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贞观吏治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谢国荣
【摘要】
“贞观盛世”或“贞观之治”的成因学界有多种说法，但笔者
以为首推吏治。唐太宗主要采取了四条措施：一、唯才是举，选贤任能；二、“三分相权”，分工合作；三、加强督察，惩恶扬善；四、尊崇谏官，广开言路。通过这四条措施，有效地扭转了隋炀帝以来至唐武德年间吏治腐败的局面。总结“贞观之治”吏治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唐贞观年间(623-649)，政治清明、武功显赫、国泰民安、四夷宾服，为史家称颂，誉为“贞观盛世”或“贞观之治”。据《贞观政要》载，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平民百姓）。商旅野次（住宿），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五岭以南地区)，自山东(太行山以东)至于沧海，皆不赍(携带)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⑴。虽不免溢美之词，但考诸新、旧《唐书》及《通鉴》，其说亦多相类，史家们总不能全肆抄袭或随意褒贬吧。
考察“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当代史家们多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达于鼎盛的产物，是君臣和睦，励精图治的结果，尤与一代英主李世民的治国方略有关，比如他深识“载舟覆舟”之理，仁恕爱民，轻徭薄赋；缓刑慎罚，务求公允；选贤任能，从谏如流；经略四方，恩威并用，等等。有的则概括为“轻赋税”、“用人才”、“强政治”等。但“用人才”，选贤任能、从谏如流，“强政治”等，均属于“吏治”或与“吏治”相关的问题。所以，笔者以为，“贞观之治”出现的至为重要的原因当首推其吏治。因为仁恕爱民、轻徭薄赋，缓刑慎罚、务求公允等，均有赖于官吏来实现;更重要的是“贞观之治”是在一个吏治黑暗、贿赂成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魏晋吏治之黑暗，隋炀帝之骄奢，已为史家所公认。就是唐高宗武德年间也流行着“贿赂公行”的劣迹。据《旧唐书》载，李世民曾指责他父亲时代的第一高位的权臣裴寂说：“武德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⑵特别是那些投降唐高祖的隋朝官员，一个个阿谀奉承，奢侈糜烂。如当时官至中书令的封伦表面上谨慎温顺、朴素节俭，而背地里却“交宫府，贿赠狼藉”⑶。再如官至侍中的宇文士及，也“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极奢侈”⑷。至于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为了政治权利斗争需要，更是结党同盟反对秦王李世民，厚赂嫔妃、大臣及世民部下。可见在吏治方面李渊没有给他的儿子打下什么良好基础，相反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李世民是怎样改变这种局面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贤任能，人尽其才
君子贤才如月如星，与日交相辉映；小人奸佞如雾如云，常使日
月无光。然则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人尽其才，言之容易，行之唯难。李世民可谓做到了言行一致。他认为“致治之本，唯在得人”⑸。“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材（才）”⑹。又谓：“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属臣既有建成旧部魏征，降将尉迟敬德、李靖，也有群雄李勣。足見他用人无私，不念旧恶，不问出身，不拘一格。更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对人才从不求全责备，而是知人善任，扬长避短。他说：“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怯勇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⑻所以，对于魏征，他用其敢于犯颜直谏；房玄龄，他用其深谋远虑；杜如晦，他用其果决善断，等等。故时有“房谋杜断”之说。除朝廷重臣外，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太宗也非常重视。他曾对侍臣说：“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唯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⑼
