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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肯定会受到一些正统人士的批评。我所说的“正统人士”，是指仅仅会背诵文艺理论的人。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创作是很严肃的事儿，岂能言“玩”？我承认，文学艺术创作从理论上讲是需要严肃对待的，特别是反映重大题材时，如《义勇军进行曲》这样的歌曲，就是诞生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刻。但文学艺术创作在很多的时候，并不需要担负“使命”，更不能带有功利色彩，一旦这样，创作的过程就很沉重，便会失去乐趣，失去灵性。所以，我很欣赏戏曲领域里那些“玩票”的，以及收藏界那些“玩家”们。 我的创作过程从开始就抱着玩的态度。最初是玩短篇小说，那时在读大学，完全是因为听了师兄韩少功一堂关于获奖小说《西望茅草地》创作谈之后，忽然间来了冲动，便在一段时间里天天逃课，躲在图书馆里写小说，写了就投，也不知作品是否符合所投刊物的要求。毕业前，终于在《新疆文学》1984年第五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入团申请书》，那时刊物少，能在省级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是很难的事，因而在未收到样刊前，天天跑到图书馆阅览室翻阅那期杂志，自我陶醉了很久，与我在同栏目发小说的是张炜，后来他成了著名小说作家。 毕业后分配在一所师范学校教书，刚参加工作，要熟悉教材，要备课，暂时便搁置了小说创作。第一学期期末，放寒假前的一天，也就是1985年元月的某一天，有一节自习课，我让学生自学，自己坐在讲台前翻阅一张名为《文萃》的报纸，突然从报缝里发现了一则征文启事，即光明日报社发起的首届教师节全国征文活动。我见无事可做，便按征文要求，在备课本上写下了八百字的征文《一杆教鞭》，下课后到校门口小商店里买了信封和邮票，寄出去了，根本就不再想那获奖的事儿。 寒假结束返校后，传达室转给我数百封信！我大吃一惊，拆开一封信才明白，写着玩儿的《一杆教鞭》竟已发表在《光明日报》1985年2月17日头版二条，后来评奖竟列第一名，排在著名作家刘绍棠之前，该文旋即选入全国中等师范语文教材《文选和写作》第二册，因此自己又过了一把教自己文章的瘾。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媒体，自己教自己文章的事儿只本校的人知道，这事儿要是发生在今天，是能火一阵子的。 适应教学工作后，小说创作又来了欲望，可是，毕竟担任班主任，杂事儿多，写小说断断续续，于是决定“转行”，写诗歌玩玩，几十行，没有小说需抄写数万字那么累那么费时间。从1988年起，每天晚上备课之后，再在备课本上写几行诗就成了一种生活的乐趣。那时月收入只有几十元，买文稿纸都难，备课时每节课时就尽量少写一页，节约的备课本就用来写诗。到1991年前后，诗歌发表呈井喷式状态，《星星诗刊》《诗歌报》《诗神》《诗潮》等国内著名诗歌刊物都发表了我的诗作，大多数省作协机关刊物也发了一些。特别是1992年《星星诗刊》举办全国“泸州老窖杯”诗歌大赛，我创作的《祥林嫂》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仍夺得一等奖，这首诗次年又获全球华人首届文学大赛大陆赛区诗歌奖。在《青年文学》上发表组诗《一个青年教师的世界》后，该刊副主编赵日升先生给我来信说：“你是湖南第一个在国家级青年文学刊物上发表组诗的诗人。”第一次被人称为“诗人”，确实有些窃喜，也不由得思忖：发表几首诗就是诗人？这也未免太简单了。那时，我又忽然有了收藏报刊的爱好，如何收藏？信息不通、交通不便、缺少资金的年代，我想到了一个妙招：向全国各省市区的报刊投稿，因为只要发表了作品，必会收到样报。于是，我就这样向全国的报纸副刊投寄诗作，两三年间，除台湾和香港地区（那时不知怎么投）外，全国各省发表我诗作的报纸都有了。这种收藏法，估计效仿的人不多。 那个年代，资讯不发达，也没多少媒体，发表了作品，获了奖，也没人报道，更无人写评论，完全是自个儿玩，不像现在有如此多的媒体，还有文联作协等组织扶持作者开笔会、联系编辑等等。既然全国都发表了我的诗作，我写诗的兴趣就减少了，觉得不好玩了，于是决定边写诗边玩玩散文。 1991年元月，寒假时我回到老家，后来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碧云特地去拜访我，我留他吃饭住宿，家里很穷，一床薄被温暖不了我俩，半夜时分冻醒，两人干脆坐起拥被而侃文学，我脑子里突然出现家里池塘边杨柳吐绿的情景，原来前几天气温高过一阵，有一种“开春”的迹象，于是我把我的构思说出来，碧云抚掌而赞。