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当翰林学士时，曾经给皇帝提意见，宪宗脸色黑黑的，罢朝回宫。
他把负责起草诏书的李绛召来，跟他发性：“白居易这小子官不大，太过轻狂，让他滚蛋。”（白居易为翰林学士，尝因论事，言：“陛下错。”宪宗色壮而罢，密诏承旨李绛，谓曰：“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李绛说：皇上您听得进真话，下面的人才敢对您毫无保留。白居易虽然喜欢打横炮，却是出于忠心。您要是弄他，我担心天下人都觉得自己别多嘴，这样一来你就成了瞎子和聋子，您的英明伟大怎么体现出来。宪宗一下子被点醒水，还像开头那样对白居易和蔼可亲。（绛曰：“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其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点评：知道白居易是诗人的人很多，知道他还是一位敢放炮的谏官的人很少。白居易十六岁时到京城长安闯荡，把自己的诗作献给大诗人顾况，希望得到他赏识，顾况拿他名字开玩笑：“长安米贵，你想住下来并不容易呀！”（“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白居易后来入朝当官，明白“居亦弗易”不只是因为米贵，更要紧的是朝廷里皮笑肉不笑的政治倾轧和人际关系。他先是当了翰林院学士，不久又当了谏官，被任命为“拾遗”。谏官是皇权体制下的一项制度，专门负责对君主的过失差池进行规劝。这种“言官”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名称，汉代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中常侍，唐代叫谏议大夫、纳言、拾遗、补阙……顾名思义，“拾遗”这个官的职责就是给皇帝找“茬”，别的职务是抬轿，它负责“抬杠”；还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叫“补阙”，补救缺失也。左右拾遗和左右补阙，前者设在负责决策出令的“中书省”，后者设在负责审核议定的“门下省”。杜甫也当过“拾遗”，他排行老二，有个别名“杜二拾遗”，跟现在叫“张局、李局”没什么区别。制度生于文化，也孕育文化。因为谏官制度的推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谏官文化”。谏官要敢于进谏，哪怕掉脑袋，该说还得说，就跟武士上战场不能怕死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说得更明白一些，现在所说的“因言获罪”，按照古代皇权政治伦理，并无这种说法，“言”是谏官的职，“罪”你却不是皇帝的错，你言自当言，我“罪”你还会罪，不怕惩罚本来就是对谏官的道德要求。究其根底，皇帝是“天子”，君权天授，是衔上天之命进行统治。所以历史上皇帝出生，天地山川都有异象，如老舍《茶馆》里的台词：“夜观天象，紫微星发亮，必有真龙天子出现。”皇帝的诏书开头少不了四个字：奉天承运。意思天子只是公司的“总经理”，上天才是“董事长”。天子具有“神格”，君臣之间是“神”与“人”的关系。做臣子的必须尽忠于皇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能因贪生怕死而藏着掖着。
但从人性角度，贪生怕死又是人的本性。因此，谏官文化像万花筒一样，特别多姿多态。有的谏官私心重，顾虑多，该说不说；有的情商高，心思缜密，善于用“哄”的方法去说；有的性格比较飙，或者自恃天潢贵胄，或居功自傲，习惯直通通放炮。还有一类比较奇葩，自己活腻了，故意去“逆龙鳞”，希望能青史留名。皇帝那头，在一般人心目中，“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天底下的“一哥”，但因为对“天命”的认知不同，性格各异，对进谏的态度差别很大。有的欣然接纳，不管多刺耳，也不以为忤；有的感觉被冒犯，将谏官打屁股、贬官流放甚至砍脑袋；有的自觉接受不杀言官的约束，被逆耳之言气得七窍生烟，也只能自己生闷气。还有的皇帝怕谏官就像老鼠见猫。怕老婆的是不是好老公不知道，但怕谏官的皇帝一般都是好皇帝，起码在他们还怕的时候是这样。最有名的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他有一次想去南山扫墓，其实就是想出去耍一下，却迟迟没动身。魏征问外头都整装待发了，陛下怎么还不走？太宗老老实实地说：我的确想出去的，怕你不高兴，所以就算了。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故事：有人曾经送了唐太宗一只猎鹰，他欢天喜地放在手臂上把玩，远远见到魏征走过来，急忙把它藏进了怀里——幸亏皇袍够宽大。魏征其实早就看到了，他故意缠着皇上扯东扯西，喷了半天口水，走了之后那只鹰早已闷死在太宗怀里。
