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完成“真空地带”的任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我们离开北社，经过麦仓村等地，来到上遥镇旁边的正社居住。 上遥位于黎城西面廿多里处。这时刘伯承师长到潞城县某地我八路军前方总部开会，然后决定到平汉铁路东面去开辟更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我们于十二月九日离开正社，随刘伯承师长向平汉铁路东面进发。在路过黎城时，看到一家人门上面有块书有“陆军少尉”的匾额，我们觉得非常可笑，心里想，如果此人当了更大一点的官，还不知道他将会怎样呢。 中午路过东阳关，身历其境地观赏了这座关隘。当经过响堂铺一带时，我们还不断地看到了“大日本皇军”的汽车残骸。当时敌人耀武扬威，浩浩荡荡开来一百八十多辆汽车，结果被我们全部烧毁。 当晚，我们住在涉县城外的河南店，行程九十多里。我三八六旅和陈赓旅长也住在这里。 十二月十日午后由河南店出发东征，当晚宿井店，行程四十里。 十二月十一日，我们由井店继续前进，经过西戌、阳邑、路罗、浆水和将军墓等地，于十七日到达袁庄。 十八日黄昏时从袁庄出发，当晚横越平汉铁路东去。这时天气不好，我们几乎每天都冒着雨雪前进。这时的值班参谋，每天都在刘师长的直接指导下学习带领部队行动，起草出发命令和宿营报告等。袁庄离平汉路还有六十里，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越过铁路，到东面安全地点才能休息。为了防止被敌人冲散，失去联络，我们在准备横越平汉路前夕，规定了联络记号：每人左臂上扎上白毛巾。因为我们必须在夜间横越铁路，也许会碰上敌人或火车，但必须做到隐蔽、无声无息地迅速通过铁路。正在这时，我临时奉命带领不能横越铁路的伤病员返回辽县。 这几天来我也发烧不想吃饭，上级给我这个任务也许是对我的照顾。组织上只给了我两封信：一封是给河北省邢台县胡震县长的；另一封是给医院负责同志，要他们接收这批伤病员的，其他什么都没有。上级给我的具体任务是：带着这批伤病员由此地立即往回返，首先到指定地点去找我们抗日县政府的胡县长，要他负责解决我所带领的这批人从该地到路罗镇的食、宿和交通工具等问题。到路罗后，找我们兵站的站长方 同志，要他负责解决我们从路罗出发后，到医院以前所必须解决的一切问题，伤病员交给医院接收后，我自己单独回辽县军区司令部去交差。 我当时想，这里是所谓“真空地带”，敌人、汉奸、国民党顽固派和其他杂牌武装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在这一带出没，我连一支枪、一分钱、一粒粮都没有，还有不少伤病员不能走路，如果碰上了敌人或汉奸等等该怎么办呢？如果是情况有了变化，胡县长已不在我将要去找他的那个地点，找不到胡县长了又该怎么办呢？ 我参军以来，还没有单独带过队伍，现在，在此时此地，却要带这样一支队伍，心里未免有点紧张。但又一想，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先走着瞧吧。 师部出发时，我们彼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我带着这批伤病员走到半夜，还算顺利，平安无事。第二天，我们冒着大雪，走到天黑，大约十点以后，才找到胡县长。他屋里有个火盆，我从雪地里进去，感到特别暖和，我把信交给了他，他答应一切照办。这时我虽然又饿又困，但心情却轻松了许多。 二十日继续走，又经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才到路罗，这时我的心情总算完全轻松下来了，因为这里有兵站线，沿途食、宿以致于安全等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听口音，方 同志好像是广东人，我们彼此虽不认识，但凭我所带给他的信，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虽然如此，但由于这支队伍本身不太好带：这位伤口痛；那位发高烧；毛驴不够用，担架也没有，又遇着这么寒冷的天气，使我感到完成这个任务也并不那么容易。这时我得知医院住在拐儿镇，这是辽县最东面的一个市镇。结果，这批伤病员终于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 从拐儿镇去辽县还有九十里路，到西五指后，是我九个月前走过的老路。这时虽然只我一人单独行动，但我并没有什么顾虑了。 这天宿车正铺，廿一日晚上，我又住在上次住过的那位小学教员住的那个村子里，看到了老房东，彼此都很高兴。廿二日再经过黄家会和辽县城，又到了县城北面的殷家庄，最后结束了我这段旅程。 十五、去八路军前方总部我到殷家庄后，向师参谋长倪志亮同志汇报了我这次执行任务，已在拐儿镇把所带的伤病员交给了医院的情况。然后，他叫我等到天晴后去总部休养。因为这时我的身体也不行了，而此地又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安置。 一九三九年初，我离开殷家庄，经辽县城，再经洪水、蟠龙、西营、下良、襄垣等地，在潞城县的北村找到了我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其实我军早已改名为十八集团军了，不过，我们叫惯了，还喜欢自称为八路军总部。