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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子嵩先生在未名湖畔 2013年1月的几天时间，阳光不错，客厅里很是明亮。我就坐在汪子嵩先生的对面，不时地问一些问题，汪先生已是九十多岁高龄，但在回忆往事时常常能感到他似乎突然年轻起来，时光好像流转回去，让我了解到汪先生的很多往事。 抗战时期，汪子嵩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受教于汤用彤、贺麟、金岳霖、冯友兰、陈康等名师。他学习认真，成绩优秀，给老师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并与多位老师有密切的往来。然而，汪子嵩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使得他在对待不同的老师时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更有意味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汪子嵩作为总支书记主持北大哲学系的工作时，他的不少老师又成为他的同事，时代、处境、身份、思想观念的不同，使得师生间的交往也产生很大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心路历程。 其中，汪子嵩与冯友兰在不同时期的往事便很是耐人寻味。 那时确实年轻 汪子嵩是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共同组成，哲学系属于文学院，但北大、清华、南开的文学院长都由哲学系主任担任。三位担任院长和系主任的老师各具特色，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汤用彤是北大的文学院长，他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是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长，他留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是南开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他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人走在一起时，汪子嵩和他的同学们就戏称三位老师是一僧、一道、一尼。而对学生们的这些玩笑，三位院长一点都不生气。 二年级时，汪子嵩开始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在他的记忆中，除本系学生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选修或旁听这门课，将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开讲以前，冯友兰总是按选课学生的名单点名。在当时，别的教师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点名，为的是可以认识学生，而冯友兰几乎是每堂照点不误。他说话有点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话却还没有说完。每堂课讲的内容不多，但冯友兰总是拣最主要的问题讲，逻辑非常清楚，学生容易听懂。为了讲清一个哲学观点，冯友兰还常常讲一些哲学史中的故事，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打破课堂的沉闷，又让学生们容易领会和记住，常常博得学生们会心的微笑。 冯友兰是大哲学家，而且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讲的课也是一二年级的必修课，然而，汪子嵩并不喜欢去听。他和周围的进步学生们反对冯友兰的政治态度，认为冯友兰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走得近，所以，即便是冯友兰讲人生哲学方面的课，进步学生们也觉得他在讲政治课。当时很多教授家里生活困难，冯友兰却能从蒋介石那里拿到一笔经费，用来资助中国哲学研究会出书出刊物，为一些教授解决困难，实际上对学校和学术都是有利的。但这样一来，汪子嵩等人就觉得冯友兰是靠近国民党的。之后，国民党又请冯友兰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而且内定他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虽然冯友兰只是参加会议而拒绝当中央委员，但进步学生们已对他很反感了。 晚年的汪子嵩回顾这段往事时说：“如今想想那时的情况，我们确实年轻，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够客观，政治眼光自然和老师不一样。当然了，有这些分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实我们的先生们，虽然说他们在政治上好像有点倾向性，但是他们对于学生都是爱护的。比如说'一二·一’惨案发生时，有四位烈士牺牲了，全体教师一起罢课抗议，许多教授都参加了，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 1948年年底，北平即将解放，国共双方都想争取北大的教授。汪子嵩作为北京大学地下党成员，主要任务就是劝说教授们留下来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汤用彤、贺麟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汪子嵩的影响，大部分教授都留了下来。冯友兰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清华校长梅贻琦被国民党派的飞机接走时，想让冯友兰也去，但冯友兰没有同意。冯友兰原来是清华校务委员会成员，经大家推举，由他主持校委会工作，并出面欢迎解放军。 很多年后，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们一块聚会时，几位原是清华大学地下党成员的同学讲到冯友兰的几件事。其中一位同学讲，大概在1947、1948年的时候，国民党到清华去抓中共地下党员，这位同学跑来跑去没地方跑了，因为许多人都不敢见她，最后，她藏在冯友兰家里。冯友兰保护了她，而且待她很好。北京解放前夕，亲戚曾经劝冯友兰去延安，冯友兰说：“北京已经快解放了，我去了延安，到时间还要回来，干嘛要去，还是留在北京等待解放好。” 批判与被批判 北平解放时，冯友兰欢迎解放军派军代表驻进清华大学。然而，军代表驻进去不久就发动群众批判冯友兰。接着就是思想改造运动，冯友兰成为批判的重点，冯友兰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的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全国高校的哲学系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其它高校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了北大。冯友兰自然也到了北大，与他的学生汪子嵩成为同事。 汪子嵩于1949年2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留校担任哲学系讲师。不久又担任北大党委会统战委员、校委会秘书。“院系调整”时，汪子嵩调回哲学系，担任哲学系总支书记、哲学系副主任，承担哲学系的党和行政工作。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大，但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北京大学哲学系由此成为一个特殊的系，单教授就有二三十位，其中许多是解放前著名的哲学家，但无论多有成就的学者教授，都必须接受思想改造。冯友兰自然也是如此，而汪子嵩则是教师思想改造这一任务的实际执行者，他与冯友兰等人的关系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55年左右，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友兰第一个做自我批评；紧接着就是汪子嵩批判冯友兰的思想。不过，汪子嵩针对的是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并没有说他政治上有什么问题。 客观地讲，汪子嵩当时确实在认真地执行对教师们的“思想改造”工作，但他处理事情时能掌握就事论事的原则，并不刻意针对哪个人，更不整人。相反，在当时的环境下，他能够努力做好来自不同院校教师的思想稳定和关系协调工作，并在运动中尽可能地保护被触及的教师，减轻他们的政治压力，这是难能可贵的。