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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乾隆诗学，袁枚（1716-1798）当然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续修四库提要》称“乾嘉诗人著述之富，声气之横，无过于枚”[1]，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不过袁枚的名声不是与生俱来的，从一介才士到诗坛宗师，他也经历过许多名诗人曾经历的历练和积累声望的岁月。但后人往往忽略这一点，而将他与沈德潜相提并论。如钱泳《履园丛话·谭诗》说：“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2]今人对袁枚诗学的研究，因多集中于“性灵”之说的阐发而缺乏对袁枚与诗坛关系的细致考察[3]，对性灵思潮的发生及袁枚诗学产生影响的过程，也不免有一些想当然和大而化之的结论。主要是将性灵派看作是格调派的对立面，将袁枚诗学作为沈德潜和翁方纲诗学的对立和反拨来看待[4]。甚至将袁枚视为沈德潜《说诗晬语》潜在的论敌，如郭绍虞说沈德潜《说诗晬语》“张文昌王仲初乐府专以口齿利便胜人，雅非贵品”一句，“这隐隐是对袁枚讲的”[5]。按：沈德潜《说诗晬语》据自序乃是雍正九年（1731）春居小白阳山僧舍读书时答僧叩问诗学源流之作，时袁枚年甫十六岁，郭说明显失之想当然。《袁枚及其诗学》的作者司仲敖说：“德潜与袁枚同时，惟年龄既尊，官位既高，故其所倡之格律说天下几靡然从之。于是袁枚标举性灵之帜反对沈氏，又反对翁方纲等'误把读书当作诗’。”[6]同样也存在不顾年代而想当然的问题。至于翁方纲与袁枚的诗坛地位，石玲认为翁方纲“虽小于袁枚十七岁，但他功名早成，乾隆十七年（1752）二十岁时即成进士，二十七岁便出典江西乡试，三十二岁升任广东学政。就在袁枚与退老乡居的沈德潜就诗学观念激烈争辩之时，他已经在北京赢得了赫赫的诗名。在中国传统文化官本位的情况下，官居高位的翁方纲自然有近水楼台之便，因而他在诗界声望的鹊起要先于袁枚。”[7]这一结论也是可以斟酌的。从翁方纲与钱载的诗歌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翁方纲虽然科举成名甚早，但诗学活动要到乾隆三十年（1765）才开始活跃，当时他正在广东学政任上，每写作一些诗篇，便编集寄去北京请钱载批点，完全是师事钱氏的姿态。说他在沈德潜告老还乡的乾隆的二十年代已在北京赢得赫赫诗名，恐怕多有想当然的成分。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们谈论这些人物的诗学关系时，缺乏对袁枚诗学观念成立及影响于诗坛的具体时间作具体考察，于是他们谈论乾隆朝诗学流派的消长，就因为缺乏必要的历史感而流于隔膜和错位。 以我管见所及，只有王英志教授对袁枚及其性灵派的兴起做过认真的考察，得出性灵派兴起于乾隆十四年（1749）至二十年（1755），初步成派，三十年代产生影响，五十年代至嘉庆二年袁枚逝世前为鼎盛期，嘉庆三年至嘉庆十九年为逐渐衰落期的结论[8]。除了“初步成派”的论断尚待斟酌外，这一概括大体是符合袁枚生平的，只不过具体到袁枚作为诗论家之出世乃至扬名立万的经过，还留有进一步推考和细化的余地。尤其是近年范建明教授对施谦《兰垞遗稿》的发现和考论[9]，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更有力的依据，从而使问题有了更深入探讨的必要。 凡著名人物的公众形象和地位都是自我期待和社会评价交相作用的结果。自我期待作为对“理想作者”的追求，多少会付诸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自我建构行为，这在缺乏系统、完整的社会评价资料的古代，往往成为我们了解人物成名过程的重要参照。袁枚虽然不太瞧得起王渔洋，但其《随园诗话》却全盘继承了《渔洋诗话》那种风流自赏的写作情调，一段段自述拼合起他由一介文士变身为诗坛翘楚的过程，而且有纪年可考。这就让我们可以从自我建构的角度，根据《随园诗话》的自述，参照其他资料，将袁枚走向诗坛盟主的位置、执诗坛牛耳的历程作一番爬梳，这不只是乾隆诗学史的一个脉络，也是认识古代作家的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的一个典型个案。
袁枚对自己学历的叙述始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壬寅，是年他七岁，始受业于史玉瓒先生。《随园诗话》叙述自己步入名场始于：“雍正癸丑，余年十八，受知于吾乡总督程公元章，送入万松书院肄业。其时掌教者为杨文叔先生，讳绳武，癸巳翰林，丰才博学，蒙有国士之知。后掌教钟山，而余适宰江宁，时时过从。”[10]杨绳武曾受教于王渔洋，古文有盛名。从这个渊源上说袁枚与翁方纲一样，于王渔洋都谊属小门生，可他却不像覃溪那样敬仰和膜拜王渔洋，反而时时流露不屑之意。 当袁枚未遇之时，对他青眼相加的人，除了《随园诗话》卷九提到的湖州翰林徐以升外[11]，就是提学使帅念祖。《诗话》卷十二载：帅公来时，余年十九，考古学，赋《秋水》云：“映河汉而万象皆虚，望远山而寒烟不起。”公加叹赏。又问：“'国马’、'公马’，何解？”余对云：“出自《国语》，注自韦昭。至作何解，枚实不知。”缴卷时，公阅之，曰：“汝轻年，能知二马出处足矣；何必再解说乎？”曰：“'国马’、'公马’之外，尚有'父马’，汝知之乎？”曰：“出《史记·平准书》。”曰：“汝能对乎？”曰：“可对'母牛’。出《易经·说卦传》。”公大喜，拔置高等。苏先生闻之，招往矜宠，以不早识面为恨。先辈之爱才如此。[12]雍正十三年（1735）乙卯，袁枚在帅念祖学使任上科试获隽。《随园诗话》曾载：“余乙卯科试，考列前茅。其时在帅学使幕中阅卷者，邵君昂霄也。相遇湖上，有所赠云：'韵到梅花清有骨，软于杨柳怯当风。’余有知己之感，故至今诵之。”[13]这一年他还在杭州参加了博学鸿词荐举资格的考试，即《诗话》卷十四所记“与周兰坡先生同试博学鸿词于杭州制府，其时主试者，总督程公元章、学使帅公念祖”。当时同应试者就有施谦（1688-1760），字兰垞，浙江海宁人。这是袁枚在敷文书院的同学，同受教于杨绳武，有诗名于江淮间，与厉鹗、丁敬、金农、汪沆等人结南屏诗社，著有《兰垞遗稿》。杨绳武曾荐他纂修《吴县志》，袁枚列名于参阅者中。 袁枚虽受知于程、帅二公，但少年负气，不能见容于乡里名宿。唯秀才柴致远（号耕南），一见倾心。是年春，柴读书孤山，与袁枚有书札往还，泛论友朋[14]。翌年春袁枚欲往粤西探视叔父，贫不能成行，恰值耕南之兄东升就馆高安，挈袁枚同行至署，并赠金一笏，袁枚因得抵粤西，并由此步入名场。《随园诗话》卷一载：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宏词：首叙年齿，再夸文学，并云：“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一时司道争来探问。公每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15]金震方名鉷，照《诗话》卷九的说法，袁枚赴广西便是就金氏之聘。当时姚申甫赋诗相留，曰：“就使将军重揖客，何如南国有词人？”[16]话虽这么说，但桂林之行，对袁枚来说确实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文集卷三《广西巡抚金公神道碑》写道：“天子诏举博学鸿词之士，四方举者，每疏累数人及，多老师宿儒。公独专为一奏，称某年二十一岁，贤才通明，羽仪景运，应此选克称，语多溢美。天下骇然，想见其人。广西自高爵以下至于流外，惊来问讯。”[17]《荐鸿词北上辞别桂林中丞》又写到金鉷为他揄扬名声的情形：“百僚参谒处，八座散衙辰。誉我如夸宝，称诗似数珍。”[18] 凭着金鉷的推荐，袁枚参加了乾隆元年（1736）的博学鸿词考试。这是清廷继康熙十八年（1679）鸿博盛典后，再次开恩科揽士，规模更逾于前。