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2月，我在山东图书馆查阅资料，翻卡片看到一种王士骊撰《幔亭公漫录》。王士骊是王渔洋亲族中感情最亲密的从弟，此书印象中未见人提到过，急忙调出阅览。原来是一册巾箱本大小的青丝栏钞本，以每半页八行、行二十字的格式书写。前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孟夏琅琊侄沛思序、昆山金奇玉序、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日自序。自序首言“余庚寅生，今年周花甲”，则应作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庚寅，时幔亭年六十。王沛思序云：“吾叔幔亭先生为司寇公从弟，友爱不啻如同怀，其嗜学不倦，性情亦复与同，相依数十年，见闻讲贯，亦极博洽而精详矣。”王士骊字貤西，号幔亭，系王之猷曾孙。曾官诸城县儒学训导。王渔洋著述与同时人著述中经常可见有关他的记载，我已辑入《王渔洋事迹征略》。渔洋门人惠周惕《砚溪先生诗集》卷七《谪居集》有《赠别王幔亭先生兼寄清远公子》诗略云：“吾师天际人，夫子亦绝俗。来从官舍居，日把一编读。怀古有远思，于世了无欲。萧然拥布被，日暮对脱粟。”这就是他在时人眼中的形象，一个萧然远世的高士。
览竟全帙，大致可知此册是作者几种杂著的汇钞。开篇类似训蒙格言，论修身、处世、为学之道，平实有得。后附录一卷，显系晚年所作，述老人居处、养生之要。此后逐年记事，迄康熙五十六年（1717）丁酉年撰《东廓记辨二则》。其中载康熙五十年王渔洋下世前后事迹最为详核。后录任诸城训导时所撰《司训约言八条》；康熙五十三年(1714)甲午年课儿数则，也是家训之属。末为《跋齐音小记》，述渔洋所选祖先诸集刊布未果的经过。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它无疑是研究新城王氏家族盛衰史及其家族文化的一种重要史料。其中论修身、处世、为学之道的格言、《司训约言八条》、甲午年课儿家训乃至晚年所述老人居处、养生之要，都可藉以考察王氏家族的文化内涵和家族传统。这些内容有待于专门研究，这里仅就涉及王渔洋的记载，略述其史料价值。正如王沛思序所说，王士骊是王氏家族中与王渔洋感情最亲近的从弟，这部《漫录》中记王渔洋事迹最详，内容也涉及多个方面。比如，其中论及王渔洋学问指归，说：本朝如睢州汤尚书斌、孝感熊相公赐履、蔚州魏尚书象枢、漪氏卫中丞既齐、洪洞范进士鄗鼎、中牟冉编修觐祖、柘城窦编修克勤，皆阐发理学者，余亦指不胜屈。吾兄渔洋先生独称为诗文宗匠，名满天下，朝野奔赴者众。不以理学名，但是无书不读，嗜学之癖，未有出其右者。然合孔孟心传，日丽中天，虽不无异同之见，究其指归则一也。他首先举出康熙以来的理学名家，然后说王渔洋为诗文宗匠，不以理学名，但平生读书极博，其学与理学不无异同，但究其指归则没什么不同。事实上，我们知道，上面所举的这些理学名家，多与王渔洋有密切关系。魏象枢是奖掖王渔洋前辈，汤斌为王渔洋所荐举，卫既齐、冉觐祖为渔洋门生，范鄗鼎曾以所著寄赠渔洋，由此也可见王渔洋之学并不与理学相牴触。又如，其中记载了王渔洋生平的佚事：“新城旧尹史公讳能仁，河南鹿邑人，明末之贤父母也。先司寇公曾于黄学使蒞任之始，坐间谈及史公未入名宦祠祀，实为缺事，嘱其留心表彰，以不泯公论。”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的记载，这应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秋间的事，黄叔琳后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使王士骊等查核情实，公具事实，呈请入祀，终被宪台批准。