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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名单 （按发言先后顺序排列）
对话内容 王勇： 本群名字里有产业升级，所以补充几句我对产业经济学的看法，抛砖引玉，求教群里的专家：美国的产业组织理论的课程与教材几乎完全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基本不讨论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也不太关心一般均衡的范式。我们国内的产业经济学就综合了美国的，日本的，欧洲的等地区的不同范式，结合着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国制度的特色，开辟了很多新的重要议题，与发展经济学有不少交叉融合，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比如@刘志彪 老师的教材就很能体现这样的特点。 产业经济学通常是被作为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专业课开设的，但是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课程体系中，却完全不同。它是一门必须同时结合微观与宏观的必修课，否则就无法完全体现要素禀赋结构静态给定，动态内生变化所带来的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升级的影响，无法充分刻画产业升级对于整个经济体的动态一般均衡效应影响。 我看到国内产业经济学教材里通常还有不少与管理学相关的内容。我对于管理学完全是门外汉，如何与企业的自生能力更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很多摸索。 很久以前读过青木昌彦教授的一些比较体制分析的文章，很受启发。但是，对于他的这些思想的发展，后期似乎不太重视数学模型化，写入博士教科书的努力。当然，包括钱颖一、许成钢等老师也建立不少相关的数学模型研究，但是大部分模型都是“委托—代理”的信息经济学分析框架，动态性不足，一般均衡的分析也不足，与经济增长的模型没有充分兼容，与动态宏观分析也没有建立更有效的联系。所以我觉得对于产业升级这样的动态问题来说，如何将要素禀赋结构，自然禀赋结构，制度禀赋结构的因素综合考虑进来，需要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更全面地分析，不能只强调制度的视角，而且最适合的制度与政策本身就是随发展阶段与产业特性内生变化的。理解偏颇之处，请各位老师指正。 唐杰： @王勇 从理论上说，趋势/识别/产业方向可能存在，但是多维随机分布并不构成政府行为成功的必然性。这可能值得重视。 王勇： 模型最终要靠思想，但在我们国内，思想与模型似乎结合得很不好，厚此薄彼，结果很多时候，既没思想也没模型。克鲁格曼对于为什么早期大推动理论，还有经济地理学等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没有发展起来，做了很深刻的分析，就是因为太不重视模型表达，写不进博士生教科书。很希望看到中国大地上出现更多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得很好，又特别能有原创性思想的文章。 令人遗憾的是，我看到的国内的文章，更多是国外top 5期刊提供模型与思想，中国提供数据与实证检验的文章。而那些不相信top 5的模型机制适用于中国经济的学者，开始集体反对数学模型的滥用，导致国内做应用理论的学者，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学者，日子很难过。 【分享文章】“保罗·克鲁格曼：我的工作方法” 彭刚： 哈哈，王勇老师提出的问题很具有启发性，尤其在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领域。从一般意义上来考察，这种西方与中国大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差别还不如说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代际区别。不同的社会经历、学习条件、知识认知与储备能力造成了不同时期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式与路径依赖，很难相互融合却可以很好的互补。我想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王勇： @彭刚 彭老师，的确，我也觉得经济学不少领域里都存在一些代际差异与沟通问题。比如，发展经济学里，我觉得比较资深的学者们亲身经历了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包括我们曾经走过的很多弯路，所以对于我们的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制度是如何一步步变化的，有着很多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对于社会的理解也更加深刻。而且这个年龄段的不少学者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于社会底层的疾苦有着切身感受，普遍都有很强的家国情怀。也都更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真实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这个年龄段以及更年轻的学术后辈所普遍缺乏的。 所以，我觉得，如何做好学术的代际传承，如何可以将资深学者的思想与年轻学者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做出既有思想性又更加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经济学张培刚，谭崇台等老一辈先生打下的基础，我们年轻一代有义务有责任好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新结构经济学的学者们大都都有与我一样的这样的想法。 彭刚： 是的王勇，您的看法很深入也很全面。