各地共荐举二百余人，全祖望《公车征士录》著录180人参加了保和殿试，其中包括已成名的厉鹗、杭世骏、查礼、汪沆等人，序齿以万经冠首，而袁枚年最少。杭世骏为查礼作《铜鼓书堂遗稿序》，说：“今上龙飞，廷试鸿博之士，得十五人，余皆报罢。然辇毂人才，于斯为盛。”[19]袁枚最终虽名落孙山，但在京受知于当时名士，得以彰显才名。只要看看他反复缕述此行的际遇，即可感知这次应试对于他进身仕途的重要性： 丙辰，余在都中，受知于张鹭洲先生。先生作御史，立朝侃侃，颇著风绩。有《柳鱼集》行世。[20]（王峻）先生少所许可，独誉枚不绝于口。以故，枚虽报罢鸿词科，而名声稍起公卿间。[21]枚弱冠试鸿词下第，落魄长安。天大风雨雪，衣单缣衣，谒公（太常寺卿唐绥祖）于顺治门里第，公与语，奇之，次日属今学士朱公佩莲来，欲妻以女。枚以聘定辞，而公怜之益甚。每过必赐食。[22] 余试鸿词报罢，蒙归安吴小眉少司马最为青盼。[23]这年冬袁枚还因偶然的机会结识平生所交往的第一位重要诗人李重华，他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经历：丙辰冬，余游土地庙；见美少年，揖而与言，方知是李玉洲先生第三子，名光运，字傅天。问余姓名，欣然握手。次日见赠云：“燕地逢仙客，新交胜故知。高才偏不偶，大遇合教迟。书剑怀俦侣，风霜感岁时。惭予初学步，何以慰相思？”时予才弱冠，广西金抚军疏中首及其年；傅天阅邸报，先知余故也。[24]袁枚因此而成为李重华座上客。李重华（1682-1755），字实君，号玉洲，江苏吴江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刘大櫆《翰林院编修李公墓誌铭》称“公性爱士如饥渴，士之负材艺游京师者，公皆与之往返论议，时时出酒食以相劝劳。壬子（雍正十年，1732），典四川乡试。而是年以前所荐举人不称落职。而公之长子治运方为秋官郎中，以禄养留京师，则日与缙绅及故交之闲居者，连为诗社，或聚徒课文，文章益富，贤豪趋附益众”[25]。多年后袁枚还在《题曹麟书学士天下名山图即送其乞假归里》、《舟过平望访张看云居士不知其已亡也留诗哭之》诗中感怀李重华的宏奖眷顾。《诸知己诗》又有“编修李公重华”一篇，写道：“市上逢郎君，鸡坛敦夙好。门下作门生，裴皞咥其笑。长安鸣珂里，姑苏青雀舟。夫人行大享，内子折花筹。思之如生前，华屋悲山丘。”[26]寄托了对李重华的深情追忆。郭绍虞先生论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和袁枚诗说的关系，说“重华与沈德潜、袁枚同时，而其论诗既不如沈氏之拘，也不同袁氏之放，（中略）书中如最忌轻薄诸条，近于暗斥袁枚”[27]，实属未究两人的年辈和交谊。 鸿博落第后，袁枚并没有马上返里，而是继续留在京师寻求机会。在这期间，他得到一些前辈文人乃至满人权贵的赏识，也结交了一批在乾隆文坛有影响的先达作家，如胡天游、齐召南、商盘、杭世骏及张问陶父顾鉴等。《诗话》和文集中对这段经历也累有记录： 丁巳余流落长安，寓刑部郎中王公讳琬者家。同寓人常熟孝廉赵贵璞，字再白，倾盖相知，西林相公门下士也。欲荐余见西林，有尼之者，因而中止。未几，王公出守兴化，余僳然无归。赵以寒士而留余仍住王公旧屋，供其饔飧，彼此倡和。[28]余在都时，永之引见满洲学士春台。（中略）公爱永之与枚，以为两少年必贵；每至，必留饮、留宿，遣妾捧觞。[29]马观察维翰，字墨麟，嘉兴人，貌不逾中人，而抱负甚大。（中略）皇上登极，授江南常镇道。在都时，余以后辈礼见，蒙有“三异人”之称。其二，则尚君廷枫、万君光泰也。[30]余弱冠时，与王复旦卿华为至交。其父星望公官御史。丙辰春，余从广西入都。卿华举浙江乡试。漏尽，作家信，报其尊人，犹再三道余不置。已而同到京师，彼此失意，往来更密。其大父子坚先生，亦以国士相待。次年八月，卿华归娶，同骑马至彰仪门外，两人泣别。戊午秋，星望公病笃，犹读余闱墨，许为第一。初十日，榜发，余获隽，而先生即于是日委化。[31] 《胡稚威哀词》：“吾与稚威同荐鸿词，初见，谓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年少修业而息之，他日为唐之文章者，吾子也。呼车行，称余于前辈齐次风、商宝意、杭堇浦、王次山（峻）诸先生，而劝之来交。”[32] 《覆洪稚存学使》：“阁下所极赞之张船山，乃枚之世交也。丙辰召试，枚寓吾乡赵横山阁学家，有美少年张顾鉴者，联床交好。张小我三岁，遂与阁学儿子书山，作三人车笠之盟，未几书山亦登词馆。此后音尘隔绝，刚六十年，岂知问即船山父也。”[33]在熟悉的人眼中，袁枚显然已被视为有前途的年轻髦俊。他的干谒也很成功，为后来科举进身制造了必要的声誉。他很清楚自己得中乾隆三年（1738）戊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并于翌年联捷登进士第，乃至通过馆选庶吉士考试，都是与这些先达的垂青分不开的。 孙文定公（嘉淦）为冢宰时，余以秀才修士相见礼，投诗云：“百年事在奇男子，天下才归古大臣。”又曰：“一囊得饱侏儒粟，三上应无宰相书。”公读之，忻然延入曰：“满面诗书之气。”已而，戊午科出公门下。[34] 《左副都御史赵公（大鲸）墓志铭》：“枚未遇时，袖文质公，公奇赏之。枚乞一授餐所，公唯唯。朝送公出，暮聘已至，即今大宗伯嵇公家也。”[35] 诗集卷二十九《南陵道上喜晤宣州太守孙公别后却寄》，题下小序：“公讳述曾，字敦夫，是予己未年居停主人也。其时公才七岁，尊人牧堂太史延余权记室事，余释褐、馆选俱主其家。”[36]这是乾隆四年进士及第后，为孙牧堂权记室事，居停其家。 己未朝考，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余欲刻画“想”字，有句云：“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诸总裁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大司寇尹公，与诸公力争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群议始息。余之得与馆选，受尹公知，从此始。[37]这里的刑部尚书尹公即尹继善，是继孙嘉淦之后又一个赏识袁枚的重臣，此后他对袁枚的关照持续数十年，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再三对他的荫庇感戴不已。
乾隆四年己未科袁枚以二甲第五名中进士，是科共取进士328名，其中以文学著名者仅庄有恭、裘曰修、单烺等数人，但不可忽视的是却有江南老名士沈德潜。从上文尹继善的回护可见，袁枚虽被视为少年才隽，但其诗才尤其是作试帖诗的技能还不被认可，只能说是一个可教育好的青年才俊。沈德潜虽然同科登第，却已是很有声望的老名士，袁枚的资历和名望远不能与之相埒，根本不可以相提并论，《诗话》只好借别人的话或用寓贬于褒的方式来销减沈德潜的盛名。《诗话》一则说：己未翰林五十人。蒋君麟昌，年才十九，大京兆晴崖公讳炳之长子也；目空一世，尝言：“同馆中，吾服叔度、子才耳。归愚先生虽耆年重望，意不属也。”[38]这里先抬举蒋麟昌眼界之高，然后说他不屑于沈而独取于己，则沈之莫己若自不待言。《诗话》又一则云：沈归愚尚书，晚年受上知遇之隆，从古诗人所未有。作秀才时，《七夕悼亡》云：“但有生离无死别，果然天上胜人间。”《落第咏昭君》云：“无金赠延寿，妾自误平生。”深婉有味，皆集中最出色诗。六十七岁，与余同入词林。《纪恩》诗云：“许随香案称仙吏，望见红云识圣人。”[39]这里先将沈德潜抬得无比之高，然后举两首未必很出色的诗作，推为“集中最出色诗”，适足将沈德潜的盛名打个折扣。 这多年后书写的漫忆，似仍旧意气未消。事实是无论他如何瞧不起沈德潜，彼此前途的云泥之别已清楚表明谁更成功地执诗坛牛耳。沈德潜作为高宗的诗学导师，蒙受旷古未有的荣遇；而袁枚，却因满文不合格而被外放知县。这种遭遇对袁枚一辈以文学自负的才人来说，无疑是大伤荣誉感的挫折。正如胡明先生所说，“从北京的翰林院到江南去当县吏，有如从天上彩云端坠入到尘世泥途中”[40]，意味着此生再与清望的翰林无缘。袁枚有《改官白下留别诸童年》诗云：“顷刻人天隔两尘，难从宦海问前因”，“生本粗才甘外吏，去犹忍泪为诸公。”[41]其中的屈辱之感不难体会。