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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一天，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白公馆像往常一样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作为革命遗迹，在这里，大家可以缅怀革命先烈。 白公馆不同于一般的景点，它曾是关押革命志士的地方，一进去就有一股压迫感，进去的游客都是带着沉重的心情，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然而，就在一副照片的旁边，有一位老太太突然嚎啕大哭，任旁边的人如何劝说，都止不住。 白公馆景区的工作人员闻声赶来，担心老太太再出了什么事，纷纷上来劝说，只见老太太泣不成声地说道：“晓轩，我回来看你来了。” 工作人员对于白公馆里牺牲的烈士如数家珍，当听到老太太说到“晓轩”二字时，他们都震惊了，因为这间牢房就是曾经关押过革命烈士许晓轩的房间，而老太太面前的照片，正是许晓轩的…… 许晓轩被捕前是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在白公馆里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狱中的同志进行地下斗争，于1949年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中牺牲。 从白公馆中越狱成功的罗广斌根据狱中事迹后来创作了小说《红岩》，成为感动中国几代人的作品，其中的家喻户晓的主人公许云峰就是以许晓轩为原型创作的。 这时大家才知道，痛哭流涕的老太太名叫姜绮华，是许晓轩的遗孀…… 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中，还有一封许晓轩在1947年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时，写给姜绮华的一封信，这封信在1965年被姜绮华捐赠给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此时在姜绮华老人身边的游客，有些人是知道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一个革命烈士的家属，字里行间应该充满正义凛然、大气磅礴的辞藻，讲述革命必然成功的向往。 实际上，许晓轩的信中，处处透露着对家庭的温情，这是一个被迫离开家庭多年的丈夫对妻子的愧疚，父亲对女儿的思念。 在信中，许晓轩写道：“……你受苦的时间也很长了，我实在对你不起，我还是没有办法来安慰你……我可以想得出，你是长时间沉在苦恼里的……” 写着写着，许晓轩想起曾经与妻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对于没能帮助姜绮华读书，他十分愧疚，他希望许晓轩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让她少记挂他，多关心孩子，把希望多放在孩子身上。 没有慷慨激昂的话语，只有脉脉的温情，然而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许晓轩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两个人的革命爱情故事，曾感染过很多去过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人，大家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到当事人之一。 许晓轩是一个命苦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不靠谱的父亲，因欠债遭到非法拘禁后一病不起，46岁就早早去世了，只留下许晓轩和母亲相依为命，当时许晓轩只有11岁。 许晓轩的母亲将他带回江都镇生活，所幸镇上有一位私塾先生与许晓轩的父亲关系还算不错，他见许晓轩聪明好学，就免费让他到私塾来读书，这让许晓轩学到了知识，为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早在青年读书时期，许晓轩就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九一八事变后，他结识了在镇上电信局工作的共产党员陈世德，并在陈世德的邀请下，参加了世界语讲习班，跟随陈世德学习英语。 陈世德除了教大家学英语外，还将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在北方有一个政权通过革命走上了强大，这些都让许晓轩的内心产生了革命的种子。 正是在此期间，许晓轩与姜绮华两个人于1935年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婚姻方式，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那一年，许晓轩19岁，姜绮华18岁，在结婚之前，他们从未谋面。 在那个时代，很多这种的封建婚姻都充满了不幸，也缺乏浪漫的恋爱经历，但是这些不幸并没有体现在他们二人的身上。 婚后，许晓轩在哥哥许瘦峰的介绍下，进入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开办的无锡公益铁工厂工作，姜绮华在家照看家里，两个人惺惺相惜，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 许晓轩所在的工厂是一所制造套纺织机械和部分面粉加工机械的制造厂，当时可称得上是民营机械厂的佼佼者。 工作期间，许晓轩寡言少语，办事认真，深受厂长的赏识，不到一年就已经成为工厂财务的主要负责人。 