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经世济民的科学，发展经济学更是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更要有国际视野，普世情怀，立足中国看世界，胸怀世界看中国，我想这也正是林老师掀卷起发展经济学第三波并使这一波澜在当今中国和世界上风云激荡的基本缘由。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新结构经济学一定能在我们的校园里生根开花，培育起一代发展新人。 史晋川： 培养经济分析师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目前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训练方式，没有更好的模式来替代。伟大的经济思想家，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培养出来的。 我虽然在浙大坚持开经济思想史至今，但我们的经济学教育训练向数理化工程化方向发展，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方向的，而且这并不会实质性阻碍思想家的出现，太顾及去培养经济思想家，无论短中长期，社会成本都太高了。 王勇： 芝加哥大学博士一年级的三门课包括Price Theory、Theory of Income和 Empirical Methods。的确老师教的时候大部分都只有参考书，没有固定的一本教科书。但是这些参考书都是教科书，或者是带有研究专著性质的博士难度的教科书。我说的能写入博士教科书的意思就是说，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无论以后做该领域什么具体题目，都被认为是基础性的内容。微观的MWG、宏观Sargent等人的RMT、Stokey与 Lucas和Prescott的《Recursive Methods in Economic Dynamics》，Blanchard和Fischer的《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Fudenberg和Tirole的《Game Theory》、Acemoglu的《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等，这些教科书对于定义这些领域、以及全世界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产生重要影响。 科斯定理等等的确是伟大的思想，经济学思想性的确是第一位的，要比数学模型化的努力更重要。但是，科斯定理在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就有模型呀，科斯定理的强化版要成立需要满足拟线性偏好，这一点我猜测科斯本人也未必想清楚的，但是数学化以后逻辑就更清晰了。Ricardian与H-O的比较优势在现在任何一本中级以上国际贸易的教科书上都有数学模型，而且我觉得教科书模型都已经是这些伟大思想的“最简必要模型”。科斯的企业性质与交易费用的思想的确很伟大，但是我觉得相关的观察与思考很可能之前的经济学家们也都有过，也许在某本书的脚注里，但是如果没有后来对于交易费用等相关思想的模型化努力，我不觉得会对于学术研究与教学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哈耶克的关于the use of knowledge的想法非常伟大，但是我觉得在现代的与heterogeneous belief相关的一系列数学模型都至少部分地刻画了，等等。North也有不少很深刻的观察与思考，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Acemoglu等人的模型化努力，没有制度经济学的数学化努力，影响力也不至于有现在这么大。 我赞同，伟大的思想在想清楚以后是可以用文字说清楚的，并不一定需要数学语言，但是数学模型化的努力并不是简单的用数学形式化地装扮一下，很多时候是可以帮助我们想清楚经济学逻辑本身的条件与假设的。否则有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Arrow-Debreu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定理的证明就是多余的了。能写进教科书讲得是影响力，做研究当然是要突破教科书的已有知识存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刘守英： 对现有的缺陷做改善吧，至少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可以努力的。 李楠： 芝加哥大学一年级的博士生课程也是没有教科书、有或者没有参考书，主要还是最新的工作论文，Gary Becker的每一次作业都是一篇可以有潜力发在好期刊上的题目。每一次作业都是一次训练学生从问题中分析出最重要的因素并且建立最合理的模型来分析出其中的逻辑，并且推出testable implication这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所在。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经济问题，定性分析固然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定量的分析，基于合理经济逻辑和数据分析给出的决策依据。我们的确是在棋盘的旁边去推测下棋的规则，但是，下棋的不是AI，而是面对不同信息不同约束的经济人，良好的经济学素养是从庞杂的信息中抓住对研究的问题最重要的因素，并找到其中规律。 应用数学模型来刻画这些规律是完全合理的，问题不在于应用数学模型，问题在于那些生搬硬套数学模型的人。 王勇： @李楠 【点赞】 【分享文章】“赵忠：劳动经济学二三事” @赵忠 【点赞】人力资本投资、家庭行为分析、劳动力市场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很有意思。之前看到国内有文章把家庭从Becker的两代决策修改为祖父母-父母-儿女三代，以更好解释中国的情况，我觉得很赞。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并不只是户籍问题与计划生育这两个特色。人口结构、人力资本投资、家庭决策，与产业升级都特别有关系。新结构经济学应该更好地把这些消化吸收进来。 赵忠： 【分享文章】“赵忠：除了工作，中国人的时间都花在哪了？” https://m.jiemian.com/article/2765776.html @王勇 上面是和Becker相关的另外一篇文章 聂日明： @赵忠 哇，赵老师也喜欢这个数据啊。 