对那些被剥夺授课权利的教师，汪子嵩也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安排他们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和某些专门化课程，或组织他们编辑或编译中外哲学思想史料，参与中央编译局委托的某些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咨询服务等等。所有的这些，使汪子嵩受到了大家的尊重，大家也可以在思想改造的同时，继续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 1957年1月下旬，在汪子嵩的积极推动下，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研讨会，把全国很多研究哲学史的专家都召集在一起。会议上，大家就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展开激烈的争论。冯友兰提出了有名的“抽象继承法”，认为：“中国的哲学家，如果你从个别的具体的角度讲，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官僚阶级，他们的哲学大多是唯心主义。但是哲学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它的阶级属性甚至具体内容抛开，只看它的抽象意义。每一个哲学命题里，都有抽象的一面和具体的一面。具体的一面是它的阶级属性和具体内容，比如说三纲五常、君臣关系之类。但是人类总要有个纲常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和摆布，那就是它的抽象意义。所以他说，可以把那个具体意义抛开，来继承它的抽象意义。”“抽象继承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当时的很多人就觉得怎么能把具体阶级成分和内容都抛开？抛开了哲学阶级性，这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吗？所以，开会的结果，冯友兰成为批判的靶子。然而，在那时候，冯友兰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举各种例子加以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1957年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一次争鸣的讨论会。当时的倾向尽管还是一边倒，坚持不同意见的只是少数人，但基本上能做到平等讨论，允许被批判的一方自由申辩；能够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不随便扣政治帽子、无限上纲。这自然也能从侧面看出当时冯友兰与汪子嵩的关系。 1958年，汪子嵩参加了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工作，并担任副组长。在 “大跃进”的政治背景下，汪子嵩他们却发现地方上所谓的“大跃进成绩展览”都是假的，农村的实际情况非常糟糕，问题很多。返校后，汪子嵩等人整理出一份《问题汇编》，此举招来大祸，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成为北京市委抛出来的一个重大案件，从此开始了对两校调查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揭发、批判和处理的工作。汪子嵩自然也受到批判、下放，饱受折磨。1963年，随着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以及反右倾运动的彻底平反，汪子嵩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但他已意识到不能再留在北大了。 1964年，汪子嵩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文革”中，他得以避开北京大学的是非。而冯友兰则一直在北大当教授，并深深地卷入了思想界的是非当中。“文革”中，冯友兰已无法对自己坚持的哲学思想做辩护了，相反，他的“抽象继承法”被批判了十多年，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做了违心的事情，为自己的历史留下了污点。 汪子嵩与冯友兰等人合影 “求是”“求真”，海阔天空 种种磨难使汪子嵩对很多事情进行了反思，有了重新的认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作为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坚决反对“两个凡是”，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中的功臣。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汪子嵩决定回归西南联大时就学习的希腊哲学专业，并准备为此贡献余生。他推崇希腊哲学的“求是”、“求真”精神，认为“哲学应该以探求真理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应该盲目屈从于任何权威，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政治权威；哲学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进行探索，所以哲学必须是一门自由的学问。”此后，他排除一切干扰，陆续写出了《谈怎样研究哲学史》、《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普罗泰戈拉的批判》等文章。1986年，他写出《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尤其重要的是，他与几位学者一起编写了《希腊哲学史》，从第一卷到第四卷出版，用了30年的光阴。这套书已成为中国研究希腊哲学史最重要的著作。 “文革”后，冯友兰也摆脱了阴影，八十多岁时决心用他自己的思想重新写《中国哲学史》。开始是自己写，后来眼睛看不见了，就由助手做记录帮助他写，一写就是七大本。汪子嵩这样评价：“第七卷写现代哲学，里面有些问题提得比较尖锐，我还没见到哪一个人敢这样写中国现代哲学的。……写第七卷，是在他夫人去世之后，他写了一幅挽联：'共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断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上联是写他们夫妻几十年内荣辱共享的恩爱之情；下联是写他摆脱了功名利禄束缚之后的自由。把名利思想的约束抛开了，把原来的种种顾虑担忧统统抛在一边，我就是我，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恢复了自我，不必再说那些违心的话，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俯仰无愧怍’，没什么好愧怍的，又何必再受这样那样的束缚和限制呢？海阔天空，我自翱翔。他写这幅挽联，是把他自己的心情和志向都写出来了。” 此时，汪子嵩与冯友兰的思想都达到了高度的自由，他们也重新有了往来。冯友兰是在1990年病逝的，汪子嵩为此写了《海阔天空我自飞——读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悼念文章。其实，在写这篇文章前面部分的时候，冯友兰还在世，汪子嵩就写一些给他看一些，冯友兰对汪子嵩写的内容很认可。这篇文章既谈了汪子嵩对老师冯友兰的一些看法，也表达了对老师的一些负疚之情。 2013年，在我采访汪子嵩之前，一直很想知道冯友兰对汪子嵩的态度。毕竟，汪子嵩虽然曾是冯友兰的学生，但在建国后却也批判过冯友兰。冯友兰会不会觉得汪子嵩不好呢？对此，我起初是有所顾忌的，但很快就知道，汪子嵩桌子上那本关于冯友兰的新书，正是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刚刚寄来的。这件事当然能体现出冯与汪的关系。后来，我又看到宗璞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尤其是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学长，他们看到了真实的冯友兰。像汪子嵩先生，当时是进步青年，现在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了。汪先生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实在值得敬重。” 2014/12/10初稿 2018年2月3日略作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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