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近代云南商号与中印陆海交通线的开辟

滇史 2021-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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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自古是西南丝路的交通枢纽和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随着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自南亚、东南亚的向东、向北扩张，这一区域又较早地出现了近代化的交通线和运输工具。在此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永昌祥、洪盛祥、茂恒、恒盛公和福春恒等为代表的云南商号积极拓展对外贸易业务，除利用传统的滇缅印陆上马帮道外，还以驮马、汽车、火车、内河及海运等方式，开辟了从云南陆路（驮马或汽车）经缅甸，换火车到仰光，再以海运至加尔各答，转陆路达西里或西藏的陆、海联运新线路，局部地或初步地实现了西南丝路向近代化的转化。其辐射范围包括中国西南部、缅甸和印度东部和北部，是云南对外交通史和贸易史上最为光辉的时期之一。

关键词：近代云南；商号；中印陆海交通线

一、云南传统商路

云南是古代民族迁徙的走廊之地。考古发现和关于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史前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原始部落群的活动即分别与西北、东南沿海和中南地区部落集团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公元前3世纪属于百越族群的人口已散布在今中国西南及中印半岛各国北部，属于孟——高棉系统的不少部落则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自中国西南地区南下进入中印半岛。[1]可以认为，随着部落之间的物质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些民族迁徙的路线也就逐步具备了商品的交换和贸易路线的意义。据《史记·西南夷传》记载公元前122年汉使张骞自大夏（今阿富汗）来，说留居大夏时曾见产于中国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问此物所从何来？答言“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身毒即指今印度，可见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商人已经开辟了由内陆到南亚诸国的商路。这种早期商路应当与民族迁徙路线有密切关系，因为商路必须追逐着人口聚居地。古代南、北两条丝绸之路的形成，除自然地理地势的原因之外，上述因素亦应注意。

云南既为民族迁徙通道，秦汉以后，这片中华民族起源地之一的区域又为中央王朝着意经营，除设郡县治理外，亦同时作为拓展对外交通联络的枢纽和门户。前述张骞回朝所述，引发汉武帝命令张骞及王然于、柏始昌和吕越人等从蜀、健为（今宜宾）“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2]即从四川经云南通往印度的道路。经过历朝经营和商人的开拓，近代以前，云南内外交通情况大致如下所述：

内陆方面：昆明——贵阳，经曲靖、平彝（今富源），贵州普安、安顺等地，共700余公里。昆明——四川泸州，经曲靖、宣威和贵州毕节、四川叙永，共970余公里。昆明——西昌，经元谋和四川会理，共560余公里。昆明——西康（今四川西部）巴安，经下关、丽江、德钦，共1740余公里。昆明——车里（今景洪），经玉溪、普洱等地，共890余公里。[3]对外方面，从滇西北到滇南，已发展为多条入缅道路，主要有：由里麻、茶山（今泸水县及恩梅开江东一带）入缅甸克钦邦，经古籍所称之野人山而至孟拱、孟养，“玉石之所产也”。[4]这是当时入缅最北面的路线。由腾越入缅的道路，经今德宏州境又分为三条，分别经盈江、陇川和瑞丽入缅，这是古代最重要的入缅商路。由缅入印，亦分两路，即一从密支那西北至今印度阿萨姆，一从曼德勒进入印度。[5]在滇南方面，有经思茅、车里（今景洪）到老挝、泰国以至出海的道路。中越之间亦有多条通道存在。由滇西北中甸、德钦进入西藏，再由西藏进入尼泊尔、印度的“茶马古道”，则至迟在唐初已经形成。[6]贸易方面，以中南半岛诸国及南亚国家为主要对象，其中滇缅贸易所占份额较大。早期贸易品多珍宝、真珠、金、海贝、琥珀、毡布、珲据、棉、盐等输入云南及内陆；输出品中则丝织品、茶叶、金银诸物及杂货为多。南诏时云南通行以绢帛和海贝作货币。“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7]据方国瑜考证，云南通用海贝的时期从公元9～17世纪，其来源都是缅甸及南亚滨海国家。[8]明清时期，棉花、茶、黄丝、珠宝玉石、农具和日用品仍是主要贸易品种。在19世纪前后，云南边地与邻近缅、越等国之间，贸易与相互的经济关系是较为密切的，云南及内陆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如缅北玉石矿，吸收滇西大理以西各地农民利用农闲期前往打短工，亦有滇商进入缅甸客居，长期经营丝茶棉等生意。另一方面，“云南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位日渐显现，如四川丝织品出口缅甸、印度，缅甸棉花转口贵州都有赖于云南。”[9]这些贸易以陆路为主，海路贸易则多珍宝及海贝等。运输以人、畜力为主。20世纪初期滇越铁路修成后，除对云南外贸整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外，在商路方面的影响，较多集中于滇南以及昆明，逐步形成昆明为中心，以个旧及蒙自矿产为主要品种的官方外贸格局。官方贸易的比重也在逐渐上升。后一点是从清中叶实行边禁政策以来的重大变化。而在滇西方面，在抗战爆发前，传统商道仍无大的变化。