只是没有微观的，这个是搭载在CHFS上的调查吧。我记得国家统计局做的2018年的时间利用调查的微观数据，也在几个大学的数据中心可以使用了。 赵忠： @聂日明 对，国家统计局对时间利用进行了两轮调查，可惜成果不多。上面文章是杜老师在北京举行数据发布会上我作的一个发言，期待看到对该数据更多的研究。 王勇： @赵忠 谢谢赵老师介绍杜老师的数据工作@杜凤莲 。这些微观数据对于很多研究都有用，包括对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研究。比如，Buera & Kaboski（2012，AER）关于美国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就是主要讨论服务业在家庭内还是市场化之间的trade off，这个思路后来也拓展到分析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如何影响了结构转型等等宏观研究。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很多研究如何能更好地使用各种微观家户数据，我觉得值得组织一次学术研讨会。因为，比如不同产业不同职业的劳动力各种信息，在工企数据库里是严重不完整和缺失的，需要对照结合起来看。另外，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不同，也会对于产业结构与产业升级产生重要影响。我前几年带着几个学生朝这些方向做了一些摸索，模型与机制觉得也想得比较清楚了，但是微观数据实证部分做得很不够。上次我在清华报告论文，与我的同班同学施新政聊了挺久，感觉里面有很多深挖的东西。最近两年，我也在努力学习一些微观实证方法，但还是进步太慢。 Becker教授的很多思想与研究是打通了宏观与微观的，他本人也明确反对把宏微观对立分隔开来。现在我们国内继续沿着Becker思想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而相关的宏观研究做得太少。作为他的学生，我觉得很惭愧！ 陶勇： 数学模型的重要性在于规范化学术思想，并给出判别标准，继而能够通过真实数据做高标准的定量化证伪，从而达到推翻数学模型的目的。 一个学科是否属于科学范式的成熟学科，其标准在于是否有学术共同体认可的标准教科书体系，并接受可证伪性的推翻。如果没有教科书体系，而只有不断更新体系范式的论文，那只是说明这个学科还不成熟。 像演化流派的哈耶克、熊比特有划时代的思想，但是这个流派没有数学范式体系，流派内发表的论文随时更新理论体系，没有延续性。最终的后果是，尽管门格尔和马歇尔同时代崛起，前者的演化流派却被边缘化，后者的新古典由于有更多共同体认可的数学范式而成为主流。新古典除了数学范式之外，也更靠近定量可证伪的思维方式。 在历史长河中，被淘出的金子都会进入教科书体系，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传承下去。 杨奇明： 【点赞】 陶勇： 有一点小的补充: 数学是一门语言，但与汉语和英语等语言不同的是，它可进行定量化可证伪性的检验。而不是仅仅依靠逻辑检验。 谢丹夏： @王勇【点赞】 杨奇明： “新古典除了数学范式之外，也更靠近定量可证伪的思维方式。”【点赞】 王勇： @谢丹夏 @任泽宇 法律经济学的芝加哥传统也应该在我们国内有更好的继承与发扬。现在新结构经济学里面讨论产业升级与制度转轨问题，也常常要讨论到专利制度、产权制度、契约强度、腐败问题、企业破产与重组，等等，这些也都是法律经济学等等问题。 陶勇： @杨奇明 谢谢，一点个人看法。 杨奇明： 【微笑】@陶勇 很同意。 谢丹夏： 我现在的field是any field，Growth, IO, Finance, International, Lawecon... 李楠： 对的，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不是货币主义，不是市场有效，而是基于微观基础的经济学系统分析方法。其中，唯一的假设就是每个经济人在自己面对的信息集和约束条件下会做出最优决策，每个微观个体的最优决策决定了市场均衡。而我们做为经济（计量）学者需要做的是从可观测的数据推断（量化）出经济人面对的约束和信息对其决策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市场的均衡配置，这样才能提出合理的提高市场有效性和解决市场负外部性的政策建议。这绝非易事，但是芝加哥学派提出了帮助我们科学系统思考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王勇： @谢丹夏 领域广博这可能也是芝加哥大学博士项目的一个特点。做得好，一通百通，互相支持。做不好，就真的是会被人骂的，特别是刚毕业后的那几年。保重吧【大笑】。 谢丹夏： 慢慢也会收敛。有时候是学生驱动的，看学生喜欢或能够做什么field的问题，就给题目指导他们做。 王勇： @李楠 交大安泰 师姐说的对。外人经常对芝加哥学派存在误解，以为就是宣扬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其实，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一直是在不断演化的。早年与哈耶克论战的兰格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背景是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前苏联经济发展特别快。后来这些论战也被部分总结到福利经济学的第一与第二定理里，特别是第二定理。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包括很多经济学思想，不断融入进来，是不断发展的。我理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的精神是：不盲从主流盲从权威，实事求是，只服从逻辑与证据。 谢丹夏： @王勇 我的理解是，强调科学性、positivism，和持续理论创新。 李楠： 不是说强调positive吧（研究经济是如何运行），而是说我们只有在搞清楚了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经济是如何运行的，才能进一步去研究应该如何制定政策，应该如何设计市场，才能让经济更良好地运行（normative）。 谢丹夏： 以后有机会请师姐来给学生们布道【大笑】。 李楠： 【点赞】有机会交流，我给学生讲宏观经济与金融中的时间序列，用的是Hamilton的1994年的教材。 谢丹夏： 可以自己写一本。 