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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问礼被誉为“朱紫阳之功臣”（张岱语），指的是骆问礼是朱熹理学的坚定捍卫者。《万一楼集小引》的作者郑静观（骆问礼表弟），也有类似评价：“近来凡谈理学，人们总是偏护阳明心学，而骆问礼则不同，他不仅没有鄙视朱熹理学，反而像捍卫城池一样拥护朱熹理学。”（迩时谈理学率左袒文成，而今于紫阳氏非特不敢弁髦其说，且拥护之若金城汤池，宜与世大相柄凿。）明末藏书家、刻书家高承埏在《续羊枣集序》中也有一段评价：“骆问礼在治学上，如同坚守城池一样坚守朱熹理学，如同爬山涉水一样步步深入，他平生不喜欢阳明心学，故经常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于学，守紫阳之垣堑，仰攻金谿甚力，雅不喜王文成之说，时时发乎论著。）骆问礼的“时时发乎论著”，体现在《万一楼集》中，就是总数达134次对阳明心学的批判。其中言“阳明”的89处，言“王文成公”的45处。这真是“言必守朱熹，著必批阳明”，冠之以“朱紫阳之功臣”确实当之无愧。那么，骆问礼为什么要批阳明？他痛批阳明心学的底气从何而来？这是笔者阅读《万一楼集》时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答案有了！说科举绕不开八股。八股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制度自朱元璋开始，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后世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骆问礼是其中之一。明朝学生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例让你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即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朱熹。因为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恰好被统治者看上了。在明代，朱熹的理论已经成为各级教育机构的通用教材，也是大明王朝各级官僚们的行为法则和指导思想。在那个时候，朱圣人的话就是真理，没有多少人敢于质疑这套理论。所以明朝的科举考试，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朱熹理学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骆问礼受朱熹的影响似乎更为深刻。这跟历史上朱熹曾多次来枫桥讲学未必有关系，但跟骆问礼埋头苦读自然脱不了干系。从读书伊始，骆问礼一直在接受朱熹理学的熏陶，偏偏他并非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从29岁乡试中式成为举人，到39岁成为进士，整整十年间，骆问礼参加了三次会试，第三次他才得以考中。十年寒窗苦读，翻来覆去的是朱熹的思想，就这样，骆问礼成了明朝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他把朱熹读到骨子里去了。这就解开了一个谜，当初骆问礼与诸暨同乡郦琥同事钱德洪（绪山先生）时，骆问礼之所以“酷是宋朱文公，而于文成之道谢不欲闻”，原因就在于朱熹理学是必考的知识，而阳明心学既然与考试无关，则无疑是影响科考的异端邪说，所以骆问礼懒得听王阳明得意弟子钱德洪主讲的阳明心学。骆问礼拜钱德洪为师，目的性很明确，向他学习如何写作文，而不是听他的阳明心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死读圣贤书。”这是骆问礼排斥阳明心学的主观因素。按理，骆问礼是不应该排斥阳明心学的，因为他的从父（堂伯）骆骥，曾受业于王阳明，是名副其实的阳明弟子，且跟骆问礼的老师钱德洪是同学关系。但骆问礼不买亲情账，与官方对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密切相关。王阳明任南京兵部尚书后，开始四处讲学，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征服了无数的人，心学的风潮逐渐兴起，但他的这一举动也惹来了麻烦。官方权威的程朱理学家们终于无法容忍了，在他们看来，王阳明的“异端邪说”如同洪水猛兽，会荡涤一切规范与秩序。于是，他们纷纷发起攻击，写文章的写文章，写奏折的写奏折（很多都是官），更绝的是，当时的中央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竟然把影射攻击王阳明的话，当作考题拿出来考试，真可谓空前绝后，举世奇观。漫天风雨，骂声不绝，总之一句话，欲除之而后快。骆问礼通批阳明心学，其实是步了官方的后尘，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在审视阳明心学。如果这样的批判出现在阳明学诞生初期，倒也可以理解，问题是骆问礼批阳明是在阳明去世三十多年后。