二、云南商号

19世纪初，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由印度等地将殖民侵略势力扩张到缅甸和东南亚各地，滇、缅、印之间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英、法利用以武力取得的殖民和贸易特权，占领并把持缅、越市场。例如1826年2月英、缅签订的《扬达波条约》，其中有英国船只可以自由进入缅甸港口和商船免税的规定。[10]其次，近代化交通的出现，使依靠人畜驮运的滇商对外完全处于竞争劣势。20世纪初，在英、印（缅甸已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的经营下，缅甸已有密支那、腊戌以南的铁路总里程2500多公里，公路里程在1915年达8000公里。[9]伊洛瓦底江自八莫以下可通航汽船，八莫、曼德勒和仰光等地还建造了港口。[12]其三是英属印度人口大量移居缅甸，据1920年调查，侨居缅甸的外国人中，印度人约为100万人，中国人约20万人，欧洲人约2～3万。“印度本国处于人口过剩之境，故每岁移居于东方英国殖民地者甚众，缅甸尤甚。且移住缅甸者多有永久居住之倾向，握缅甸之经济实权。”[13]

在上述条件下，滇商在滇、缅、印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正如时人分析指出的那样：“自英踞缅甸，影响所及，我素执缅甸贸易牛耳之商业家，受一绝大打击，竟萎缩蜷伏，退居于劣败淘汰之数。近十余年内，如和顺、绮罗、大董、东练等在缅腾关间之商号，倒闭者不下三四十家。”[14]从1921～1922年缅甸进出口货物状况，可以看出其贸易为英印所操纵。当时缅甸出口货为三大宗，即大米、石油和柚木，出口价值分别为2500万、650万和150万英镑，合计占年度出口总值3500万英镑的94.3%，其中大米主要输至印度(占44%)，锡兰以及英、德等欧洲国家，石油和柚木的绝大部分则运输至印度。而其进口货第一宗为棉织与棉纱，输入值为900万英镑，主要由英国(占63%)和印度(占23%)输入。[12]棉纱当有相当数量转口进入云南。著名的玉石等珍宝所占的贸易额比较低。