李楠： 博士生的课教材都是参考书，讲方法，具体都是要结合最新研究论文和实际问题来讲的。 谢丹夏： 其实博士生课除了基础课，一般都是reading list。这个是我“发明”的一门课，哪里有课本，除非我自己写。 李楠： 我的讲稿基本上是一本很完整的“教材”了，但是我没时间去整理。 王勇： 我觉得现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份量的学术发表还不够多，不发表就很少有人读，不在好的杂志上发表就更没有很多人会认真读。这是关键。关于新结构新在何处，以前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书，我在2012年左右也曾写了一篇杂文，发表在厦门大学《经济资料译丛》上，这几乎已经是10年前我的理解了。现在应该可以具体列举出更多的“新贡献“出来。但是，我猜想，没有多少人会读我这篇文章。 尽管在很多新结构经济学的著作与文章中已经反复说了很多遍，但是在这里我愿意再次强调：从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思路上说，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在的主流思路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主流的思路的分析出发点都是时时以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政策、制度等作为参照系，然后看自己做的有哪些不一样，缺什么补什么。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哪些方面做得与发达国家不一样，就认为是错误的，扭曲的，落后的，需要马上改成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因此，在对发展中国家给政策建议时，容易不看自身的实际情况与禀赋条件，给出”development stage free”的大一统的药方，是prescription before diagnosis。而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我们发展中国家首先要看自己有什么，而不是缺什么，然后那些符合自己的潜在比较优势，然后如何通过更好地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将潜在比较优势真正发挥出来，变成企业的竞争优势。那自己有什么？就是禀赋。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禀赋结构（要素禀赋、自然禀赋与制度禀赋等）与技术条件通过有效的市场来决定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要转化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还需要降低交易费用， 因此需要有为的政府在相关硬件基础设施与软件政策制度安排上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是我们的底层分析思路。同样，关于经济制度改革的建议，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紧密结合具体的发展阶段，以如何促进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做为改革的具体抓手，充分了解现存扭曲的内生原因，然后以恰当的政策工具、合适的优先序、合理的速度推进改革。 【分享文章】“What Is New About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2013&filename=JZYC201302016&v=kZd2sTgmMm4o4RnT0emDpoUWW2A5hq9QYwFhR%25mmd2F2Nf4VesHcSrYdDtRvk2PvxfyJ2 【分享文章】“NSE大家谈 | 王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范式的反思” 【分享文章】王勇：“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升级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赵燕菁： 【分享文章】“萨缪尔森经济学方法的危险” 王勇： 【分享文章】“从今年克拉克奖引发的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方法和方向的讨论” 李晓鹏： “我相信任何逻辑清楚的问题和现象一定可以找到能把这个逻辑表述清楚的数理和计量方法，这个方法可能是经济学界已经常用的，也可能在数学家那里已经有的，但是，经济学家不熟悉的，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代的经济学家不必像17世纪的牛顿那样连合适的数学方法都必须自己发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学生如果能够在研究的出发点上从以发表为导向改为以把问题和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为导向，帮助自己“认识世界”也帮助别人“认识世界”，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就会有许许多多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机会。” 林老师这段话说的非常有启发性，我补充几句。 虽然经济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数学方法都应该可以从已有的数学成果或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找到，但是现代经济研究的复杂性，让一个人从深层的创新到利用数学工具做好精确的推理和实证，这个链条非常长。我认为很有可能已经超过了一个人精力所允许的范围。 要打通这个链条，不应该是某个学者自己的努力。需要一个生态圈，就好像基础科学理论向产品转化一样，每个环节都有专业的人士来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彼此配合才能实现从大师型创新到数学推理和实证检验的全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不用好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据，纯粹的传统的理论研究创新，很难有发表的机会。