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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提问者的水平再良莠不齐，我想，作为一位见证者和历史研究者，我还是如实地记录下来吧。就算是对这场世界哲学大会一个典型案例的“三亲”记载。 ——张建安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全体会议、专题会议会场 在第二十四届哲学大会上，杜维明教授做了“精神人文主义——己、群、地、天”的讲座后，有五轮问答。第一轮的提问被中国人占满了，第二轮的提问者也都是中国人。 第一位提问者提出的所谓简单的问题，其实是比较长的，他说：“我的问题是三句话，三个小标题，很简单。因为我必须肯定他人的正确的思想，同时也考虑他人错误的认识，尤其后者才能'学以成人’适合成长，使我作为人，成为人，创业者。所以在与人交谈中常常出现所谓出口伤人的状况，科学精神又要求我不得而为之，如此才能建构至少八个层次的统一的哲学，消解一切哲学问题，如上帝和神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如幸福是什么，还有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必须在哲学——世界哲学大会上提出比哲学史更深刻的新问题，以此来超越哲学史，推动哲学的向前发展。我的问题是，生命的意义是在人那里面，还是在人生那里，或者说，成人的最终标准应该是以人生幸福去定义呢？还是以儒家的道德去定义？因为幸福具有社会价值尺度的意义。0K” 这位提问者似乎还想再阐述，而主持者陈来马上说：“OK,提问完了，请下一位提问者。” 远处的站立者为提问者 第二位提问者，是每一次全体大会必提问的中国人，也是曾让我非常反感的提问者，因为他第一次提问的时候，就说了一大堆诸如“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必须说中国话。当然我欢迎来自各个国家的哲学家来到中国”，让我感到他不是一个提问者，而是在以肤浅的方式亮炫耀自己，他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大会讲演之后，留给提问者的时间本来就短，而他的提问常常是一大堆浅薄的废话，而且很强硬，别人提醒他要说得短一些的时候，他根本不听，后来终于停下来后，还要说：“我很遗憾，我在说话的时候，有人干扰我。”（类似这样的话，我只是按照记忆所写，不一定很精确）印象还比较深的一次是，他向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提问，安乐哲用英语回答他，他很强硬地要求：“安教授，我知道您的中国话很好，请您用中国话回答。”呜呼！说实在的，我感到他很为中国人丢脸。 当然，我也注意到，在这长长的会议期间，他的提问方式还是有点进步的，比如提问时间有所缩短。但他忘不了一提问首先把自己突出出来，忘不了说自己的名字，忘不了卖弄一下自以为高明的发现。这一次同样如此： “杜教授你好，我是××，那么，我的问题是全球价值观的再教育应当由谁推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邀请所有人看一下主席台上那个'习’字，那个'学’字的上半部分，'二’与'习’，当一个人身心合一的时候，这个二就立起来了，那么接下来的'习’便代表社会实践以及蒋梦麟说过，我们所嘱望的教育是能够塑造活泼泼的能够改良社会的人，所以呢，我们的哲学如果不能走向有效的社会实践的话，那么学术的道路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以及或许它只能在自己所建立的语言大厦里原地打转。抱歉，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所以我的问题便是，全球价值观的再教育应当由谁来推动？谢谢！” 第三位提问者来自上海，他说：“我认为杜教授的整个演讲是定义唯心主义观点，好，我的问题很简单，'学以成人’和'有教无类’的区别在哪儿？” 当下一位女士（很奇葩）要进行冗长的阐述和提问时，陈来已在台上说：“好，请杜教授回答这三个问题。” 主席台上的杜维明与陈来 杜维明如此回答：
这些回答显然是针对第一位提问者的问题回答的。也许是在别的场合与这位提问者有过交流，他对此人很客气。而对于这位提问者所提出的不怎么样的问题，他也尽量予以客气的回答。只是后面的“第三个，关于走全球的道路，走出地域的限制，面向世界”之类的话，不知道杜先生是没有听清楚提问者的问题，还是他在回答时有意加上自己想要侧面阐述的“走全球道路”的基本观点。而因为有“第三个”这样的字句，使第三位提问者以为是在回答他的问题，更由于他仍在话筒旁，所以在下面插话： “杜老师，是这样，第三个问题是与'有教无类’的问题，不是全球化。” 他这么一打岔，杜维明只好直接回答他的问题，第二个提问者提的问题便滑过去了。杜先生这样回答：
杜维明还在回答的时候，第三位提问者又插话道：“因此孔夫子的教育，三千弟子，七十二贤” 他还要继续说，幸亏主持人陈来及时打断他的话：“一个一个来。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受三到四个问题。” 于是，第三轮的提问开始了。在我看来，这二轮的提问不过如此，所以期待第三轮有好的提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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