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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人自己的历史文化圈 点击上方蓝字订阅 我的父亲，高贵的仁者和智者 西岸/文 国家公派国际汉语教师（高级），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学术论文22篇发表于国内核心学术期刊。评论、札记、科普文章、散文、新闻稿约24篇，发表于国内外报刊、文学期刊。发表新浪博客文118篇，约12万字。出版发行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乌兰巴托并不遥远》等。  河湟文史 河湟文史，是由青海政协系统文史工作者联谊会创办的学习、交流、发表作品的一个平台，以传播青海地域文化为宗旨，面向爱好文史的广大读者，以知识性为主，兼融学术性、思想性、趣味性的公众载体。存史、资政、育人，让历史告诉今天与未来，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343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编者按：  一百年前，其时正年幼的我爷爷刘廷佐（字辅臣）君，和他的作“河沿庙”庙倌的爷爷，在滔滔黄河流经的循化积石镇小城里，相依为命。经过多年艰难成长和实干锤炼，我爷爷终于学徒出师，在积石镇街道开张了“天承福”商号，爷爷作为掌柜，含辛茹苦，辛勤经营，点滴积攒，在循化城垣西北角的上营盘，建造了温馨的一院房宅。 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祖上从宁夏迁徙而来的我们老刘家，终于扭转了三世单传的情势：我的祖父母育有一女三男。爷爷给三个男娃儿以“水（三点水）字旁”取名，我的父亲老大，名唤刘瀚（1929.5.19——2012.6.7），也常写作刘汉。后来，父亲还有表字少辅，号明园主人。 父亲幼年时，我爷爷奔波往来青海、甘肃一带经商，大约在父亲8岁时，爷爷却在甘肃酒泉染病身亡。父亲和他的姐姐刘芳、两个弟弟刘澄和刘溥，自小失去了父亲，四个孩子是在我奶奶含辛茹苦长期的孤独和难言的艰辛中，拉扯长大成人的。 幼年、少年时期，父亲就读于循化县积石小学、国立湟川中学（青海西宁）、国立青海师范学校（青海西宁）、国立甘肃临夏师范学校（甘肃临夏）。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父亲从循化到西宁读书上初中。三年六个学期，每逢寒假和暑假，尚未成年的父亲，就会徒步往返循化的家和西宁的学校。单挑瘦弱的孩子，一个假期，单趟三百里，来回六百里的路程，是怎样走过来的啊？ 父亲曾经轻松地说过：“放假了，心情激动得很！和三、五个同乡同学早早从西宁出发。第一天，走得快，大半天时间就走出小峡，到了柳湾。从这里，我们就进了南山的一条山沟，打截路，斜插向青沙山，就像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省了不少路呢”，“第一天夜宿骆驼堡，黎明即起，急着赶路，这样四、五天就走到家了”，“翻过高高的拉脊山和青沙山，走过漫漫无尽头的五道岭，终于看见黄河了，这时候，想家、想阿妈、想念姐姐和弟弟们，恨不得飞过黄河……”。 父亲从小就颖敏聪慧，孜孜读书，学生时代刻苦勤奋，志向高远。却因家境贫寒，向学不易，曾辗转于兰州、西宁、临夏之间求学，初中后入甘肃临夏师范学校学习。在临夏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以作文、编报在校园里有点名气（所谓“闻于庠序”）。父亲给我说过，他以《论教育救国》为题旨的作文，曾得到校长在全校晨会上宣读的褒扬和荣誉。 然而背井离乡，在没有亲人的远方上学，十几岁的孩子又不善料理生活，父亲终于病倒在临夏的学校里，患的是当时的大病“伤寒”！可怜我父，远离家乡，没有亲人照料，实际上是根本无人过问，一个半大的孩子，就在学校苦熬。 