后来他在《诗话》里记载了两件事，试图为自己的外放挽回点面子。一是“己未座主留松裔讳保先生，于诸门生中待余最厚。乾隆七年，今上有保荐阳城马周之旨，公欲荐余，疏已定矣。余以亲老家贫，苦辞而出”[42]；一是“余散馆出都，走别南华先生。先生取纸，疾书《送别》云（诗略）”[43]。《诗话》中曾提到，平生所见对客挥毫、文不加点的捷才有四人，前辈中一为张鹏翀，一为周长发。以张鹏翀之大才而如此眷惜他的离去，自然抬高他身份不少。文集卷十四《周筠溪哀词》还记录了乾隆七年（1742）壬戌春周际昌来受业一事，似乎他很希望人们注意到，这个人生逆转的年头也是他见重于时的开始。 直到写作《抵金陵》时，他仍未吐尽“才子合从三楚谪”的怨气[44]，一方面深感“身非氏族难为客”的抑屈，同时也看到了“地有皇都易得名”的好处。但不管怎么说，《谒长吏毕归而作诗》“问到出身人皆惜”一句[45]，已足见这一蹉跌对他而言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乾隆八年（1743）听到同年的喜讯，作《闻同年裘叔度沈归愚廷试高等骤迁学士喜赋一章》：“殿上几回歌《白雪》，诗人俱已到青云。玉堂气类关心切，宦海烟波逐渐分。”[46]强颜庆贺的背后不难想见其失落的心情。这一年底他有《怀人诗》一组31首，除了裘曰修、沈德潜这些庶常同学外，也有张鹏翀、周长发等前辈，其中的期待是不言而喻的。唯一聊以慰怀的是，他的才能在京师已受到注目。李渭赴任江苏布政司使，袁枚以属官参谒，李渭一见便问：“黄昆圃先生交好耶？”袁枚答未也，李渭说：“我出都时，黄公以足下再三托我。”[47]黄昆圃即王渔洋门生黄叔琳，在雍、乾之际是北方很有影响的学者和文学家，他对袁枚的垂注足以为后者制造声誉。袁枚很清楚这一点，他感到了诗坛对他的关注，因而觉得自己有资格对诗坛发言了。 乾隆十年（1745）秋，袁枚分校江南乡试，与曾南村论诗，有《答曾南村论诗》云：“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八音分列宫商韵，一代都存雅颂声。秋月气清千处好，化工才大百花生。怜予官退诗偏进，虽不能军好论兵。”[48]钱钟书已注意到诗中“深非分朝代、划时期之说”[49]，王英志则指出其中“初步提出诗主性灵的观点”[50]，潘务正更发现袁枚在翰苑时“落笔不经意，动乃成苏韩”[51]，还很重视借鉴古人，而这里却对分唐界宋的模拟风气提出了批评，其锋芒所向便是以沈德潜格调论为主的翰苑诗风[52]。这些见解都很敏锐地看到此诗不同寻常的意义，我还可以补充的是，就现有材料看，这也是袁枚第一次正式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 从翌年丙寅开始，《诗集》中留下一些显示自己社会影响的记载，如《宿陶红栖隐寺题壁》，《逾月再至见江孝廉和章喜叠前韵》、《冬月又至则和章盈壁矣再叠前韵》三首记录了栖隐寺题壁诗引起的热烈反响。乾隆十二年（1747）康熙间名诗人王楼村之孙箴舆来访的记载，显示自己的诗论已为人倾服：宝应王孟亭太守，为楼村先生之孙。丁卯，见访江宁。携胡床坐门外，俟主人请见乃已，遂相得甚欢。聘修江宁志书，朝夕过从。尝言楼村先生教人作诗，以“三山”为师：一香山、一义山、一遗山也。有从子嵩高，字少林，少年倜傥，论诗不服乃伯，而服随园。[53]王孟亭和商盘是袁枚在金陵交往的主要对象，集中留下《与商宝意司马王禹言太史斋中临别奉赠》、《王孟亭饮判花轩以几上汉璧分韵得花字》等诗作。此时，袁枚已有了几个门生，最初是刚抵江宁需次时，寓王俣岩翰林家，从子铭琮执弟子礼受业，见《文集》卷四《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铭》。然后是乾隆九年（1744），汪濬川来受业，见《诗集》卷四《甲子过金陵汪生濬川受业学诗今年生来索题其扇》。《诗话》补遗卷二又载：“宁（楷）故宿学之士。余宰江宁时，与秦大士、朱本楫诸公，受业门下。”宁楷后来成为文学名家，秦大士则贵为状元。 乾隆十二年（1747），袁枚有《上尹制府》诗云：“风云荡天地，会合良不偶。贱子区区名，半世出公手。（中略）公余商文章，一月辄八九。使公常在朝，我岂逐升斗。我若官长安，随公反不久。恩始复恩终，前定如压纽。屈指诸门生，亲炙输袁某。”[54]或许是他的区区之情打动了尹继善，不久得到高邮州知州的任命，但他显然无意再试这种地方官，已萌生了隐退之意。《诗话》中提到：“戊辰秋，余宰江宁，将乞病归；适长沙陶士横方伯调任福建；路过金陵，谓余曰：'子现题升高邮州，宪眷如此；年方三十，忽有世外之志，甚非所望于贤者也。’”[55]但袁枚去意已决，并且在秋季购得隋织造园，改名随园，从此隐居不仕。当时王孟亭、商宝意、陶西圃置酒相贺，各有诗见赠。邑宰的身份和急流勇退的高名为他赢得官人和布衣两大群体的输心，经常受邀出席各种雅集。如是年秋席武山通判招他同蒋用庵侍御、姚云岫观察一起往江宁观赏僧亮一栽种的菊花[56]，乾隆十六年（1751）又出席沈德潜门人薛雪举行的雅集，作《病中谢薛一瓢》云： 先生七十颜沃若，日剪青松调白鹤。开口便成天上书，下手不用人间药。口嚼红霞学轻举，兴来笔落如风雨。（中略）故人忽罹二竖灾，水火欲杀商丘开。先生笑谓双麻鞋，为他破例入城来。十指据床扶我起，投以木瓜而已矣。咽下轻瓯梦似云，觉来两眼清如水。先生大笑出门语，君病既除吾亦去。一船明月一钓竿，明日烟波不知处。诗中自称“故人”，可知两人相识已有年头。《诗话》卷五称薛雪“公卿延之不肯往；而予有疾，则不招自至”，言下颇引以自矜。有关薛雪招邀的宴集，诗话中是这么记载的： 乾隆辛未，予在吴门。五月十四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园。座中叶定湖长杨、虞东皋景星、许竹素廷鑅、李客山果、汪山樵俊、俞赋拙来求，皆科目耆英，最少者亦过花甲；惟余才三十六岁，得遇此会。是夕大雨，未到者沈归愚宗伯、谢淞洲征士而已。叶年八十五，诗云：“潇潇风雨满池塘，白发清尊扫叶庄。不有忘形到尔汝，那能举座尽文章？轩窗远度云峰影，几席平分水竹光。最是葵榴好时节，醉吟相赏昼方长。”虞八十有二，句云：“入座古风堪远俗，到门新雨欲催诗。”俞六十有九，句云：“社开今栗里，树老古南园。”次月，一瓢再招同人相会，则余归白下，竹素还太仓，客山死矣。主人之孙寿鱼赋云：“照眼芙蕖半开落，满堂名士各西东。”[57]这次诗会也见于许廷鑅《竹素园诗钞》卷八《初夏大雨中薛一瓢招同叶定湖虞东皋沈归愚谢沧湄李客山俞令云汪■（左籥右页）山袁子才于扫叶庄水南居为旧雨之集分得五言一篇》[58]，袁枚的诗作即《小仓山房诗集》卷七所收《薛征士一瓢招同许竹素汪山樵李克三叶定湖俞赋拙虞东皋集扫叶庄各赋一诗》。35岁的袁枚作为后辈髦俊厕身于薛雪宅的诗酒唱和，有点得意忘形。诗话中对自己年轻时得预耆旧之会的夸耀，纯粹出于晚年欲模塑其少年得志经历的努力，适足反证当时他只不过是个后生髦俊，还不足以叱咤诗坛。他同时还作有《诗成后自嫌曼衍别呈一律》：“坐有洛阳年少客，寸心倾尽酒杯中。”身份和姿态都很低调。 但两年后，袁枚的交游和诗话的相关记述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卷九所载：“癸酉夏五，周兰坡、潘筠轩两学士同饮随园；见案上有东坡诗，撷之笑曰：'我即用其仇池石韵，序今日事。，可乎？’余曰：'幸甚。’磨墨申纸，日影未移，诗已毕矣。”[59]前两年是他以后进年少厕身于前辈之中，此时却是两个学士饮于他的随园，他的身份和所交往的人，明显档次不同了。二是卷十所载：“乾隆癸酉，尹文端公总督南河。赵云松中翰入署，见案上有余诗册，戏题云：'八扇天门诀荡开，行间字字走风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来。’”[60]据诗集卷十一《题庆雨林诗册》小序载：“甲戌春，在清江为雨林公子书诗一册，隔年，公子随宫保渡江。余病起入见，见瓯北赵君题墨矜宠，不觉变惭颜为欣瞩。重书长句呈公子，并呈赵君。”[61]可知袁枚两年后才获见赵翼题诗，而且大为感动，甚至有点受宠若惊。后来两人在西湖见面要迟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但他对赵翼的知己之感在此时已蕴积在胸中。 