这件佚事再次说明王渔洋平生乐于表彰先贤、成人之美的天性。《跋齐音小记》则因王象春《齐音》而叙及王渔洋生前编选祖先诗集的情况：《齐音》百首，乃《问山亭诗集》之一，皆是济南城中城外之故迹，随地随人物，境内所关者，即记一绝句，实是纪载之要笔。而每首加以小记，又最有关于地方事迹之略。当年旧刻是先叔武科公同淄川门人姜子柔刊劂者，其版草草，今剥落甚夥。先渔洋兄在京师，闲中将《问山亭》各集删选近千首，欲刻，偶以他事未谐，遂付儿子启座收存。后有更选八先伯祖姚安公《思止园集》，曁十八叔祖大宁公《来鹤园集》，与《问山亭》合为一集，为《三王诗选》，附有先六伯封公《笼鹅馆诗》，具付剞劂而未逮。随归田，后又托寄朱竹垞先生选入《明诗选》内，亦聊聊不多。《齐音》百首，使余手录一册，数录而为人借抄而未返。王渔洋也曾在《居易录》卷十四述说过自己编选祖先诗集的情况：十七从叔祖季木（象春）仕南吏部考功郎中，以诗名万历间，与文光禄天瑞翔凤齐名。（中略）今所传《问山亭集前后》汰其芜杂，撷其菁英，可传者尚可得什之二、三也。少时诗如'故人江汉绝，疏雨户庭过之句，不减大复、苏门。八叔祖伯石（象艮），仕为姚安府同知，著《迂园诗集》。诗名远出考功下，然谨守唐人矩矱，不失尺寸，如咏鲁仲连云：'孤城一飞矢，六国有心人。’又'萧条两岸柳，怊怅五更鸡。’'鱼藏芦底穴，雪压竹间庐。’'□荧茅舍火，缥缈竹林烟，’'南雁迎花早，东风带雪多。’'月明才十日，人病已经旬。’皆五言之选也。后人不振，予购其板刻藏之。十八叔祖晦甫（象明）著《鹤隐》《雨萝》诸集，才不逮考功，而欲驰骤从之，故时有衔蹶之患，未能成家。今刻版仅有存者。予有三公诗选，颇有可传。”与《幔亭公漫录》相对照，王象艮和王象明的诗集题名都不同，《漫录》还提到附录的六伯《笼鹅馆诗》，这些记载都可以补充《居易录》的叙述。
当然，《幔亭公漫录》中最重要的资料我认为还是关于渔洋下世前后经历的记述：
辛卯年元旦，拜天地、祖宗、神祠之后，家人陈忠自城回，报司寇公赐环之旨下，在岁前琐(锁)印之日。何翰林澹庵家人于元旦送到邸抄，日已夕矣。初二日早起，欲入城看司寇兄喜兼贺新节，而风沙逼人，不可出门，至夕未已。初三早如城，而吾兄已走役来催速进城。门迎诸侄谓曰：大人待叔至甚急，欲急赴京谢恩，而近例禁邸抄，当是候部文方可行。叔断不可即应其赴京。则余一段兴致已索冷难言问。吾兄拜家庙之后，在西城大椿轩，俟我一见，兄弟握手情亲，悲喜交集，云：“弟闻此信，自倍喜，但谢恩之本，我以疮毒不能躬赴，有负圣恩，须速赍奏本章去。”余胸中欲进之言，不能陈说，掣肘不可行矣，唯唯而已。总皆由我识见不广，退缩不前，其负吾兄期待之意，罪愆真不可逭，又何言哉？兄言：“辛卯中乡魁第六名，年才十八，今则七十八岁。汝看我西堂之联耶？”余即应曰：“得意重逢辛卯岁，删诗断自丙申年。”兄曰：“恰当乎？”余曰然，又曰：“丙申以前，诗未尝不多，但正肄业，似非耑学，虽已有刻本，而乙未以前者，盛珍示、王我建请刻前集之时，皆删去幼年之作，所以断自丙申年也。六十年之遭逢，阅历已尽，而况位至尚书，一生不好货财，惟守祖业，积书至数万卷。吾富贵已极，夫复何求于世？祖方伯公寿至九十三岁，乃甲午中举，癸巳年弃世，而不及见中举之年，以中时三十余耳。我今竟见辛卯，是七十八岁，乃曾祖司徒公弃世之年也，赠尚书公亦不过七十七岁，余今过矣，而况又复官？但腹下此毒疮，大是我累。弟其谓我何如？”兄弟两人握手，襟裾相依，自辰及酉，皆喜庆之词，所言者家世之兴废，六十余年之际遇，而孰知永诀之词皆寓于此耶？忽忽至二月六日，始同侄启汸入都，诣通政，上谢表，而命下：'览卿奏谢，知道了。’甚淡。余心知其奏谢之迟矣，虽吾兄濒行，付有宋板书及字画十三种，而侄逡巡不敢贡，阨于小心太过不能行。