北京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许晓轩和一些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声援北平、上海等地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军警展开搏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前线由于作战激烈，很快陷入缺乏兵工器材和手榴弹等武器，为了扩大生产，国民政府的兵工署与许晓轩所在的工厂洽谈，要求他们工厂承接军需制品支援前线。 由于战事紧张，兵工署并为保证资金能够到位，然而拥有强烈爱国心的许晓轩却十分支持政府，决定动员工人为抗日前线做兵工产品。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的许晓轩是有着坚定的爱国思想的，他认为大家应该一致投入到抵御日寇的战线中来。 然而接下来的战果却有些触不及防，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消极抗战，尤其是在南京保卫战中，更是一路“转进”，让许晓轩颇为失望。 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工厂决定将部分机器设备和全部技术资料转移到武汉，许晓轩也随厂迁到武汉。 鉴于故土沦陷，许晓轩不能再坐视不理的，他除了坚持日常工作外，还积极组织职工以“无锡抗日后援队”名义，参加武汉各界发起的救亡、捐献、支前等活动。 尽管抗日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当日军逼近武汉时，国民党军对守住武汉依然没有信心，于是下令各机构继续向内陆撤退，许晓轩再次与工人一起，想方设法把大批机器设备运送到重庆。  1939年初，许晓轩抵达重庆，继续在铁工厂担任会计，在故土沦丧，半壁江山落入日寇之手时，许晓轩对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十分失望。 正在此时，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介绍，他认识了青年职业互助会领导人杨修范，并积极参与到互助会的活动中来。 这个互助会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社会团体，互助会经常开展演讲集会、歌咏比赛、抗敌演出、街头宣传等抗日救亡活动，让许晓轩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 由于许晓轩为人诚恳，待人热情，参加活动十分积极，很快成为互助会的核心成员之一。 1939年5月，经杨修范介绍，许晓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成为互助会的党团成员。 在许晓轩入党后，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经常更换职业，先是在复兴铁工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又到重庆当局办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工作。 到1939年秋冬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给重庆国民政府投来橄榄枝，企图诱降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公然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活动。 一时间，重庆的大街小巷特务横行，许晓轩在革命活动受危险的情况下，为了取得掩护，经人介绍在职教社（中华职业教育社）重庆总社中担任会计。  重庆旧景 当时职教社是借用重庆张家花园内一个学校的部分房舍，为了方便工作，许晓轩干脆就住到单身宿舍中，很多人甚至认为他没有结婚。 许晓轩的行李十分简单，除了被子和洗漱用品外，就一个小箱子装着生活用品。 当时职教社的除了从事教育事业外，还积极投入民主革命运动当中，为此许晓轩每天白天在办公室工作，下班之后继续留在办公室工作。 除此之外，许晓轩还在沙坪坝开国青年书店，通过爱国书籍向青年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由于整日忙于工作，就连赚来的钱都被他用到革命工作中或者解决同志们的困难上，比如在职业互助会工作时，需要办公桌，他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一张写字台。 在许晓轩将重心放到革命活动中时，他自己的家却经常揭不开锅，因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他的大孩子生病住到医院里，他却因为工作太过繁忙没有去看一眼，孩子不幸去世，他没能看上最后一眼。 为此许晓轩的母亲曾埋怨他说：“你一点不管家里的事情，简直不要家了。” 许晓轩伤心地对母亲说：“我不是不爱孩子，实在是工作抽不开身，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民族灾难这么慎重，有国才有我们的家，只有国家富强了，才会有家庭的安宁。” 对于丈夫的革命理念，姜绮华听不懂，也不去听，但是他知道，只要是丈夫在做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因此，她成为家里第一个支持许晓轩革命的人。 在许晓轩的感染下，他的三妹许永清后来也加入到革命活动中来。  1938年8月，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决定创办《青年生活》月刊，作为青年的读物，宣传革命思想，由于许晓轩长期以来组织青年活动，又有一定的文化，后来成为《青年生活》月刊的编辑，同时负责发行工作，承担了该杂志大部分的工作。 