与用人直接相关的是选人和育人。太宗选人之途一方面是下诏求贤，另一方面则崇尚儒术，遍设科举，广开仕途。下诏求贤乃古代仁君一贯传统，姑且略而不论，单就科举取士而言，虽不是太宗发明，却是到了他的手里才臻于完善。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盛行，选人任官看门第高低，轻实际才能，秦汉以前的人才招聘制、察举制遂徒具虚名，裙带之风愈演愈烈，高官重权为豪门所垄断。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隋炀帝大业年间始设进士科，以文学取士，是为科举制度的开始。太宗即位，迅速将这一相对公平的选人制度广泛推开，遍设科举，广聚天下英才。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唐代有文举武举，单文举科目有进士、明经、秀才等，其中以进士科最盛。尽管在唐代中举之士只是取得了做官资格，不能马上做官，要得到实际的官位还须经过吏部的“试选”，如试选不合格，只好等待或者到地方官那里去做幕僚。但是，科举选才毕竟相对客观，有助于消融门阀垄断仕途的情况，使大批庶族知识分子有了进身的阶梯。不仅如此，与科举相关的是李世民还特推崇儒家之道，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新唐书?选举志》云：“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⑽由于李世民崇尚贤人治政，唯才是举，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加之他善于兼听，从善如流，从而造就了“贞观一朝，人才济济，各能以一技之长显用于时（封德彝语）的局面。
二、“三分相权”，分工合作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制变革始终围绕着“尊崇皇权”这一主题。秦皇汉武及光武帝刘秀，大权独揽，事事躬亲，三公、宰辅如同虚设。然而这样一来，皇帝又不堪其重负。还政于相，又造成了权臣当道，王莽篡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的局面。如何处理好君权与相权及其百官之间的关系，既使他们诚惶诚恐忠于主上，又能勤勤恳恳为主上分忧，常常成为历代君主不得不思考的首要问题。唐太宗绝顶聪明，深识收权与放权的奥秘，并较为恰当地把握了其中的“度”。他承袭隋文帝开创的五省、六部、九卿制，加以增益改良，将宰相的行政权力一分为三，先建成“三省驳议”制。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其关系原则上是：中书省决策制定法令、门下省审核法令，最后由尚书省执行法令。尚书省的首长是尚书令，下面分设左右两仆射，分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管理一切行政事务。因为唐太宗曾为尚书令，故尚书令一职，常虚而不设，实权则落在左右俩仆射身上，所以尚书仆射常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中书省的首长是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官制规定“中书省”“执掌全国之政令”，是根据天子的意旨，撰制国家的诏命法令，所以中书省也等于一个帮助天子决策和立法的机构。门下省的首长是侍中，下有侍郎，或称黄门侍郎，及谏议大夫等。职责是负责审核中书省的法令。可见门下省也可称为监察部门。行政程序原则上是这样的，首先尚书省根据皇帝的意志做好行政计划，或中书省直接根据皇帝的旨意，充分考虑同意后草拟法令，起草后还要署行而过门下省，由门下省审核，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奏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的省审，给事黄门侍郎的驳正。一个诏书法令，往往要经过多少次的往复检讨，说明唐代决策之审慎，这制度谓之三省驳议制度。但只有分工而无合作，难免经常出现矛盾，最主要的就是门下省审查太严，扣押政令太多，有碍办事效率。太宗有見及此，遂分工合作，设政事堂，协调三省，建立起了“三省合议”的行政模式。程序是：三省长官先在政事堂与皇帝决定政策，再交中书省议定细则；接着由门下省审查，最后交尚书省执行，如果尚书省认为执行上有困难，亦可驳回。此外，太宗又将一些次级官员，冠以“参知机密”、“参知政事”等名衔，让他们入政事堂论政，以加强三省的议事能力。这样一来，宰相再不是一人，而是由多人组成的小集体。于是，“三省”既有明晰分工，各司其职，又能互相制约，通力合作，共同一起尽忠皇事。这就是现代一些学者所谓的中国古代的“三权分立”。
三、加强督察，惩恶扬善
太宗深知，光是分权治政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百官有所监督、考察，分明赏罚。所以，从贞观初年开始，就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完整的考察官吏功过得失、弹劾惩罚官吏罪恶的制度。
先说考核。考察官吏功过得失主要由吏部负责。据《新唐书?官志》载，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负责文武百官功过、善恶的考核方法及其操行情况。对死了的官吏还要把他的情况“传于史官、谥于太常”⑾，推究他的功过得失；而对于“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⑿。其考核方法，地方部门官吏是由每个部门的长官，每年对所属人员进行考核，较其功过，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并在本部门或本位全体人员会上宣读。而对于朝中的四品以下的官员则由吏部直接考核，并分门别类冠以各种善名或恶名，如“四善”和“二十七最”等。然后根据“善”、“最”多少同样分成上述九等。考定后，还要把这些官员集中到尚书省，按等次先后宣读名单，然后上奏皇上。至于亲王及中书、门下、京官三品以上和都督、刺史、都护、节度、观察使等地方主官，则“奏功过状，以核考行之上下”⒀。做完这项工作，吏部还要按照有关规定，对被考核人员提出赏罚意见，该晋升的晋升，该加俸的加俸，该降级的降级，访减禄的减禄。真枪真弹，针针见血。仅贞观二十年（646年）对刺史县令以下的地方官的考察，就有上千人因政绩不佳受到惩处，七人因犯罪被处死，二十人得到提拔。
