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评之成为学问，似乎到九十年代才为国内学术界意识到，若干批评学概论著作继踵问世，但较文学原理著作已太晚而且太少了。究其原因，难道是中国缺乏文学批评的传统吗？倒也不然。在中国古代，对文学批评的重视、批评成果的积累和实际成就远过于文学理论。最初问世的几种研究古代文论史的著作都命名为“批评史”，正是这种历史的反映。然而即便如此，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理论分析，对批评较少关注。像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这样专门并有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我隐隐感到，学者们对批评之为学，还是不免轻看。研究古代文论的人固然都盯着理论，而研究古代文学即做古代文学批评的人也很少对批评本身进行反思。结果，不仅对古代作品的艺术批评在技术水平上总不能有较快提升，对批评学的总结和反思较现当代文学界更是明显地滞后，迟迟不能上达。为此，当几年前大雷兄告知他要做《文心雕龙》的批评学研究时，我极为赞同，以为这是一个很有学术眼光的选题，而且非大雷兄不能做好这个题目。 依我的理解，文学理论乃是一门经验学科，其认识框架和基本结论建立在对文学创作实践的丰富知识和深入研究之上。历观古今中外杰出的理论家，无不兼为优秀批评家，精通文学史，对某种文体、某些作家有深入的研究。可以断言，一个杰出的理论家必定是优秀的批评家，而一个卓越的批评家也必定具有出色的理论见解。远的不说，只要看看二十世纪的大家，像爱略特、克罗齐、本雅明、巴特尔、韦勒克、弗莱、布罗姆，就可以知道此言是否有理。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所以鲜有建树，根源也不外乎理论家很少研究文学创作，对文学不具有深刻的理解，因而他们写出来的文学理论，不是照搬别人的就是错的。新时期二十年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只学会了像别人那样谈论文学，却没学会像别人那样研究文学。更糟的是邯郸学步，非但未得其美，连自己的故步也忘却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恰恰是与批评紧密结合，所有杰出的理论家首先是出色的批评家，许多人同时也是不错的作家，他们的理论来自于对他人作品的细致揣摩、研究，印证以本人的创作经验，所以往往有独到的造诣。他们的理论总是依托于丰富的创作经验，有强有力的批评实践支持，在很多情况下，理论见解正是在批评中不经意流露和表达出来的。即使是《文心雕龙》这样体系井然的文章学理论著作，其间也包含着大量的作家作品评论和文学史论，让人感到作者的所有结论都是由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自然生发的。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又怎么能理解《文心雕龙》呢？  问题的确就是这样，不深入研究文学，就谈不上研究文学理论；而不研究古代文学呢，当然也就谈不上研究古代文论。对古代作家作品的批评是古代文论的基石，也是我们接近、进入古代文论的台阶。批评，成为我们和古代理论家交流的通道，成为古今人迈向理论境阈的共同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具备古代文学批评的知识和实践，今人才具备理解古代文论的能力，才拥有与古代理论家沟通、交流的资格。记得我们刚入学不久，先师程千帆先生就给每人发了一套《文心雕龙》所涉及的古代作品汇编，那是先师平生最服膺的刘永济先生编纂的读本。前辈学者就是这样研读《文心雕龙》的，同时要研究刘勰研究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文心雕龙》批评学这个题目，非大雷兄不能做得好。因为他潜心攻治中古文学已二十年，刘勰主要批评的汉魏六朝文学，也是他专攻的领域。从《中古文学集团》、《鸿沟与超越鸿沟的里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史）、《文选诗研究》到《诗人·文体·批评》，我分明看到大雷兄从文学史研究、文体史研究走向文学批评研究的稳健的脚步。根据我自己的体会，这种学术视点的转移，大约与学术史的意识，与批评经验的升华有关。在对一个对象有深入研究之后，就比较容易理解前人的立场和看法，而对后人不免隔膜的见解不以为然，进而萌发自己重作阐释和评价的冲动。我自己就是这样从唐诗研究走向诗学史的，不知道大雷兄是否有同感。 千帆先生曾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指出：“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已有不少人从事，后者则似乎被忽略了。实则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是传统的做法，注意这样的研究，可以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并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加以发展。”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当然是通过批评来实现的。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的生命所在，由文学批评入手探讨文学理论，是触摸文学理论生命之本的努力。一切有成就的学者都是由此努力而获得成功的，包括大雷兄师从的詹锳先生。 詹锳先生是古代文学领域少数有多方面成就的杰出学者之一，尤以《文心雕龙》和李白研究享誉学林。大雷兄承先生专家之学，多年来成就冼练、通侻的学术品格。这部《〈文心雕龙〉批评学》探讨的问题，涉及刘勰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第一章论刘勰对待批评对象材料来源的重徵求验，第七章论刘勰对历代批评家的批评，第九章论“见异”的方法论原则，第十章论刘勰的批评观，都显出作者对文学批评原理本身的重视，陈义相当之高。第四、五、六三章分别从作家风格、个性和政治的角度分析《才略》、《体性》、《程器》，第八章论批评的戒忌，也剔抉得极为细致，有作者一以贯之的思考周密的特点。文章具在，毋须枚举评说。值得指出的是，书中各章都是在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写得很结实，不像时下许多书，一把小米煮一锅粥，学术含量稀薄。大雷兄这部著作，我相信是经得起时间销磨，有生命力的。 昔大雷兄《文选诗研究》杀青之日，驰书征序，倏忽竟已四载，不觉岁月去人之速，悚然心惊。无以自慰，无以自解。学者的生涯岂非就是如此往来于文字——毕生精力消磨于青灯故纸，一腔心血化作三两卷书？往者不可追，来者不可待，惟有读之思之奋笔而书之的至乐，让生命变得生动而充盈。惟此之故，每见友人有新书授梓，都内心溶溶如有新生命诞生的欣喜。书稿读毕，思如潮涨，乘兴落笔，以为小引。时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同学弟 蒋寅并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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