但滇缅印及滇越之间的贸易在云南省内部有逐渐扩大的影响。其表现一是思茅、蒙自、腾冲和昆明开埠通商后，外国商品输入的货值和品种均呈迅速增长之势。光绪十五年（1889）蒙自关开关时的进口货值为62300海关两，次年即增至466089海关两；此后历年递增，1909年为7961524海关两。[16]品种除棉纱等外，广泛涉及煤油、烟草、纸张、海味、干果等生活日用品和洋杂品。二是棉纱的大量进口。“蒙自开关以前，尚有大量棉花进口，到19世纪末，大多为印度的棉纱所代替，棉花进口日益减少。”[17]由于洋纱及其所织布匹质高耐用，渐为群众所接受。“本省购用洋纱织布者，年多一年矣”，“印度棉纱……多系销往云南织造布匹之需，其所织布匹，虽比洋机所织之布坚实，但价值较贵。据云：洋布虽然因金价涨贵，而仍敌人工所织之布便宜。”[18]甚至四川、贵州也大量使用印度棉纱。后者所用棉纱大多从广东、广西引进外，云南用纱则主要从滇缅贸易引进。据蒙自、思茅和腾冲3关1889～1911年的统计，进口额中棉纱、疋头和棉花占40%以上。[16]

滇越铁路通车和缅甸境内内河及陆地交通的近代化使各类货物的大批量进出成为可能。但是云南还没有能够使货物分散进入村镇的近代化交通线路，因此以人畜驮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民间商号亦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契机。许多有实力的地方士绅纷纷投资进出口贸易，而原以其它业务为主的商号则转而经营之，从而在20世纪的前40年中扮演了云南进出口贸易的重要角色。其中经营滇、缅、印贸易业绩较为显著并在三地拥有固定业务的几个大商号如下述：

永昌祥——1903年由严子珍、彭永昌和杨鸿春创立。严、杨均为大理喜洲人，以经营茶叶、棉纱、山货和棉花为主。彭为江西人，系严子珍在四川经营布匹的伙友。创立时股本共银11600余两。最初以滇川藏贸易为主，即以滇西土布、茶叶和杂货销川藏，从川藏购洋布生丝和香菌及黄莲、贝母、麝香等药材销滇西及昆明。此后股本扩大，渐以购销四川生丝为主，最初生丝在下关转售腾冲商号茂延记和洪盛祥，1917年派员在缅甸瓦城（曼德勒）设分号，自此经营川、滇、缅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此时永昌祥已由严子珍独资经营，资本已扩大至原股本的34倍。至抗战爆发前，永昌祥进入业务发展的鼎盛时期，仍延续经营川丝之根基，大量输入缅甸，“生丝在缅甸有着广大的市场，纱笼也是滇缅边境及东南亚一带很多民族都习惯的服装。缅甸不产丝，历来都依赖中国从陆路进口，缅甸的丝织业也就集中在与滇境接壤的上缅甸。”[20]稍后，永昌祥又直接在四川叙府和嘉定建立丝厂，对生丝进行分级加工，创立了质量、销路稳定的“双狮牌洋纺”名牌生丝，提高了销售利润，使之成为商号的第一创利商品。1917～1937年的20年间，仅瓦城分号的利润就有120万银元。进口物主要是棉花、棉纱。后者多来源于印度，滇商经营情况是：“洋纱出于印度，滇商不直接向印度购买，惟自缅入滇，则亦直接任之。盖生于山国之滇人，缺乏海洋智知，视海路贸易为危险故耳。但就大体言滇缅国境贸易，滇商尚能把握其管龠，而居于主动之地位。”[13]此外，永昌祥经营的传统商品麝香、熊胆、虫草和贝母等药材也输出缅甸。在国内贸易方面，其主要经营品种是茶叶并有加工厂。

