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农村里女儿出嫁，做父母的总要给她筹备嫁妆。待出嫁那天，由男方派来的“杭郎”（“杭”出于“杭唷杭唷”，“杭郎”是抬嫁妆的劳力）一杠杠，杭唷杭唷地抬到男方家里。
嫁妆是新郎新娘今后生活必不可少的全部家当。大到大衣柜、五斗橱、梳头柜、八仙桌、木箱、厨柜、马桶、面盆架、凳子、椅子，小到棉被、面盆、痰盂、茶杯、酒杯、热水瓶等，后来生活条件好起来，又增加了诸如沙发、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黑白电视机等现代设备。反正，男方的花烛洞房里除了一床，其余的都由女方嫁过来。所以男人讨老婆，实际上还讨了一屋子的嫁妆。为了筹备这些嫁妆，真要花费女方父母半世的心血。有的父母，早料到女儿将来总要成为泼出去的水，于是从她一生下来开始，就在盘算着嫁妆的事了。碰到有好的木头料作，便有预见有规划地把它堆放在屋子里，如此日积月累，待女儿长成，木料也备得差不多了。于是请来三两个木匠，刨呀锯呀钉呀拼呀，做上一月半月。刚做成的家具还是白身，还得请来漆匠师傅做油漆，又是一遍，两遍，三遍，漆得所有嫁妆黄是黄红是红，煞是鲜艳亮丽。这些大件做好了，然后上街买些日常用品，少部分是自己出钱买，往往出嫁前那段时间，新娘会隔三岔五地去镇上挑这挑那，大部分则是邻里亲眷送的，送之前往往先从新娘处讨得口风，知道她缺什么，就给她买什么，于是，人情也都成了嫁妆。因为有这个嫁妆的存在，所以那时男女双方在定亲结婚前，都要通过一个媒人讲条件。先是女方主动提出，要求男方备多少聘礼，中心思想当然是个“钱”字，然后，男方尽量把女方开出的价往低处压。当然，也有因钱多钱少而谈砸了的，弄得好端端的一门亲事活活夭折。其实，女方向男方要聘礼，最终还是为了把嫁妆弄得像样体面些，把女儿卖掉赚钱的毕竟丧尽天良，会让村里人笑话一辈子的。所以一般的，用不完的钱，包括自己再倒贴进去的，父母会在红木箱子里“压”着，叫作“压箱钱”，随女儿一起“压”到婆家，“体面”给婆家人看。
女方为了在出嫁那天不落面子，讨得一片啧啧之声，所以就尽量把嫁妆备得多些。那时候结婚讲排场，除了在酒席的桌数及档次上比拼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在比拼嫁妆的杠数。杠数多，说明条件好，杠数少，说明家里穷。这真难杀了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家。实在没办法，他们就来点形式主义，尽量把嫁妆分散开来装，明明一杠的东西，硬是把它拆成两杠，这样做，无非是想让嫁妆的队伍长些长些再长些。我小时候，经常看到这种长长的迎亲队伍。冬日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家背后，孝泉江对面山脚的那条大路上，三天两头有新娘子要经过。只要铜锣铜鼓声隐隐约约地传来，我们一群小孩和女人，就跑到埂堤上坐下，眼巴巴地远远张望。等走得有些近了，新娘子的面孔仍然看不清，但我们看得清嫁妆的杠数，于是我们齐声点数：一杠，两杠，三杠，四杠……我记得，杠数最多也没有超过十八杠，大多是十杠十二杠，少的竟只有五杠六杠。看到十多杠的时候，我们就“真多真多”地高兴喊叫，看到五六杠的，我们也很失望。我猜想，这五杠六杠的新娘子，说不定还板着脸对所有人都不理不睬呢。比不理不睬更严重的也有。我父亲和母亲当初结婚的时候，母亲就因嫁妆的事，气得走到半路上还要逃回娘家。