每期稿件编好后，就由许晓轩送到《新蜀报》或者《商务日报》印刷厂排印，每期印一两千份，除了部分杂志在内部流通外，大部分都送到生活书店出售，很受当时青年人的欢迎。 在许晓轩担任编辑期间，还亲自撰写了《寒衣运动在重庆》、《五四在今年》等文章发表出来，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青年人的心里话，让青年人对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鉴于许晓轩在宣传工作上的良好表现，很快许晓轩就被提拔为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中共重庆市委建立后，许晓轩调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此时的工作跟以前相比，由于经常深入基层，特别是到工厂去领导和发动群众运动，比以往的幕后宣传工作更具有激情，然而也更加危险。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共高潮，整个重庆都身处于白色恐怖的漩涡，然而这些困难都没有吓倒许晓轩，他仍然为革命工作东奔西走，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 然而危险却在不知不觉间来到许晓轩的身边，1940年4月，他去大溪沟21兵工厂分厂领导党员和群众开展地下斗争，由于行踪泄露，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特务突然逮捕。 由于被捕突然，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的消息，因为那是重庆经常有人失踪，大家一猜就知道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黄炎培 许晓轩的家人和朋友怀着悲愤的心情，请求许晓轩之前工作过的职教社领导人帮忙查访，黄炎培便派人去卫戍司令部和警察局查询，是否有抓到一个叫“许晓轩”的人。 然而得到的答复都是“查无此人”。 许晓轩的大哥许瘦峰再次去找黄炎培，告诉他许晓轩的妻子姜绮华现在就在重庆，刚生下孩子才七、八个月，如果找不到丈夫，恐怕也活不下去了。 黄炎培深受感动，于是拉下脸面去找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这一次，徐恩曾终于承认，人是在他们那里，关在望龙门特别监狱。 黄炎培要求他们放人，徐恩曾却说他不是不想放，而是：“许先生始终不肯承认错误，所以暂时不能释放”。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违法的事情，有什么错误可承认呢？ 得知弟弟被关押在望龙门监狱后，许瘦峰为了能见弟弟一面，第二天大清早就站在监狱门前的土坡上等候。 当时日军轰炸机正好飞来，撕裂人心的警报声此起彼伏，大家都跑到防空洞避难，而许瘦峰却不为所动。 不一会儿，从望龙门看守所里走出一队“政治犯”，他们被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押出来，许瘦峰只见他们衣衫褴褛，双手被手铐锁住，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行走。  只见自己的弟弟许晓轩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如果不是戴着一副扎眼的大近视眼镜，他都认不出来这是自己的弟弟。 才被抓了半个月，许晓轩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许瘦峰望着监狱这面，许晓轩望着远处小土坡这边，兄弟俩四目相对，二人立刻眼圈都湿润了，由于特务看押得很严，根本不让他们靠近。 许晓轩向大哥点头示意，告诉他这里一切安好，然后不一会被押走了。 尽管大家一直对姜绮华隐瞒许晓轩被捕入狱的消息，还是很快被姜绮华知道了，当时女儿许德馨才出生八个月，她如何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消息。 虽然她并未参加革命，也不懂政治，但是她却知道被国民党特务抓进去的人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希望，她一个妇道人家又不了解外面的事情，无法营救丈夫，这叫她如何是好？ 在万分悲痛之下，她患了严重的肺病，一病不起，这一躺就是三年，在患病的三年时间里，姜绮华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时候她也想干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一切都解脱了。 可是，她还有一个女儿要她照顾，如果她走了，女儿怎么办？ 万一丈夫有一天出狱，看不到自己和女儿，该有多伤心，姜绮华知道，她们母女现在正是许晓轩在狱中坚强斗争的支柱，她不能倒。  许晓轩刚被捕时，夫妻二人还能通过一些渠道进行书信来往，比如许晓轩托人告诉家人一个秘密通讯的方法，就是让亲人收到他的信后1号或15号，在《和平日报》的广告栏里连续刊登一星期的“寻人启事”，内容是：“庆辰吾弟，自汝离家，已经数载，老母思儿，妻盼夫，望速来信××处转。兄泰贞白。” 许晓轩在狱中看到报纸广告上的地址后，便找人按上面的地址去取信，通过这些方式便可以与家人取得联系。 许晓轩每次在给家人的信中都写道：“我身体很好，生活也不差”，以此来安排家人，并且一再告诉家人：“只望大家生活好，有发展，不必记挂我。” 当许晓轩得知亲人正在设法营救他，国民党特务给出的释放条件是承认自己的罪行，许晓轩于是用铅笔在一张包香烟的薄纸背面写上“宁关不屈”四个字，表达自己的决心，这个字条后来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珍藏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中。 