亦见吾家忠厚，谨守痴拙之故尔。旋于三月三日抵里，晤吾兄于西堂，相见凄然，日日聚首而谈，其呻吟苦状，不可言喻，而又以庸医郝某疗治无术。十九日下午欲入内，呼我云：今日似觉瘥好，汝明日到石桥看看即回城来。二十日，余欲上马，又使二十二侄囑云：到乡中即唤启座来。次日启座如城。二十三日座回乡，伯父云：父亲寿光之行，速去速来。余二十五日至寿光县，游李氏园亭，止觉灿灿射人眼目，殊少雅人深致耳。翰墨留题，无所睹见，徒有朱栏粉壁而已。视昔魏宅之盛名何如耶？二十七日，家人急走而至，知兄病增剧，日行百八十里，到兄榻前，而已大非前比。从此日日有增无损，奄忽月余。五月日有声自东南迄西北，云是星陨，十一日未时升天矣。应即诣阙上遗疏，而又稽迟事多，延至二十二日，赍奏北行，六月朔日入广宁门，遇长班李盛大哭来迎，云云。知泽州复相矣。以京江相公薨于行在之热河，暂以泽州入閤办事，而疏上止批“用该部知道”，则卹典谥法不可问矣。以昭代盛名之大文人，于身后不能邀圣恩，其福亦薄矣。抑扼于一时，尚有待耶？余之负吾兄者，此又一大罪案也。余自五月二十二日，在长山西关外犯痼疾，住京城二十日，病不可支，勉强周旋，未能有懈，于□日周策铭、缪湘芷、顾侠君、蒋静山、林吉人等设家兄位，祭于黑龙潭某庵，遥奠拜哭，皆失声。祭之顷，有一人徒步恸哭，来与祭者，则宜兴谢皆人，名芳连，与司寇公并未谋面，止有声气之通，才一二次，其知己之感，恸切悲思，更甚于素好。其人蔼蔼吉士也。带病同刘静修归，途至德水不能行，寓于田子益之数帆亭，七月朔日，遇李少司马于河干，七夕日至新城，与诸侄痛哭于吾兄灵次，言及世事人情，已不可问矣。遂谋窀穸之期，于十二月七日送吾兄于系水北岸祖茔之次。黄学使公点主之后，拜奠哭位失声，亦见门人之厚者。 壬辰年二月初三日，奉司寇公神主入文庙右偏乡贤祠内，于五月初六日求太仓相公为司寇公神道碑文，又商丘宋冢宰为墓志文，具交涑、汸、汧，尚未刊行，闻乡贤崇祀录已刊版，尚未得见印本，拟为司寇公家祠专祀，有其说而未能行。我昔年编纂《王渔洋事迹征略》，苦于资料之少，对渔洋逝世的康熙五十年的记载最为简略。《幔亭公漫录》的这些文字不仅叙述了王渔洋去世前后发生的事，也记载了渔洋病殁丧葬的经过，其中一些记述能让我们感受到王氏家风、行事的谨重，同时觉察到当时政治气候的冷暖。 第一节文字记载了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岁初发生的一件事。七十八岁的王渔洋里居卧病，正月元旦日暮，门人何世璂使家人送来邸钞，告诉王渔洋诏许复官的消息。士骊得知其事，初三入城祝贺，本来他以为渔洋会嘱他入京上谢恩疏。但渔洋诸子却迎门拦着他，劝嘱道：“大人待叔至甚急，欲急赴京谢恩。而近例禁邸抄，当是候部文方可行。叔断不可即应其赴京。”渔洋诸子得知当时朝廷禁止邸抄流传，所以嘱叔不可助渔洋之兴，立即入京，需等候吏部正式文书下来再行。这一细节足以见渔洋诸子行事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第二节文字记载了士骊与渔洋老兄弟间的一次深谈。首先是渔洋要士骊速代己入京奏谢疏：“弟闻此信，自倍喜，但谢恩之本，我以疮毒不能躬赴，有负圣恩，须速赍奏本章去。”士骊受诸侄之嘱，不便答应，结果导致日后君上对渔洋的冷遇，他将责任归结于自己识见不广，退缩不前，辜负了渔洋所托。其实事情远为复杂，与谢恩疏赍送迟速没多大关系。其次是渔洋自己对“删诗断自丙申年”的解释：“丙申以前，诗未尝不多，但正肄业，似非耑学，虽已有刻本，而乙未以前者，盛珍示、王我建请刻前集之时，皆删去幼年之作，所以断自丙申年也。”然后渔洋回顾平生经历，说了一番带有自我总结意义的话：“六十年之遭逢，阅历已尽，而况位至尚书，一生不好货财，惟守祖业，积书至数万卷。吾富贵已极，夫复何求于世？”