后来我的奶奶终于辗转得到了一点消息，求告亲戚再托人，托了某个好心的“脚户哥”就是“马车夫”，把父亲带回了循化。回家的一路，伤寒病症发作，发烧、惊厥、打摆子、出现幻觉……。后来父亲给我简单说过，从临夏到循化，是一条经过鬼门关的生死路。竟然没有死去，只是偶然。 转瞬间就到了1949年，我父亲来到西宁，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加入了新国家建设者的行列。 1949年夏天，父亲参加工作，当上了西宁市贾小庄小学（原湟川中学附小）的老师。在这里，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相遇，母亲杨忱，那时也刚从北京读书归来，他们同时参加工作，当了老师。年轻的父亲和母亲辛勤工作，培育着新中国的第一批学生。 迄今，七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父母和他的学生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一次师生聚会上，我父母的学生，时任西宁市文化馆馆长的刘荣琳先生，深情地回忆说：“我特别敬佩我的两位老师。我给大儿子取名时，就照搬了杨（忱）老师的名字，儿子叫刘忱”。 那时候，我父亲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孩子们的文明卫生习惯，在每一节课上他都讲现代文明生活，特别强调清洁卫生，每天都检查孩子们怎样洗脸刷牙剪指甲，常常打开教室窗户换空气。时间一长，孩子们见到刘老师，就会齐声唱呼：“清洁老师——清、洁！”。 后来，我父亲调到西宁市人民政府，从事文秘、宣教工作。大约是1957年左右，记得他一次出差随参观团到兰州、武汉、杭州、南京等地观光参观，每到一地，他就会发出一封家信，收信人是我！当邮递员推开自新巷四合院的大门，高声的叫着我的名字，递过来牛皮纸信件的时候，我心里的狂喜，无法形容。那时候我还不识字，信交给母亲。每封信里必定有专门给我和弟弟看的手绘图片：兰州饭店，武汉长江大桥，西湖三潭印月，中山陵。这些美好的图画，永远留在我的心中，至今鲜明。 五十年代末，我该上学了，却只能辍学。因为我的母亲被打成“右派”了，她被发配到海北祁连的八宝农场。我父亲也天天在沙塘川、乐家湾的山沟沟里修“水库”，还被征发到拉脊山麓牛心山下，被监督、驱赶，背“矿石”，大炼“钢铁”。 那时候，我父亲曾偷空踽踽独行，从西宁东郊乐家湾下十里铺一带，向西南方向穿越大南川东山麓中的丛山沟壑，风尘仆仆走到南川西路凤凰山下一座汽修工厂（那里是寄养我和弟弟的二叔家），看望奶奶和我们兄弟两个。只记得相会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们父子三人会登上房后荒凉的小山，在山顶，欢乐地采地菀儿和头发菜。但是转眼间，父亲又匆匆忙忙走了，消失在黄褐色的土山后面。 想起来，应该是在1960年的秋冬之际，父亲带我坐火车去兰州。我第一次见到建成不久的兰青铁路和还没有完工的苏联人援建的西宁火车站，蒸汽机车头喷气怒吼，墨绿色的长龙轰隆隆奔驰。 父亲领我穿过几节车厢来到列车中间的餐车。吃了什么记不得了，但饥荒年代里餐车的气味太好闻啦，一辈子再也没有那样的嗅觉体验。火车飞驰过小峡、老鸦峡，车窗外，青色的巨石层层涌来，一闪而过；古老的村庄旋转着闪退，湟水河蜿蜒奔流。高寨、西杏园、乐都、享堂，这些美丽地名，永远种在我的心里。 记得那次火车旅行中，对着车窗外活动的山川河流，父亲教我领会这个世界，父亲说到西宁和兰州，地球和太阳，海洋和陆地，……我初步认识世界，形成我的“世界观”的，就是在这趟短短的旅行中。 后来，我父亲又恢复了市政府干部的身份。他老人家，有几年几乎天天头戴草帽，骑着一辆加重飞鸽自行车，奔波在西宁周围的山野村庄。他的飞鸽车几乎走遍了东西南北四条川的每一条土路。他可能在南川的田家寨联系、筹集到了满满一车的草料，就和车把式一块儿，赶着马车把草料送到西宁石头磊的奶牛场，解决奶牛的饲料问题。 ……进入新世纪，我买了轿车，我开车拉上父母兜风远足，每到一个村庄前，父亲就能叙说当年他和“车把式”社员，驾着两匹梢子马一匹辕马的橡胶轱辘大车，走过这一带的情景。