再说弹劾惩戒。如果吏部的考核偏重于奖勤罚懒、奖优罚劣，那么，御史台则主要是弹劾百官、惩恶除奸。提高御史台的地位和设十道观察使是太宗监督大臣和地方郡、县长官的重要举措。唐朝的国家行政大权集中于“三省”“一台”。“一台”就是御史台，其权很重。它有直接弹劾百官权，又有与中书、门下两省诘问百姓冤情权。大事要案奏请皇帝圣裁，小事小案则可单独办理。如有刑狱案件，又可以“与刑部尚书平阅”。皇帝出行，他们又“乘路车为导”。上朝集会，则负责组织会场、维持秩序。在整顿吏治当中起着重要作用。州（郡）、县长官的监督亦由御史台属下的巡按使负责。唐除沿袭隋制，实行州、县二级制，州长官称“刺史”，县长官仍称县令。贞观元年，太宗另把把全国分为十道，作为全国的监察区。每道设巡按使一人，副手判官二人，事务多时则临时加人办差。主要负责监察“官人善恶”；“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农桑不勤，仓库减耗”；“狡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甚至战伐获大胜，也要“数俘馘、审功赏，然后奏之”。“屯田、铸钱，岭南、黔府选补，亦视功过纠察”⒁。通过这条措施，有较地控制住了地方长官，克服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地方“诸侯”阳奉阴为、欺上瞒下的历史积弊。
四、尊崇谏官，广开言路
孔子说：天子有诤臣七人，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不失其采邑；士有诤友一人，不失其家。为了减少政治失误，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失误，古代设立了谏臣或言官一职。但历代君主多拒谏饰非，未能充分发挥谏官职能任用。唐太宗则不然。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才识和气度的君主，也是最能纳谏的皇帝。《贞观政要》讨论谏诤的篇幅最多，分别有“求谏第四”、“纳谏第五”，并附“直谏”故事多则。在唐太宗自著的《帝范》里，也把“纳谏”作为皇帝的一大规范之一。太宗常谓臣下曰：“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則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⒂所以他规定宰相入议国事，必由谏官陪同，遇误即谏。如贞观四年令修洛阳宫，因给事中张玄素力谏而止，魏征、王珪、李百药均是当时著名的谏官。魏征更曾数十次犯颜直谏，气得太宗直嚷要“杀此田舍翁”，但最后还是接纳了魏征的谏言。魏征死时，太宗感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征殂逝，遂亡一镜矣。”⒃后来太宗征伐高丽败回，更后悔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⒄贞观一朝，君主刻意纳谏，实减少了不少施政失误，亦奠定了唐代开明的政治风气。
上述四个方面，是唐太宗扭转武德年间吏治腐败的关键措施，也是他取得“贞观之治”主要原因之一。总结“贞观之治”吏治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在用人选才方面，唐太宗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扬长避短等做法，在今天并不过时，甚至可以说，我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及唐太宗。他所创立的“三省合议”行政模式、十道巡察制度，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有效地实现依法行政、反腐倡廉、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等，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至于他虚怀若谷、纳谏如流，高度重视谏官的作用，自觉听取反对之声，创立谏官参与议政制，更需要我们从头学起。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唐太宗的吏治措施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维护皇权独尊为根本出发点的，尤其是他的“三分相权”或“三省分治”更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因此，“三省分治”根本不可能与现代社会的“三权分立”相提并论。“皇权独尊”下的“三省分治”从根本上说是人治而非法治，是分是合全由皇帝一念一言。因此，这种政治模式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唐太宗为一代英主，所以在他领导主持下的“三省分治”取得显著的成功。但随着他的去世，“三省分治”也就逐渐名存实亡了。
【注释】
（1）见《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2）见《旧唐书·列传第七》。
（3）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五》。
（4）见《旧唐书·列传第十三》
（5）见《贞观政要·择官第七》。
（6）见《旧唐书·太宗本纪》。
（7）见《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
（8）见《帝范·审官第四》。
（9）见《贞观政要·择官第七》。
（10）见《新唐书·志第三十四》。
（11）（12）（13）均见《新唐书·志第三十六》。
（14）自监察“官人善恶”至“亦视功过纠察”等引文均见《新唐书·志第三十八》。
（15）见《贞观政要·贡赋第三十三》。
（16）见《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17）见《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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