他比较祖上几辈人的年寿、功名，觉得自己已是非常幸运和顺利的了。最后对腹下毒疮非常无奈。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复官对渔洋来说实在是极大的安慰，他似乎还有入京复职的兴头，只不过碍于腹下毒疮，难以成行罢了。兄弟两人几个时辰所谈的都是喜庆之词，言及家世的兴废，六十余年的际遇，渔洋显然将复官视为重振家门的一个契机，这是研究王渔洋晚年心态所不能忽视的。不幸的是现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经过与理密亲王酬倡一事后，圣祖内心对渔洋已有很深的芥蒂，后来态度一直就很冷淡，只怕复官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 第三节文字叙述了二月士骊携启汸入都上谢表的经过。见旨批很冷淡，士骊认为是奏谢太迟，而且渔洋让他们带去进呈的宋版书及字画十三种，启汸也犹豫未敢贡的缘故，他将这种小心太过、不能成事的品性，归结为家风忠厚、谨守痴拙的结果。等到他于三月归里，渔洋病已不支，连日病情有增无减，直到渔洋辞世。这部分记载虽多为生活细节，但可补年谱之阙。第四节文字叙述了士骊诣阙上遗疏的经过。疏上，止批“用该部知道”，心知恤典谥法是没有希望了。他又将这一结果归结于自己事多稽迟而致，感叹：“以昭代盛名之大文人，于身后不能邀圣恩，其福亦薄矣。抑扼于一时，尚有待耶？”他不知道这与渔洋罢官一样，都缘于当时政治气候的冷暖莫测。 第五节文字记录了渔洋门人祭拜先师、痛哭失声的感人一幕。尤其令人动容的是宜兴人谢芳连，他康熙四十五年（1706）才与渔洋通书，以诗集求序，渔洋一气为他写了两篇序，两人始终未谋面，此刻怀着知己之感，恸切悲思过于素好，足见渔洋乐善好士之风，感人之深。谢芳连后来应乾隆元年博学鸿词之征，同应征召的袁枚曾见过他。《随园诗话》卷七载：“丙辰入都，一时耆士中，得见前辈甚少。惟翁霁堂照曾见西河、竹垞，谢皆人芳莲曾见阮亭。谢风调和雅，如春风中人。阮亭有《香祖笔记》，故自号香祖。”他和渔洋的交往，包括其号取自《香祖笔记》，可能都是他说给袁枚的，足见他对渔洋的感情历久弥深。最后提到，渔洋下葬时，神主的名讳是门人黄叔琳所点，叔琳拜奠哭位失声，也可见门人之笃于师谊。黄叔琳任山东提学使时曾刊刻《渔洋诗话》，是传播渔学的功臣之一。渔洋下世后他也来新城看望过先师后人。第六节文字提到渔洋的神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初三日安放于文庙右偏乡贤祠内，士骊于五月初六日求太仓相公即王掞为撰神道碑文，又请商丘宋冢宰即宋荦为墓志文，又说乡贤崇祀录已刊版，这都是有关渔洋身后故事的资料，可补记载之阙。《幔亭公漫录》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是研究王氏家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涉及渔洋晚年心迹及下世前后的经过，是现有年谱及传记中不曾记载的，这些材料为我们了解王渔洋晚年的生活及其师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以上根据自己的阅读，写下一点感想，聊为引玉。希望此书能尽快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者所用。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收入《金陵生小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