当一个人拼命学好数学工具之后，他的大脑和精力还能剩下多少能用于大师型的颠覆性的创新呢？牛顿是自己发明数学方法，爱因斯坦是花了十年学习数学方法，然后呢？物理学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现在可能是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用来学习好所需的数学方法都不够了。 王勇： 建议不要把数学理论模型与实证计量方法统称为数学模型。 李晓鹏： 我用的统称词是数学工具和数学方法，不是数学模型。 王勇： 遗憾，我看到的是很多国内期刊反对数学模型，但并不反对实证研究。 李晓鹏： 越往上越反对，纯理论逻辑推理的空间更狭窄。最不动脑子的实证研究最好发表。数学模型难度居中。 陈波： 是的，还是盛行的功利主义模式，强调应用，不强调理论，和工科与理科的天壤之别是一致的。 李晓鹏： 理论逻辑的问题是，它会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很多基本功不踏实的人也可以用文字长篇大论。数理逻辑的专业门槛至少比较清楚。但为了追求清楚所付出的代价也很高。 正常的流程应该是基于实践的理论逻辑创新，然后把它转变为数学模型，最后计量检验。现在的路径是，先做计量检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王勇： 好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案例研究都不容易，都很重要，无分优劣。 陈波： @王勇 【点赞】 李晓鹏： 我觉得中国国内目前的状态还可以，三种都有空间，美国的状态更加僵化。 这方面还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现在有点盲目跟风欧美的势头，这很不好。 史晋川： @王勇 【点赞】 聂辉华： 这个现象耐人寻味啊！@王勇 张红松： @王勇 赞同。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案例研究三者本来就应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当然不应该厚此薄彼。不过考虑到现代研究分工的细化和各个方向的复杂性，很难要求每个人都精于所有方向。所以分工不可避免。但确实并无优劣，更无需厚此薄彼。 何国俊： 研究的判断标准是做的好不好，结论是否能让信服。任何方法(理论实证还是纯粹描述性)都有做的好的和差的，互相之间是促进而不是替代关系。 王勇：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大家经常谈到经济学研究以理解并力图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我非常赞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服务于现实社会与人类发展。经济学与逻辑学，数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工具性学科还是不一样的，本质上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从具体的分析方法上，经济学要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成熟更加深入地运用数学与统计学等定量化的工具，使得对于很多基本概念的定义与测度，因果逻辑推理步骤，都变得更加具体，精确，可证伪。我个人觉得，可证伪这一点非常重要，是科学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弗里德曼实证方法论的精髓。现在还存在一些教条化空洞化的研究方法，通常是那种“无法去证伪”，“不允许去证伪”的类型，所以就违背了实事求是这一科学的基本原则。我们也需要同时避免经济学走向玄学，阴阳五行之类的不可证伪或者难以证伪的套路。文字语言对于逻辑的表述也可以非常严谨，但是难度会比较高，这也是很多时候对于文字命题争论不休，无法证伪的原因之一。关于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的现实相关性，我觉得这要看所研究和关心的具体问题，正如要画一幢房子，是用在地图指路，还是室内装潢，还是建筑施工，不同的目的就会有不同的简略详细的要求。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具体目标去判断假设的好坏。比如，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对于“理性假设”其实是有很多深入讨论的，我们都知道现实中每个个人都会有“非理性”选择的时候，贝克尔在价格理论这门课的课堂上专门讲过，经济学主要是用来分析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的，与心理学不同。那些非理性的经济学行为会受到惩罚，优胜劣汰，最后长期来看，主导的行为都是理性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理性人假设可以捕捉到比较根本的社会力量。现在的行为经济学对于理性人假设做了很多放松，在很多问题（特别是个人的短期行为选择）上的解释力要比理性人假设更好一些，但是要解释社会长期的宏观问题，我个人觉得目前似乎理性人假设分析起来更加方便也更加有效。对问题分析的可处理性使得理论假设不得不在某些时候牺牲一些现实性，但是相信随着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处理的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可以不断提高。 关于分析方法，我近几年来越来越认识到案例研究的重要性，这是诸多方法中最需要直面真实现象，对现实忠实度要求最高的方法。我经常发现，现实中的真实故事要比虚构的想象的还要精彩，还要出其不意，还要美丽。这对于做经济学理论建模特别重要，理论是解释机制的。如果都不知道现实中的真实故事，又怎能刻画最重要的机制呢？可惜，对此经济学家认识太不够了。现在的确有不少滥用错用数学模型的文章，最本质原因就是不了解现实，也不去努力了解现实，只关心top journal上的文章里使用了什么假设。另一点重要原因就是能够教学生如何做数学建模的合格教师太少了，对于数学建模与理论研究缺乏敬畏之心。无知者无畏。