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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生小言》问世以来，朋友们有说有趣的，有说有用的，也有指出疏误的，我都欣然接受。一本书能让人耐心读完，作者总会很满足。天涯网站曾有很长的批评帖子，诸多高人像用篦子似的将它梳了个遍，挑出一些错误。我曾想回应一下，表示感谢，却无法注册登录，只得在北大中文系的BBS上回应了一下，这里再一次表示感谢，顺便也想作点解释。 《小言》毕竟只是历年累积的札记，并非《管锥编》那样穷毕生精力造就的名山事业。即便像《王渔洋事迹征略》、《清诗话考》之类，在他人或系毕生术业所在，于我都属于为做研究所作的一点文献准备，固难望尽善尽美；《小言》更是做研究的残墨余渖，记录一些资料，一些想法，取愚者百虑一得之意，如是而已。承众网友垂青（也许是垂白），细加校读，甚或讥哂有加，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记忆中只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才能享受这种待遇，钱先生的著作每一种都有许多钱学家为之校核，挑出其中的错字或异文。《金陵生小言》哪里值得费那么大功夫!众网友如此细致地校读，复出以种种轻蔑讥讽，无非是要证明他们都比我高明、渊博而已。实则我的学问很有限，即便比我高明，也证明不了什么呵。何况有些错误也不是什么常识问题，如《孟邻堂文集》堂误作唐，黄遵宪作尊宪之类，只不过是在图书馆匆忙打字，时有鲁鱼豕亥之讹；也有一时笔误，如樊樊山名写作樊稼祥之类。最典型的是141页录黄仲则女《百字令》，标点亦有误，承刘梦芙先生指出。这也是在图书馆匆忙抄录，随手标点，事后又忘了核对词谱的缘故。 黄季刚先生日记中曾说“阅书太速，必有破句”，并记“昔于先师刘君（师培）处，见焦理堂点戴君《屈原赋注》，破句甚多，不知其繇。积疑多年，今始解矣”。我也曾在凫道人辑《旧学盦笔记》中读到所举“通人之误”三则，其文云： 姚姬传先生《今体诗钞》林和靖梅诗下注，以青丘“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一联误为和靖作；阮文达集误以小杜“天外凤皇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一绝为遗山《论诗绝句》。两先生博极群书，此等村塾尽晓之句，断无不知之理。当因偶然笔误，遂致传讹。独怪两书刻自子弟门人之手，不知经几番校雠，乃无一人觉其误者，以致翻刻踵谬，疑误后生，甚可异也(桂未谷亦以义山《乐游原》五绝误为陈大士作)。 近读程午桥笺李义山诗，于上卷《过郑广文故居》“可怜留著临江宅，异代应教庾信居”注中已引老杜“江山故宅空文藻”句，于卷中《宋玉》一首又注云老杜《咏怀古迹》云“可怜留著临江宅，异代犹教庾信居”云云。相隔才一卷，即以李为杜，且误三字，真可谓大忘者矣。当时订其稿者为厉樊榭、马秋玉诸公，亦无一人发其覆者，亦是怪事。朱竹垞太史以五凤二年刻石为砖，钱竹汀詹事以杨绍瓦莂为石，当由只见拓本，故致斯舛。此小失不足辨，特恐两公名重，后来金石家或据为典要，故著于此。然则通人也不免有此类难以解释的疏误，我辈远非通人，引通人之例不足以文过，只是想说明，有些时候人很难想象会犯什么错误。从来不犯错误的学者只有一种，就是只读不写的。所以，发现错误，在作者固当坦然改正，引以为戒；在读者似也不必求全责备，有错像凫道人这样指出即可，若因而哂笑姚鼐、阮元、桂馥学问糟糕，甚至矜矜自得，以为前人学问都不如自己，那就比通人之误更可笑了。 我中学时代虽几乎未接触古籍，但大学时代读古书颇多，许多著名的笔记都是在大学时读的，年久失忆，往往昧于出处。像《冷斋夜话》、《涌幢小品》等书，都是大学时读的，二十多年后读张翼廷笔记言生平五恨条，彭渊材原话早已无印象，又未核朱书，遂将张翼廷所抄之文误会为自述。