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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农村里女儿出嫁,做父母的总要给她筹备嫁妆

2021-07-20  弘虫
早些年,农村里女儿出嫁,做父母的总要给她筹备嫁妆。待出嫁那天,由男方派来的“杭郎”(“杭”出于“杭唷杭唷”,“杭郎”是抬嫁妆的劳力)一杠杠,杭唷杭唷地抬到男方家里。
嫁妆是新郎新娘今后生活必不可少的全部家当。大到大衣柜、五斗橱、梳头柜、八仙桌、木箱、厨柜、马桶、面盆架、凳子、椅子,小到棉被、面盆、痰盂、茶杯、酒杯、热水瓶等,后来生活条件好起来,又增加了诸如沙发、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黑白电视机等现代设备。反正,男方的花烛洞房里除了一床,其余的都由女方嫁过来。所以男人讨老婆,实际上还讨了一屋子的嫁妆。
为了筹备这些嫁妆,真要花费女方父母半世的心血。有的父母,早料到女儿将来总要成为泼出去的水,于是从她一生下来开始,就在盘算着嫁妆的事了。碰到有好的木头料作,便有预见有规划地把它堆放在屋子里,如此日积月累,待女儿长成,木料也备得差不多了。于是请来三两个木匠,刨呀锯呀钉呀拼呀,做上一月半月。刚做成的家具还是白身,还得请来漆匠师傅做油漆,又是一遍,两遍,三遍,漆得所有嫁妆黄是黄红是红,煞是鲜艳亮丽。这些大件做好了,然后上街买些日常用品,少部分是自己出钱买,往往出嫁前那段时间,新娘会隔三岔五地去镇上挑这挑那,大部分则是邻里亲眷送的,送之前往往先从新娘处讨得口风,知道她缺什么,就给她买什么,于是,人情也都成了嫁妆。
因为有这个嫁妆的存在,所以那时男女双方在定亲结婚前,都要通过一个媒人讲条件。先是女方主动提出,要求男方备多少聘礼,中心思想当然是个“钱”字,然后,男方尽量把女方开出的价往低处压。当然,也有因钱多钱少而谈砸了的,弄得好端端的一门亲事活活夭折。其实,女方向男方要聘礼,最终还是为了把嫁妆弄得像样体面些,把女儿卖掉赚钱的毕竟丧尽天良,会让村里人笑话一辈子的。所以一般的,用不完的钱,包括自己再倒贴进去的,父母会在红木箱子里“压”着,叫作“压箱钱”,随女儿一起“压”到婆家,“体面”给婆家人看。
女方为了在出嫁那天不落面子,讨得一片啧啧之声,所以就尽量把嫁妆备得多些。那时候结婚讲排场,除了在酒席的桌数及档次上比拼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在比拼嫁妆的杠数。杠数多,说明条件好,杠数少,说明家里穷。这真难杀了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家。实在没办法,他们就来点形式主义,尽量把嫁妆分散开来装,明明一杠的东西,硬是把它拆成两杠,这样做,无非是想让嫁妆的队伍长些长些再长些。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这种长长的迎亲队伍。冬日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家背后,孝泉江对面山脚的那条大路上,三天两头有新娘子要经过。只要铜锣铜鼓声隐隐约约地传来,我们一群小孩和女人,就跑到埂堤上坐下,眼巴巴地远远张望。等走得有些近了,新娘子的面孔仍然看不清,但我们看得清嫁妆的杠数,于是我们齐声点数:一杠,两杠,三杠,四杠……我记得,杠数最多也没有超过十八杠,大多是十杠十二杠,少的竟只有五杠六杠。看到十多杠的时候,我们就“真多真多”地高兴喊叫,看到五六杠的,我们也很失望。我猜想,这五杠六杠的新娘子,说不定还板着脸对所有人都不理不睬呢。