大概在狱中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许晓轩做了“遗嘱”，他让哥哥转告妻子姜绮华，自己可能出不来了，让她早作打算，但是务必等女儿长大后送到他的老友处去教育。 字里行间透漏着，他在身处监狱中，依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接受革命教育，将来继承自己的革命遗志。 等到1941年10月，许晓轩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后，他便与家人断了联系。  当时几辆国民党军车装载着包括许晓轩在内的许多革命志士，日夜兼程赶往在贵州息烽县阳坝镇的息烽集中营。 下车之后，许晓轩才看清楚这里，简直就是人间魔窟，当时息烽县仅有2000多人口，而国民党驻扎在这里的特务就多达15000人。 在集中营的四周重峦叠嶂，沿着起伏的山坡筑起三道高墙，除此之外，监狱四周大小碉堡无数，想要越狱几乎不可能。 被关押在这里的人都是被国民党当局当作重要的政治犯对待的，许晓轩被关押在被称为“斋房”的监狱，里面一共有34间牢房，在这里，大家不能用真实姓名，只能用数字编号来替代，许晓轩的编号为302号。 许晓轩到息烽监狱时，监狱主任为周养浩，因为周养浩的前一任监狱长对犯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有一些重要的人物甚至被折磨而死，遭到狱中难友的反抗，戴笠害怕事情闹大，于是安排周养浩到息烽监狱搞监狱改革。 周养浩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和犯人搞对立是没有好处的，搞不好还会丢了乌纱帽，原来的监狱长每天让难友放风一个小时，周养浩就改为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 为了捞钱，周养浩竟然想到在监狱中建立了工厂，让犯人们参加劳动，想要用劳动改造犯人。 对于是否让同志们参加劳动，狱中党组织内部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应该与敌人战斗到底，但是许晓轩等人在分析了敌人的意图和狱中的形势，认为即使是在狱中，也应该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工作者在白区工作的方针，那就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6个字。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难友们在劳动中，锻炼了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更有利于开展斗争的，狱中党组织最终决定，除了已公开暴露身份的人外，其余同志都可以参加劳动。 许晓轩先分在木刻部，当时周养浩在监舍外面种了两颗核桃树，他知道许晓轩有文化，就让他在两颗核桃树上分别刻上“忠党爱国”和“先优后乐”几个字。 许晓轩很快在一颗核桃树上刻下了“先忧后乐”几个字，然后下来的时候故意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手也被割破了，周养浩于是没再让他写“忠党爱国”这几个字。 在现在贵州息烽集中营旧址中，那颗刻有“先忧后乐”的核桃树依然高大挺拔，字迹清晰，让人们联想到几十年前一个共产党人的慷慨激昂。 在狱中，与敌人的斗争是长期而艰苦的，但是许晓轩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有一次，一名叫文泽的难友不满特务的残暴，拒绝外出参加劳动，因此遭到特务的毒打，一度昏倒在地。 这是许晓轩再也无法忍受，立即挺身而出，跟敌人正面争论，他说道：“你们还有一点人道吗？你们这样蛮干，干脆把我们枪毙好了！” 集中营中关押的政治犯哪个都是“大人物”，其实他们能枪毙的，自讨没趣的他们，只得作罢。 许晓轩经常鼓励大家，每当危难的时候，他就鼓励大家：“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事后，许晓轩主动找到文泽，对于他与敌人斗争时的勇敢给予了肯定，同时也告诉他：“我们处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与凶残的敌人斗争，除了勇敢之外，还要注意谋略，要讲究斗争的艺术。” 这是许晓轩的斗争策略，不争一时的高低，在息烽监狱中，许晓轩每天除了劳动外，还利用剩下的时间拼命学习。 通过三年的自学，许晓轩竟然能够熟练地掌握英文，并能翻译一般的俄文，这种毅力与天赋让人震惊，假如要是在和平年代，许晓轩还真就是个翻译人才。 其实，许晓轩学外语是有目的的，因为监狱中的看守是不懂外文的，他学会了外文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狱中传递信息。 有一天，敌人发现他在与罗世文谈话，立刻凑上去听，想要从中获取情报，结果凑过去才发现，两个人叽里咕噜地说一堆他们听不懂的话，只好悻悻的离开了，原来他们两个用的是俄语。 罗世文 在许晓轩的号召下，许多难友也跟着他学外语，后来有难友回忆说：“许晓轩对人态度和蔼，肯帮助人，谁愿意学外文，他都热情地教。” 谁能想到，在80年前国民党的监狱中，竟然会掀起一股外语热！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许晓轩还抽空看《孙子兵法》等书籍，难友姜士豪感觉不解，这都啥时候了，敌人的刀都架脖子上了，还看兵法有什么用。 于是好奇地问许晓轩：“你为什么连这样的书都看？” 许晓轩解释说：“我们搞政治的人，只要有时间，什么书都要看。既来之，则安之，要充分利用时间，为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打好基础。” 