他看不到阳明心学的繁荣与壮大，他依然固守旧有的传统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骆问礼显然没有跟上时代潮流，这就难怪人们评价他的理学思想与时代格格不入了。骆问礼偏爱朱熹，痛斥阳明，是因为朱熹理学源自儒家，既不要开悟，也不要练习什么武术，他的那套理论是从书本读出来的，而且还能够拿出去使用，一旦通理，便可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齐家，可治国平天下。而阳明心学却以静坐顿悟为要诀，这与儒家的倡导格格不入，与骆问礼既有理学武装发生冲突，所以骆问礼痛斥阳明心学时，其内容便是与朱熹理学相冲突的地方。他站在朱熹的角度批阳明，一次次批判，一次次重复，结果反而加深了对朱熹理学的认知与拥护。不得不承认，从骆问礼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信仰是最为坚固的物体，一旦坚持，就很难动摇。但用历史的眼光分析，骆问礼虽然成了“朱紫阳之功臣”，但他的理学坚守并没有为其个人的仕途与发展带来丝毫帮助。相反，因为理学信仰的不同，因为对朱熹理学的偏爱，反而让他得罪了官场中的不少人，最终落到他自己所谓的“四无知己”的孤独处境。王阳明去死三十多年后，他的门人因意见不同，分裂成为左右两派。在天泉桥上得到真传的两位嫡传弟子钱德洪与王畿，部分修正了王阳明的理论，成为王学“左派”，又称“浙中学派”。被后人公认为正宗嫡传的“右派”，又称为“江右学派”，此派的代表人物是聂豹，并非阳明嫡传，却是内阁首辅徐阶的老师。后来左派又分出一支，成为第三派，叫做“泰州学派”。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此学派影响极大，精英辈出，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叫李贽；而另一个人更为特别，他就是右派代表人物聂豹的学生徐阶。徐阶不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弟子，只能算个插班生，但如果没有这个人，明代的历史将会改写，他是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王阳明死后，竟然搞出了这么多门派，而且由于观点不同，他们之间还经常搞论战，骂得你死我活，虽都是王门中人，但关系并不太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在骆问礼时代，阳明心学已经成为热门的社会思潮。而且，以朱熹理学为敲门砖跻身官场的官员们，无不热衷当时越来越耀眼的阳明心学，尽管各门派山头林立，但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阵地和朋友圈。但骆问礼“从一而终”，他始终不肯背叛朱熹理学。他在师事钱德洪学文词时，就“酷是宋朱文公”；后来在南京任职，身边的同僚与上司多是阳明心学的追捧者，骆问礼却每每与他们针锋相对，不时和他们唇枪舌战，闹得人家下不来台；再后来，骆问礼任职云南布政使右参议，他一到云南姚安，就对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李贽的讲学加以阻止，还针锋相对地编印《新学忠臣》一书，直言自己“读《传习录》不觉睡去”。隆庆初年（1567—1568），泰州学派的领导人物徐阶任内阁首辅，位极人臣，骆问礼我行我素，在给隆庆帝的《直言兵刑二事以畅公论以明治体疏》中，竟为弹劾徐阶的言官张齐进行辩护。任湖广按察使副使期间，受人诬谄，骆问礼毅然辞官归家，而他晚年的一大爱好竟是写举子文（八股），“时为诸小子改课，固不敢不趋夫时，而要以守传明经为主”，他仍在乐此不疲地钻研朱煮理学，为孙子辈的科考发挥自己的余热，甚至他还将自己“传守明经”的成果——举子文结集成《枝指集》《代奕集》《蜡屐编》等。对朱熹理学的坚守与捍卫，使得骆问礼远离了官场必不可少的朋友圈，故他仕途的沉沦无法避免。在骆问礼时代，阳明心学已与政治牵手，理学主张上升为政治理念。譬如，徐阶是当时朝廷里位极人臣的内阁首辅，但同时又是朝廷里阳明心学这个特殊团体的领导者，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秉持同一个信念，遵从同一个人的教诲，这是一个特别的团队，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正是共同的政治理念。他们经常组织大家搞活动，学习交流心学。既然在同一个圈子，那么必然有圈子的潜规则。虽然阳明心学三派之间相互争论，但他们毕竟是王门中人，他们在关键时刻能一致对外。譬如江右学派再传弟子徐阶（早期）、泰州学派再传弟子何心隐、浙中学派再传弟子唐顺之，他们消除门户之见，联手除掉了严嵩。遗憾的是，骆问礼没有与时俱进，他不尊师门（钱德洪），不赶潮流（阳明学），不去奉迎（热衷阳明学的高层官僚），甘于落伍，甘于孤独，决不做丝毫有玷辱朱圣人的事。他不是朱熹的嫡传弟子，却胜过朱熹的得意弟子。但是，前进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正如同王阳明的光芒，纵然历经千年，饱经风雨，却终将光耀于天地万物之间。骆问礼若地下有知，该发出什么样的感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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