乾隆二十年（1755）乙亥，袁枚正当不惑之年，在金陵的文士圈子里已有较大的名声，不仅文士殷勤纳交，封疆大吏也视他为金陵地方的名士。《诗话》卷五提到，“乙亥秋，余吊于绵庄家。绵庄指一少年告我曰：'此严冬友秀才也，年未弱冠。前日学使问《笙诗》有声无辞，生条举十六家之说，以辨其非。’余心敬之。已而见过，以《秀容小草》相示”[62]。严冬友名长明，是乾隆间活跃于金陵的名诗人，袁枚的记载明显有一种踞高临下的姿态。《诗话》卷十又记载：乙亥年，高文端公为江宁方伯，过访随园。余上诗云：“邻翁争羡高轩过，上客偏怜小住佳。”亡何，巡抚皖江，将瞻园牡丹移赠随园。余谢云：“忘尊偏爱山林客，赠别还分富贵花。”两诗俱以折扇书之。后戊子年，公总制两江，招饮，席间出二扇，宛然如新。余问：“公何藏之久也？”公笑曰：“才子之诗，敢不宝护？”[63]得到江苏布政司使的如此眷顾，自然是很高的荣耀，与《诗集》卷九《送李晴江还通州》一诗参看，就可见这段记述无形中为自己的诗名作了定位。诗末写道：“白门剩有三君号，沈约颓唐李愿归。”自注：“白下称余与晴江、补萝为三君。”袁枚自乾隆十八年（1753）癸酉与李晴江、沈补萝游，三君之名应该是以才艺而著称。不数年间二人皆怛化，袁枚有诗哭沈、题李画。对“三君”的标榜，意味着袁枚已将自己定位为金陵的代表诗人。
但与袁枚相交多年、唱和不绝的程晋芳，对自己和袁枚的未来却有更远大的期许，他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所作《留宿随园临发赠袁存斋》中写道：“百尺楼堪卧，千秋事岂虚。他时公论在，南北两樵渔。”[64]“南北”在当时意味着全国范围，千秋、他时是指未来，后两句显然意在表明对两人未来将名满天下、享有全国性声望的信念。袁枚受到激励，也开始掂量自己与省内名诗人的分量轻重。最合适比较的对象当然是声名正盛的“吴中七子”，而袁枚的比较又聚焦于七子之翘楚赵文哲。《诗话》卷十云： 吴中七子中，赵文哲损之诗笔最健。丁丑召试，与吴竹屿同集随园，爱诵余“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一联。[65]吴中七子是由沈德潜门人构成的群体，赵文哲确实是其中诗歌成就较高的一位。袁枚再度重复了他惯用的自誉方式，先抬高对方，然后说对方如何服膺自己，由此实现自我表扬的目的。或许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与七子的比较，意图也在攀附沈德潜的地位。同时他有诗寄怀沈德潜，即《诗集》卷十三《寄怀归愚尚书》，其一云：“天与高年享重名，明经晚遇比桓荣。诗人遭际无前古，海内风骚有正声。”诗中对沈德潜的赞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显有着恳亲的企图，与后来的书简商榷意态全然不同。 这时他已不满足于诗坛个别后辈或诗人的仰慕，开始留意社会性的影响。《诗话》卷九写道：“陶贞白云：'仙人九障，名居一焉。’余不幸负虚名。丁丑过书肆，见有作《金陵怀古》诗者，姓王，名颠客，假余序文。诗既不佳，序亦相称，余一笑置之。后三年，再过书肆，见《清溪唱酬集》一本，载上海彭金度、砀山汪元琛、太仓毕泷等，共三十余人；前骈体序，亦假我姓名。诗序俱佳，不能无讶。因买归，示程鱼门。程笑曰：'名之累人如此。虽然，如鱼门之名，求其一假，尚未可得。’”[66]众所周知，能成为假托的对象，当然意味着足以惑众的盛名，尤其是后面程晋芳“如鱼门之名，求其一假，尚未可得”一句不无妒意的调侃，拉开了两人声望的距离。又《挽宫保方问亭先生》诗云：“厥后岁丁丑，公家第三昆，持公《贮兰图》，命我题数言。我乃敬规公，树兰如树人。果能储国宝，何必数家珍。公不以为僭，书来矜宠频。曰诸诗人诗，不如随园新。”[67]这也是很有炫耀意味的显摆，都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这一年卢见曾转运扬州，名士趋之如云。袁枚说“其时刘映榆侍讲掌教书院，生徒则王梦楼、金棕亭、鲍雅堂、王少陵、严冬友诸人，俱极东南之选。闻余到，各捐饩廪延饮于小全园。不数年，尽入青云矣”[68]。“俱极东南之选”的一群名士，全都对他尊敬逾常，则他的江湖地位不言而喻。这些看似随意的叙述无不隐约暗示，上至三公，下至坊间，他的影响无处不在。 凭藉这种声势，袁枚持论的勇气也随之增长。乾隆二十三年（1758）有《偶然作》，提出：“赋诗似为政，焉得人人悦？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69]由乾隆十年《答曾南村论诗》主性情、不拘唐宋更进一步提出诗中“有我”的主张，并且表示不畏于立异，不徇世所好，摆开一付自立门户、睨世绝俗的架势。现在可确知的最早使用性灵概念的诗歌批评，也发生在这一年。《诗话》卷十二载： 戊寅二月，过僧寺，见壁上小幅诗云：“花下人归喧女儿，老妻买酒索题诗。为言昨日花才放，又比去年多几枝。夜里香光如更好，晓来风雨可能支？巾车归若先三日，饱看还从欲吐时。”诗尾但书“与内子看牡丹”，不书名姓。或笑其浅率。余曰：“一片性灵，恐是名手。”乃录稿问人，无知者。后二年，王孟亭太守来看牡丹，谈及此诗，方知是国初逸老顾与治所作。余自负赏识之不误。[70]乾隆二十四年（1759）新年一过，袁枚就有自叙传式的长诗《子才子歌示庄念农》，先回顾“十二举茂才，二十试明光，廿三登乡荐，廿四贡玉堂。尔时意气凌八表，海水未许人窥量。自期必管、乐，致主必尧、汤”的学仕经历，再述“强学佉卢字，误书《灵宝章》，改官江南学趋跄。一部《循吏传》，甘苦能亲尝”的蹉跎遭遇”，最后写到定居金陵“天为安排看花处，清凉山色连小仓。一住一十有一年，萧然忘故乡”的逸乐，自称“不嗜音，不举觞，不览佛书，不求仙方；不知《青乌经》几卷，不知樗蒱齿几行”而唯醉心于写作：“骈文追六朝，散文绝三唐，不甚喜宋人，双眸不盼两庑旁，唯有歌诗偶取将”，闲情更涉志怪，“眼光到处笔舌奋，书中鬼泣鬼舞三千场”。最后自作赞叹：“生如此人不传后，定知此意非穹苍。就使仲尼求东鲁，大禹出西羌，必不呼子才子为今之狂。既自歌，还自赠，终不知千秋万世后，与李、杜、韩、苏谁颉颃？”[71]《袁枚年谱》的作者傅毓衡说“这首叙事兼抒情的古风，是袁枚的自画像，二百多年后的今人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性行笑貌，无不逼真”[72]。事实上这首长诗不仅仅是一幅自画像，更是带有理想色彩、略含夸张成分、刻意突出了自己的性格倾向和文学才能的漫画像。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将自己与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相提并论，自居于古来第一流诗人的位置！这绝非一时兴到的信口呓语，从各方面看都是他经历长久的心灵挣扎和搏斗后重新确认的人生定位，同时也是对自己诗坛宗师地位的确信。 正像程千帆先生在《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中指出的，大作家在写出总结性的杰作之前，都有一段很长的探索经历,然后由迷茫而觉醒[73]。此前袁枚一直对自己错过翰林之职耿耿于怀，对辞官归隐在旷达中每夹杂一丝愤懑和憾恨。但到本年作《遣兴》七首[74]，情调陡然一变，开篇总结自己十年来的赋闲生活即云：“男儿不作官，岂遂无立身？”后来乾隆三十年（1765）所作的《早年》又有“也知略有今生福，未必全无后世名”之句[75]，虽然还不像晚年哭蒋士铨“应刘并逝空存我，李杜齐名更数谁”那样[76]，更像是对既成事实的叙述，但明显地对以文学名世已充满了自信。原先他对无子嗣也一直心怀焦虑，此刻却一变而作放达语：“古来真才人，俎豆非儿女。诸公莫相关，我自有千古。”[77]这种放达看得出是同样源于文学足以寿世的信念。《遣兴》其三又从治生的角度对人生作了考判：“货殖子贡贵，甕牖原宪贫。富乃劳其力，贫则苦其身。治生贵有道，行乐贵及辰。”[78]其中表现出对物质生活的高度重视，这是很不寻常的。传统观念一向贱视子贡经商而推崇原宪安贫，袁枚这里却肯定子贡的富裕系勤劳所得，视不富而贫为自苦其身，可以说是一种异于传统观念的现代意识。与此相关的是，其五对人生和时间也表达了一种大彻大悟的宣言：“当时只望老，以便好辞官。