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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的转变 “沈从文，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多元化的背景成了他在首都以作家谋生的障碍，但同时又使他成为别具一格的作家。”“他比任何现代中国作家都更加注意文学的形式问题。……不少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沈从文作品——文学和科学专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独立人格、勇气和坚强性格的强烈要求。”这是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对沈从文的评价。 在许多人眼中，沈从文是以文学成就著称于世的。他从1924年首次发表文章，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即在报刊发表150多篇文章，文体涉及小说、散文、诗歌乃至独幕剧、短剧。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先后创作《边城》、《湘行漫记》、《龙朱》、《虎雏》等经典名著，成为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与此同时，作为大学教师、报社编辑，沈从文在教书育人以及文学评论等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事业达到巅峰。1946年10月中旬，44岁的沈从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原来静静写文章的人现在“出风头”，“显然有些爱莫能同意”，对郭沫若“飞莫斯科”、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都不以为然，认为去了延安的何其芳等作家“是随政治跑的”，对文学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那个时候的他，真是侃侃而谈，无所顾忌，强烈地保持着一位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然而，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受到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北京大学教学楼前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沈从文迅速从巅峰跌到谷底，不知该如何是好。经历过一段痛苦的挣扎后，他决定完全放弃文学创作，“什么都不写，一定活得合理得多”。中国文坛从此失去一颗耀眼的文学明星，然而，一位重量级的文物学家、文化历史学者逐渐在苦难中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从故宫博物院的普通解说员开始，杂杂实实地进行文物、民间工艺品以及历史研究，以不懈的追求、科学的方法、常年的努力，掌握了文物研究的新途径，编撰了《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明锦》、《战国漆器》、《龙凤艺术》等著作，为中国文物研究做出贡献。沈从文曾致信徐盈，称：“新搞的一切，因为凡事从实物出发，从客观存在出发，再结合文献求证，方法较新，所得结论也新，主观还以为对于此后治文化史、艺术史、工艺史都必然有些新的启发。”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不仅在国内受到关注，而且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重视。尤其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沈从文进行了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编写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的一项空白。黄永玉评价：“《中国服装史》稿充满着灿烂的文采，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美学价值，从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明艺术的发展和历史趋势。” 沈从文到晚年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文学家到文物学家和文化历史学者的转变，成为领域更宽的文化大家。不过，此时的沈从文对名利看得很淡。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沈从文最后的几年时间，“沈从文热”不断掀起，先在国外热了起来，然后又转内销，热到了国内，而且越来越热，荣誉与花环不断加在沈从文身上。对此，沈从文本人十分冷静，极力采取冷处理的态度，避开谈自己。 （二）“过于誉美，易增物忌” 晚年的沈从文更愿意静静地与世无争地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1981年7月30日，沈从文在给常风的信中谈到：“年来国外对我过去那份习作，似乎还感到兴趣，因此国内也开了点绿灯，容许有人开始'研究’我。……但是我却不抱任何不切现实的幻念空想，以为至多不过是起一些点缀作用，即点缀作用，时间也不会久，三几年后社会新的变化一来，一切就将成为'陈迹’的。” 同年10月5日，沈从文给龙海清回信，希望龙海清等人不要再写文章赞美他，认为海外的沈从文热“与其说是对个人表示欢迎热情，其实不如说是对中国表示好感为合理，因为在任何情形下，我总还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他对不同意见乃至别人对他的批评也表现出很大的宽容。1982年10月22日，他给刘一友写信，针对那些批评“沈从文热”的人说：“还是让他们骂，出出气好。” 当然，他也有自己客观的认识：“世界极大，在他权力内可以'为所欲为’（即或如此也不经久！），在中国以外，他却无可奈何。何况别人也并不是瞎吹瞎捧而存在的。”这也显示了他的自信。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留下来，所以临终前9天还阅读自己的《凤凰观景山》残稿，并表示：“这个可以发表，我要改好它。抄出来改。” 然而，外界对他不断加热的推崇乃至吹捧，他从内心里充满警惕。已饱经人世沧桑的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当年从鼎峰急速坠落的往事，不会忘记自己在重重压力下要自杀的经历，所以他在1981年写给凌宇的信中称：“过于誉美，易增物忌，虚名过实，必致灾星。” 1988年2月，凌宇撰写的《沈从文传》部分章节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紧接着，沈从文故乡凤凰县便要举办研究沈从文的学术讨论会，以扩大影响。这些在他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却成了沈从文的心病。当凤凰县闲章吴官林拜访沈从文时，病榻之上的沈从文一再表示：“不要为我花钱……几十年不写了，心里不安得很，……不要宣扬我。” 3月下旬，沈从文听说凌宇参与筹备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讨论会后，赶紧催促夫人张兆和写信劝阻。4月18日，沈从文克服数年来病痛所带来的不便，勉强自己执笔，郑重写信劝阻凌宇，表示自己不喜欢“露面”，不喜欢“出名”，劝阻凌宇一定不要召开什么国际沈从文学术会议，“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的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 四天后，沈从文还是不放心，再次给凌宇写信，说：“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表达了不愿出名，最怕出名的心理，希望不要召开什么国际沈从文学术会议。他还对凌宇所写的传记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合。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串点滴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 （三）“不要宣传我” 1988年4月16日，沈从文留给世界最后的文字是一封书信，在这封写给在吉首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向成国的信中，沈从文再一次强调不愿出名的心愿。他说：
沈从文手迹 4月25日，友人来访，向沈从文介绍前一年中国派出四位作家代表访问瑞典文学院、并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谈的情况，告诉沈从文：“你被认为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沈从文对此依然看得很淡，在这个时候吗，世界的任何热闹与喧哗似乎都无法打动他了。 5月7日，吉首大学中文系教师刘一向来访，临别时，沈从文再三叮嘱：“不要宣传我，要慎重……你看……现在我那一辈人只剩下我、俞平伯和冰心了，要提防有人枪打出头鸟。” 3天后的下午，沈从文在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突发，当天晚上8时30分在家中离世，享年86岁。作家、翻译家叶君健评价：“他最后不声不响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的一生够平凡，但我在内心深处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值得永远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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