《管锥编》也是大学时代所读，后来读顾炎武《广师》，引清人几条资料，却不记得钱先生已有定论。好在我引的资料不见于钱书，应该还有一点价值。像这种多年累积而成的著作，往往会出现类似情况，甚至同引一书，前后用的版本也不一样，其间的苦衷非亲历不能体会。以前我在谈研究清代诗学的体会时曾说过，清代文献浩繁，而收藏又极分散，大多数要坐在图书馆阅读，一条资料过眼，以后想起来觉得有用，怎么也找不出来。所以我每看到一些稀见的资料，便记录下来，希望给学者提供一些线索。然而正如赵翼诗所言：“偶得一奇闻，如获珠满斛。岂知博学人，胸中已烂熟。”（《杂书所见》）个人学力见识有限，自以为是有价值的东西，在旁人或只是常识，不免贻讥于大方之家。 当然，也有些网友的商榷属于未理解我的用意。如《小言》246页云：“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卷四十三评陈师道《病中六首》之六：'比较清稳，三四亦小巧。’此比较作副词用例。”有网友指出，“比较”作副词乃是舶来品，系译自英文comparatively，只出现在民国以后的白话文中，文言中是不会有的。实则我也正是因为古汉语中“比较”用作副词少见，才记下这条文字的，只不过所据黄山书社版《瀛奎律髓》，偏巧“比”是“此”之讹，为手民所误罢了。再如第83页说：“予谓只可据石刻订诗集之讹，焉可据刊本疑石刻也。”网友云： 其实，诗集与石刻之异不过在一刻于木上，一刻于石上而已，二者都是要靠人来刻的，是人便难免犯错。何以刻在木上便有讹，刻在石上便必定无讹？对比蒋先生的见解，不禁深感古人的高明。朱熹在《韩文考异》中多次批评方崧卿《韩集举正》迷信石本之'可笑’。说：'安知非其书者之误，刻者之误，次或非所亲见，则又安知非传者之误耶？’据我所知，石刻闹的最大的笑话是，舒州山谷石牛洞所刻的王荆公、黄山谷题诗，主名正好和二人的文集颠了个倒，据寅兄的意见，难道二人的文集都要根据石刻一一改过来，将王诗换作黄诗、而将黄诗易作王诗吗？”按：《小言》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是作为一般原理提出的。游记题名一般都是当时所题，随后使刻工镌之，古人出游甚至有带着刻工的，像铁崖张公洞题名怕是当时所刻，比诗集传抄翻刻要更可靠。在这种情况下，自应以石刻校文本，不应以文本疑石刻。有些较早的碑刻，文字也胜刊本。袁文《瓮牖闲评》卷五曾言：“苏东坡诗云：'关右玉酥黄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况末句又云：'明朝积玉高三尺。’无用两玉字之理，则是土字无疑。”然名胜题诗，多为后人所刻，容有错谬，与题名不可相提并论，再推而广之，以考量所有石刻，就更没道理了。还有，《小言》第162页：“女子作诗赠夫，常称赠外、赠夫子。或称良人，仿唐人也。”傅杰先生引《诗经·绸缪》'良人’毛传，认为汉人已称夫为良人，有网友更引《孟子·离娄下》以实之。实际上，我说女子作诗称夫为良人，系仿唐人，是相对《诗经》而言的。《绸缪》的“良人”我认为是妻，唐诗中称良人则指丈夫。这里强调的是“女子作诗”，而不是考证良人的出处。必斤斤数典，就未免高叟之固了。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感谢这些网友的，毕竟让我知道书中存在许多疏误，校改一过，也很高兴。我自觉才疏学浅，力求将勤补拙，但鄙陋之处所在多有。这次承俞国林先生厚爱，《小言》获得修订重版的机会，谨此向所有阅读、批评此书的朋友鸣谢，并请学界方家再加批评，匡我未逮。这次重版，责任编辑张伟先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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