此时只畏老，以便常寻欢。望之恰已至，畏之不能逃。始知望与畏，两念徒俱劳。”[79]当然，即便不以辞官为憾，他仍自比李广，以居官虽短却不曾尸位而欣慰：“山居已十年，盗贼尚无害。灞上李将军，未必余威在。楚国旧令尹，或者有遗爱。”此时的袁枚确实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豪迈乐观的精神风貌，除了日渐高涨的文学声望让他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愈益自信，治生方面的成功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经过十年多的经营，本已破败的隋园被改造成金陵屈指可数的名胜“随园”，并随着其主人声名的日益显赫而门庭若市，南北往来之人莫不以一入为快。《遣兴》其七最后点明了作者心情大好的缘故：“当年修随园，过溪事营造。今年修随园，溪内日探讨。远修跋涉遥，腹里翻未了。近修结构易，亦复偃息好。始悟古诸侯，封国不嫌小。”有了这个园子，他仿佛就成了独立王国的国君，从此享受莫大的逸乐。为此，到随园终于全部完工时，他特地写了《随园二十四咏》，宣告这毕生工程的竣止。后来作《八十自寿》诗，其三还写道：“买得青山号小仓，一丘一壑自平章。梅花绕屋香成海，修竹排云绿过墙。嵌壁玻璃添世界，张灯星斗落池塘。上公误听随园好，来画卢鸿旧草堂。”自注：“甲辰春圣驾南巡，和致斋相公遣人来画随园图。”这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事，可见当时他营造随园的匠心在社会上已有很大的名气。这无疑也是他可以傲视官人的资本之一，官至九卿，位居一品，未必能享受如此富足的生活，建造如此奢华的园林。所以《遣兴》其六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负心态：“古人吾不服，今人吾可知。惟其去人远，执礼弥谦卑。弈棋贪有伴，降心以相从。应付吾手上，高低吾心中。”古今人物简直没有可入他眼的，对古人谦卑不过是出于慎终追远之意，对今人降心应接也只是像弈棋要找个伙伴，虚与委蛇的姿态背后却是的目空北群的睨世白眼。如此不可一世的狂言，如此不加掩饰的轻蔑，大概古来还没有人敢这般嚣张狂傲吧？我相信袁枚也不敢将它传示于人，只有到风烛之年、毫不在乎别人知我罪我之时，才能刊于诗集。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组《遣兴》都是显示他心态和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性作品，此后他的应世姿态和自我感觉就如顺风顺水之舟，全然是一副快意适兴的状态了。 傅毓衡还注意到，袁枚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写作，“更有意义的是，对曾经资助过自己的一些人，写成《诸知己诗·并序》，以示受恩不忘”。这的确是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袁枚在序中写道： 曹公以太牢祭乔太尉，即宣尼报德之说。阿瞒猜忍，犹知此义，况君子乎？枚少也贱，长登仕途，好我者中心藏之。今生四十四年矣，伏而不出，发有二色，所报可知。每学张步自呼负负，计不与形骸俱化者，惟有文字。仿少陵《八哀》聊志寸心，其他或颂其生，或挽其死，见集中者，不复再见。金公恩最深，故重言之。生存者溧阳一相而已。[80]诗中所及人物有王兰生、帅念祖、柴东升、金鉷、孙嘉淦、唐绥祖、史贻直、李重华、王峻、德沛、策楞、陶鐄、李名世，这些人都一再出现于诗文中，念念不忘当年所受他们的恩惠。诚如序中所说，这固然是出于事功的绝望，为仕宦无成、愧负厚爱而寄慨，但同时又何偿不是因为文学上名重一方，足以令恩公或其后人引为荣耀而自视为一种报偿呢？的确，即以本年所记登门拜师或求题咏的人事，也可感知他正朝着一方宗师的地位日益接近： 己卯乡试，丹阳贡生于震，负诗一册，踵门求见，年五十余矣。曰：“苦吟半生，无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故以诗呈教。如先生亦无所取，则震将投江死矣。”余骇且笑，急读之。是学前明七子者，于唐人形貌，颇能描摹，因称许数言。其人大喜而去。黄星岩戏吟云：“亏公宽着看诗眼，救得狂人蹈海心。”[81]己卯秋，在扬州遇万近蓬秀才，属题《红袖添香图》。近蓬少时托李砚北写此图，虚拟娉婷，实无所指。裘姓友见画中人，惊笑，以为绝似其家婢；遂延近蓬至其家，出婢赠之。婢姓花，一时题者纷然。[82]当然，这一年里对袁枚诗学而言更重要的是另两件事。一是写作《改诗》：“脱去旧门户，仍存古典型。役使万书籍，不汩方寸灵。耻据一隅霸，好与全军争。吹角不笑徴，涂红兼杀青。相物付所宜，千灯光晶荧。宁亢不愿坠，宁险毋甘平。动毕拔龙角，静可察螉蝇。选调如选将，非胜不用兵。下字如下石，石破天方惊。岂敢追前辈，亦非畏后生。常念古英雄，慷慨争功名。我噤不得用，借此鸣訇铿。尽才而后止，华夏有正声。”严迪昌、王英志两位先生都认为此诗是袁枚决意以诗为名山事业的宣言，认为“他此时已决心以诗歌创作作为终身事业，实现其'文章亦保国’的宿愿”[83]，而且“在他后来著的《续诗品》和《随园诗话》等论著中关于'性灵’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在这篇《改诗》中其实已均露其端倪”[84]。这无疑是很有眼光的，我还想补充指出，这首诗更值得注意的是“耻据一隅霸，好与全军争”的气概和以“华夏有正声”相标榜的自许，隐隐显示出一股将要执诗坛牛耳的霸气，就像一个修炼多年的武功高手，相信自己已具备挑战武林盟主的实力。而这时《国朝诗别裁集》蒋子宣初刻本于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印出，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挑战沈德潜的机会，这就本年他诗学中的另一件大事。 袁枚浏览沈选《国朝诗别裁集》之余，致函商榷，留下那篇著名的《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历来研究者推断此书的写作年月，有34岁到50岁各种说法，都没有确切的根据。直到范建明的论文才有较可靠的考证，让我们知道袁枚给沈德潜写信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施兰垞看到后，又驰书袁枚坦陈自己的看法，袁枚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八月兰垞亡故前报答。范建明视此书为袁枚“作为诗论家登台亮相的宣言”[85]，应该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弄清楚袁枚当时的心态背景，就很容易理解这通书札对于袁枚的意义——昔日的同年，年少43岁的晚辈，决意要向年届耄耋的诗坛老盟主挑战了。沈德潜的反应怎样，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回信论辩。如果袁枚收到回信，一定会收录在《续同人集》中，现在集中并无沈德潜的回札。究竟是自觉理亏，还是懒得应对？实在很难断言。此时沈德潜虽已87岁，但身体尚健朗，不太像是没有精力回复。不过没关系，这封信还不至于损害两人的交谊。四年后，即乾隆二十八年（1763），袁枚游苏州时生病，沈德潜还专门前去探望，袁枚有《赠归愚尚书》诗纪事，其一云“当时同咏霓裳客，得附青云也自雄”，其二云“蒙过病中谈娓娓，早衰蒲柳若为情？”[86]恭维对方之余，又自叹早衰，难以为情，辞气甚是谦恭。但这也可能是客套，从《随园诗话》中提到沈德潜的文字来看，他内心是不太瞧得起沈德潜的。多年后李宪乔怂恿袁枚一同清算沈德潜“以温柔敦厚自命而流为卑靡”的诗学流弊[87]，袁枚毫无兴趣，说谢世多年的沈德潜“此时如雪后寒蝉，声响俱寂，何劳足下以摩天巨刃，斩此枯木朽株哉！”[88]这是后话不表。 