那清脆的长鞭声，悠长尖利的刮木（刹车）声，就又回响在耳畔。 在文革中，门外锣鼓喧天，红卫兵嚣张，我们家被抄被抢被驱逐，父母亲把所有恐惧和愤怒压在心底，在一间狭小的陋室里，以温暖的亲情，带我们抵御世界的恐怖和寒凉。 在那个荒唐年代，我的父亲鼓励、帮助二弟养热带鱼，有时候，我们会长时间地观察水中游鱼，心情就宁静悠远起来；父亲找来几块好木头，我们就动手制作小提琴，一番精雕细刻的木工活儿之后，能用它拉出乐曲，这把小提琴的共鸣腔里，喜欢木刻的弟弟刻上“dumbfounded”（目瞪口呆）；我的父亲和我们兴致勃勃地，砸平罐头铁皮，制作出“针孔照相机”，把那120的胶卷儿装进去，曝光半小时，就得到底版，看着暗室里洗出的模糊照片，父亲和孩子们一样乐不可支。 父亲曾经用充满无限关怀和担忧、近于无可奈何的眼神，无言地送我和一帮不更事的小屁孩同学打着红旗，从混乱的西宁向更加混乱的北京徒步长征。 那次徒步“长征”，我们竟然走到了北京。两千多公里的路途，风餐露宿，艰辛苦难自不必说了，每到一地，我都要找到“红卫兵接待站”取信，那是父母亲计算好我们的行程时间，提前邮寄到我们行进路上的前站的。而我，也在小邮局中发出给父母的短信或明信片。家书抵万金啊，这些书信，父母给我的，竟然在后来遭遇窃贼，只留下一些残篇；而我给父母的，父亲视若金玉，装订成册，至今藏于他的书房。 父亲远远地站着，当时的湟川中学门外，一片萧索，没有站台可攀，没有橘子可买，但是父亲的背影，一样深深刻在我年轻懵懂的心中。 在海西怀头塔拉上山下乡时期的，在后来高考恢复后首批上大学时期的，在80年代兄弟们的西安交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的本科或研究生时期的，以及我在杭州大学、辽宁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的读书时期的家书，都是父母最珍贵最重要的收藏品。父亲装订的家书，十几大册，静静地搁置于他的书橱之上。 至于我在国外任教时期的家书，兄弟们在各个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的家书，随着纸质书信时代的远去，已经演变为E-mail电子邮件和QQ/MSN/SKYPE的电子记录，父母和儿孙们跨越半个地球共享天伦之乐的欢乐时光，以影音和文字的形式，活跃在Internet的无尽彩“云”之中，我把它们刻录为光碟，永久存留。 进入新世纪后的前十年间，我父亲几乎每天都通过因特网上的“西宁大客厅”，慈祥地关注着每一个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和重孙女。儿孙们谨记（祖）父母教训：“高标准做事，低调子作人”。时至今日，父母亲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十二位，全都接受了国内、国外的高等教育，其中有博士、硕士、海归八位。儿孙们平静安宁地生活、工作、学习在祖国的五座城市和美国的两座城市里。 父母居住的高层楼下，有一汪清泉淙淙如许，清泉积成碧池，天光云影徘徊，我的父亲十分欣赏，常与门源来的园丁老张聊天儿，亲自在这里栽花种草植树。一次，我的父亲发现一棵榆树树干上勒着铁丝，可能是有人扎上去拉绳子晾晒衣物的，扎上有一段时间了，铁丝深深勒进树皮。父亲赶忙从家里取来工具，剪断铁丝，给这棵树松绑。 父母居住的小区在湟水岸畔，近年来湟水沿岸的治理工程成效卓著，树林葱茏，绿地蔚然，小路栏杆曲径通幽。然而这里却曾经遭遇大肆破坏：砸断白石砌的沿河护栏，烧毁成片的沙柳，甚至穷凶极恶者，故意手刃已经成活的树木！我父亲描述了他们的残暴方法：沿树的圆周，把完整的一圈儿树皮完全割断，不出一个月，葳蕤的生命枯萎成一大堆可以填炉膛的好柴火！难怪某些住户的厨房常年伸出烟囱，排出滚滚黑烟。 父亲看到，河边那棵蓊郁的大树，常遭遇在树下焚烧冥币纸钱的人，树身被烟熏火燎，情状可危。看到这些，我父亲取出洁白的哈达，写上童话般的告示：“苍生平等，苍生有知。不要烧我了，阿弥陀佛”。 草坪被践踏，花木被折断，小池塘里漂浮着塑料袋饮料罐，小路花圃中横陈狗屎，高楼上竟然有人抛撒垃圾……凡此种种，我的父亲深恶痛绝，他老人家多次写出劝喻之文，贴在告示栏。