在路过下良时，我很想再看看离这里不远的长乐村，因为这一带是在八个月以前，粉碎日本侵略军向我进行九路围攻时打最后一仗的地方，我们在此地给了日军主力一０八师团以严重打击。我到总部后，总部的一位科长孙开楚同志接待了我，并安排我住宿，还亲自给我铺好床铺。第二天又介绍我去医院治病。后来听说孙开楚同志调任前方总部直属队总支部书记，可惜在一次反对日本侵略军的“扫荡”战中牺牲了。当时医院在曹家沟，后来驻温村。这时我听到了部队中流行着一首和现在所流传的完全不同的《八路军进行曲》，现在听不到人们唱这首歌了，故把这首歌词记录如下： 我们都是黄帝子孙， 黄帝子孙握紧了手。 我们都是劳苦的人， 劳苦的人要一齐走。 奋斗！ 为了祖国为了大众， 怕什么牺牲流血抛头颅。 背起了钢枪，齐踏着脚步， 我们勇敢地高唱着 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歌。 救救救，手携手，一齐走， 争取抗战的胜利， 为着正义流血汗， 革命成功在前头。 这年夏天，日军又向我晋东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这个医院要随前方总部行动，因此，把当时不能出院的伤病员都转移到南仁医院去了，我也在其内，南仁医院位于沁县南面的故县镇附近。我们经过夏店、 亭、故县等地来到南仁。 七月初，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声不断从沁县方向传来，逃难的人们日夜不停地经过我们驻地向南逃去。两天以后，我们也离开南仁向南移，后来到了松交。 松交是个小市镇，街上什么买卖都没有了，只有一家卖染布的颜色和一家卖烧饼的店铺里还有人在。我们生活很困难，又吃起野菜来了。这里驻有我们的太岳游击支队，队长是刘有丰同志，政委是钟洲同志。太岳区党委也住在此地附近，区党委书记是安子文同志。这时敌人逐渐逼近我们，为了减轻医院的负担，我要求出院归队。但此地离总司令部相隔好几个县，交通已被敌人隔断，总部本身也在不断移动，不可能有固定的驻地。因此，我出院也不能立即归队。于是，我临时被留在游击队工作，派到第一营当青年干事。该营营长是侯国祥同志，教导员是张茂兰同志。张和我一样，也是刚从医院出来，暂时分配到这里工作的。后来敌人进攻松交，我们向西面转移，到安泽县境内活动了一段时间。 八月中旬，安子文同志要去北方局开会，由总部警卫团团长尹先炳同志亲自带领一个班护送，北方局常和总部同住一地，我向安子文同志说明情况后，他同意我们跟随他一块回总部去。和我同路的除张茂兰同志外，还有三位抗大的学员，彭毅、林影和另一位彭某，他的名字我现在记不清了。林影是女学生，湖南人，这时才十八岁，那位彭某是湖北枣阳县人，到总部后改名叫白骏，被分配到八路军前方政治部工作去了。这几位学生都很聪明、活泼，我们这段历程虽然艰险，但一路上有说有笑，非常活跃。我们经过府城、良马，再经松交东南，在屯留县北、夏店以南横越过已被敌人控制的白（圭）晋（城）公路。本来想在襄垣县城南面的武阳煤矿附近连夜泅渡过浊漳河东岸，但因这时正是雨季，河水太大，无法泅渡，不得不改道经襄垣县城、下良，在西营横渡浊漳河。但这里河水也大，仍无法泅渡，幸好这里有几位当地农民水手，我们自己出钱，请他们助了一臂之力才安全渡过。这段行程，经过几个县境的敌、我交界地区，这地区一片死气沉沉，使人不禁感到凄凉。 十六、八路军总部驻砖壁村我们渡过浊漳河后，经过总部警卫团驻地韩壁村，就到了砖壁，我八路军前方总部就住在这里，我被分配在总司令部工作。砖壁村位于武乡县城东南面，离县城有九十多里，四周尽是黄土干沟，缺水。我们住在这里，喝的是天下雨时流在池塘里的积水，时间一长，水的颜色都发绿了。但就这样，还得节约着用，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 九月十八日那天下午，我们照工农红军改编前的传统，开了“九一八”纪念大会。这时刚好有位名叫柯克的英国新闻记者在这里，他会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我们请他在大会上讲了话，然后他还用英语唱了《游击队歌》。这天晚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黄河大合唱》。 在这里还举行过几次报告会。当时的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和八路军前方政治部主任傅钟同志都作过国内外形势报告，还谈过德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等问题。另外，还请当时担任新华日报记者的陆贻作过一次时事报告。 陆贻是刚从蒋介石统治区来到这里的，他穿的是广西部队的黄色军装，质量很好。他说国民党军队的装备都比八路军的好，但蒋介石并不真的让这些部队去打日本侵略者，甚至比当时广西军队还不如，因为广西军队还作些抗战宣传，“精神讲话”。如果真的让这些部队去抗战的话，战斗力还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强。这些会议，多半是由康克清同志主持。因为她当时担任八路军前方直属政治处主任。同时，她还利用这段战斗间歇时间，组织过其他政治活动，如加强党团组织生活和学习等等。 