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到三十一年（1766）丙戌，《诗话》的记述仍是突出自己的社会影响，诸如本人如何受士子追捧，诗作如何为重臣赏爱。除了卷十四“乙酉秋试，四方之士，来修士相见礼者甚多”及卷六徽州秀才汪廷昉以诗受业[89]，卷七丙戌二月苏州秀才郭淳与沙斗初同来受业外，还详细记载了尹继善对自己的青睐：尹文端公好和韵，尤好叠韵。每与人角胜，多多益善。庚辰十月，为勾当公事，与嘉兴钱香树尚书相遇苏州，和诗至十余次。一时材官慊从，为送两家诗，至于马疲人倦。尚书还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于吴江。尚书覆札云：“岁事匆匆，实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同人，说香树老子，战败于吴江道上。何如？”适枚过苏，见此札，遂献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无衰色，诗律吴江有败兵。”公喜。从此又与枚叠和不休。[90]至此，袁枚对自己的社会影响已深信不疑，对自己在诗坛上的地位也有了充分的自信。此时他再到薛雪家，《诗话》的叙述语气就全然不同于往昔：“庚辰余就医薛生白家，遇赵君曾益，谈甚洽。”[91]十年后的袁枚不复为当日吴下阿蒙，他已步入诗坛，在江南一带声名鹊起，薛雪对于他不再是诗坛前辈，而只是一位名医了。 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袁枚终于将自己的诗学见解整理为《续诗品》三十则，并传示于友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夏，王友亮有《谢袁存斋太史》诗，其四“人海求诗不厌深，肯为俗手度金针”句自注：“时以《诗品》三十章见遗。”[92]可见袁枚的诗学观念至此大体成型，并“已臻于成熟的理论形态”[93]。就在此前，沈德潜已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七日下世，他的故去恰好成为两个诗学时代更替的象征。袁枚作有《同年沈文悫公挽词》四首，其四“三次同年者，今存我一人”两句，寄哀之余也暗示了自己的代兴。随后他在《哭张芸墅司马》三首之三又说：“我诗重生趣，君诗重风格。相期千载后，彼此留一席。”[94]高调地表达了对“文章千古事”的不朽信念。这正是他确信自己已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诗人的最明显的表现。后来门人孙原湘在《籁鸣诗草序》中说：“吴中诗教五十年来凡三变。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坛坫，其时专尚格律，取清丽温雅近大历十子者为多。自小仓山房出而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而风格一变矣。”[95]郭麐《灵芬馆诗话》也说：“国朝之诗，自乾隆三十年以来风会一变，于时所推为渠帅者凡三家。”[96]三家即袁枚、蒋士铨、赵翼，这虽是后设的叙述，但也足见当时认为袁枚及所谓三大家在诗坛扬名立万大约在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与我的结论相一致。 乾隆三十九年（1774），汪玉珩通过万黍维的介绍拜谒袁枚，日后在《朱梅舫诗话》卷下载其事：“浙水袁子才先生，由词臣出为上元令，遂侨寓白门。甲午秋，余介万君黍维以诗卷就质，余诗谬为先生所许可。乙未五月，余复赋诗寄之，以答先生之惓惓也。”[97]如果说这段文字还不能显示出他是怀着怎样的崇敬来叙述其事，那么其寄袁枚诗其一云：“太史文章播九州，才名真与古人俦”；其三云：“当今此事推夫子，令我心游白下城。十载识韩虚怅望，一朝御李慰平生”，就足见袁枚在时人眼中已稳居诗坛大宗师之位，有着嘘枯生朽的影响力，所以汪诗结句称“闻道比来频说项，秋风知不负葵倾”。用通常用于对君主的“葵倾”来形容自己的忠悃，这是何等强烈的崇敬之情啊！ 乾隆四十四年（1779），袁枚有《自题》一诗，第一次正面谈到自己的创作宗旨和诗风：“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98]时人或认为他的诗风源于白居易，他感到很意外，也很不以为然。两年后写作《仿元遗山论诗》，在最后表达了对学人诗风的不满：“天涯有客太詅痴，错把抄书都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99]清人诗话、笔记中往往将此诗坐实为指斥翁方纲，其实殊无根据，我宁愿相信它是针对浙派厉鹗的诗风。但无论如何，这是很明确地用性灵概念来挑战时风的宣言。从上引孙原湘的叙述可知，性灵说最初只是流行于江南的诗学思潮，但很快就波及四方，成为诗坛的主潮。到他写作《籁鸣诗草序》时，袁枚诗学“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已是诗坛一致的评价。何承燕说“近代谈诗者好尚不同，彼此龃龉，各持偏见，惟简斋太史论诗最为得中”[100]，应该代表着诗坛相当一部分作者和读者的看法。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袁枚撰《童二树诗序》，回忆自己与童珏互相欣赏而无缘一见的遗憾，假童珏之口封自己为本朝第一诗人： 君有《越中三子集》行世，丙子岁，余读而爱之，无由得见。今春，忽拕舟至，值余浙行，又不得见。及冬初，余往扬州就访之，则君死，永不得见矣。亡何，吾乡诗人周汾来，曰：“先生知童君之愿见先生，更胜于先生之愿见童君乎？君矜严，少所推许，独嗜先生诗，称为本朝第一。”[101]乾隆诗坛自十四年（1749）天津水西庄主人查为仁下世，二十年（1755）扬州小玲珑山馆主人马曰琯卒，诚如杭世骏所说，“查莲坡殁而北无坛坫，马嶰谷殁而南息风骚！”[102]尤其是十七年（1752）贯穿南北两坛坫的重要作家厉鹗下世，而沈德潜也归老还乡，课徒不出，环顾宇内不能不让人平添老成凋谢、坛坫无主之感。在今天看来，说诗坛在乾隆二十年至三十年间出现暂时的真空[103]，也是近乎事实的。在这个时期，什么人或什么诗风出来引领潮流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最终由袁枚性灵诗学占尽风光，实在是人避难趋易的习性使然。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面对艺术前途的选择虽然有新奇的取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更多的选择中，门槛低的门户更容易赢得追随者。这在康熙间已由王渔洋和汪琬的对比所证明。计东《百尺梧桐阁序》称：“我友汪氏苕文、王氏阮亭之著作，今天下稍知向学者，莫不口诵而心仪之矣。苕文性狷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虽百贲育不能掩其口也。其所称述，于当世人物之众不能数人焉。阮亭性和易宽简，好奖引士类，然人以诗文投谒者，必与尽言其得失，不稍宽假。”[104]相比汪琬来，王士禛的门槛较低，所以神韵诗风为人所追趋，而汪琬的古文和宋诗风格从学者就要少得多。袁枚与前代诗坛盟主相比，肯定是门槛低很多的。年辈稍后的诗人兼学者钱泳说：“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自宗伯三种《别裁诗》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105]比照刘克庄“自四灵后，天下皆诗人”的说法[106]，我们也可以说，自袁枚以后，天下皆诗人。袁枚对古典诗学价值观念的全面消解，最终归于对诗人自身身份的消解，而对诗人身份的消解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诗歌创作的一个解放。性灵诗学最重要的诗歌史意义，或者说对诗坛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消解了诗歌的神圣性。