茂恒——成立于1928年。其前身为腾冲春延记和顺昌茂两家商号，以经营腾冲至缅甸、香港间的贸易为主业。合并后资本总额30万元银币。总号设在腾冲，陆续在昆明、凤庆、下关以及四川宜宾和缅甸曼德勒开设分号。1938年总号迁昆明，分号又扩设至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康定和拉萨；在国外，缅甸仰光、腊戌、八莫、密支那和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也遍设分号。并将业务按滇西区、昆明区、四川区和缅甸区（包括印度）等分区进行管理。业务以黄丝、棉花、棉纱进出口为主，短期经营汇兑、白银、黄金及鸦片等，开设有黄丝、棉纱、茶叶加工厂和火柴厂等工业企业。如同永昌祥一样，茂恒亦从四川采购生丝出口缅甸。最初时一年最高销售4000包（每包重约50市斤）。随着业务的扩大，生丝采购源扩至湖北和本省保山、楚雄等地，并在四川生丝主产地筠连县设缫丝厂，收购蚕茧进行加工，降低了购销成本，年销量增至7000余包。进口方面也是以棉花、棉纱为主。云南农村织户在30年代以前多以印度、缅甸进口的棉花自纺自织土布，1937年云南官办纺纱厂设立后，亦需印缅棉花纺制粗细纱。茂恒利用此时机，改变当初向印度商人在缅所设扎花厂购货的成例，在缅甸谬萨自办一座扎花厂，“直接向棉农购买籽棉轧制成包，主要运销接近缅境的滇西一带，减除了印度商人的转手利润，降低了道远途长的运输成本。”至于棉纱，“则因早期纱厂所纺的纱不能满足需要，后期虽然纱厂扩建新建，棉纱产量有所增加，但又因机械织布厂的建立需要细纱，所以仍然一直需要进口印度棉纱。”棉纱的收购也经历了与棉花相同的过程，即开始向驻缅印度商人购买，后改为直接向印度厂家订货，进而签订包销合同，由印度厂家直接按茂恒所要求的规格粗细进行加工，打印茂恒所定牌号货名。“创出了一个茂恒的名牌棉纱产品，做到进销两旺，保持厚利。”年运销量达到1万大件（每大件30小捆）。[22]

上述仅为经营滇藏印贸易商号中较有代表性者。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在外货涌入、进出口兴旺的刺激下有较快发展。民营商业中经营棉花、棉纱和布匹的行业所占比重较大。如腾冲一地就有洪盛祥、永茂和、德兴隆、福协和、万通以及永昌祥等大小商号100余家。[23]而在非通商口岸的内陆，也有许多经营者，如通海县在1911年以前已有百货、棉花和布匹行业63户。[24]

这些商号以地缘或业务关系结成行帮，一般情况下，滇西各帮多经营缅甸、印度及国内康藏贸易。滇南各帮则以香港、越南及省内贸易为主。滇东各帮地近川、黔，业务多与之联系。滇西帮中，以鹤庆帮、喜洲帮、腾冲帮等影响较大。此外，滇缅印贸易及外货经营，还吸引了江西、四川、湖南、北京、广东、广西、贵州以及江浙商号入滇设号开店，如四川帮的丝绸庄、川烟庄，湖南帮的瓷器庄、笔墨庄等。

三、近代滇缅印陆口通道

滇越铁路沟通了昆明——蒙自——越南海防的近代交通，但全省交通的整体状况并未根本改观，滇西线在滇缅公路通车前，虽修建过部分近代公路，其距离甚短而不足以进行规模性运输。如云南省第一条公路于1925年才修通，即昆明市区至碧鸡关，全长仅16.4公里。[3]另一方面，近代运输工具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传统的马帮运输仍在发挥着沟通民间贸易的主要作用。

规模化的马帮运输在明代已有发展，当时每年需运输京铜600多万斤，需驮马8000匹。至清代，铜、银、盐、茶叶的内外运输销售，其中仅盐一项，每年省内至少有4000～5000匹驮马运送；而茶叶销至西藏及东南亚、南亚，则“每年约有10万担茶叶由5万匹驮马的马帮运输到省内外各地销售”。[26]辛亥革命前，京铜等官运减少，外贸货物的转运增多，马帮运输仍盛而不衰。马帮运输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专门化的运输商人经营的马帮队，有大小“锅头”率领之；二是大的商号亦拥有自己的马帮运输队。其拥有驮马数，多者上千匹，少者数10匹。或有一地而有数支马帮队者，每逢运输距离较远，货物较多者，往往邀约数千驮马上路。在省内，形成滇西、滇西北、滇南和滇东四大马帮运输干线。在滇西线，一般昆明的马帮队以下关为终点；下关马帮队则多与至腾冲一线的马帮队结伙，视货主需求运货至边境或直接到八莫甚至曼德勒。这也是古代南方陆上丝路的主要路线之一。