于是，第二天待他离开后，我立即创作了散文《开春》，因为乡下邮递不方便，直到寒假结束返校后才投出去，而且是不知天高地厚投给了《人民日报》，管他哩，发表就发表，不发表也无妨。没料到的是，4月8日的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这篇散文，那种喜悦便无以言表了，因为新中国成立几十年，许多地区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作品是很罕见的事，有的地区剃了光头，那时能在人民日报发表作品，有的地区还有奖励，如优先分房子，提干等等，我纯属自娱自乐，只有圈子里几个人知道。该文发表后，被许多版本转载。如今百度“开春”一词，“详细释义”竟然将我与陶渊明、茅盾先生列在一起—— 开春：春天开始；进入春天。一般指农历正月或立春前后。《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晋陶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茅盾《春蚕》二：“从今年开春起，他们都只吃个半饱。”周碧华《开春》（原载《人民日报》1991.4.8）：“在我们 洞庭 水乡，当春天刚刚伸出她的触须时，乡亲们就说：'开春了。’春天到了为什么要说'开春’呢？我问乡亲，乡亲们摇摇头，露出了纯洁的笑来。” 一不小心，散文上了《人民日报》，欣喜一阵后，忽然对各杂志的的“卷首语”产生了兴趣，卷首语的文体实际上是散文诗，一期杂志一年12期，也就是说每年只选刊12件作品，那是何等艰难！而我认为，越是不易得到的，得到后的快感就更大。于是一阵子疯狂地玩散文诗，竟然神奇地敲开了“卷首语”的大门，在《中学生》《辽宁青年》等杂志先后发表了十来件，《桃花源思絮》一组五章发表在《散文诗》刊后，还被选入《中国散文诗大系·湖南卷》，美国华人陈先生在夏威夷读到这组诗后，还给编辑部写了信求转交给我，这封信快一年才到我手上，我也不会回复，只是感到惊讶，《散文诗》刊竟然发行到了海外。 1992年底，我换了个角色，改行当了记者，入门第一天社长就教导我，新闻你还是个门外汉，文学要暂时放弃一下。于是，我从零开始学写各种新闻体裁的作品，告别了心爱的文学。后来当了文艺副刊编辑，手又痒起来，但那时版面特珍贵，全地区600万人口就这么一块公开发表文学作品的阵地，我对自己要求，每年只发自己的作品一件，假如我自私自利追求发表作品的话，只要与全国各报刊副刊编辑交换着发作品，那一年不知可以发多少！但我把珍贵的版面都留给本土业余作者了。即使这样，每年发的一篇散文参加全省副刊作品评奖，基本上是金奖，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既得新闻奖又得副刊奖，人称“双枪”。但毕竟血液里一直藏着诗歌的因子，所以有时也偶尔冲动一下。记得1997年中秋节晚上，几个朋友相约到德山孤峰塔上赏月，酒酣时，要求每人吟诗一首，我想像着古代的洞庭湖水是一直拍打着德山的山脚的，但沧海桑田，洞庭湖已萎缩得很小很小了，一种生态忧患意识袭上心头，于是吟诗一首《忧伤的洞庭》，朋友们拍手叫好，回家后就加以整理修改，投给了《诗刊》，次年，《诗刊》二月号第二条发表了这首诗，编辑周所同先生还特地点评，然后又被收入《1998年年度诗选》。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当夜我值晚班，睡在办公室，13日凌晨4点我就醒了，我知道，那些逝去的生命在天国让我感到不安，于是从沙发上跃起，在电脑上一气敲了两首诗《致四川死难师生》《搂紧我，爱人》，发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是全国可以查到的最早反映汶川大地震的诗歌，其中《搂紧我，爱人》阅读量近20万人次，这是当下诗歌刊物无法达到的阅读量，并被湖南卫视选上在赈灾晚会《五月的鲜花》上由明星丁文山和白静朗诵。15日，我又创作了《一只手，一支笔》，又在网络上引起反响，被中央一台六一儿童节专题节目《我们的节日》邀请到央视现场朗诵，为灾区儿童募捐，重播七次，两首诗作能为灾区做点善事，心便感到无比欣慰。后来，这三首“地震诗”被全国几十种版本选载，中国第一部专门评论地震诗的评论集《地震诗歌漫评》几次点评拙诗。 在创作那首《忧伤的洞庭》时，对于人类生态的关注度便很强烈了，于是还创作了杂文《自残的人类》，1998年发表在很难上稿的国内知名政经杂志《南风窗》上，且是开篇，后又被销量很大的《东西南北》文摘杂志转载，并选入《优秀杂文选》，2003年创作的杂文《假如张君还活着》荣获湖南省报刊作品评选金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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