袁枚就仿佛是宣扬一阐提人皆可成佛的大乘教宗，《随园诗话》对布衣、寒士、闺秀诗作的表彰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后学纷纷献诗称颂他的才华和影响。如赵同钰《呈袁简斋太史》云“第一名流第一才”，“海内文归大总裁”[107]，黄臣燮《祝袁师简斋太史八十即次自寿韵》云“一代风骚无敌手，六朝烟月是前缘”，“羡杀张为图主客，香山门下坐移时”[108]，无不极其颂美。当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以97岁高寿无疾而终后，其格调之论仍风行一时，并未消沉。只因乾隆四十三年（1778）“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109]。沈德潜从此声名大损，袁枚及其性灵之说遂凌驾于沈氏诗学之上，再无挂碍。回想袁枚虽从乾隆三十年代后便逐渐获得话语权，但仍局限于东南一隅，影响力远不足以同沈德潜相颉颃。沈德潜挟天子诗学导师的权威，别裁古今，诗家无不奉为圭臬。袁枚取沈德潜评判厉鹗之语，奋力反驳，不过是要争夺话语权，而未必意在主张自己的诗学理论。沈德潜竟不作答，也可见老成持重，毕竟袁枚欲藉此扬名的意图毕露无遗。迨沈德潜既卒，袁枚遂独掌诗学坛坫数十年，开启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李怀民于乾隆五十年（1785）岁暮撰《论袁子才诗》，虽对袁枚多有批评，但也不能不承认他“名驰海内几四十余年”的深远影响[110]。 通过以上的梳理不难看出，袁枚登上诗坛，扬名立万，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乾隆元年至十六年，是在诗坛初得才名的阶段；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是声名鹊起的阶段；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二年以后，是掌握诗坛的话语权，执诗坛之牛耳的阶段。弄清这一点，我们对袁枚性灵诗学与沈德潜新格调派、薛雪等性灵派前驱及翁方纲学人诗风的关系及彼此的消长就比较清楚了，乾隆诗学史的脉络也会更清晰地浮现出来。
[1]《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册第646页。[2]钱泳《履园丛话》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206页。[3]朱东润《袁枚文学批评述评》，《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8-147页。傅毓衡《袁枚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石玲《袁枚诗论》，齐鲁书社2003年版。学位论文有王紘久《袁枚诗论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张简坤明《袁枚与性灵诗论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1985年；周佩芳《袁枚诗论美学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8年；有关袁枚研究的回顾，有石玲《袁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汪龙麟《20世纪后20年袁枚研究述评》（《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二文可参考。[4]顾远芗《随园诗话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0页。[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4页。[6]司仲敖《袁枚及其诗学》，广东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7]石玲《袁枚诗论》，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29页。[8]王英志《性灵派研究》，辽宁人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9]范建明《清代诗人施兰垞及其文学活动考论——兼谈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写作时间问题》，《苏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10]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八，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72页。[12]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第304-305页。[17]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册第43页。[18]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一，《袁枚全集》，第1册第7页。[19]查礼《铜鼓书堂遗稿》，乾隆间查淳刻本卷首。[22]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三《湖北巡抚唐公神道碑》，《袁枚全集》，第2册第47页。按：《诗话》卷六亦载此事，第145页。[25]吴孟复辑《刘大櫆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26]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袁枚全集》，第1册第284页。[27]吴宏一《清代诗学资料的鉴别》，《清代文学批评论集》，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9-11页。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已改为“隐隐是对袁枚讲的”，见第514页。[28]袁枚《随园诗话》卷二，第25页。按：事见《赵舍人诔》，《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四，《袁枚全集》，第2册第236页。[29]袁枚《随园诗话》卷九，第217-218页。[30]袁枚《随园诗话》卷七，第181-182页。[32]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四，《袁枚全集》，第2册第234页。亦见《小仓山房尺牍》卷十《与阮芸台宗伯》，《袁枚全集》，第5册第200-201页。[33]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九，《袁枚全集》，第5册第192页。[35]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四，《袁枚全集》，第2册第61页。《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送嵇拙修大宗伯入都》其二：“我昔罢词科，落魄长安街。横山赵夫子，向公称我才。公道人亦好，非独其文佳。春宵许移榻，秋月同衔杯。奖借公卿间，掖我登蓬莱。赠以双南金，资我走风埃。人生出身处，没齿难忘怀。”《袁枚全集》，第1册第398页。[36]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九，《袁枚全集》，第1册第664页。