可见，许晓轩对革命的胜利是抱有信心的，果然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取得了胜利，这是许晓轩多年来翘首以盼的事情啊！ 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消息传到监狱，难友们无不欢欣鼓舞。 许晓轩开心地说：“天快亮了。”大家也都以为国民党要释放政治犯了。 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却并没有放人的意思，反而有意发动内战，不但没有放人，反而暗地里将一些政治犯秘密杀害或异地监禁。 到1946年7月，军统的息烽监狱被撤销，许晓轩等72名“政治犯”被转押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这些人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当作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许晓轩明白，新的斗争形势又要开始了，根据狱中斗争的需要，许晓轩、谭沈明、韩子栋等人组成狱中临时党支部，由许晓轩担任支部书记。 1948年4月，国民党特务制造《挺进报》事件，抓捕了大量重庆地下党，其中包括《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 陈然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挺进报》从写稿到刻写、油印都由他一人负责，在重庆这样的地方，能够发行几千份是相当不容易的，对重庆革命斗争影响也很大，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对陈然恨之入骨。 当时全国战场形势一片大好，为了使难友们能够及时知道全国解放战争的情况，许晓轩听了陈然的建议，在狱中打算续办《挺进版》。 这在现在来看都是不敢想的事情，在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创办革命报纸，别说没有印刷条件，只要是被抓到，那就是丢命的行为。 然而这些对于陈然来说，都不是事，陈然利用同样被关押的将领黄显声传递来的报纸，把有关解放战争的消息，用铅笔抄写在香烟纸上，上面写着“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在狱中秘密传阅。 难友们接过这份特别的“挺进报”，深受鼓舞，许晓轩看到狱版《挺进报》后十分高兴，为了防止暴露，他指示陈然取消刊头，不写期数、日期，必须坚持写仿宋字。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还号召难友们都学写仿宋字，这样即使暴露了，也不知道是谁刊发的。 然而危险还是来临了，有一天一名青年难友宣灏在阅读狱版《挺进报》时，被看守特务杨进兴发现，宣灏立马将纸往嘴里吞，但是却被杨进兴给弄了出来，然后将其拖到牢房外。 杨进兴看了纸条的内容，当即大惊，这是共产党把报纸办到了国民党的监狱？ 杨进兴是集中营挂号的大特务，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用皮鞭子抽打宣灏，问他纸条哪里来的。 宣灏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暴露的，因此坚持说是自己写的，杨进兴打得更狠了。 在这时，许晓轩从楼下一间牢房里传出了愤怒的吼声：“住手！那纸条是我写的！” 杨进兴怒气附体，直冲冲地来到许晓轩的牢房外，喊道：“怎么又是你！许晓轩，出来！” 然而许晓轩却并不畏惧，昂首挺胸地走出牢房，然后被带进特务办公室。 很快看守长陆景清也赶到了特务办公室，当他看到香烟纸上写着：“中共中央第七届第二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报告……” 气就不打一处来，这要是被上级知道了，哪还有他的好果子吃，于是下令进行搜查，看是否还有类似的纸张。 由于制作狱版“挺进报”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陈然在写好后，就把东西收藏好，因此敌人搜查后并没有找到。 陆景清于是来到许晓轩面前，让许晓轩写几个字，看看是否真的是他写的。 许晓轩以前也搞过报刊，又在息烽集中营干了一阵子木刻，于是拿起办公桌上的铅笔，不慌不忙地写了几行仿宋体的字。 特务们拿起狱版《挺进报》，再与许晓轩的笔迹进行对照，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就认为挺像的。 陆景清又问他消息是从哪里来的，许晓轩知道不能出卖了黄显声将军，于是就说，在放风的时候，他自己溜到办公室看到的报纸。 没有抓到更多的人，让特务们颇为失望，因为对于许晓轩这个“茬子”，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许晓轩对特务们说：“你们打报告枪毙我吧！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 陆景清也担心把事情搞大，自己受上司的批评，干脆就说：“那张纸条谁也不准再提！今天停止放风。” 这一次许晓轩取得了胜利，难友们更敬重他了，但是许晓轩却被特务戴上了重脚镣，关到地牢中一个星期，每天只给一碗盐水，作为处罚。 许晓轩 随着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将魔爪伸向监狱中的革命志士。 在罗世文和车耀先被秘密杀害后，大家也意识到情况的危险，因此许晓轩决定制定越狱方案，以求得自救。 许晓轩仔细观察白公馆，发现戒备森严，三面紧依岩壁，只有一面有出口，还布满了围墙和电网，沿墙还设有岗哨进行日夜看守。 