比不理不睬更严重的也有。我父亲和母亲当初结婚的时候,母亲就因嫁妆的事,气得走到半路上还要逃回娘家。迎亲那天,父亲这头去了八杠嫁妆的杭郎,中午喝过闹过哭过,外婆家就勉勉强强地装好了八杠东西,于是出发了。至中途,看路上也没有其他人,媒人觉得八杠东西由十六个杭郎抬,实在有些浪费力气,就与我父亲偷偷商量,叫杭郎们把八杠的东西并作四杠,然后八人抬,八人走,走一阵调一阵。本打算到村口时再把嫁妆分开来的,不料媒人的杰作竟让后面跟着的母亲看到,于是一怒之下,扭头就走,哭哭啼啼,怎么喊也喊不应,害得我父亲重新追到外婆家,千言万语,总算把母亲请回来,喝喜酒的一帮人饿瘪了肚皮,后来这件事就成了村里的一个笑话。(此情节源于道听途说。)
嫁妆从女方家抬过来,要请杭郎,并提前准备好“杭”(一根长而浑圆的木头)、绳子和眠轿。大的家具像大衣柜之类,须用绳子捆扎好后穿两根杭抬,挑身强力壮的两个劳力方能动身;小的像面盆杯子杂七杂八的细碎什物,则一律装进眠轿,一般力气的就抬得动;至于那些自行车、面盆架、缝纫机之类的,抬起来相对轻松些。好日子的前一天,所有的杭上、眠轿上都贴上了“双喜”,绳子需染成红色,或系红带子,表示喜庆。然后一行人随新郎、伴郎、媒人一起浩浩荡荡去女方家。杭郎不管闲事,只管吃和抬两桩,走到新娘家先吃点心,再喝喜酒,吃过后一个劲地催东家快些快些,然后耐心地搬嫁妆,我们叫作“发嫁妆”。嫁妆大多上过油漆,于是在勒绳子系绳子时要格外小心,须填塞报纸或硬板纸,防止抬时把油漆磕落。等到新郎被吵过新娘假惺惺地哭过,就一声“起轿”,把一杠杠的嫁妆按上了肩膀。上路了,总是嫁妆在前,新郎新娘队伍在后,在百米范围内若即若离。路上,杭郎们狡猾狡猾的,当然这个时候越狡猾越好。他们才抬一段路就停下不走,等新娘子分烟点烟。有时候还敲敲竹杠,要新娘子给他们分糖,说每人没有十颗纸包糖,这么重的嫁妆他们就抬不动了,抬不动就只能慢慢抬,让新郎新娘晚上同不了房。于是新郎新娘心甘情愿地被敲诈,并像哄孩子一样地哄着杭郎们脚步动得再快些。停下来歇脚的时候,杭郎们还会伸手把被子马桶里的红鸡蛋红纸包偷偷地“贪污分赃”。到家后,杭郎们则把嫁妆一件件搬进洞房,早在家里等着抱被子的妇女和拎马桶的兄弟,翻来覆去地寻不到彩头,就有些失望地笑骂杭郎,而杭郎们则又像模像样地坐在堂屋喝他们的酒猜他们的拳:一定终啊,两厢好呀,三元郎来,四发财呀……
一件嫁妆,从最初的开始准备,到最后的抬进夫家,其间经过了多少人手,经历了多少转折,这真是件欲说还休的事。好在,从此以后,新郎新娘可以借此恩恩爱爱地过他们的美好日子。十年媳妇熬成婆,当新嫁妆被时光打磨成老家具后,他们又得为自己女儿的嫁妆犯起愁来,那扛数自然不再是自己出嫁时的扛数了。所以,能铺张些还得铺张些,咬咬牙,挺挺腰,什么都能过去。嫁妆少的滋味自己算是品尝了,那么这个苦,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传递给自己的女儿,所以打肿脸就打肿脸吧,毕竟看上去像个胖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杭郎没有了,农村里抬嫁妆的场面慢慢地消失了,人们开始用轿车来接新娘。嫁妆这个词也成为落伍的代名词,因为新房里的所有设备,都是商场主动送到家里并安装调试好的。于是,新人们只需坐在轿车里,尽量地把队伍拉得长些,尽量地让车开得慢些,然后,对着摄像机镜头,留作喜日的纪念,最后站在大酒店门口,一门心思地收红包,就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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