迎亲那天，父亲这头去了八杠嫁妆的杭郎，中午喝过闹过哭过，外婆家就勉勉强强地装好了八杠东西，于是出发了。至中途，看路上也没有其他人，媒人觉得八杠东西由十六个杭郎抬，实在有些浪费力气，就与我父亲偷偷商量，叫杭郎们把八杠的东西并作四杠，然后八人抬，八人走，走一阵调一阵。本打算到村口时再把嫁妆分开来的，不料媒人的杰作竟让后面跟着的母亲看到，于是一怒之下，扭头就走，哭哭啼啼，怎么喊也喊不应，害得我父亲重新追到外婆家，千言万语，总算把母亲请回来，喝喜酒的一帮人饿瘪了肚皮，后来这件事就成了村里的一个笑话。（此情节源于道听途说。）嫁妆从女方家抬过来，要请杭郎，并提前准备好“杭”（一根长而浑圆的木头）、绳子和眠轿。大的家具像大衣柜之类，须用绳子捆扎好后穿两根杭抬，挑身强力壮的两个劳力方能动身；小的像面盆杯子杂七杂八的细碎什物，则一律装进眠轿，一般力气的就抬得动；至于那些自行车、面盆架、缝纫机之类的，抬起来相对轻松些。好日子的前一天，所有的杭上、眠轿上都贴上了“双喜”，绳子需染成红色，或系红带子，表示喜庆。然后一行人随新郎、伴郎、媒人一起浩浩荡荡去女方家。杭郎不管闲事，只管吃和抬两桩，走到新娘家先吃点心，再喝喜酒，吃过后一个劲地催东家快些快些，然后耐心地搬嫁妆，我们叫作“发嫁妆”。嫁妆大多上过油漆，于是在勒绳子系绳子时要格外小心，须填塞报纸或硬板纸，防止抬时把油漆磕落。等到新郎被吵过新娘假惺惺地哭过，就一声“起轿”，把一杠杠的嫁妆按上了肩膀。上路了，总是嫁妆在前，新郎新娘队伍在后，在百米范围内若即若离。路上，杭郎们狡猾狡猾的，当然这个时候越狡猾越好。他们才抬一段路就停下不走，等新娘子分烟点烟。有时候还敲敲竹杠，要新娘子给他们分糖，说每人没有十颗纸包糖，这么重的嫁妆他们就抬不动了，抬不动就只能慢慢抬，让新郎新娘晚上同不了房。于是新郎新娘心甘情愿地被敲诈，并像哄孩子一样地哄着杭郎们脚步动得再快些。停下来歇脚的时候，杭郎们还会伸手把被子马桶里的红鸡蛋红纸包偷偷地“贪污分赃”。到家后，杭郎们则把嫁妆一件件搬进洞房，早在家里等着抱被子的妇女和拎马桶的兄弟，翻来覆去地寻不到彩头，就有些失望地笑骂杭郎，而杭郎们则又像模像样地坐在堂屋喝他们的酒猜他们的拳：一定终啊，两厢好呀，三元郎来，四发财呀……一件嫁妆，从最初的开始准备，到最后的抬进夫家，其间经过了多少人手，经历了多少转折，这真是件欲说还休的事。好在，从此以后，新郎新娘可以借此恩恩爱爱地过他们的美好日子。十年媳妇熬成婆，当新嫁妆被时光打磨成老家具后，他们又得为自己女儿的嫁妆犯起愁来，那扛数自然不再是自己出嫁时的扛数了。所以，能铺张些还得铺张些，咬咬牙，挺挺腰，什么都能过去。嫁妆少的滋味自己算是品尝了，那么这个苦，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传递给自己的女儿，所以打肿脸就打肿脸吧，毕竟看上去像个胖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杭郎没有了，农村里抬嫁妆的场面慢慢地消失了，人们开始用轿车来接新娘。嫁妆这个词也成为落伍的代名词，因为新房里的所有设备，都是商场主动送到家里并安装调试好的。于是，新人们只需坐在轿车里，尽量地把队伍拉得长些，尽量地让车开得慢些，然后，对着摄像机镜头，留作喜日的纪念，最后站在大酒店门口，一门心思地收红包，就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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