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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滩附近有个下村，下村有96棵大树，有樟树、竹节树、朴树和娑罗树。但标示的年龄很乱，有的树有两个小铁牌，一个牌子标着670年，另一个标着160年，似乎树像人一样活得老糊涂了。
但树自己肯定是不会糊涂的。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自己小时候，自己父亲和祖父小时候就有这些大树了，算起来已逾百年，甚至超过了两百年。其实要验证并不难，因为每棵树都有年轮。搞不清年轮，那是人的事，树只会觉得人太笨。1986年编的《北海地名志》记载：下村约建于公元1870年（清同治年间），村民原从福建迁居龙潭，后向下移居而得名。我站在树下，望着这些巍峨蓊郁的老树，想起一件往事：当年有个大院两棵老树挡住了办公楼的窗口，有人提出要砍掉，一位领导说：不要随便砍这个砍那个，要有点敬畏心。我们在这里当官顶多三五年，这些树几百年了，哪一棵见到的、经历的不比我们多？1870年是庚午年，离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的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还有6年，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教会进入中国，法国天主教神甫正在涠洲岛上，领着入教的岛民“紧锣密鼓”地建造现在看到的那座历150多年不倒的教堂；那一年北海地区土匪横行，过春节时，合浦、灵山、钦州三地官府合力剿匪。相信下村这些树都会记得这一切，即使没有看到，风也会让它们听到。
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其实应该倒过来。有一句老话：三岁定六十。从三四岁小孩的言谈举止，就能知道其终生难改的秉性。因此对孩子的教育，从懂事起也就是十来年左右。相反，一棵树要成材，则悠久得多。过去农村做房梁的那些杉树，现在城里流行做家具的硬木，用材无一不是生长数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树。
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人这种与树的“亲切关系”，“树”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成为一种“人树合一”的观念。家乡称为“桑梓”，树成为家园故土的象征。“落地生根”，应合着国人几千年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观念。一个家族迁居别处，叫“开枝散叶”；子孙蕃衍，人才辈出，叫“枝繁叶茂”；游子归家或官员致仕回乡，叫“叶落归根”。很多的村子里，都有一棵像村徽一样的大树，骄傲地“佩戴”在村头村尾或村子中央，成为游子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心里留下的家乡照片，村里的老树往往都是当然的主角。但下村这上百棵老树，“村徽”远不足以形容它们，我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个德高望重的枢密顾问官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的绰号：圣壁。他获得太多的勋章，经常一齐戴在胸前。跟他一样，这些树就是下村穿越岁月硝烟赢得的胜利勋章。我不知道下村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大树。如果它们是村民种的，那么它成村的历史应该更早。“桃株向门，荫庇后昆”“门前有槐，富贵发财”，过去农民建了新房，往往会在屋前屋后种上树，寄寓人丁兴旺、福寿富贵。在我的老家，新屋前往往种的是桂树、龙眼、荔枝之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其实更养一方“树”，对于北海的环境、气候，樟树、竹节树、娑罗树无疑更为适应。这几种常绿乔木在两广的村落中不少，它们生长缓慢，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下村这些树并不是村民种的，当年这里就是一片原始森林，村民“辟土筑庐”时把它们保留下来。
下村有这么多的参天老树，让我觉得惊讶，它们就在离银滩不远处。须知，在三四十年的城市化中，树遭遇了像传统建筑一样的厄运，很多的树被砍掉，还有不少被挖走，卖到了城里，成了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城市中的风景。下村小学里有一棵长着好几个大树瘤的竹节树，村民说十五年前曾有人出价20万元，差点被挖了。要是真的卖了，二十万元安在哉！而现在的校园里，就没有了为师生们撑起的这片绿叶婆娑、凉气沁人的绿荫。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幢建筑、一个古村、一棵老树，其实都是有生命的。城市有传承，人文讲积淀，如果一味地认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把它当成绊脚石，当成“宏图大业”的障碍，不分青红皂白地排除和改变，其实是对传统的一种戕害、一种割裂。说到“老东西”，我很欣慰于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它曾经通过整体平移，留下了一个建于光绪11年（1885年）的“英国领事馆”，而且在旁边的通衢马路正中间，留下了两棵超过110年的高大樟树。此外，北海还留下了一条老街。当年老街“修旧如旧”的保护改造，曾经成为网上的热点，是我所知道的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真正没有任何“杂音”的政府决策。设想一下，当初如果把“英国领事馆”拆了，现在说起北海曾经有过七个国家领事机构的开放历史，恐怕自己也觉得心虚气短，别人会当你在吹牛皮：在哪，我怎么没看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都希望做正确的事。何谓正确？循天理，讲规律，顺人心者也。对历史多一些敬畏，对人文多一点虔诚，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知道，所谓的发展，在“历史”的巨眼中，除了建设了应该建设的新东西，还在于保护了那些应该保护的“老东西”。
比如，下村这96棵老树能保留下来，它就是“无为之为”的无量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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