我近距离接触过不少顶尖的经济学理论家，他们自己在建模的时候真是非常苛刻的，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努力在发表出来的论文上，读者通常是看不到的，是需要教师去教的，非有经验的建模者是无法深刻体会的。但是，我们国内大部分所谓做数理建模的，都是依葫芦画瓢，东施效颦，所以把数理建模的声誉搞砸了。现在放眼国内，经济学博士生愿意做理论的很少，又难又不容易发表，都更愿意选择使用中国数据跑回归验证国外盛行理论，而这些成果大部分最后都会湮灭在浩瀚的文献中，而无法真正将中国的重大问题，将发展中国家的重大问题，提取出重要的逻辑框架去做底层理论架构上的创新，去写自己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尤其是博士阶段的教科书，无论哪个分支，大部分主要是由该领域的做理论的学者撰写的。这是因为，我觉得，教科书的写法与单篇论文的写法不太一样，需要有一个尽量逻辑紧密的框架，把不同的问题串在一起，形成内部逻辑非常一致的，知识点尽量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需要一些benchmark model，从逻辑上梳理不同问题之间的内部联系。而实证研究，特别是回归分析的研究，通常思路是将各种不同机制放到一起，定量测度看哪一个更重要。理论研究则反过来，把别的机制尽量拿出去，只保留能够说明新机制的必要假设，所以就必须对文献中各种机制的区别，对于相关所有名词概念的定义，都理解与刻画得特别清楚。 网友： 【分享文章】“王勇：我和林毅夫老师都认为中国经济学家能获得诺奖。我们不能时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只要中国做的不一样就是错的” 余永定： 王勇，既然如此，能不能不提诺奖呢？【笑】 龚刚： @余永定 【点赞】 瞿宛文： @余永定 赞同【点赞】 王勇： @余永定 谢谢余老师的评论。这是根据对方采访的问答整理的，他们问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我得回答。我记得我在回答时说，“我相信本世纪特别是2050年以后，新结构经济学和其他自主理论创新肯定会有长足的发展，将会是出现很多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到那个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余永定： 建议你说，we don't care。【笑】 王勇： @余永定 【大笑】可能我对于经济学的诺贝尔奖颁发的客观性，公信力与公平性总体上还是（可能比较naive地）挺认同的，尽管避免不了意识形态与评委内部圈子，政治正确等等因素，但是我感觉与诺贝尔和平奖的泛政治化还是不同的。如果说经济学研究被国际学术界同行所认可的最高学术价值成就奖，恐怕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是最公认的奖项。 当然，做学术研究的初心，做理论创新的初心，都不应该是冲着拿奖去的。有很多很多扎实的学术研究，都没有获奖，但是很重要，很有意义。中国的经济学界也需要特别有国际公信力的奖项。 王勇： 新结构经济学尚未成熟。目前如何梳理二战以来发展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学术理念与对应的政策主张，如何看待过去70-80年在实际操作中国际发展学界、国际政策机构的所推行的政策实践，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可以一起进行梳理与讨论。看看究竟重大的学术思想潮流与现实政策实践究竟是怎样的。 我也当然同意，新结构经济学并不是第一个指出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去改善福利的，那在经济学本科教科书上就有。在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学研究时，也曾一度出现过强调政府作用的文献，比如1989-1991年左右JPE、QJE等期刊上出现不少关于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文章。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也都提出不少概念去解释东亚的例子。事实上，Krugman提出的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的新贸易理论，这个技术假设本来就意味着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成立的，要提高效率就需要政府干预。相关的国际贸易理论里关于strategic trade policy 也曾一度有不少发表。但是尽管有这些重新强调政府作用的文献，后来基本上很快又回到“政府不要干预”，继续主张自由贸易，继续基本怀疑与否定产业政策的老路上。包括之前提到的青木昌彦等学者的工作，以及后来钱颖一、许成钢、Gerard Roland、白重恩、周黎安等老师的工作大都是从政府组织入手，分析的主要工具是委托代理、信息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分析乡镇企业、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渐进改革等等。这些努力的确是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东亚经济体，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经济转轨、产权问题、政府作用的理解。目前沿着这条新政治经济学的线做研究的学者们也有不少。我有篇JDE的文章做的是财政分权、中印吸收FDI的比较的，多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所以对于这支文献也有些了解。我的总体感觉是，这支文献（以局部均衡为主）与经济增长与宏观发展（以动态一般均衡为主）的联系在模型上还不够统一，讨论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结论还是以产生扭曲与过度干预等等为主，很多时候都没有强调所研究的问题与经济发展阶段是什么具体关系，有点“development stage free”。 