民国时期有所发展的贸易运输线路首推滇川藏印线。这条路线即“茶马古道”。就云南而言，最初是以滇藏间的贸易为主，“明代以后滇茶开始进入西藏市场，至清代滇茶藏销贸易十分兴盛，滇藏间的交通运输得到发展。清代中叶以后云南的许多商帮，如鹤庆、丽江、腾冲、喜洲帮的很多商人都经营滇藏贸易，他们将云南的茶、糖、铜器运入西藏，换回药材、皮毛等物。滇藏贸易的运输全靠马帮驮运。”[27]

恒盛公商号的创办人张泽万较早地将这种贸易直接越过西藏和喜玛拉雅山脉而延伸至印度。张氏早期在经营川茶藏销时，曾于1900年由缅印通道进入印度，再由噶伦堡进入西藏考察。经过对茶、药材、羊毛等主要商品购、销、运地点和过程的研究，于1924年前后在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设立了分号，开展滇、藏、印的“三角贸易”，其经营办法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勐海产茶区建立茶厂揉制紧茶，经缅甸到印度的运输路线运入西藏拉萨销售后，就地购买羊毛和山货药材，羊毛在印度销售后，将款汇往上海转汇昆明再转茶厂供购茶之用，山货药材则由印度交船运往上海销售后，将款汇回印度。”其货运路线是：由勐海以马帮驮运茶叶至缅甸昔卜，转火车运至仰光港，转船海运至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又改装火车至西里古里，再装汽车至噶伦堡，最后由亚东进入西藏。缅甸公路修建至景栋后，又改走景栋线。日程是：勐海——景栋，8天时间，驮马运输。景栋——洞已，2天，汽车。洞已——仰光，2天，火车。仰光——加尔各答，3～4天，轮船海运。加尔各答——西里古里，2天，火车。西里古里——噶伦堡，1天，汽车。噶伦堡——拉萨，20天，驮马运输。[28]全程共需时40天左右。

中甸藏族马铸材在1910年前后自己组织马帮经营，以中甸为中心，购土特产至丽江、下关销售，然后购茶叶回程进藏销售，“中甸到丽江走5天，丽江到下关5天，回程从丽江到西藏首府拉萨要走三个月。”1920年以后在噶伦堡开设铸记商号，经营茶叶、羊毛、中药材和宝石、棉纱、布匹等，也选择了缅——印海路运输。“虽然绕道国外，比起国内从下关至丽江、丽江至拉萨线，每做一转，须时三四个月，快捷得多，并且一年四季可做，不受气候制约。……自缅、印运输线开辟，铸记即不在下关买茶，改由佛海（今勐海）进货，经缅、印入藏。原来……每年只能做几百包，改经缅、印后，增至二三千包。”[29]

至此，云南商号充分利用滇、缅、印的近代交通线和运输工具，以马帮、汽车、火车、海运等方式，开辟了滇、藏、缅、印之间的陆、海联运新线路，局部或初步地实现了西南丝路向近代的转化。其幅射范围包括中国西南部、缅甸全境和印度东部，是云南对外交通史和贸易史上值得纪念的一篇。

参考文献

[1] 参阅尤中著：《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13页。

[2]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

[3] [25] 参阅浦光宗主编：《云南公路史》第1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0月版。

[4] 《大沙江形势续论》，《永昌府文征》文录卷17。

[5] 《道光云南志钞·边裔志上》卷5。

[6] 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320、321页。

[7] 《新唐书·南诏传》222卷上。

[8] 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载《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9][11] 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95、214、315页。

[10] 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