[40]胡明《袁枚诗学述论》，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7页。[41]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袁枚全集》，第1册第31页。[44]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袁枚全集》，第1册第37页。[45]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袁枚全集》，第1册第38页。[46]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袁枚全集》，第1册第42页。[48]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四，《袁枚全集》，第1册第62页。[49]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4页。[50]王英志《性灵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51]袁枚《意有所得辄书数句》，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袁枚全集》，第1册第30页。[52]潘务正《庶吉士外放与袁枚性灵诗学的形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54]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五，《袁枚全集》，第1册第77-78页。[5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8册第314页。[61]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一，《袁枚全集》，第1册第208页。[64]程晋芳《留宿随园临发赠袁存斋》其四，《勉行堂诗文集》，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71页。[67]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一，《袁枚全集》，第1册第443页。[69]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四，《袁枚全集》，第1册第259页。[71]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袁枚全集》，第1册第271-272页。[72]傅毓衡《袁枚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73]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126页。[74]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袁枚全集》，第1册第279页。[75]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九，《袁枚全集》，第1册第378页。[76]袁枚《哭蒋心余太史》，《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一，《袁枚全集》，第1册第739页。[77]袁枚《遣兴》其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袁枚全集》，第1册第279页。[78]袁枚《遣兴》其三，《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袁枚全集》，第1册第279页。[79]袁枚《遣兴》其五，《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袁枚全集》，第1册第279页。[80]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袁枚全集》，第1册第281-282页。[83]王英志《袁枚评传》第四章“主盟诗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84]严迪昌《清诗史》，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8年版，下册第721页。[85]范建明《清代诗人施兰垞及其文学活动考论——兼谈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写作时间问题》，《苏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86]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七，《袁枚全集》，第1册第352页。[87]李宪乔《凝寒阁诗话》，《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230页。[88]袁枚《再答李少鹤尺牍》，《小仓山房尺牍》卷十，《袁枚全集》，第5册第206页。[92]许隽超整理《王友亮集》，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页。[93]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94]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一，《袁枚全集》，第1册第445页。[95]孙原湘《籁鸣诗草序》，《天真阁集》卷四十一，嘉庆刊本。[97]汪玉珩《朱梅舫诗话》，乾隆四十六年刊巾箱本。[98]袁枚《小仓房诗集》卷二十六，《袁枚全集》，第1册第570页。[99]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袁枚全集》，第1册第596页。[101]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八，第2册第493页。[102]杭世骏《吾尽吾意斋诗序》，《道古堂文集》卷十一，光绪十四年汪氏振绮堂刊本。[103]田晓春《凭仗君扶大雅轮——从樊榭集外书札一通之考证论厉鹗在雍乾诗坛的地位》，《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104]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刊本。[105]钱泳《履园丛话·谭诗》，上册第240页。[106]刘克庄《跋何谦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四部丛刊初编本。[107]赵同钰《呈袁简斋太史》之一、之二，《邻㳯阁诗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清钞本。[108]黄臣燮《祝袁师简斋太史八十即次自寿韵》之三、之九，《平泉诗稿》卷三，道光十四年刊本。[109]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册第10512页。[110]李怀民《论袁子才诗》，《紫荆书屋诗话》，《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104页。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封面摄影：党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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