与之不同，新结构经济学更加侧重于强调的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不同类产业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问题，更多强调动态问题，更多强调一般均衡问题（因为要素禀赋结构的内生变动很重要），比如什么决定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长度，为什么我们要关心总量生产函数的函数形式本身是内生变动而不是外生给定的，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以禀赋结构作为出发点来刻画不同发展阶段的最适宜经济与金融结构的内生性与差异性等等，对于随经济发展而动态内生变动的产业结构下如何去考虑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如何考虑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问题，垂直结构问题，如何考虑中等收入经济体与低收入经济体在面临的经济发展挑战上的结构差异性，如何考虑在这些动态发展问题中政府的动态政策调整。 沈煌南： @王勇 【点赞】 张轶凡： 王勇说新结构的目标之一是在国际主流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这个是最难的。如果关起门来，自封天下第一是最容易的。就这一点，我还是挺佩服他们开放的胸襟，以及知难而上的勇气。 沈煌南： @王勇 王老师，有一些新结构的文章，主要是中文论文，文献引用上不够规范，比如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经济驱动模式，日本经济学家早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就在发展研究类型的期刊上发表过类似观点，他们叫factor intensity driven的工业化进程。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比较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最早提出的是一个叫Robert Looney的美国人，他用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为研究样本，提出根据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当然不一定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他是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家安全事务系的研究人员。北美学界有很大一个特点是，学院派的一些教科书上的东西和实务派的政策落地的理论依据很不一样的，实质的东西做包括他们的对外发展战略，军事扩张战略，国防安全等。 王勇： @张轶凡 【握手】 此外，有关新结构经济学与DSGE的关系，新结构经济学的特征并不是DSGE下的有为政府。是否使用Dynamic GE取决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如果是强调动态内生要素禀赋结构变动的，那么通常都会认为Dynamic GE方法要比直接假设要素价格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更好。同时，并不是只有研究政府作用的才是新结构经济学，我和鞠建东，林毅夫老师合作的2015 JME的文章里研究的就是first best economy，没有政府作用，但却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篇重要文章。因为新结构经济学更核心的特征是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与扭曲的内生性与动态性问题。在JLW模型中，我们说清楚了与H-O模型机制的区别，与Rybcinski模型的区别，说清楚了什么叫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机制（我们很高兴看到Ricard Rogerson将我们这篇论文放到他在Princeton 大学关于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博士课程的reading list中）。动态宏观模型不等于DSGE，我自己很少做DSGE的东西，但是大部分处理的的确是DGE的模型。 DSGE更多用来分析短期宏观波动的现象。但是它有两个局限：1. 为了可处理，通常只刻画steady state稳态，而不去关心过渡动态，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整个发展问题本身就是过渡动态，所以如果只关心长期稳态就实际上又回到了一个不存在结构变动的状态中去刻画均衡，这会使得我们所关心的很多经济发展结构变动过程中的宏观波动与相关政策分析被忽略掉了。正因为如此，我本人也在探索如何在具有内生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去讨论宏观波动与反周期政策问题。2. DSGE模型中通常都是假定外生不便的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所以虽然也经常有多部门的宏观模型，但是却侧重于定量差别，而不是由于要素禀赋驱动的内生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宏观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有一大类模型的特点都是总量生产函数本身函数形式是内生于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的，而后两者也经常是内生于禀赋结构的。对于这些，我们新结构院不少同行都在积极探索，努力。我本人也在探索，并且写了一些在中文期刊发表的相关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献综述。 以上这些话其实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者内部已经说过很多很多遍，欢迎阅读《新结构经济学研习方法》。 刘培林：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整个发展问题本身就是过渡动态。” @王勇 对于这个看法，深有同感 。 王勇： @沈煌南 谢谢你的善意批评与建议。