可惜能识得如此善心用意，并欣赏如此绝美书法者的人很少。 我的父亲一生谦躬慎微，遵守普世价值和规则。譬如，尊守红绿灯。他和母亲两人过街，必走人行横道，必等绿灯亮了，才坦然相携而行。即使无车的道口，只要有红灯，父母就绝不起步。这真是一种优雅的风度！我的父亲瞧不起那些无视红灯的行人，看到颤颤巍巍地闯红灯的老人，认为这人活了一辈子，也不懂得生活要有规则，看到红灯下张皇抢路的年轻人，总要感叹当下教育缺失责任。 乘我的车出行，父亲如若看到了前车赫然抛出垃圾，变道不打灯，挤占对面车道强行超车加塞，就生气得不行。他老人家不断叮嘱我：“慢点儿慢点儿，礼让、礼让！” 我父亲是无党派人士，曾任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理事、名誉理事， 西宁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一辈子热衷于书法描绘。他阅尽家藏书函字画，又大量购置文史书籍和书画碑帖，潜心研习师法诸家，着重书法理论的学习。父亲晚年游历五湖四海，名山大川，以一生的阅读和游历，涵养了淡泊旷达、温文尔雅的高贵内心和丰沃深厚的美术书法底蕴。 父亲的楷书书作，中规中矩，舒展柔润，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父亲的行书书作，气韵生动、神采飞扬；和畅流利，劲健奔放。 我的父亲厌恶、鄙视那些俗不可耐的争名夺利行为。对于那些庸俗的“活动”或各种所谓“运作”，颇为不屑。对于“名人辞典”之类的招摇诱惑，嗤之以鼻。父亲从来没有参与过“巴结”、“拉拢”、“争夺”、“炫耀”的社交热闹事，甚至，父亲几乎没有什么“社交圈子”。 父亲平静地写字、赋诗、上网写博客；平静地修葺家乡祖屋，捐助家乡公益事业。 父亲的书作涉及哲学、文学、道义、学养，且涉及世界炎凉、黄河故园、故旧亲情。每遇亲友索字，父亲立即慷慨书之相赠，不取分文。今天在循化老家民间，藏有相当多的墨宝。循化“积石宫”仿古建筑上的匾额，很多由父亲题写。但许多作品已经很难见到了。早年西宁街面上不多的他的墨迹，已经湮没。至于各地碑林中的作品，也几乎找不到了。 高贵的父亲不屑于争夺社会位置，不屑于结交权贵。他从来不提他的“离休干部”身份和什么级的待遇等等。所有沾染了铜臭的无聊事物，都被他老人家轻轻扔进了风里。 有母亲的陪伴，有子孙孝心的滋润，父亲的晚景像壮丽的黄昏，夕照明朗。父亲晚年的好境遇支撑着他的高境界：珍惜生命，热爱生活；藐视利欲，鄙视庸俗；清高，不群，淡定。 2010年冬天，我父亲参加故旧好友的寿宴，他发表演讲，说： ……坚白兄九十高寿，耄耋之年，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两鬓微霜，是难得的清健。这是他一生宠辱不惊，坎坷益坚，心境开阔，善爱包容的大胸怀所带来的身心康健。可以说，坚白兄是吾侪所崇敬的寿者、仁者、智者、德者，值得我们敬仰，值得我们庆贺。 这也正是他一颗阳光、友好、勇敢心灵的自况。 父亲内心充盈和平，胸襟激荡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理想，他祈愿世界更加美好，祈愿每一个人都有美满的人生。家乡循化的殡仪馆重建落成，父亲郑重撰并书联句： 此行千万里当有清风明月伴尔入仙山 去来本无常且留慈心善爱怀君在人间 万没有料到，父亲去世当天，这幅作品由泣不成声的母亲从书斋里拣出，竟成为他老人家的挽联…… 智者父亲的才华，我们高山仰止；仁者父亲的高尚，是我家世代楷模。 如果你看不清当下，就读读历史，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果你看不懂历史，请看看当下，因为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 动动手指，请在您的朋友圈中转发一下支持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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