除了有看守所的特务外，在外面还驻扎着1800多的国民党军队，想要组织集体越狱，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狱中党支部的同志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认为大家不能在监狱中一起等死，不能集体越狱就单独越狱，能逃出一个是一个。 经过观察后，许晓轩觉得韩子栋是最具备越狱条件的，因为韩子栋长期以来在敌人面前伪装成一个疯傻的人，敌人都以为他是被打傻了，并不怕他跑了，有时到镇上买东西的时候，还让韩子栋帮忙扛东西。 许晓轩和党支部于是决定让韩子栋把握机会逃出去，然后把狱中的情况汇报给党组织，让党组织帮忙营救。 韩子栋在之前利用可以进出监狱的有利条件，绘制出一张白公馆附近的简易地图交给了许晓轩，许晓轩告诉韩子栋，让他：“逃出以后要想办法化装，认准一个方向，向山多的地方跑。” 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趁着敌人不注意，成功越狱逃走，将狱中的情况汇报给了党组织，党组织因此准备进行营救活动。 在等待组织营救的同时，许晓轩也在监狱中筹划过多次集体越狱，都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要求许晓轩保证不再越狱逃跑，他却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决不给你们作任何保证。” 作为处罚，特务们让他打扫厕所，但是敌人们也知道许晓轩算是监狱中的“狱头”，只要把他摆平就容易管理了，有一天，一个特务来到牢房对许晓轩说：“扫厕所好脏啊，我们准备请你当会计。” 许晓轩以前就当过会计，知道会计比较轻快，不用干脏活、累活，但是他却对敌人的示好嗤之以鼻，嘲笑着说：“我对倒马桶、洗茅房很感兴趣。” 吃了一颗软钉子后，敌人仍然不死心，还邀请许晓轩去吃饭，并且说道：“我们打算释放你，并且介绍你去教书。” 许晓轩知道敌人不会突然安好心，肯定是有目的的，因此并没有被引诱，回答说：“我已吃惯了狱饭，至于工作嘛，先无条件放出去再谈吧！” 应该说，对于“重生”许晓轩是抱着无限的憧憬的，有一次，许晓轩与难友到外面做苦工，在回监狱时，捡到一株石榴树苗，于是带回白公馆，种到监狱的放风坝上，经过难友们的精心呵护，到解放后已经长成一棵大石榴树。 然而对于敌人的诱惑，他从来不会妥协。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很快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涌进而来，重庆也即将迎来解放。 就在这时，蒋介石竟然于11月14日从台湾飞到重庆，亲自布置对被关押的革命者进行大屠杀。 11月27日，白公馆里已经能够听得到解放军攻打重庆的炮声，国民党反动派却在这一天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屠杀，300多革命志士被惨杀，渣滓洞与白公馆顿时血流成河。 在生死关头，许晓轩对难友们说：“如果我临死的时候，敌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看后死无遗憾了。” 当特务到牢房叫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棉衣脱下给了难友，然后留下遗言：“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 在许晓轩走到刑场时，用蔑视的目光看着刽子手，然后说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了，人民就要审判你们了！” 在刽子手拿起枪时，许晓轩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 枪声响起，许晓轩应声倒在了血泊里。 仅仅三天后，重庆迎来解放，解放军第一时间赶到渣滓洞和白公馆，发现除少数同志幸免于难，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 党组织立即派人收敛了死难烈士遗体，在收尸的时候，发现许晓轩烈士的双手仍然被手铐紧紧锁着。 在许晓轩被关押期间，他的妻子姜绮华一直没有放弃营救他，在上海解放后，她更加关注重庆的消息，她希望重庆能够早点解放，自己的丈夫能够活着回来。 然而重庆解放了，她才知道丈夫牺牲的消息，在毁灭的消息面前，姜绮华瞬间崩溃，旧病复发，连到重庆认领丈夫遗体都不能。 当身体好了之后，她依然不敢去重庆，她怕见到任何有关许晓轩的东西，每次提及丈夫，她都悲痛欲绝，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去世了。 每当想念丈夫时，她就把许晓轩最后寄给她的那封信拿出来读一下，仿佛丈夫一直在给她写信。 1963年，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成立后，展览馆向烈士家属发出倡议，希望能够收集烈士的遗物，以便更好的宣传烈士们的英勇事迹。 尽管十分舍不得，姜绮华还是在1965年将那封信捐赠给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她知道，许晓轩不是她一个人的丈夫，他更是这个国家的战士。 1981年，已经60多岁的姜绮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才鼓起勇气到重庆白公馆，那个关押过许晓轩的地方去看看。 当她哭着说：“晓轩，我回来看你来了。”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仅以此文，纪念那些为新中国成立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有你们，才有我们美好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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