，而他没有搞掂，我就会看不起他。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在那个施粥现场，挤了几百上千号人，我绝对是想不到这一招的，我只会想到多弄几口锅来，或者找一些人到现场维持秩序。但如果既没有锅，也没有人，那可真是和尚扎辫子——无计（髻）可施了。但我并不认为和珅的办法就可行。他要这样撒沙子，我猜他可能要被那些饥民当场乱拳打死。空喊道德固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如果做事情太缺德，会引出更大的问题。按照编这个故事的人的逻辑，和珅往粥里撒沙子，能够吓退那些“非饥民”。但对于那些已经饿得半死的人来说，他们的确不得不半口稀粥半口沙以图活命，但在活命之余，他们对朝廷的救济会怎么想呢？他们还会觉得这个皇上是一位仁爱之君吗？这不是从根本上动摇国本，让所有人失去忠君爱国的信仰吗？其实古人很早就说过，君之视民如草芥，民之视君如寇仇。虽然那是在封建王朝，但不管皇帝姓李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都是希望得到老百姓从心底里拥戴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想，才会与绝大多数的人同心同德，这也是人们普遍痛恨像和珅这种贪墨成性又有歪才的家伙的原因。他的这些看上去很高明的手段，只不过是在做一件扬汤止沸的蠢事罢了。
现实中类似的事并不少。一些经济学家喜欢用“经济杠杆”来说事。比如疫情来时，口罩和副食品该不该涨价的问题，不少人认为应允许涨价，通过市场信号的传递，来刺激生产和供给。我觉得经济杠杆的使用是有前提的，它的“应用场景”应该是正常运转的社会状态下。如果大灾当头，大部分的生产活动已经停摆，物流运输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根本无法实现正常的供需对接，这种涨价就成了“乘人之危”，说是发国难财也不为过。说到这里，我还想到所谓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为的是刺激，要求的是效率；“社会政策”讲兜底，体现的是公平。处理经济问题应该用“经济政策”，而社会问题，如贫困家庭基本生活保障，如残疾人员帮扶，如大病救助，等等，都应该通过“社会政策”来解决。如果救灾是政府的天然责任，那么救灾就不宜依赖“经济政策”，对一些生活必需品限价就是合理的，而且不仅是限价，还必须保质。比如给隔离小区派送入口的食品时，不能装在平时看见就让人恶心、经过就让人掩鼻的垃圾斗里；还有统一采购给民众提供的口罩，应该是保证避免感染效果的合格产品，不能用伪劣品来代替，否则就会事与愿违。关于掺沙子，我还想起一件真实的旧事：某地的米行由于疏于监管，那些米店不约而同都往大米里掺沙子，差不多一斤要掺一两左右。有个老头卖的米不掺沙子，但谁买米都按比例搭售沙子，比如买10斤米，你得买一斤用袋子分开装的沙子。记者采访这“咄咄怪事”，老头“理直气壮”，说与别人比，自己是在卖“良心米”，不给顾客添麻烦，免得他们回家淘不干净硌牙。
我一直把这故事当成衡量一个人道德认知的尺子。对那些认同老头是卖“良心米”的人敬而远之，我觉得他们都是可怕的人。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的逻辑跟和珅是“一样一样”的，把道德当成比烂，没有任何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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