当时八路军总部还有好几位高级参议，如浦化仁、申伯纯和袁晓轩等，另外还有秘书长朱光，英文翻译龚澎（女）和速记员刘黎克等同志，这几位专门组织有一个学习小组，每周至少有一次学习讨论会，讨论当时的政治、时事等问题。朱总司令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讨论会，并主动发言，此后，他还往往被大家推选作总结发言。我也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得到了许多教益。 朱德 在这期间，还在韩壁村开过一次规模最大的干部会，主要是听邓小平同志传达他到延安参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情况。当时住在这个地区几十里内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干部都来听了。 十七、八路军总部移驻王家峪王家峪位于砖壁村西南面，我们于十月中旬从砖壁出发，沿着一条黄土干沟缓缓而下，经过韩壁村，沿着另一条同样的干沟，在前王家峪翻过黄土山梁，再沿山沟下去就到了，一共不过半天行程。因村子比较小，总司令部的管理科和直属政治处等单位分驻在三里以外的下河村。因下河村地势比王家峪稍微开阔一点，有些群众性的会议活动多半在下河村举行，如欢迎范子侠将军和朱怀冰的欢迎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范子侠将军思想比较进步，他的部队编入我军后，他担任过我军的旅长，可惜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朱怀冰当时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我们当时欢迎他，是向他申明团结抗日的大义，希望他不要听从蒋介石的指使，和我们闹磨擦打内战。在下河村旁的山脚下，曾经开辟过一个临时大会场，我们在这里开过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后来又开过祝贺朱总司令五十四岁寿辰的大会，会上表演了不少文艺节目。当看到总部参谋训练班自编自演的、朱总司令在井冈山的故事时，把朱总司令都逗乐了，会场上的气氛非常活跃。 这年冬天，中共北方局开办了党校，校址在王家峪西北面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名叫花柏拐。校长杨献珍同志亲自兼教哲学课，敌工部长、早年旅日学生滕克昌同志讲政治经济学，另外还有党的建设和苏共党史等课。除各部抽调去的脱产学员外，各单位在职干部也有不少自选课目参加旁听的。 当时我和总部一科科长王政柱同志就是去旁听政治经济学的。我们冒着严寒，每周步行，翻山越岭去听课，中午连饭都吃不上，因为生活困难，党校不招待旁听生吃饭，我们自己也没有条件带什么东西去吃。有时我们还去参谋训练班旁听左权参谋长讲军事课。高级参议那个学习小组会仍照常举行。 我们还利用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住处门口那块冬闲的空地，开辟了一个临时排球场。朱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都很喜欢打球，每天晚饭后，这里都很热闹。彭老总经常外出到部队去，有时在家他也不打球，只是站在门口看热闹。 一九四０年过阳历新年时，我们还照传统习惯出了墙报，除庆祝新年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外，还有反对国民党制造磨擦的内容。在这期墙报中，有左权同志亲笔投稿，在反对国民党制造磨擦栏内，摘录有张闻天同志为平江惨案的讲话，原文是：“造谣不能掩盖真理，屠杀不能消灭革命。最后胜利者，不是造谣的专门家与杀人的凶手，而是为真理与革命奋斗的前进战士……。”平江惨案是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国民党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杨子惠特务营，包围我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当场打死我通讯处主任涂振坤同志，又活埋了我干部罗梓铭、曾汗声以及我新四军家属多人。今天重提这些往事，仍使我们感到当时革命之艰难，胜利来之不易。 一九四０年春节期间，我们从各单位抽调出一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秧歌队，到驻地附近乡村为老百姓演出，我也去了。这地方很流行踩高跷，因此，在我们的秧歌队里，也组织了一个高跷队。我们当时很穷，又住在穷山沟里，因此，连起码的乐器也很难筹集到。我们就拿出自己仅有的口琴来作伴奏用。有的老百姓没有见过口琴，不知道这种乐器的名称，故互相询问。有的老百姓则自己给我们用的口琴取了个名称，叫“洋笙”。我们一早从王家峪出发，在周围二、三十里内的村庄里演了一天，虽然没有吃午饭，但大家的情绪还是很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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