唐朝像李世民一样有名的唐玄宗也怕谏官。他手下有个宰相韩休，曾经当过左补阙，喜欢犯颜直谏，直到当了宰相还是有屁就放的脾气。唐玄宗有时在宫中设宴欢饮，或在苑中打猎游玩，像做贼一样问左右的人：“韩休知道不知道？”有时话刚说完，劝谏的文书就送来了。关于古人进谏的故事，经常有“大悦”、“深纳之”、“甚善之”、“甚称之”、“改容谢之”、“乃止”、“弗听”、“闻之色变”、“瞋目叱之”、“大嗔，斩之”、“良久释之”、“寻意乃解”、“改容慰谕”的描述……不需要太展开想象的翅膀，就能想到进谏时的情状，是多么惊风骤雨，危机四伏。一部劝谏史，不仅是古代宫廷的政治纪实，更是洞幽烛微的人性大全。说回白居易的事。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闯了祸，命运差点滑到了另一个方向。唐宪宗还算一个开明皇帝，被李绛一番劝说之后，如冷水浇头，干脆提拔白居易当了专职的谏官左拾遗。在翰林院当学士，只是帮闲的文学参谋，与附庸风雅的皇上唱和，皇上作重要讲话或颁布什么文书，引经据典，或者找些可援的前例，以符合道统。拾遗则是“参谋议，纳谏诤”，官位只不过六品，因为是直接在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待遇自然更高（“其礼尤宠”）。白居易的“适岗性”立马显现出来。元和三年（公元880年）四月，他刚到任，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朝廷招考，选拔德才兼备、敢于作为的监察干部（“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皇甫湜、牛僧儒、李宗闽三位考生的考卷抨击时弊，态度鲜明，语言激切。负责招考的“组织人事部副部长”（吏部侍郎）杨于陵和“部长助理”（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十分欣赏，将他们定为前三名录取。没承想，这一下闹出了一场大风波。担任宰相的李吉甫看了卷子，十分恼火，如此危言惑众、诋毁朝政的答卷，“负能量”满满，居然还录用。他痛心疾首地给宪宗皇帝写了一封信。宪宗下令：翰林学士裴垍为组长，复查！谏官白居易白拾遗抽调参加了“复查组”。可以想象，以他一贯“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的思维，对这件事所持的态度。其他人与他看法一致。复查结果报给皇上：“组织人事部”的录取没有问题。身为宰相，李吉甫等一班官僚岂能服气，继续“痛心疾首”，“泣诉，请罪于上”。朝廷里看得见的政治，是有人忽然升职受赏，有人忽然贬官获罪；看不见的政治是内部的平衡和妥协。宪宗明知裴垍等人忠直可靠，还是免去了裴的翰林学士职务，降为“民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并罢黜了杨于陵、韦贯之，“复查组”成员全都受了处分。其实要论表现，白居易在这件事中最为“恶劣”。他仗着自己的文学才华获宪宗赏识，竭力为杨于陵、韦贯之、裴垍辩护。裴垍被撵出翰林院，他还上书皇帝，称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是众所周知的“公忠正直”之人。他严肃指出了“组织路线”错误的要害：如果将他们留在身边，就能培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则必君子之道长”）；如果不留，就会助长歪风邪气（“则必小人之道行”）。白居易写信时表白自己：如果我贪生怕死不出声，就是辜负皇上的恩典……假如说的符合陛下心里所想，就是死也值了。（“臣若默默，惜身不言，岂惟上辜负圣恩……苟合天心，虽死无恨。”）朝中事论利害不论是非。白居易没有获罪，并不是宪宗认为他说得对，而是因为他的身份：谏官。如前面所说，从理论上说，谏官是“言者无罪”的。面对频繁上书言事的白拾遗，唐宪宗虽然恼怒，却只好哀叹：白居易这小子，我给了他名位，却对我这样无礼，我却拿他没办法。”（“白居易小子，是朕拨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白居易这种敢言的秉性终于撞板。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月，朝廷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总理”（宰相）武元衡和“国家监察委主任”（御史中丞）裴度被人行刺，一死一重伤。掌权的宦官和一班官僚出于私心私利，拖拖拉拉，不当回事。担任太子“专职辅导员”（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忍不住给宪宗写信，要求尽快破案，严查凶手。他忘记了自己已经不是谏官，但唐宪宗没有忘记，白居易不是谏官，却抢在谏官之前乱提意见，以其“越职言事”，将他贬为江州司马。唐代军政一体，这个职务负责地方的军需和兵役训练，约略等于专职的“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他写的《长恨歌》里“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就源于此。想起一件轶事：一位我尊敬的师长有一次与我聊天，问我《易经》是本什么书。他说：你是人云亦云。《易经》的核心是讲“位当”，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怎样把握上下左右，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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