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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安：看来您的故事还真多。您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哪一本？是不是也有故事可讲？ 张大可：我联系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史记论赞辑释》，但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史记研究》论文集。 张建安：《史记论赞辑释》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张大可：简单地说，就是阐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太史公曰”分为篇前序论、篇后赞论、夹叙夹议为论传的三种形式，其言简义丰，博大精深，是司马迁首创的史论形式，也构成了司马迁完整的史论体系。不过，司马迁本人并没有定名为“序”和“赞”。 在刘知几《史通》正式论列“太史公曰”为序为赞后，才成为通称。我在上世纪60年代自学《史记》时，对刘知几《史通》中的一些评论很不以为然。刘知几批评“太史公曰”为画蛇添足，他的观点是，历史著作要客观叙事，史家不能有感情的寄托和理论的评说。我认为，如果依照刘知几的观点，将缺失史家的是非观点和理论的注入，这样的历史著作只能叫“实录”，或者叫“文献学”，而不是“历史学”。历史学应当是饱含史家是非观点的“一家之言”。按照我的这一见解，“太史公曰”正是《史记》一书的血气，是司马迁直接表述的史学理论，应该作专题研究。 1981年，随着《史记》课程的开设，我把《史记论赞辑释》的课题也提上日程，将它定格为我的第一部《史记》论著，1981年杀青，1982年3月投给陕西人民出版社，但很快遭遇冷落。 当时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主任回信，说他们组稿对象是教授级老专家的名人论著，给我泼了一瓢冷水。 我呢，一点也不气馁，觉得这很正常。无名到有名需要一个过程，多发几篇论文不就有名了吗。 而且我也分析，《史记论赞辑释》之所以受冷落，客观地说，这只是一部一般性的学术论著，学术含量不够拳头产品的档次，所以不必为它的出版再分心了。 我必须找到一个既是自己专长，又能把数量、质量、时效三者兼顾的专题，于是我集中全力作《史记》研究，集中发表《史记》论文，为《史记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做准备。 张建安：那段时间，您一定发表了不少论文。 张大可：1982年，我发表了6篇《史记》论文，这是铺垫。1983年，我集中发表了13篇论文，在兰州大造声势，精心策划全面占有甘肃的学术阵地，目标是叩开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大门。 张建安：当时出书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学术类图书。可是您要一年内发表这么多的论文，其难度不小于出书。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大可：1983年春天，我准备了10篇没有发表的《史记》论文，分成两个档次，将自己认为质量高的5篇列为第一档，其余的列为第二档。 兰州地区有五家学术刊物，分别是《兰州大学学报》、《西北师院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兰州学刊》。我把最长的稿件给了《兰州大学学报》，这篇文章是《司马迁评传》，3万字，《兰州大学学报》于1983年元月号将其全文刊出。当年第6期，又刊载了一万余字的《史记体制义例简论》。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把万字以内的第一档《史记》论文，集中投向兰州地区其他四家学术刊物。我当时没有什么名气，料定十有八九不是压稿就是退稿，所以干脆在去信中附一个事先声明，如果不宜在贵刊发表，希望在一个月左右退稿或告知。果然不出所料，四家刊物都客气地退了稿，当然也免不了写一句客套话，欢迎继续来搞支持本刊。收到退稿后，我马上转投省外刊物。 过一段时间后，我又把第二档论文稿集中投向了兰州的四家刊物。这个时候，外地刊物不断发表我的《史记》论文，四家刊物好像也不好意思连续退稿了，结果全部发表。这样就造成甘肃地区各家刊物都刊载我的论文，我把它戏称为排炮齐轰甘肃出版社的城门，结果还真是见了效果。 当时也是赶上了时机，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好在1984年年初提出规划，要出版一批学术论著参加1985年在香港举办的国际书展，于是派出编辑向兰州大学、西北师院、西北民族大学的知名教授约稿。我因集中发表论文，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甘肃人民出版社社长曹克已派编辑黎尚诚到兰州大学向赵郦生、黄伯荣两位教授约稿时，也顺便拜访我摸摸情况。我向黎尚诚介绍了准备就绪的《史记论赞辑释》和《史记研究》论文集，黎尚诚当时选择了《史记论赞辑释》，但我极力自我推荐的首先是《史记研究》论文集。黎尚诚回出版社汇报，社长曹克己一锤定音，把我的《史记研究》论文集列入出版计划。1985年，《史记研究》论文集正式出版，实印七千册，发行一空，在当时就是大印量，被称为学术类畅销书，并获得甘肃省优秀图书政府奖。 此后，我的图书在甘肃人民出版社一路绿灯，《三国史研究》、《中国历史文选》就是在那儿出版的。而《史记论赞辑释》也最终于1986年8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的《史记选注讲》则于1989年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史记全本新注》于1990年在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那几年还陆续在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司马迁评传》、《史记精言妙语》等书。 张建安：这样您可就真是登堂入室，成为《史记》研究的权威专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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