如果你指的是提出“flying geese paradigm(雁行理论)”日本学者Akamatsu等人的工作，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的学者是了解的，而且在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少著作中也有明确承认与引用。对于HO国际贸易模型的相关研究者的工作，比如Edward Leamer, Peter Schott等人的工作我们也一再引用，并且在论文中专门明确讨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机制与HO模型究竟差别在哪里 （请见Ju, Lin, Wang ,2015JME）。我们对于这些学者的理论是了解的，尊重的，而且也是受到他们研究的启发的，但是与之的区别与差异也是非常清楚的，这是通过数学模型讨论的一个重要优势。有些文字表述看上去包罗万象，但是关键机制究竟在什么条件下逻辑上才成立，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当然，文献浩瀚如海，我们不能保证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某些关键思想从未出现在那本书的哪个脚注中，但是我们研究团队的确在努力去了解前人的相关工作，至少在发表的论文中我们都需要讨论相对于已有文献的贡献。如果是因为我们的无知使得我们忽略了前人的一些工作，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指出，然后我们新结构的学者认真学习，仔细审视，看看是否完全相同还是有所差异。但是我不认为，我们新结构的学者明知是别人的贡献我们却偷来硬说是我们新结构原创的。如果你觉得存在这样的问题，欢迎再明确地告诉我们究竟是之前的哪一位学者的那一本书或者论文中的哪一个具体观点以及相关论述与我们新结构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如果发现的确是我们以前没有发现的文献，那我们就应该遵守学术规范把这个具体思想的原创贡献归于对应的那个学者。当然，也有可能有些类似的想法很久以前有人提过，但是论证的不充分，不严格，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学者对于这个想法的论证更加清晰，严格，完整，那这也属于学术新贡献。就像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但是阿罗与德布鲁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依旧是诺贝尔奖级的贡献。在克鲁格曼之前，提出经济地理相关的思想，提出规模报酬递增思想的早已有之，但是都没有进入主流，直到Krugman对于进行清晰化的数学表述之后才被更多经济学者所注意，研究也更加深入。这些也都是诺贝尔奖的贡献。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对于原创思想来说，如果能够用尽量简洁的数学模型刻画出来，那就应该去鼓励这么做，最后一定会找到一个“最简必要模型”，只要思想足够重要，就可以写入教科书。如果实在无法数学模型化，那就暂且以尽量严格的语言逻辑说清楚。关于这方面，我再次强烈推荐大家读一读Krugman的Ohlin Lecture，即《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这本书，有中译本，我不能说的比他更好更到位了。要辨析一个学术思想，有时候不能只停留在文字语言上是否使用同一个词，比如“比较优势”。既然你提到的那个名为Robert Looney的美国人并不是以讨论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那就和新结构经济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不存在我们新结构经济学主观盗用或者客观忽视相同思想观点的问题。 沈煌南： @王勇 王老师，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新结构的英文论文还是做得比较扎实的，但有一些关于新结构的中文论文在学术文献的引用上不够规范，不存在抄袭的问题。所谓的引用规范，指得是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若有其他相似但未必完全一样的理论框架，还是需要在脚注或正文中引用的，这样比较规范，因为社科理论里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即两类理论观点有许多相似的元素，但也有一些关键的内容差异，但不少理论之间的相似性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在文章中最好能引用这些文献。举个例子，日本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蛙跳理论和雁型模式，很大一块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开放经济体下要素密度和技术水平不断升级和不断提高导向的后工业化发展理路，当然和新结构关于单一国家内部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还是有不少区别的，但在文章论述的过程中，还是不能忽视这些文献的作用。还有就是Robert Looney在探讨沙特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是以资源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如沙特的石油产业为理论分析的起点的，事实上后来有不少发展研究的学者就沿着这个思路对诸如对后来者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to the later comer) 等一些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后工业化国家出现发展和增长瓶颈的现象也进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这里面尤其以soas 发展研究系的Di John 教授的工作为代表性。当然这和新结构提出的K/L 不断资本密集化导向的比较优势战略不完全一样，但我的意思是起码这些有类似观点的文献还是需要引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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